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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见证了人们通过文明来控制社会交往所做出的强烈努力。变革的起源通常归因于两本对比鲜明的图书的出版，即伽斯底里奥内的《廷臣》（1528）和伊拉斯谟的《论礼仪》（1530）。伽斯底里奥内忙于应对那些希望在法庭上大放光芒的人，这需要重视美学：成为绅士是一种艺术，需要冷静和优雅，一种难以描述的好品质，从而使得他区别于普通人。伊拉斯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仪态的社会效益是清楚而普遍的，故贵族可以拥有适合他们身份的礼貌行为，谦卑的百姓可以通过教育来弥补他们出身上的不足。相比之下，伽斯底里奥内笔下形象意识浓重的廷臣都有区别显示，伊拉斯谟则将文明视作内在品德的标志。行为正直是具有象征性且真实的：姿态是内心正直的迹象，而说话时咳嗽则是说谎的标志。这两本书都大受欢迎，《廷臣》（18世纪前再版130次）一书的内容在德拉·卡萨的著作《礼仪》（1558）和瓜佐的《市民谈话》（1574）中被细化，形成了意大利礼仪的基础，该礼仪则在16世纪征服了欧洲。在16世纪结束之前，《论礼仪》具有欧洲所有主要语言的178个版本，在文法学校成为关键性文本，于文艺复兴时期为扩大的社会精英提供了人文主义教育。
新的文明驯服与控制暴力，在文明化进程的概念中，这是不言自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从16世纪中期以来，暴力事件显著增加。其原因有三，第一，绅士行为的新模式培养了一种荣誉准则，即鼓励男性的进攻行为；第二，文明本身并不能限制暴力，它需要在文明，也就是礼仪的法律和民事精神两者中做出区分，礼仪很容易被滥用与误解，这同样会引起暴力事件的发生；第三，宗教改革为民事行为准则的认知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会产生公民社会的再概念化，在经历了宗教分裂、市民冲突之后方能醒悟。
骑士制度强调对上帝、对君主服务的等级关系，文艺复兴文明的新文化准则则象征着能够改变社会精英的激烈个人竞争，而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标志，即是决斗的发明。决斗很快就发展出它自己的仪式，人们雇佣充当准司法角色的助手以确保比赛公平，且决斗的规则能够妥善管理挑战。在1550年的意大利，决斗被大规模地编入法典。决斗首先从意大利传播到法国，继而在16世纪末传播到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有严格的法律禁止决斗，在那儿，荣誉仍然和对君主政体的服务紧密相连，对决斗基本保持免疫。决斗是为了荣誉而战，在我们眼中是轻视、直觉、小罪过等琐碎的混合，对骑士来说则必须履行其义务。荣誉不仅仅只是一个道德标准，像魔法或基督教一样，这是一种世界观：“荣誉渗入每一个意识层面，你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你如何保持身体，你合理的期望以及你对他人的要求……这是你的存在性。在以荣誉为基础的文化中，没有独立于他人尊重的自我尊重。”因此，荣誉是公共财产，“获取荣誉的最短途径是攫取别人的荣誉，这意味着荣耀的人将会遇到挑战，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防他人对自身荣誉的冒犯与挑战”。 [5]
决斗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的争端解决方式被打破，例如通过战斗进行审判不再流行。这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现象，因为它结合了两个崇高的理想：道德的胜利与所有受人尊敬者本质上平等。没有盔甲使得比赛场上的战斗十分公平，人们不再需要大量昂贵的设备、大量支持者来对名誉实施防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斗是民主的，荣誉领域对所有有时间学习如何防卫的人开放，而不再只是狭隘的骑士阶级所独享的了。从15世纪起，这一有闲阶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不断扩大。技术的进步使得剑更轻更强，更强调灵巧而非蛮力：需要击剑者优雅运用方能发挥其敏捷性。冷静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廷臣视作决斗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轻剑开始成为时尚用品，相较于其他贵族装饰，例如一栋豪宅，它们比较便宜且被广泛使用。通过轻剑，可以马上对持有者的地位进行辨认。看到剑尖可以立即知晓挑战者的地位。决斗还与性能力紧密联系，虚张声势的求爱者不仅准备并且鼓励丈夫和竞争对手们前来挑战。
