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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扩大消费需求。索罗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消费，你不应该要求一个国家为增长而增长。
消费的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生产的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人口规模、就业面、职工收入增长速度、消费品价格等因素。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有市场保证因而是可靠的经济增长。
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都是强调发展生产力，而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明确提出培育和提高消费力的要求。其实，生产力和消费力的概念都是马克思（KarlMarx）提出来的。发展生产力和培育消费力同等重要。
所谓消费力，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在马克思所说的发展生产力途径中包括提高消费力。这就是他所说的：“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消费力的发展看作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能力、发展消费资料是同步的；消费能力的发展也就是个人才能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时又提出了社会消费力概念，指出：“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
”这里一方面说明了社会消费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还指出了影响消费力的分配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用消费力概念可以完善凯恩斯（Keynes）的宏观均衡式。凯恩斯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式为：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这个公式又进一步推导出储蓄=投资为基本均衡式。根据此公式，储蓄与投资的不均衡状态，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程度就成为宏观不均衡关系的主要说明因素。按此思路，同样可以研究等号左边的消费和等号右边的消费的关系。等号左边的消费属于总供给范围，相对于储蓄，指的是经过分配所形成的用于消费的收入（消费基金）。等号右边的消费指的是最终消费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在一定时期中两者的不均衡关系可能有两种情况：①消费<消费需求。在这里，消费需求超过了消费基金的供给，其主要途径是消费信用。②消费>消费需求。在这里，收入分配形成的消费基金在当期没有完全用于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归结起来主要就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份额长期偏低，二是即使形成了消费基金人们仍然不愿意或不敢用于当期的消费支出。这两个方面问题都牵涉到消费力问题。
社会消费力取决于分配关系。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即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由此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是：积累（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宏观比例关系。消费力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均衡，消费率压得过低，投资率过高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这表明依靠高投资来实现的高增长是不可靠的。为了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适当提高消费率。
培育消费力先要解决居民有钱可花问题。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全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可以全面提高消费力。因此要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就增加收入和相应增加消费的消费弹性来说，不同的收入阶层的新增收入的消费弹性是有差别的。如果把消费者分为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的话，低收入者的消费弹性最高，增加一块钱全部进入市场消费；中等收入者的消费弹性其次，增加一块钱，可能五毛钱进入市场，五毛钱储蓄；高收入者的消费弹性最低，增加的一块钱可能全部进入银行。因此提高消费力要特别注意消费弹性较大的中低收入者群体。特别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来说，意义不仅仅是在扶贫，更重要的是在增加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其基本途径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护劳动所得，同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影响居民收入的要素除了其薪酬标准外，最为重要的是就业和市场物价。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的就业环境是保证消费需求的基本条件。失业率偏高直接减少一部分居民的收入从而降低消费需求。不仅如此，居民在市场上消费力即购买力，还取决于市场物价水平。在通货膨胀时，居民的实际收入会下降。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恩格尔系数的差别，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最高，有的可能要达到50%，这个阶层对市场物价敏感最强，通货膨胀对这部分居民的消费力影响最大。因此，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对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要求更高，不仅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还要管理好失业预期，以保障低收入居民必要的消费力。
培育消费力还需要解决居民有钱敢花的问题。这涉及居民的消费预期。有了良好的消费预期，增加的收入才能成为现实的消费力，从而产生即时消费。其基本的制度安排是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共性和民生性支出起导向作用。
首先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的体制中，城市居民的养老、医疗靠企业，是企业保障，农民的养老靠的是土地保障。已经进行的城市改革打破了企业保障；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打破土地保障。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就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即使增加了收入也不愿意扩大消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则能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的收入就能即时地进入市场消费。现阶段消费弹性最高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最不完善，因此这部分居民就成为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的重点。
其次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公平地为居民提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也就可普遍地提高居民的消费力，并且给居民提供良好的消费预期。这类基本公共服务基本上属于准公共产品，既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享用者提供一部分费用。居民提供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消费力。现阶段，一方面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收入差距造成不同居民分担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的能力差别较大。在此背景下，市场化改革渗透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有的地区医院、学校等公共部门完全私有化，没有私有化的也走市场道路，乱收费、乱涨价，牟取利润。上学贵、看病贵等问题由此产生。其后果是居民甚至是中等收入阶层都有后顾之忧，消费预期恶化，不得不减少即时消费以备未来看病和子女上学之需。针对这种状况，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首要问题是，将市场化了的基本公共服务还给政府，由国有的公共部门（企业或事业单位）来提供这些服务，私人进入这些领域只能起补充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作用。政府要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的投入，以增加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给，减轻此类事业单位以收抵支的压力。其目标是保证中低收入者有获取公共服务的支付能力。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消费预期，扩大对商业性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现在人们最为担心的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会使我国丧失过去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国际竞争力。对此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不具有竞争优势。第二，提高劳动者收入不是随意的，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第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会倒逼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弥补劳动成本的提高。
