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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所梳理的历史学学术规范的有关概念与基本内容，我们已经能够感知到学术规范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那么制定历史学学术规范的目的、学习历史学学术规范的意义何在呢？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你生活的国家没有法律，生活的社会没有道德，你整天处在一个无政府、无原则的“生态”之下，你的正常生活还能继续下去吗？
没有法律、道德，社会就会缺乏敬畏和规矩，触犯了法律而没有惩罚，有人就会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做出有损他人、有害社会的事情，社会群体也会分崩离析为一个又一个的个体。同样，如果缺乏学术规范，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学术圈子，不可能会有健康的学术生态，学术研究也将走入死胡同，从而呈现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没落可悲局面。
在《清儒地理考据研究·魏晋南北朝卷》的“后记”中，笔者写道：
在多年的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历史地理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继承”之于“创新”的前提意义。然而反观今日之国内学界，在一味甚或片面强调“创新”的氛围下，“继承”似乎已经被淡忘甚或被蔑视。诚然，“创新”是可贵的，但真正的“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基础、为参照，否则，所谓的“创新”既可能是重复的、虚伪的，也可能是相对于先贤成就、理念的倒退、落后——我们坚信，如上所述之“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仅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历史地理是这样，对于积累深厚的中国传统人文学科而言，也无例外！
这里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正在历史学研究的首要目的，不是创新，而是传承。历史是传承的，没有传承，传统就会被遗忘。中国文明史能够经历数千年而延绵不断，也正是一代代历史学人对于传承责任的坚守。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一项研究传承几代甚至延续千年的例子数不胜数。以《史记》的研究为例，从南朝与唐代流传下来的“三家注”，到清代学者的“朴学”考据，再到近代以来利用考古成果开展的文本研究、《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思想研究等，围绕《史记》的研究，持续了一千五百余年，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也是琳琅满目，诸如眉批、评点、札记、书后、志疑、考异、测义、知意、达旨、探原、发微、订补、琐言、辑评、集说、评注等等，可谓应有尽有。而时至今日，关于《史记》研究的新成果还在不断涌现中。由此足见“传承”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也正因为历史学有着这样的学术特色，学术规范对于保障历史学科的正常发展，作用才更为凸显。因为传承不是简单的抄录，而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扬。学术规范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确定了学术研究的标准和尺度，既要禁绝破坏规范的研究，又要避免重复无用的研究。学术规范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研究者从事每项具体研究前，都要对相关课题的前人成果进行总结，这既是对过去研究的传承，也是从事新研究的起点。在历史学学术规范的指引与保障下，每形成新的观点概念、理论成果，都会成为新的规范，并转化为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弘扬，形成健康的学术生态圈，于是历史学得以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学术规范与学术交流有什么关系？这里先举一个例子。牛顿、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研究出微积分理论，并历来被视为这两位伟大科学家的学术创举，也被无数学人津津乐道。其实仔细分析，这是缺乏正常的学术交流而造成的重复研究，也是这两位科学家宝贵精力的一种浪费。如果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学术规范体系，牛顿和莱布尼茨能够保持合理的学术交流，他们完全可以共同完成微积分的研究，从而抽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出更多的科学理论，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岂不是具有更大的作用？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闭门造车，历史学的研究尤其如此。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也要遵循一定的准则。例如历史研究的成果发表，肯定要有对学术史的回顾，以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引用，如此，对既往的学术史怎样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对不同时期、不同出处甚至不同版本的史料又如何进行规范的引用，就成为衡量历史学学术成果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只有符合规范的史学研究论著，才会具备相应的学术意义；反之，在没有弄清前人的成果状况、尚未把握前人的研究水平的情况下，即盲目地开展研究，由此而形成的所谓“研究成果”，极有可能或为重复劳动，或为粗制滥造，其对学术研究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或阻碍的作用。
以我国当今情况来说，历史类期刊有数百种，加上各高校学报、综合类期刊的历史学科版块，历史学的理论阵地达到千种之多，每年发表的各类专业论文也有上万篇，但是真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且具有创新价值的文章并不太多。而针对这样的状况，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形成良性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推进学术的传播与知识的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历史学强调传承，但并不否认创新。相反，积累深厚的历史学，较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加需要创新。创新是学术本质的追求，也是一个学科能够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固步自封、陷于停滞。从历史学科发展的轨迹看，每一次史学研究的飞跃，都是历史学科本身的创新与进步。如从两汉时期的经史不分，到东晋以后历史学科的逐渐独立，再到隋唐以后史部正式成为“四部”之一，特别是20世纪以来我国史学从“旧史学”迈向“新史学”，这些巨大的转变都是历史学科本身的创新与飞跃。
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是相互依托的关系。创新建立在传承基础之上，即对已有成果进行消化、吸收、理解、再认识，进而得到升华，并在新材料、新理论、新观点的基础之上，形成新的研究成果。而如果缺乏学术规范，且不说学术创新了，我们甚至都不能辨别学术成果究竟是传承，还是重复研究，抑或就是抄袭或者粗制滥造。只有在学术规范的引领下，学术研究才能做到有章可循，才会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在积累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当然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也有其时代性和阶段性。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遵守规范不代表盲目迷信规范，学术的每一次飞跃，都会突破原有规范的樊篱，形成新的、更加科学的规范，从而推动学术的前进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