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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没有以定律、命题为中心的模块化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拥有自己独特的基础理论和悠久的优良传统，需要历史研究者深入学习体会并继承弘扬。
历史学基础理论包括三个方面：历史观、历史认识论、历史本体论。在现代中国，唯物史观既是历史学科的基本历史观，也是历史学研究理论的核心与基础；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共同构成历史哲学
，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
1.唯物史观
在上节围绕历史观概念的梳理中，已经就唯物史观做了简要介绍。下面再从理论来源、主要观点、意义作用三个方面，对唯物史观在历史学科中的重要意义做进一步的阐释。
（1）理论来源
唯物史观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形式。19世纪，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西欧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这是形成唯物史观的重要背景。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理论建构与智慧结晶。1845年到1846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做了初步的概括；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进一步的概括与总结；及至1859年8月恩格斯撰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正式出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概念。
列宁曾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进行过分析：“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其理论来源正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19世纪所诞生的自然科学。
（2）主要观点
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包括四个层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社会形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这四个问题共同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唯物史观认为：①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的根本推动力；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并要求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④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前进发展的直接动力。
（3）意义作用
唯物史观是中国历史学科领域的“主导意识形态”。从理论体系看，唯物史观较为全面地解决了历史学科领域的一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以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方面，都做了理论概括与经验总结，是指导中国历史学界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2.历史认识论
历史认识论，指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历史研究与历史认识活动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考察。历史认识的本质，是认识主体对历史实际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依据特定的目的，通过特定的认识结构和特定的方法进行处理。
历史认识本质上是一种三极思维活动。历史认识的主体是人（包括三个方面：历史学学术共同体、社会精英层、全体社会大众），历史认识的客体是历史事实（包括三个层次：各别的历史事实、完整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担任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质是历史资料（包括四个层次：传世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现实生活中蕴含的历史因素）。历史认识的主、客体通过史料作为中介，在社会实践与学科实践的基础上能动的统一，就是历史认识的本质。
历史认识的内容还包括：①历史思维中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形象、逻辑、直觉三种思维方式以及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②历史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建立在史料、科学总体认识、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的考察。
3.历史本体论
历史本体论探究历史本质及其客观规律。广义的历史本体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探究，狭义的历史本体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史观下，历史本体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①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范畴；②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学说；③阶级斗争学说；④任何社会问题都要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内，给予历史主义的分析与评价；⑤强调物质生产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即创造历史的群众队伍是逐步扩大的。
从以上历史本体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历史本质的认识，本是一个持续、客观的过程。也正因为历史学界始终追求对历史本质的探究，才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史学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又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者对历史本质、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在古典文化的浸润下，中国历史学科拥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值得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继承与弘扬。
1.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
“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家追求的目标。《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孔子之言“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这是“良史”概念的第一次出现；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赞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以此作为“良史”的标准与内涵，即直笔、真实、客观，历史的记录不能受政治因素、个人好恶的影响。南朝梁代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提出“良史”的两个必备条件，一是“文非泛论，按实而书”，二是“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列《直书》一章，并将“直书”解释为“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刘知几还提倡史家要有“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修史精神，
将“良史”的标准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董狐、齐国太史，还是西汉的司马迁、北魏的崔浩，他们对于历史记述都抱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为了践行“信史”、“良史”，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至于历代学者之为史书所作考证、辨伪、纠谬，也是中国史学追求真实性、客观性的一贯传统，是对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的坚持与传承。
2.延绵不绝的“续写”传统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延绵不绝，与中国的历史记载从未有过中断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华文化中，历史很早就承担了保存国家记忆的功能。《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这突出了“史官”对于“言”与“事”之国家记忆形式的记录和保存作用。重视修史，也是中国历代王朝上自帝王、下至一般读书人共同的认知。关于历史对文明传承的意义，元代王鹗深切地指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王鹗认为历史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朝代的更替，所谓“后世亦不知有今日”，意谓历史的记录就是文明的传承，文明的传承以历史的记录为媒介，如果历史记录中断了，文明的传承就会出现断裂。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修史工作。早在西周，中央机构中已经设置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自唐代开始，正式形成了后代王朝官修前朝历史的传统。从南朝起，记录本朝史事的“起居注”开始出现，到了明清，进一步具体化为“实录”。官修正史、实录、起居注等，共同形成了官修历史的传统，中国古代将修史提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坚持不懈并且制度化和体系化，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中国历史修撰的另一特色为私家修史的兴盛，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自觉，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天下兴亡、文明传承的责任意识。私家修史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绵不绝，特别是在唐代以前，史籍的修撰大多以私修的形式出现。“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出自史家私修，而前四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是后代史籍难以比肩的。历代史家以其宽阔的视野和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延续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私家修史传统。
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学的“续写”传统，尽管朝代更替、时代变迁，但是中国的历史仍被史家延续了下来。也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能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这正是中国史学传承古典文化、教化社会大众的意义所在。
3.经世致用的“经验”传统
中国史学非常重视历史的社会功能。如《国语·楚语上》记载了楚国大夫申叔时与楚庄王的一段对话，申叔时在谈论如何教导太子时，首先强调了《春秋》的重要性：“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申叔时认为《春秋》具有“耸善抑恶”即奖善贬恶的“戒劝”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书》中，也说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中国历代史家高度重视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经验，经验从何而来？主要依据的就是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历史所反映的国家兴亡、社会治乱、人心聚散，是最真实的，由此所见出的经验与教训也最具鉴戒意义，“经世致用”的传统即由此形成。
“良史”、“续写”、“经验”，诸如此类的这些中国史学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与积极的推动意义；中国当代的历史学人，也仍然要从这些优良传统中汲取养分，这也是学界同仁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