因为决斗被官方谴责，故而决斗的支持者们转向古人试图寻求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履行义务的概念来自罗马法。西塞罗的《论义务》，一个标准的文法学校文本，提出反对暴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这样的想法十分普遍。高乃依的《熙德》（1637）一剧中有这样的描述，即“不惩罚正义性的复仇”。对荣誉的崇拜因寻求永恒认可而变得神圣。一种美好的、授予声誉的死亡方式，这是一种人间的、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死亡观，绅士对死亡的漠视标志着他和平民的不同之处。难怪其批评者说决斗是非基督教的。而决斗的支持者则认为，决斗有其价值，它通过建构公平比赛从而减少暴力。当然，“有许多上层社会的傻瓜准备观察决斗的细节，交战双方的许多人足够聪明、能够确保暴力尽可能有利于他们的情形衡量”。 [6] 同时代人都意识到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发生。弗朗索瓦·德朗乌埃注意到，在他的一生中，侮辱方式有所改变，“甚至是一个锋利的目光都会被视作带有侮辱性，一个诽谤或是错误的观点就会招致战斗：如此棘手以至于刺伤是我们每日的交往”。 [7] 在英格兰，“即使是现在，我们之间也会认为，一个谎话连篇的人是十分可耻的。通过拆穿谎言，一些伤害可以避免。倘若他十分重视他的荣誉和地位，无法卸下自己背负的重担，人们即可以打击他所拥有的，或是通过格斗来挑战他”。 [8]
伊斯拉谟在礼仪和文明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对其他人的进攻是仁慈的，这是文明的主要优点。”但在实践中，破坏文明会被视作是轻蔑的标志，遗漏的侮辱包括失败：“尊重他人的权利，特别是显而易见装腔作势地拒绝别人的时候；一个附庸在经过他的主人面前时，没有给他一个真诚的问候；一个人遇到治安法官时表示出轻蔑的样子……一个下属对他应该给予服从与尊重的人缺乏应有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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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提供了关于这一后果的显著证据，在英国，关于座位的争论导致教区居民“互相用针刺，干扰已经逝世邻居的坟墓，鼓励马在对手的座位上排便”。在1608年的法国，事情更加恶劣，“在那里原则导致了法国贵族争执、争吵、分裂……这一点在教堂和他们的荣誉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谁在生与死之间最为高尚……谁将领导队伍……谁将先获得受祝福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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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2年的意大利，“在那不勒斯王国，在阿布鲁佐、马尔什和罗马涅，教堂里每天都会发生最残酷的族间仇杀和谋杀”。
礼仪本身并没有减少暴力，卡斯蒂廖内评论法国的荣誉是“抛开礼仪的自由与亲近”，在采用了意大利礼仪之后，改变发生。回顾1685年，阿姆洛·德拉·奥赛把转折点放在16世纪50年代，“介绍了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法国的决斗，在过去的120年里，决斗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和最激烈的内战一样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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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因其对正式礼仪的不宽容而闻名，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变得暴力。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荷兰共和国曾宣称要成为最和平的国家。
决斗没有取代传统的争论模式。16世纪暴力爆炸的原因之一是决斗的方式加剧了传统的不和，这一传统不和早先曾通过基督教的调解有所缓和。在意大利和法国，内讧和内战将长期不和转变为一个有毒的社会政治问题。意大利战争（1494—1559）和西班牙、法国的霸权斗争一样，是一场内战。它们带来的遗产是一些通过暴力上台、缺乏合法性的新政权。出于这些原因，族间仇杀在19世纪上半期达到顶峰。摩德纳的一本日记中解释道：“今天（1608）有这么多遭遇战，战争都十分血腥，这太过于冗长乏味而无法将他们全部详细叙述。” [12] 在博洛尼亚，族间仇杀的循环在17世纪50年代和17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夺走了一百名贵族的生命。法国宗教战争引起了一个长期不和的恶性循环：“一个施予好处进行补偿，另一个采取残酷报复；一个人以叛国罪的名义用剑实施了对他敌人的杀戮，一个人对于相似的小战争做了一个集合；常常是一人争辩，二十人因一人冒犯上位者而死。” [13] 在亨利四世（1589—1610）统治时期，有6000至10000人死于决斗，前半个世纪，因反叛事件迭出，王朝的不稳固性不断上升，并于投石党运动（1648—1653）的内战时期达到顶峰。直到17世纪60年代，杀人犯罪率仍然持续走高。在德国，传统上认为，1495年的《帝国永久和平条例》废除了世仇，但是仇恨和敌意并不容易被压制。有大量证据证明，世仇一直存在，直到其被三十年战争吞没。
