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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这意味着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带有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发展之策。
一般说来，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之分，需求拉动又有外需拉动和内需拉动之分。我国经济发展正在由供给推动转向需求拉动，需求拉动又正在转向内需拉动。
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属于供给推动，也就是供给要素推动。这反映我国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特征。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乡镇企业所产生的数量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而形成低成本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在此以前的无计划生育造成了此后30多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居多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产生高储蓄，从而支持高投资高增长。再加上发展初期土地、环境资源的供给较为宽松，支持了我国30多年的快速增长。
现在这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的供给能力开始衰减。首先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011年全国超过了50%），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已经明显下降，剩余劳动力供给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开始显现，农民工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也会明显提高。这意味着低成本劳动力供给能力明显下降。其次是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主体，老人人口比重达到老龄化社会水平，高储蓄供给就难以为继。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进入下降期。再加上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日益突出，可建设用地紧张，土地价格飙升，我国要素供给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已经明显衰减。由此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转换，需要由供给推动转向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有外需和内需之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除了供给推动以外，再就是外需拉动。其途径一是出口导向，二是引进和利用外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扩大外需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以比较优势安排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致力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和高能源消耗高排放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较为宽松的环境约束为条件引进外资，利用国际资源。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我国的环节在产业链上基本上属于劳动和资源密集环节，以及需要利用环境资源的生产。应该说，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开放战略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是成功的。引进的外资、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同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结合，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依靠外需拉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今天，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正在衰减。
首先，从国际经济环境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紧接着又产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出现两次探底。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蔓延，其后果必然是紧缩需求。即使这些国家经济以后逐步复苏，但其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减速”。这样，外部需求萎缩不可避免冲击实体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力。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开始转型，如美国提出出口五年翻一番，实行再工业化。发达国家依靠其拥有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为了保护其市场，这些国家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手段，不断地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名设置进口壁垒，不可避免产生国际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
其次，支持扩大外需的我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所依托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优势正在消失。一方面具有技术和资金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也进入我国本来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其相对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外资在我国进入的所谓高科技产业的环节也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的环节，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甚至品牌都不在我国，因此虽然我国的出口产品数量大，但附加值不高。再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也明显上涨，虽然相比发达国家这些要素的价格可能还不是高的，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生产率优势明显不再。就是说，相对劳动力价格，劳动生产率不具优势，相对土地价格，土地生产率也不具优势。
因此，已有的建立在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基础上的外需型经济模式的发展效应明显衰减，建立在这种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这种比较优势的消失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转向主要依靠扩大内需的客观必要性。这是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的基本说明因素。
在国内供给推动力、国外需求拉动力同时衰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需要由外转内，即由依赖国外需求转向内需。就如斯蒂格利茨所说：“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
扩大国内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反映我国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要求。
所谓内需指的是国内发展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明确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内需市场容量究竟有多大。一个肯定的回答是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位于世界前列。具体地说，首先，中国的13亿人口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内需市场。其次，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形成多元并多级的市场需求。第三，中国人的消费文化是潜在的市场。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可能会使消费水平超出其收入水平。第四，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国进入经济增长阶段，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还是信息化都会产生强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二是中国的许多市场需求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例如家用汽车、住房、地铁等基础设施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它们那里是升级的需求，而在我国是从无到有的需求。
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突出的是“扩大”，而不只是内需。而且，存在扩大内需的巨大空间不等于说是现实的内需。因此扩大内需市场不仅需要发现更要去开拓。其主要途径包括：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在消费需求拉动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条件下，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启动新的投资项目，可以有效地推动内需的扩大。当然转向扩大内需不排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继续利用外需市场，而是要以培育自身竞争优势为目标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只有立足扩大内需，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才能真正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使我们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进入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阶段。我国市场空间大，回旋余地大，无论是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还是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处处都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就要抓住这些有利条件，立足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环境扩大内需；立足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扩大内需；立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扩大内需；立足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扩大内需；积极促进绿色产品和服务消费扩大内需；积极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
投资与消费是GDP创造的两面。投资创造GDP，消费也创造GDP。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际上有两个链条。投资拉动的链条是：扩大投资需求（投入）——经济增长（GDP增长）——扩大投资需求（投入）。消费需求拉动的链条是：扩大消费需求——经济增长（GDP增长）——扩大消费需求。这两个链条共同的作用是都能扩大生产，前者直接提高生产能力，从而创造出更多的GDP；后者则是对生产提出需求，每增加一分消费都会增加GDP（当然消费不等于浪费）。
扩大内需不能仅仅依靠投资的拉动链条，需要特别重视消费的拉动链条。虽然在宏观经济中，消费和投资都属于总需求的范围，但消费需求拉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具有特征性意义：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属于最终需求，进入投资需求的产品还只是中间需求。经济增长的效应还是要看最终需求。相比起来，扩大投资需求而增加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没有人消费不能成为现实的有用的GDP。现实中由投资拉动导致了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不是产品多了，而是消费需求不足。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消费拉动的GDP的增长更为可靠。
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中，不只生产是起点，消费也可以成为起点。有消费才有人去生产，一件产品只有进入消费过程才完成生产过程。消费作为起点是指：“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这就明确指出了消费对生产从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不只是扩大消费，还需要发展消费经济。发展消费经济的基本考虑是中国不仅是生产大国，还要成为消费大国。中国在生产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也将位居世界前列。面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新的增长点就是发展消费经济，从而以满足并引导消费需求的供给来推动我国经济上新的台阶。这也是我国成为消费大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