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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从贫穷走上富有，需要经过从传统走上现代，从低级阶段走上高级阶段的发展阶段。明确所处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尤为重要。
根据罗斯托（Rostow）的分析，经济成长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其基本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很低，75%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起很大作用。②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这是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发展的过渡中的社会。③起飞阶段。这是一个社会由传统类型转向现代类型的根本的转变过程。④向成熟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能有效地把现代技术应用到各个经济领域。⑤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时，社会进入工业高度发达的时期，汽车、耐用消费品广泛推广使用。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文化、教育、卫生等）成为主导部门。在这六个阶段中，第三和第六两个阶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现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已分别进入第五、六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第二、三阶段。
起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从经济学角度界定的现代化是指经过起飞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用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来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起飞阶段。在我国，起飞就相当于现在正在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很有必要研究起飞的内涵和作用。
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起步，一旦起步，朝现代工业国家发展便是自然而然的趋势，就好比是一架飞机，一经起飞，没有特殊情况会一往直前地飞往目的地。因此，起飞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在历史上的明确分界线。进入这个阶段后，创新过程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它成了这个社会的生活中有规则的、制度化的一部分。束缚经济增长的阻力最终被克服，增长成为正常的条件，经济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阻力大、起伏不定，就因为它们的经济尚没有进入起飞阶段。
飞机开始起飞时，为了冲破各种阻力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和良好的发动机，与此相应，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生产性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达到较高的水平。罗斯托的经验数字是投资率达到10%。当然这种投资率是以一定的人口增长率、资本产出率为基础的。
（2）起飞的强有力核心的引擎是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迅速增长成为主导部门。这些部门具有高的增长率，能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的扩散效应，而社会已准备好在制度上、结构上、文化上积极地响应这种影响，充分利用主导部门的潜能。
（3）存在或出现一个能够促使现代部门增长，使起飞带来外部经济效果，并使增长具有连续性的政治、社会和制度体系。我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种制度。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起飞是各国的经济成长不可回避也不可逾越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不是蓦地从天而降的，这就需要为起飞创造条件。这些条件根据罗斯托的分析大致包括：要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基础资本（如交通、动力资源）的建设，增加农产品生产，扩大国内外贸易，训练劳动力，出现最低限度的企业家。其中基础资本建设和企业家最为重要，它们是起飞的先行资本。因为它们可为主导部门的扩散效应准备技术条件和行为规则。
罗斯托曾以中国的“大跃进”为例指出，在没有相应的前提性的资本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起飞的国家，它们在结构上的缺陷会导致起飞年代的严重问题。
对中国来说，为起飞创造条件还意味着抛弃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顶梁柱。自然经济及在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闭关锁国曾经支撑着中国的前现代社会，同时也成为当今推进现代化的文化障碍。虽然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但自然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发展的市场经济也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对外开放度还不高。所有这些状况不改变，经济便难以起飞，现代化便成为一句空话。
实现起飞需要多长时间？在罗斯托看来，一个社会要显示它有能力克服最初的增长高涨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并且不断引进持续增长所依赖的新技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罗斯托估计为20年）。这是依据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不能完全套用到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就资本形成与起飞的关系来说，后起国家起飞所需要的资本并不完全依赖国内储蓄，它们可以利用外国技术、外国专家、外国资本和外国设备，这些东西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所没有的。当然后起国家也有先行国家所没有的困难，这就是海外市场已被先行国家所占领，打开国际市场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不能把储蓄率和起飞的关系绝对化。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都已超过了罗斯托设定的标准，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敢声称它的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与储蓄率提高相伴的是资金的大量浪费。例如，错误地选择投资项目，在实施和管理方面效率很低，采取了错误的价格政策等。
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抓住了某些机遇，便可缩短为起飞创造条件的进程。例如，突然发现某种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很好。或者是因为外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畅销，利润很大，外汇收入迅速增加，国家便有能力从国外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国内许多工业因此得以很快建立。中国曾经多次失去发展的机遇，因而丧失了往昔的走在世界前列的地位。在当今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抓住国际国内市场提供的良机，尽快实现起飞。
增长有利益也有代价，还有摩擦，需要寻求最低代价的现代化道路，并作相应的制度安排。首先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代价。现代化进程需要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在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有价值的。其次是现代化的社会代价。库兹涅茨曾经指出了某些表现。例如城市化造成的生活条件的变化显然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损失和收益；从乡村迁往城市，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学习新的技能并失去过去所掌握技能的价值，是一种浪费；结构调整会使农民、小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位下降；现代化会导致利益结构的调整，一些群体过去存在的既得利益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中，便孕育着冲突等等。基于这些，库兹涅茨指出：“既然为了现代经济增长不得不把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不断产生的冲突在萌芽状态中就加以解决，那么，现代的经济增长便可以说成是有控制的革命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