就业是收入之源，只有就业规模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扩大消费才有基础。
一般说来，劳动就业状况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业者的收入一定，劳动就业面越宽，就业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便越高。现在各国政府都要把充分就业，降低失业率，保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者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就业便有了制度保障。
所谓充分就业，指的是每个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者都能找到就业机会。我国过去实行“铁饭碗”的就业制度，职工就业后就不会失业，实际上在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在职失业者。现在我国正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就业制度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企业职工的公开性失业问题也就出现。例如企业打破铁饭碗的劳动就业体制，将会使一部分职工流出企业；企业破产倒闭也将使职工失业。经济不景气时，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时，也会使相当一部分职工带着折扣工资回家待业（下岗），这就会使我国的失业问题公开化。职工一旦离开工作岗位，便成为“无产者”，其生活便得不到保障。这就把充分就业问题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必须靠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以充分就业为目标。
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就业状况同经济增长水平相联系。一般来说，劳动就业面的扩大即劳动投入的增加，在一定范围内能推动经济增长。其作用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在主要依靠劳动投入的经济增长阶段特别明显。从经济波动阶段来分析，经济在开足马力增长时就业率特别高，相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和停滞时，就业率便相应降低。经济增长本身也具有吸收劳动力的作用，为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一定的投资率总能推动一定量的劳动就业，尽管两者不一定同比例。实行规模经济，开拓新的生产领域都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者创造了充分的就业机会，但劳动力总供求失衡的状况在我国仍然严重存在，劳动就业的压力非常沉重。就劳动力的供给来说，城镇就业不仅有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压力，还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商品化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要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就劳动力的需求来说，经济增长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就劳动的物质条件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平均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1万元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随着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将更多。这意味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受国家积累能力的限制。就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来说，不但受当时达到的技术水平的限制，还要受劳动者择业意愿的限制。由于这些限制，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有相对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劳动就业人数增加到一定限度便起不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其边际生产率可能趋向于零或负数。
就业压力还体现在经济发展目标的冲突上。在国民收入一定，且其中的消费份额一定时，就业人口的过快增加会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在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为了给新增就业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在许多领域不得不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放弃采用资金集约型技术的机会，从而放慢技术进步的步伐，牺牲许多发展的机会。所有这些表明，所谓就业压力，归根到底是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压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国家不仅通过广辟生产门路来安置就业，还通过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来扩大就业面。但是需要明确，适应长期发展的就业制度不仅要解决好充分就业，还要提高就业效率。
就业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劳动者在他们劳动时间内提供的劳动都是有效劳动，既不存在就业不足，也不存在在职失业。但在现实中，不可忽视的矛盾是提高就业效率可能减少劳动力需求。原因是提高劳动效率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之间存在就业竞争；二是以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标准，确定劳动力的需求规模。
过去，我国一直试图以低工资政策来保证高就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这并没有克服客观存在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它只是使失业现象采取隐蔽性形式。从表面看，失业率很低，劳动者都有一份工作，但却处在半负荷状态，几个人分担一个人胜任的工作。农业中剩余劳动力拥挤在狭小的土地上也是一种隐性失业。所有这些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反映了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劳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解决结构性失业也有效率要求。结构性失业的压力主要是指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及素质不能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而产生的失业。随着经济增长逐步转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这种结构性矛盾将愈来愈尖锐。劳动者的择业意愿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由于不同行业间在劳动条件及收入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里的失业人员想找环境好、工作轻、待遇高的就业岗位的择业意识较为普遍，使得不少本能安置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的行业如纺织、建筑、矿山等行业招工比较困难，不得不到农村和外地招用大量农民工，于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一方面城市失业率高，另一方面招工困难。这种结构性失业使经济增长难以产生降低失业率的效应。
解决就业效率不高的根本途径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就业制度的关键是真正确立企业的用人主体地位和劳动者的劳动主体地位。企业有用人的自主权，职工有自主的择业权。企业和职工双向选择，并在这个基础上签订两个主体之间的劳动合同。
提高就业效率，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剧已存在的就业矛盾。失业由隐性形式转向公开形式，是个痛苦的转变，难免会出现摩擦和震荡。作为向人民负责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措施，减轻可能产生的摩擦和震荡，实现充分就业和就业效率的均衡。为此需要建立完善的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劳动力的再就业机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创造就业岗位。此外，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进程中，不排斥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发展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能在经济增长进程中保留必要的就业岗位，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