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有数量和质量之分。增长的数量一般包括一定时期内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三次产业所吸收劳动力的增多、居民收入的名义增加。对于一个起点较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是一个简单易行、快速见效的策略。因为它对经济增长的各种条件要求较低，比如投入要素的种类和组成方式、经济运行的制度与机制等等。

经济增长的质量要求经济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要求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满足居民的幸福感；要求提高要素利用率，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文化、制度等的发展水平与之相协调。现在，一般将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叫做“经济发展”，而传统意义上的仅指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仍叫“经济增长”。

一、增长不等于发展

在通常的分析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似乎是相同的概念，人们也往往从经济增长的意义上理解和解释经济发展。在现实中，不计成本片面追求产值、速度就是增长与发展不分的表现。早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经济学就针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明确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命题。

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外，还包括增长所依赖的产业结构、技术状况和体制的变革。增长和发展的区别，正如人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发展则着眼于机能、素质的提高。而且，经济增长着眼于短期，在短期内一个国家的GDP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风调雨顺则可能增长，遇上自然灾害则可能减产。经济发展所关心的是长期持续增长。这就涉及产出能力的提高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曾经给现代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 这个定义指出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的进步、制度的优化和意识形态的调整。

这样，经济发展除了包括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产出外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目标：一是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优化。这是涉及经济长期增长能力的发展目标。二是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的目标。增长不能使人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这种增长是无意义的。三是经济增长的最小成本目标。经济增长不只是得益，也会付出代价，诸如资源投入、污染环境等。只有在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有价值的。

明确增长不等于发展绝不意味着不要增长。增长同发展的其他目标紧密相关。经济增长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经济进步的首要物质条件，因而也为实现发展的其他目标提供物质基础，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得以均衡的重要条件。但不等于说单纯的增长就能实现发展目标的均衡。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增长没有能够建立在产业结构、经济体制优化的基础上，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社会生产能力、增加产出的机能没有多大提高，因而经济增长的基础非常脆弱，速度稍微高一点便有大落的威胁，特别是加快增长速度时，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使自然资源的供给条件遭到严重破坏，为谋求一定的速度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所有这些“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状况从反面提出了发展的内涵。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其必要性是显然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需要发展；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需要发展。从发展的角度提出增长是要突出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是避开大起大落波动的长期增长。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由单纯依靠有形要素投入转到依靠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体制优化和效益提高的轨道上来。

二、全要素生产率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是根据经济增长的源泉差异区分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各个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生产率不同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译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索罗和丹尼森（Denison）等人的增长模型突出了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索罗等人还将生产函数转换为能够测度每种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形式。根据他们对增长的原因测度的结果，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在增长率中所起作用的份额越来越大，由此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是产量的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在可应用的计量模型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通过总产出增长扣除了投入变动以后的剩余来反映，这个剩余一般被理解为广义的技术进步。索罗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根据他的统计分析，美国经济增长大约有80%源于技术创新，仅20%源于资本积累。这意味着带来更多产出的原因是“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人技能的提高”。索罗区分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包括：规模效益的影响、教育和培训的影响，以及公司的组织结构。

丹尼森把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归结为五类：①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②资本和土地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③资源配置的改善；④规模的经济；⑤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在他看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及后三类因素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用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说明。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以说是评价增长方式的重要评价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便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概括起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要素组织和要素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

在丹尼森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过渡性因素和持续性因素两类。资源配置的改善和规模经济属于过渡性因素，唯有知识的进展、技术的进步能持续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因素将越来越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说明因素。

上述由全要素生产率说明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资源的质量以及技术进步都可能起到节省资源、寻求替代资源的作用。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成本，包括研究费用、发展费用、教育训练费用、技术革新和推广的费用等等，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更高。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在发达国家中全要素生产率一般都较高，这些国家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一般有一半左右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例如，据丹尼森的计算，美国1929—1969年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41%，其中有1.82%可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

全要素生产率关注的是投入要素的质量、要素的组织配置的效率，关注的是知识和技术的进展。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不是物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的简单相加，而是生产率不同的各种要素有效组合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通病是，在经济增长诸要素中过分偏爱物质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忽视改善自然资源供给条件的投资。即使是在物质资本投资中也往往偏重机器设备形式的物质资本，忽视社会基础设施形式的物质资本。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落后主要是缺乏先进的机器设备，因此，讲到投资总是固定资产投资，讲到利用外资总是用于建造建筑物，购置机器设备和存货。这里的致命伤是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重视而严重不足，其结果是降低物质资本的吸收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人的知识和技术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是最有价值的资源。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点已经或正在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就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很大，但对自然资源的投资也严重不足。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匮乏的唯一经济判断是成本，而不是实物的稀缺。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当年推动经济增长时自然资源不像今天这样紧缺，现在它们可以依赖其充裕的资本和发达的技术克服大自然的吝啬，发现新的资源，改变现有资源的性能，提高其生产率。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然资源相对不甚重要。而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受资金和技术的限制，自然资源供给状况便相当重要，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严重稀缺给经济增长设置的自然界限非常严格。因此，发展中国家推动发展一开始就要注重要素投入效率，需要依据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出弹性），寻求各要素生产率的最佳组合，追求体现组织和技术进步功能的全要素生产率。

各个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反映其体制背景的不同，不同经济体制吸收技术创新和获得所有其他提高效率的机会是不同的。实行不同体制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差别，主要应由彼此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来说明。一般说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产量增长率中全要素生产率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这里的经济增长属集约型增长。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偏重于不断增加要素投入，而不注意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因而其全要素生产率不高。随着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应转变，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便宜，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大规模投入生产资源来推动增长具有必然性，因此该阶段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我国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具有这种特征，主要依靠高投入，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为基础外延地扩大再生产，而忽视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内涵地扩大再生产。

