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历史学科的基本建制

历史学科的基本建制包括：历史学发展简史（中国古代史学、中国现代史学、西方史学）、历史学教育、历史学学（协）会、历史学学术刊物四个方面。

2.4.1 历史学学术发展简史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历史学都拥有悠久的发展历程。由于历史学科本身的复杂性，这里将历史学发展简史分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简史、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简史、西方史学发展简史、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四个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1.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简史

在中国，历史学研究开展的时间很早，但是历史学科的建设相对滞后。从西周时期周王室设立“五史”开始，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即设置史官负责记录并保存国家历史，历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史官”范畴，到了两汉时期又被看成经学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汉书·艺文志》中将先秦西汉时期的大量历史典籍归入“春秋古经”、“尚书古经”、“礼古经”类的原因，可见直到东汉时期，史学仍然是经学的附庸，当时学术界并未认识到历史学应该独立为一门学科。

“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概念，出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有意思的是，北方的后赵和南方的东晋几乎同时出现了“史学”的学科概念。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任命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近乎同一时期，东晋李充在西晋《中经新簿》的基础上，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中经新簿》中的甲、乙、丙、丁四部明确为经、史、子、集四部， 四部分类法的出现，是史学迈向独立学科的重要一步。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中认为：“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发展，到了唐代编修《隋书·经籍志》时，在图书分类上正式采用了四部分类法，至此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开始被统一王朝的官修正史所承认，中国古代历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特点：

（1）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发展与目录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总览历史学的发展轨迹，每一次在学科属性认识上的飞跃，都伴随着目录学著作的创新和发展。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最早的两部图书目录，其中《七略》对图书的分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较为详细：“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班固也正是依据《七略》对图书的分类，而撰写《汉书·艺文志》的。到了西晋时期，荀勖编著《中经新簿》（也称《晋中经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主要著录“史记、旧事、皇览簿”，说明到了西晋，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与经学区别，荀勖将历史类图书划为一类，已经开始有了独立于经学之外的史学的雏形。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重分四部，并明确将乙部命名为“史部”，意味着独立的史学开始出现。

自魏晋以后，若欲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轨迹，必须阅览几部重要的图书目录，例如《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隋书·经籍志》在序言中对唐代以前图书分类的情况做了总结，实际就是一部西汉至唐朝的学术发展简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史部”的十五个分类，则代表了清代学术界对历史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总体看法：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

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部的分类可以看出，清代历史学科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不仅有对历史过程的研究，还有史学评论（史评）、制度史（政书、职官）、历史地理（地理）等学术分类，现代史学体系中的很多分支学科都能从中找到影子，可见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清朝时，其学科体系已经较为成熟、相当完备了。

（2）著史、考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学术传统

考究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轨迹，从西周史官的设置到清末新史学的出现，历史学的研究离不开著史、考史两条主线。

以言著史，重视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一贯传统。历史对于文明延续和文化传承的作用，受到了中国古代上自帝王、下及百姓的一致认同。尽管时代变迁、朝代兴替，但是修史的传统始终被历代王朝所继承。通过历史知兴亡、明得失，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的智慧，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延绵不绝的重要原因。

除了著史以外，中国古代史学的另一学术传统是考史。对史料的考证，显示了中国历代史学家还原历史本貌的坚持与努力。虽然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是由于政治、战争、水火等复杂原因，很多史籍散佚了，史籍传抄的过程中也有谬误，甚至不少史籍在编修的时候就因为政治、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或采取“春秋笔法”，或直接篡改史实。正因如此，以注释、辨伪、辑佚、校勘、考据、训诂为主体的史料考证之学，一直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以至发展至清代，出现了考据学的高峰期，清人对于史料考证的一系列成果，至今仍是历史学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资料依据。

