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发展历史之悠久，与其他学科关联之紧密，对人文学术贡献之突出，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所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与变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历史学最初都是作为族群、国家记忆的形态而出现的，对昨日社会百态的记录、重现与研究，既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又是历史学始终生生不息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渊源所在。

在中国，“史”的最初形态是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周礼·春官》记载周朝设有大史、小史、外史、内史、御史，合称“五史”。但是史官并不同于史学。东汉初年，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将先秦、秦汉时期的大量史书划入“春秋古经”类，可见在两汉时期，史学还是经学的附庸，独立的历史学科并未出现。西晋荀勖编纂《中经新簿》，乃分群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相当于经、子、史、集四部。及至东晋初年，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改史书为乙部、诸子为丙部。史书的单独设类，标志着历史学科脱离经学，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唐初所编的《隋书·经籍志》开始将甲、乙、丙、丁四部名称置换为经、史、子、集，史部作为独立的门类出现，历史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而“经史子集”的四部图书分类法，也由此成为历代公私书目的“永制”，直到清末不变。

与中国相似，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欧洲，历史学最早也是作为国家记忆而出现的。被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其代表作《历史》即是对当时古希腊、北非、西亚地区族群、国家记忆的一种记录与保存。文艺复兴以后，步入近代社会的西方，开始构建现代学科体系。以培根、狄德罗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家，将国家记忆转向大众记忆、社会记忆，逐渐形成了近代历史学的学科体系，这可以看作西方历史学从“旧史学”转向“新史学”的过程。

中国历史学科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正是受到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传播的影响。先秦直至清末，中国史学界还是以著史、考史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旧史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的近代学科体系逐渐在中国建立，历史学的研究也从过去以著史、考史为主，转向思考并研究历史演进的内部规律以及历史学的概念体系，并开拓了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新的研究领域，是为所谓的“新史学”。在此过程中，德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学思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早期历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并在中国历史学界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凡此，都显示出中国历史学科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作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历史学在其系统性、稳定性、传承性、权威性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学术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就是陈旧刻板的，历史学仍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前进并发生改变。理清历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与演变脉络，传承并创新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整合历史学科建设的已有成果，总结历史学科的学术规范、方法论体系，对于提升历史学科的研究质量、学术水平，巩固历史学基础学科的优势地位，有着突出的意义与鲜明的价值，这也是本书撰写的主旨所在。

本书题名为“历史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学术规范”主要指研究者在从事本学科研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要求，“方法论”则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历史学科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形成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史学科本身的分支，如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辑佚学、辨伪学以及史学史、史学理论等，正是对历史学本身研究规范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具体到本书，“历史学学术规范”主要指历史学科的系统性、规律性的规范，包括基本研究规范、研究程序规范、写作规范、引文规范、成果发表规范、学术批评与学术评价规范等内容，“历史学方法论”则主要指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及其运用；“历史学学术规范”与“历史学方法论”二者又彼此联系、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构成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