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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历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而由于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历史学科的某些特殊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科所受到的外界因素，诸如政治、经济的干扰乃至社会风气、社会思潮的影响，也相当严重，加上彼时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形成，于是历史学经历过坎坷，曾走过弯路。表现之一，便是不少刚刚入门的年轻学人，在还不清楚什么是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或者盲从权威，或者怀疑一切，又或者在不了解学术史的情况下，就开始盲目研究，有了一点“成果”就自鸣得意，其实大多是对前人已有成果的重复；更有甚者，还不乏为了名利而不惜抄袭者。因此，系统总结并全面整理历史学科的学术规范，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良好的学术生态，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如果缺乏学术规范，学科的学术生态长期处于“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的状态，必然会导致该学科的学术发展遭遇瓶颈，甚至出现混乱状况。历史学学术规范对于历史学科学术生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培养并增强学术自由意识。陈寅恪曾经提出，学人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也为历史学科的价值体系指明了方向。历史学较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要求研究者具备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而历史本是严肃的、客观的、不可改变的。从春秋时期晋国董狐“秉笔直书”、齐国崔杼连杀太史的典故，就可以看出董狐、齐国太史所坚守的，正是历史记录的直书不隐原则，这种原则，就是早期历史学科的学术规范。齐国太史为了坚持原则、恪守规范，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可见历史学者坚持独立、自由、客观的操守是多么的不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视学术规范的作用，越是有严格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体系，越是能增强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自由和历史学人的独立精神。
二是有利于发现并培养学术新人。清人赵翼《论诗》曾经咏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江后浪推前浪，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年轻学人很多，而只有发现并培养那些既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又在某些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年轻学人，才能让史学研究得到传承和发扬，不断地为历史学科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无论是学科队伍、研究机构，还是专业院系、理论阵地，历史学都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谓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对于这样的学科来说，强调学术规范，意味着从事历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做到“选题精、基础厚、要求严”，应该在论题的选择、思路的开拓、史料的收集、成果的撰写等各个环节，都戴上“紧箍咒”，如此才有望推出既能继承发扬又能有所创新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上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而带动学科的整体发展。
学科质量的提升，本与一些台面上的数据、指标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学科的发展水平，不是仅靠简单罗列已有多少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出版了多少著作、发表了多少论文就能衡量的。这些指标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当下从事历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有没有“独立、自由、客观、严谨”的学术风气，具不具备对于历史学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能不能够提出真正有学术价值、有前瞻性和指向性的学术观点，这些都是无法被“量化”的。而学术规范除了一些纸面上的条文外，很多正是精神上的约束和道义上的责任，如此，制定并执行历史学科的学术规范，既是提升历史学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工作。
从国际学术视野考察，国际史学界的主导话语权在西方而不在中国。中国历史学科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即是受到西方学科体系影响的结果；中国史学界诸多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的历史名词的汉译，也是学自欧美、日本等国。本来，中国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但是当今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水平，总体而言尚未进入国际前沿行列，至于国际学术影响，甚至没有达到与实际研究水平相匹配的程度，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得不承认，西方历史学界对于学术规范的执行，总体而言，是严格甚至近乎苛刻的。比如一本学术专著，从形式上看，有前言、后记、鸣谢、作者简介，从内容上看，学术回顾不仅全面而且扎实，从技术上看，引文出处、注释义项清清楚楚。然而这些在西方学术界早就习以为常的规范，在中国学术界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再者，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检索手段的进步，不遵守学术规范、有违学术道德的现象，似乎还有愈加严重的趋势。诸如此类，不仅损害了中国历史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声誉，也降低了中国历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应有的地位与影响。
制定并执行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就是要在历史学界“正本清源”，让年轻的学人从起步阶段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将学术规范印入脑海，并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守。我们相信，只要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学术规范，以中国悠久丰富的历史、举世无双的文献、深厚扎实的学术积累为基础，我们就能持续推出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而不断提升中国历史学界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认可度与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