2.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简史

中国现代史学萌发于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魏源、徐继畲等学者尝试“开眼看世界”，即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关注与研究中外历史，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著史、考史为中心的古代史学研究范式。至于真正从理论上实现史学之创新与变革者，则是发端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新史学的主要倡导者是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梁启超批评中国古代史学“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呼吁：“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明确提出了“新史学”的主张。

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思想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新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此后，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傅斯年、胡适等学者，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先后创立了多个史学流派，并提出了一系列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观点，对中国现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体地位的确立，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文革”之前，中国大陆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法、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等，对过去史家不重视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古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又除“五老”以外，如“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二十四史点校工程”、由谭其骧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誉为新中国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卓越的代表性成就，点校本《二十四史》、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工具书。

当然，不必讳言的是，由于受到某些非正常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上对阶级分析法等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机械理解或过分追求，也导致“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存在着教条主义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大陆历史学的发展基本陷于停滞。及至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现代史学重新步入正常的轨道，并逐渐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特点：

（1）学术自由原则得到坚持

40年来历史学的研究基本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各种学术观点、学术讨论得以正常进行。特别是对过去不可触及的“学术禁区”，也能有自由讨论的空间。例如关于历史学科属性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学术界对太平天国运动、农民战争的一些不同学术观点等，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敢想象的。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是历史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2）学术交流机制逐渐形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学科领域内的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阶段历史学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以及诸多的省市史学圈子，都有完备的学（协）会机制，学术会议的常态化，学术交流的日常化，对于历史学的长远发展意义非凡。

（3）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深化

目前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体系十分庞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研究领域都在拓宽加深。例如中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等分支学科，每一个分支学科下都有若干研究领域，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专题。仅以中国古代史为例，就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蒙元史、明清史等研究领域，再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为例，又细分为三国研究、西晋研究、十六国研究、六朝史研究、北朝史研究、北方民族研究、南方民族研究、移民研究、文献资料研究、考古文物研究等研究专题。40年来历史学研究体系之完备、研究领域之深入、研究专题之众多，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所仅见的。

（4）学术阵地持续扩大

历史学的学术阵地主要指相关的学术刊物。现阶段历史学的学术刊物堪称众多，既有《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史学月刊》、《清史研究》、《安徽史学》等历史学专业学术期刊，又有各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历史专栏，至于各个历史学研究机构的辑刊、集刊等，也是不胜枚举。学术阵地的持续扩大，是历史学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的机制保障。

（5）全社会对历史学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

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大潮的影响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一度不受重视。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步入新世纪以来，历史学在新的形势下也获得了新生。2011年教育部将历史学划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并在历史研究的部分专题、部分领域中，专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年来还在一些重点大学或重点学科设置协同创新中心，如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牵头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有力地推动与保障了历史学的强劲发展。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历史学的发展在呈现上述特点的同时，也存在着学科队伍良莠不齐、部分研究者不遵守学术规范、少部分学术成果质量不高等负面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虽然是历史学迅猛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只有正视并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才有利于历史学科在新时期不断与时俱进，进而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吸纳世界文明的职责与使命。

3.西方历史学发展简史

历史学在西方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发展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西方历史学发展的肇始，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西方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公元前9世纪，荷马撰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后人将这两部书合并为《荷马史诗》，主要记录了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对爱琴海制海权的争夺，这是西方第一部记录民族记忆、国家记忆的史著，可以认作西方历史学的开端。随后又涌现出希罗多德的《历史》（《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老加图的《起源论》、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佗的《罗马史》等史学著作。 这些史学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对古希腊、古罗马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保存，这也是西方早期历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2）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的欧洲史学的显著特点，是史学与神学的结合，中世纪西方史学界主要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本貌，而是围绕《圣经》的内容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神学史观成为中世纪西方史学的主导观念。这一时期西方主要史学著作有：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史》、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传》、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等。

（3）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思潮开始由中世纪的神学一统转变为人文主义精神，这种转变也影响到历史学界。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学发展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记录历史的主体发生变化，历史的记录者不再是中世纪时期的神职人员，而是以政治家、考古学家为主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二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以神学思想为主体、以《圣经》研究为中心，而是以人文主义思潮为指导，真正关注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主要代表作有：比昂多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弗拉西斯的《马格德堡世纪史》等。

