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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判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水平，明确其发展的起点特征，是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和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前提。一般的发展经济学主要用以下指标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
首先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指标。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率也高。现在占世界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只享有15%的世界所得。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就业困难，失业严重，文化教育发展缓慢，社会的赡养负担沉重等等。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发展经济学通常用每人每天摄取的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文盲率来衡量各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热能量和蛋白质量、平均寿命等指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人口出生率、文盲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相联系，发展中国家的贫富也很悬殊。
其次是经济结构的低水准。一方面，工业化水平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太高。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一般有80%，而发达国家分布在农村的人口在35%以下。就劳动力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66%，而发达国家为21%。农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发展中国家为32%，发达国家为8%。占总劳动力66%的农民生产的产值只占GNP的32%，足见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之低。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反映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输出额不到世界出口总额的30%。出口的品种主要是初级产品，初级产品要占到出口商品的80%。出口生产为外国资本占有或控制。发展中国家进口数量较大，进口品主要是制成品。这样，发展中国家经济外向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一般较强。
新中国建立时在经济落后性方面除了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GDP总量2010年达40.1万亿元（5.8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人均GDP2011年达35083元（5 432美元），标志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第三，2011年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达46.8%，标志着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第四，城市化率2011年达到51.27%，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标志着我国超过一半的人口成为城镇人口。
第五，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告别了温饱阶段，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到2020年将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在生活质量方面，目前我国人均热量摄取量、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在发展方面继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所有这些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因此在我国发展仍然是硬道理。
我国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也就是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发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挣扎在人均GDP3 000美元至5 000美元之间，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其典型案例是拉美国家。其基本原因是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继续原先在低收入阶段的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方式，其后果是，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导致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同时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集中爆发，突出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二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严重，三是资源供给缺乏和环境的恶化。所有这些原因使这些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当然在拉美国家产生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发生，例如在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就没有发生，它们通过其推动的现代化进程跨过了这个阶段。但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作用是显然的。
我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方式还停留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发展目标单纯追求 GDP，不重视社会发展目标；二是发展战略突出外向型，不重视扩大内需；三是发展要素依赖物质要素投入，创新不足；四是发展条件依靠高储蓄和低劳动成本，消费拉动力不足。现在资源环境供给不可持续，劳动成本的上升和储蓄率的下降使这种方式的发展难以为继。再就社会矛盾来说，一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且没有出现向下倾斜的迹象；二是腐败指数提高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最高点也没有出现向下倾斜的迹象。特别是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或正在进入全面小康阶段。在这个阶段，居民更为关心教育、健康和环保问题，也产生明显的公民维权意识，对公平性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在低收入阶段为谋求发展，人们可能容忍收入差距扩大，而在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难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中国不能陷进去，必须要跨越过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发展。其主要路径，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转向包容性、公平性发展；三是在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主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快经济发展有特定的要求。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在实践中注重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缓慢。人们在实践中逐步发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缓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地把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本质联系了起来：一方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要发展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更快，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改善得更好、更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提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加快发展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出现并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最终建成。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标准是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就是列宁说的，高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可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观随意地拔高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只会破坏生产力，延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标志着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遗留下来的是十分落后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我国的过渡时期没有真正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任务。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尚未建立起来。突出表现是，农业人口还占很大比重，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一定比重；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这意味着，在我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因，社会主义尚未从根本上建成，尚处于初级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的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的历史阶段，通过这个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个阶段起始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终结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达到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可能已经超过当年马克思预言实现社会主义时英国所达到的水平，但不能说社会主义已经有了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原因是在马克思以后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它们的基数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更快，而且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最终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从而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上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方面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个方面特征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日益增长。这个特征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成了社会经济过程的主人，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增长，一般不会遇到经济制度的限制。这两个方面的特征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并决定该阶段各种经济关系的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根据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括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由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虽然在某些领域逐步呈现出需求约束型经济的特征，但从总体上说还是供给约束型经济。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目标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应同国力相适应；我们也不能人为地压低速度，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更多、更尖锐。在注重效益的前提下，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经济增长不能没有一定的速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所要满足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总是呈增长的趋势。不仅如此，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即使人口增长有所控制，人口还是会以庞大的基数增长。面对规模庞大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必须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更何况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本身也得以一定的速度为基础。
在现实中，贯彻发展是硬道理，需要正确认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期间，一些地方过分强调稳定，放慢发展速度，错过发展机会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稳定最终也要靠发展。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元的，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列出了一个经济目标目录（见表1-1）。目标的多样性反映经济发展过程的多面性。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产出能力目标、社会福利目标、效率目标构成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实现不同目标的过程不是一个，相互之间还可能有冲突。例如生产能力的提高同现实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可能有替代关系，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的平等目标可能有矛盾，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可能同价格的稳定相矛盾。所有这些也就给发展计划的制订提出了权衡问题。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个或某几个目标过分突出，其他目标没有得到兼顾，那么发展目标体系便处于不均衡状态。这就提出了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调节，完善经济发展机制的任务。
表1-1 各国通常追求的各种经济目标
注：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张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13页。
当一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发展目标主要是追求GDP，而且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就应该转向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以人为本不仅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作为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同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一致的。作为发展的手段，意味着发展要使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利益，人民群众能够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人为本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都会提出摆脱贫困的经济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摆脱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我国目前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通过国家的扶贫计划，这部分人口将会逐步减少。这样，我国的经济发展任务将不限于摆脱贫困，而是富裕人民、增加人民收入。党的十八大把GDP的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目标并列，就体现这个要求。中国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福利国家的做法，强调人均收入倍增，不能依赖国家给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国家财力也做不到，更多的是在经济发展中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挣钱机会，使其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富裕人民需要增加收入，但不仅仅是提高人民收入，还要增加人民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居民所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的增加。相应的，居民不仅能够获得合法的劳动收入，也能获得合法的财产收入。
以人为本要求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过去的经济学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而不是研究消费的经济学，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基本上属于供给的经济学。中国不能停留在生产大国的阶段，还要成为消费大国。消费需求成为主要拉动力后，消费力、消费需求、消费业态就进入经济发展理论的视野。
以人为本的发展涉及公平性发展问题。过去的30年，中国的改革着力点是提高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层面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摆脱相对贫困的任务将会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需要强调的是包容性经济增长，政策导向需要调整，要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过去强调效率性经济学，现在强调的是公平性经济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只是反映在收入水平上。由小康到富裕，不只是指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要求物质上富裕，还要求精神、文化上富有。经济越是发达，越是开放，人民的幸福要求越高。尤其是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后，人民对健康、享受和发展、社会保障、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将越来越突出。这些都需要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目标导向中得到体现。
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原因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收入差距达到顶点，由此出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阻碍进一步发展。现在由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转向现代化建设，就有必要明确共同富裕的目标，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这就有个平均数和大多数的概念，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达到平均数水平，就可以避免平均数掩盖的社会差距。其内涵是普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逐步使其达到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