三、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便成为一句空话。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应同国力相适应，但是也不能人为地压低速度。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更多、更尖锐。在注重效益、稳定协调的前提下，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投入基础，一个是效益基础。突出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要突出经济增长的效益。经济效益是社会生产活动中资源、劳动占用和消耗同其成果（产出）和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对比关系。

诚然，为保证经济增长，可以采取高投入方式，这就要求提高和维持较高的积累率，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过程。但是积累率的提高、资源投入的增加是有限度的。积累率的最高限度是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降低并有所提高，否则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经济发展目标。我国过去曾经以直接削减群众消费的途径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但难以取得经济的持续增长。

现在我国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不能再延续过去依靠高积累来实现高投入的发展方式。我国的高投入战略实际上是在人均资源非常缺乏、资源消耗水平又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条件下实行的。现有的资源已不能支撑投入战略。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供给量、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和有限的劳动者的知识技术存量已经成为束缚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我国多次出现的经济波动也要用这种高投入来说明。依靠高投入，速度一时上去了，但资源的“瓶颈”不能长期支撑高速度，速度被迫下降，一时间又有大批在建项目被迫停产或下马，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浪费。这表明，在我国，高投入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尽头。突出效益不是简单地调整速度问题，最重要的是把经济增长的基础转到提高投入效益上。

谋求效益型速度应该成为转换经济发展机制的目标。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到，在机制转换期间，速度型效益还在起作用。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效益还在颇大程度上寓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原因是直接影响效益的开工率、市场购买力等因素都同速度相关。因此不能将效益和速度简单地对立起来，以为高速度必然对应低效益。这就对现阶段安排经济增长提出了两方面要求：一是在效益还与速度相联系时，保持较高的速度是必要的，但要努力寻求效益和速度相互促进的机制。二是片面追求GDP指标，单纯依靠增加投入的速度不会产生速度型效益，这种速度则要有所控制。近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期速度做了重大调整，由过去长期的10%上下高速增长转为7.5%上下的中高速增长，目的就是要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留出更大的空间。

在一部分人看来，增加投入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因此增加投入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对立的。仔细考察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便可发现，这种判断是片面的。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是：确认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

就增加投入来说，集约型增长并不排斥必要的要素投入。从经济上考虑，现有的资源应该得到充分利用，充分地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经济增长需要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动员现有的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使之充分“就业”。集约型增长不是不要这些要素“就业”，而是要使这些“就业”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要使这些要素在节约使用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效能。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包括资本、劳动等有形要素，技术、组织等无形要素）都是靠资本投入结合进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质量的提高也要靠资本投入。这意味着资本投入的增加不完全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资本投入也可以服务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在现代，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率中所起作用的份额明显高于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是罗默与吉利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指出：虽然资本并不像早期增长模型设想得那样大，但资本在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确实起着很多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尽管资本积累不再被视为贫困国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只有社会能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投资比例时，才能在长时期内维持适当却是强劲的收入增长率。”显然，集约型增长方式不是排斥资本投入，而是重视资本投入的效率和质量。

罗默等人列举的提高资本投入效率的路径包括：在资本短缺的国家，劳动密集型投资比资本密集型投资具有更高的效率，原因是少量的资本可以推动更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充裕的劳动力。由于某些引起效率提高的技术进步体现在资本设备中，因此资本流动（引进外资）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重点。此外，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提高资本投入的效率。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转向知识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尽管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都被称为资本，但这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都还是需要投资。与其他类型资本不同的是，投资投在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上更有价值，投资效率更高。

世界银行2000年发布的报告题为《增长的质量》。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Wolfensohn）指出：核心是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增长速度，而且增长的质量也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效果。该报告对仅仅依赖GDP增长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提出质疑。突出增长质量的具体要求是：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报告强调：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增长，这不是一种奢侈品，这对于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显然，所有这些质量要求实际上包含在发展的内涵中。

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质量还表现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是正常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指波动中增长速度不会远离均衡点，是围绕均衡点的波动，也就是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我们拿什么来测度这种稳定性呢？最直观和最具代表性的测度方法就是使用每年的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如果不同年份之间的GDP增长率变化较小，就说明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好，而如果不同年份之间GDP增长率的变化较大，则说明经济体运行的稳定性较差。表2-2给出了1978—2013年中国每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的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GDP增长率的数据显示，中国1978—1990年的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经常出现不规则变动的情况，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基本没有出现相邻年份之间波动较大的情况。这一区间，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有1992年、1993年和2007年，为14%左右，最慢的年份为1998年、1999年、2012年和2013年，为7.6%至7.8%。

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本就有周期性，这是无法避免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并不能克服经济周期，但能在一定范围内熨平大起大落，减少经济的非正常波动。

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促成稳定增长依赖于多方面条件：首先，人口要稳定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均总产值稳定增长；其次，农业中出现技术进步，从而降低庄稼歉收的可能性；第三，改进交通运输，从而扩大资源供给的范围；第四，总产值中农业份额下降和其他产业份额上升，从而使技术上可控性增强；最后，制度和政策的稳定，使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制度保证。此外，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经济的增长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片面强调经济数值或者经济指标的增加，忽视与之相关的人口、社会、文化、法制、自然环境等上层建筑因素。久而久之，这类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不稳定的。 appR49wpAGdfO84+fbKpiMV0tg2wmYOQxyxFYHPi2RXHdrOPLwbmd4b+OgeyW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