（4）启蒙运动时期

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史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理性主义代替人文主义，成为主要的学术思潮。理性主义反映在历史观上，是历史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出现，西方史学界开始探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各种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开始出现，历史学科在西方真正步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轨道。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史学的主要学派、代表作有：

（5）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史学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变革，西方社会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兴盛繁荣，历史学也在西方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发展。19世纪以来，历史批判是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在重视对史料的研究与整理的基础上，德国批判史学思潮开始影响欧美诸国。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①历史学研究开始重视史料，德国兰克的“客观公正”学说风行一时；

②历史学开始为社会政治服务，美国、英国历史学家在历史的编撰上，开始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历史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③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影响力开始逐渐扩大；

④历史哲学、历史批判主义等新史学思潮逐渐影响西方历史学界，历史研究的视野从政治史、文化史扩展到制度、社会等方方面面，欧美“新史学”思潮开始确立并迅速发展。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既对西方物质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摧毁了旧的、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战后新世界格局的出现，国际共运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全球化、市场化开始影响世界，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促使西方史学也有了新的发展面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史学的显著特点是历史学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发展壮大，一批新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形成，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历史人类学、全球史观、环境史、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等史学流派的迭兴。这些流派与思潮，有的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例如法国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但是主要的发展趋势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这些思潮、流派的快速发展，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也逐渐形成新的体系，如妇女史、计量史学、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环境史、口述史、比较史学等，对开阔历史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具有广泛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4.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

自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开始，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史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形成。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中国史学门”，从高校教育的角度开启了现代史学人才的培养机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下催生了一轮又一轮学术思潮的迭兴，历史学科在这种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不但从“旧史学”迅速迈向“新史学”，而且形成了诸多有相当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催生了一大批知名历史学者。

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先后产生了新历史考证学派、史料学派（又称史料考订派）、唯物史观派、新考据学派、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禹贡学派、战国策派、食货派等史学流派，催生了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郭沫若、钱穆、顾颉刚、陈垣、陈槃、董作宾、罗振玉、谭其骧、严耕望、陶希圣、全汉升、何兹全、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林同济、雷海宗等著名历史学者。这些历史学者及其所代表的史学流派，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诸多新颖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创立了诸多历史学的研究方向，有些至今还为当代历史学界所继承和发扬。

例如禹贡学派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代表学者谭其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并发展了禹贡学派、史料学派等史学流派的研究思路，主持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史料学派的大多数学者，1949年后曾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二十四史点校工程”就凝聚着史料学派、古史辨派、新考据学派大量学者智慧的结晶；唯物史观派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古史分期、社会形态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食货派开创了对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触及社会史、经济史等深层次问题，有着引领示范的启发作用。

20世纪是中国史学承前启后发展的关键时期，史学流派的迭兴、史学思想的创立、史学大家的涌现、新学科体系的建立，这些历史学发展的成就，离不开那些为探求历史真理而孜孜不倦研究的学者们，他们的智慧至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他们的论著值得一代又一代历史学人铭记、借鉴与传承。

2.4.2 历史学教育

历史学教育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创办私学，教授学生的内容中即包括有史学范围的“春秋”。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献策，设立太学，所立的“五经博士”中有“春秋经”，这是史学教育在汉代的延续和发展。319年，后赵主石勒专设“史学祭酒”一职，说明到了十六国时期，在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中已经开展专门的史学教育。438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儒、玄、史、文四学，史学馆专门研究和教授史学。此后，历代王朝在国家以至地方的教育机构中，也都保持了历史教育的传统，所教授的主课都少不了史学。

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则起源于清末戊戌变法。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在学科设置上设有文学科，“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 。此外预备科设有政科和艺科，这两科中也都有“中外史学”。京师大学堂历史学科的设置，是中国近代高校中历史学教育的发端。