虚张声势使得决斗的奇事被浪漫化，掩盖了事实。17世纪的参与者很少使用决斗这个词，他们更喜欢谈论“对决”。与不合法的决斗不同，对决是偶然发生的，因此是入情入理的。对决允许火器的使用，允许有大量的参与者，这样一来，使得专业力量的雇佣变得十分重要。在德国，人们竖起赎罪的石制十字架来纪念受害者们，以传统的德国方式在世仇中密封和平。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些偶然性的冲突导致了大量的杀戮，展示出17世纪上半期私人战争的持续性。在英格兰，流血事件是很罕见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星室法庭监督。
一个人如果尤为辉煌，即意味着他抹杀、掩盖、动摇了他的对手。因此，卡斯蒂廖内的继承者表扬了其慎重性。瓜佐的《市民对话》（1574）是意大利最后一本有影响力的行为指导书。在17世纪40年代，这一点得到公认，即“法国在各方面都是礼仪的中心，他们每一天都在被教育并获得提高”。 [14] 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暴力上升的不同反应。从16世纪70年代起，意大利人发展出荣誉科学，即骑士科学，是耶稣会会士的恩典教育、罗马法中的履行义务概念、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三者的混合物。忏悔的仪式可以消除或弥补一些伤害：“这儿没有犯罪，但是可能有人无法运用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15]
但是，新教改革者不能容忍履行义务的概念，因为基督受难已经偿还了所有人的罪恶。在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中，新教教义是最基础的教育内容，真正的和平可以从上帝身上寻觅。在天主教的法国也是这样，这一传统占据主要地位，耶稣会会士因在帕斯卡的《书翰集》（1653）中为决斗申辩而遭到奚落。在欧洲北部，宗派主义和内战动摇了人文主义者信仰，即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们有能力培养美德以作为和平社会基础的信仰。暴力和分裂促进了禁欲主义的时尚，禁欲主义强调对和平进行精神探求。在荷兰共和国，这与尤斯图斯·利普修斯（1547—1606）、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紧密联系。他们反驳了报仇永远合理的观点。在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观点被立刻抓住作为安抚宗教分裂、内战带来的创伤的止痛剂。更有影响力的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其在《随笔集》中直接挑战了关于荣誉准则和英雄崇拜的公认观点。他的理想是“诚实人”，翻译成英语即指一个人“公正无私、小心谨慎、能够察觉他人的缺点，但是很少责备他们，文明、有礼、好相处”。他呼吁人们摆绅士架子：诚实人通过他的自控与正直使得他自己从民众中区分开来，蒙田并不在意外在的服饰礼仪——“国王和哲学家都会排便”，诚实人将由“自然的、正直的情绪指引，用一种敌人没有的方式来保护他自己”。他的想法在英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蒙田的仿效者，弗朗西斯·培根（1613年的首席检察官，1618年的上议院大法官）针对“错误的荣誉想象”，进行了最清晰的一次笔伐，促使1613年法案大获成功。该法案宣布挑起决斗的侮辱性言论犯法。本·琼森，曾经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决斗者，他宣布与他的过去决裂，并决定在今后的演出如《新旅店》（1629）中给予诚实人英国式的支持。
在这些想法构成新的贵族习性核心之前，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直到17世纪30年代，第一本重要的、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关于法国新文明的指导书，即法雷的《诚实人和取悦宫廷的艺术》才出现，整体来看，这一体裁直至17世纪60年代后才真正获得成功。原因十分清晰：即英国与法国共同的内战经历，会刺激人们搜寻解决之道。同时，意大利人仍然受这些发展的影响：蒙田的《随笔集》被放在教皇禁书索引中。只有在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家们才开始提问，和其他地方相比，他们为何要承受更高层次的暴力？他们攻击骑士科学，将其当作是诡辩术，认为骑士科学有效利用了“似是而非的和平面具”，将其作为传播荣誉崇拜、暗中促进决斗的遮蔽物。到18世纪，复仇成为典型的意大利特征：“我们看到，许多其他语言的书认为复仇的缺点是我们的专属特征。我们可以说，这一品质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水土产生的，这仅仅是一个惯例所导致的，即源于骑士科学。”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