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寒 战

“肺结核是人们唯一能治愈的疾病，只是需要时间。”

——《贫民区医院》的病人

阿尔贝·加缪的一个同学在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时，清晰地记得每天从贝尔库乘有轨电车去格朗中学 ，路上穿过市中心时的情景。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中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写，以温和的笔墨讲述了“雅克·高梅里”和他的一个朋友同样的乘车经历。从贝尔库工人区开出的有轨电车驶入了富人街区，在贝尔库上车的工人开始逐渐下车，穿着得体的乘客在上车，有轨电车就这样在城中穿越。

在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的老线路上，半小时的有轨电车路程使孩子们了解了这座大城市，发现了他们不熟悉的世界。他们俩站在前车厢或后车厢（有时就站在上下车的踏板上，因为车厢内挤满了乘客），或者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能成为他们的谈资），或者注视着在他们眼前晃过的城市风景。有轨电车从里昂街发车，沿着练兵场行驶，那儿是他们每周四踢足球的地方。一穿过驻扎在那儿的部队兵营，挤满人的有轨电车就开始下行，朝着穆斯塔法海滨疾驶而去；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为电车从山上往下冲的速度而备感兴奋。到达穆斯塔法站时，司机会突然地把车刹住。

离开阿迦车站后，他们往右走，来到柯罗仔市场。这是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许多贝尔库的工人都在这里下车（工人们的另一个主要终点站是大邮局站）。此刻，他们来到了格里耶高坡的脚下，高坡通向庄严的总督府大楼——一幢正在施工的15层建筑，按照计划，大楼将在1930年法国人征服这片土地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落成。从有轨电车上可以看到大楼最后几层的脚手架。但跃入他们视线更多的是整座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变化。离开格里耶高坡，他们沿阿尔弗雷德勒吕克街（原来的康斯坦丁街）一路走去，来到了正在建造的阿莱迪市政厅工地。在建的大楼每天都在长高；有轨电车沿着这些工地驶向卡诺大街。这是一条沿着十五米高、俯瞰港湾的台地修建而成的大街。

现在，他们来到了行程中最美丽的地方。就在他们的脚下，绵延展开的是阿尔及尔港湾；伴随着来自欧洲或驶往欧洲的货船的到达和驶离，卸货的作业声和穿梭于港湾中的拖船此起彼伏的鸣笛声，组成了每天都不一样的嘈杂声。时而，还有巨大的游轮在此鸣笛靠岸，也有雄伟的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湾深水区抛锚停留。

下一站是布雷松广场，在长满了棕榈树、无花果树和玉兰树的森林里，鸟语声声。他们继续前行，左边是一排被大银行租用的带有拱廊的建筑物，还有马上就要被弃用的破旧的老市政厅。最后，他们来到了总督府，也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宽阔的广场四周围有拱廊，引人注目的是路易·菲利普的长子、指挥法国军队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奥尔良公爵挥鞭跃马的雕像。

广场上挤满了来自附近卡斯帕街区的伊斯兰教徒。在那里，耸立着建于1660年的肃穆的贾马·阿尔杰德清真寺，它的尖塔有二十五米高。而两个男孩的眼睛却始终紧盯着广场的另一头——熟识的冷饮小贩正在售卖他们酷爱的冰糕。有时候，他们课后会在小贩那里买一块柠檬冰糕，再请他加工成波纹冰糕：小贩把冰糕放入圆形的冰盒里，通过旋转把冰糕的表层做成波纹。

孩子们从那里再走十分钟就到学校了。他们穿过巴帕·艾尔裘德路的拱廊来到街上。这条马路像一条分界线，左边是卡斯帕街区，右边是以前的水手街区，后来被整体改建为保障房居住区。马路上人群接踵而至，有卡斯帕街区的穆斯林，也有全家倾巢而出的那不勒斯渔民。两个孩子要挤出人群，实非易事；无处不见的露天货摊令他们好奇，还有那些馋人的东方美食，诱人的煎饼，蜂蜜甜糕——尤其在放学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那里逗留。

当意识到马上就要上课了，两个孩子赶紧离开，沿着有轨电车的铁轨奔向学校。（私家车也可以走这条路，但当时私家车鲜有。）为了赢得宝贵的每一分钟，他们奔跑着穿过一个又一个拱廊，奋力推开人群，躲避疾驶而来的车辆。