1909年，京师大学堂将文学科中的史学以及预备科中的中外史学析出，单独设立“中国史学门”，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历史学系。1919年，北京大学 之“中国史学门”改名为“史学系”，至此，历史学正式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开展史学教育，培养史学人才。

尚小明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教育进行过系统研究。根据他的统计，从1909年京师大学堂“中国史学门”设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总计40年间先后设立93个大学史学科系”，其中1947—1948年度，中国境内大学同时存在63个史学科系，这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学科系发展的最高峰。民国时期，受到经济萧条、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学科设置理念始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合并设系的情况时常出现。为了鼓励理工科发展，民国教育部门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台一系列限制文科、律科发展的措施，导致高校历史学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总览民国时期，尽管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非常迅速，涌现出一大批历史学家，形成了很多史学新思潮，但是史学教育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工科、理科为主的学科得到极大的加强，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则被压缩或取消，而历史学系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为数不多的能继续独立并保持招生的专业。但是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历史学教育的发展较为缓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教育得到充分的发展。据统计，截止至2015年年底，开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有290所，具有历史学（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硕士招生资格的高校有129所。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情况，具有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含科研院所）有42所，具有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含科研院所）有30所，具有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含科研院所）有20所。由于有的高校同时设有三个或两个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全国共有历史学（含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博士招生资格的高校（含科研院所）47所，如下表所示（排名不分先后）：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历史学教育正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我国历史学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2.4.3 历史学学术团体

中国历史学学术团体包括历史学科内设置的学会、研究会，各级高校、社科院下属的历史学领域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以学会、研究会为例，有中国史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宋史研究会、中国明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一级学会、研究会，有各省历史学会、考古学会、博物馆学会以及专门研究方向的如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史学会等二级学会、研究会。相对而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团体门类最为齐全，而且数量众多。

至于现阶段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学术团体，首推国际历史学会，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学术活动，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国际历史学会（该组织的英文缩写为ICHS）成立于192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目前，国际历史学会共有国家学会60个，专业学会30个。国际历史学会的会员单位均是史学组织，个人无法参加该学会。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的接触非常早，193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央研究院为组织单位，参加国际历史学会，并派出胡适作为个人代表参加1938年8月8日在伦敦举办的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此中国正式参加了这一国际性的历史学术团体，可谓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历史学界与国际历史学会的交流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在胡乔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史学会以国家学会的形式，重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1985年，由刘大年任团长、季羡林等18位历史学者为团员的新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于此后正常参与国际历史学会的一切常规学术活动。

经过30余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向世界，中国历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也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地位。2010年8月22日至28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经投票表决，通过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15年在中国山东济南举办的提案。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共同承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期举行。这次大会的主题为“自然与人类历史”，主旨为“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共设“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化的情绪”、“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数码技术在史学中的运用”四个主要议题。这是19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办，对于中国历史学术的国际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意义，也可谓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的一座里程碑。

2.4.4 历史学学术刊物

历史学学术刊物是历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阵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学术刊物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立了一大批历史学专业期刊与集刊，各大学学报的社会科学版也基本设有历史学研究栏目。这些历史学学术刊物，对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学术性、规范性、继承性、创新性有着重要意义。

现阶段全国共有历史学专业期刊与集刊100多种，其中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目录》收录的“历史学来源期刊”26种、“考古学来源期刊”7种，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2014—2015）来源集刊名单》收录的“历史学学科来源集刊”16种、“考古学学科来源集刊”3种，详见下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列出历史学、考古学CSSCI来源期刊与集刊目录，只是意在为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成果发表渠道的信息，而并非作为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

注：CSSCI来源期刊（2017—2018）目录将于近期正式发布 kFWh839d6FsmfJMeWcekBHxhINzqYtzCsOMaGnPcuJuACLsOoPMYD4fALSFNAR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