在穿过马路尽头的最后一个拱廊后，是另一个广场，广场右侧是一个军营，左侧就是紧靠卡斯帕街区的格朗中学。

这座建于1868年的中学正门是用白石头砌起来的，上面装饰着新古典主义的三角楣。学校与五光十色的巴帕·艾尔裘德路之间是马朗戈花园。 另外还有一所中学，名声更大，奥氏中学或称佩蒂中学，在穆斯塔法富人居住区。格朗中学的学生带着屈尊的眼光看待佩蒂中学，而佩蒂中学的学生则以嘲讽的口气谈论格朗中学。然而高班的学生都得进格朗中学。

在中学最初的几年里，贝贝尔（还在称贝贝尔）在同学们的眼里是一个悠闲的、大多数科目成绩都一般的学生，但他的法语特别棒。他很活跃，是个好同学。他口袋里的零用钱要比大多数朋友都少，但在中学里，这种差异关系不大。也许他很少换外套。他没有大衣，但他的风雨衣很适合阿尔及尔的气候。 1924年10月进入中学以后，他在学校吃午饭；他选择了A类课程，此类课程中法语和拉丁文为主修课，家里人听说（据阿尔贝哥哥说）阿尔贝想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这对一名出身低微的孩子来说，是传统型的读书（A类）路，先成为一名小学教员，这是很常见的。

每个班级有30至40名学生，上课时间为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4点。 成年以后，加缪曾向一名记者说，他是在中学学的拉丁文，但他烦透了西赛罗和维吉尔（“烦透了！”），同时他也学了英语。他还自学了西班牙语，但学得不多。

有关他在中学时期的资料很少，其中有一张标着1928年11月26日的纸条，上面注着那一学年初期他品行优良、学业优秀。从那时起，每逢暑假，他开始干活，不再陪同学一起去海滩嬉戏。他的外祖母曾让他谎报年龄，这样他就能去一家五金作坊打工，如此，我们可以把《第一个人》中叙述的雅克·高梅里的暑期安排作为传记资料。加缪后来回忆说，这些季节性的打工包括在一家船舶经纪人那儿的实习，以及在一家汽车零配件商店的实习。 同一时期，他的哥哥吕西安正式在他父亲工作过的于勒·里可姆父子公司工作。

当阿尔贝·加缪成了著名作家时，许多回忆都集中在他生活中对体育的热爱，多少冲淡了他的作品给人们留下的严肃感。在中学最初几年里，毫无疑问，体育场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比他的学习更重要。他1930年以前结交的大多数朋友都还记得，他是个好运动伙伴，而他本人只记得有一个朋友是在运动场外认识的。

然而，与同龄人相比，他长得矮小了一点。有一个同窗几乎是亲切地对他描写道：“一个三角小脸蛋，像杏仁似的两只大眼睛，长着两个调皮的小酒窝，一张爱开玩笑的嘴巴。” 课间休息时，他们分成人数差不多的两队，把一个大的回力球当作足球来踢。放学后，他们正规地分成两个队，每队十一人，从4点踢到5点。阿尔贝当守门员，有时也踢中锋，常常由他引导全队的传球。

和他一起踢球的同学埃内斯特·迪亚记得，阿尔贝短传和带球非常灵活。后来两人都进了阿尔及尔大学的拉辛青年队，属于阿尔及利亚大学学生委员会体育部。在队里，阿尔贝当守门员，他们在里昂大街尽头与埃塞花园相邻的体育场里踢球。阿尔及尔伽利略体育队，一支街区球队，也在那里踢球。体育场里除了足球场以外，还有训练用的游泳池和水泥浇灌的自行车赛道，有时，法国自行车赛的冠军也来这里训练。

是足球让阿尔贝如痴如醉。他踢得很好，而且非常勇猛。他在对手的脚下铲球，因而常常负伤。毫无疑问，他在为成为主力队员而努力。 二十五年后，在为一本老同学的体育杂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加缪认为他本该在1928年就进入拉辛青年队。此前他加入了阿斯姆队，“天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住在贝尔库，而贝尔库穆斯塔法的球队是伽利略队”。是一个常和他一起去港湾游泳的好友说服他加入了阿斯姆队。“生活就是这么回事。”阿斯姆队一般都在练兵场踢球。

我很快就明白了球从不会从你料想的地方传来。这对我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法国，不是人人都正直的。在阿斯姆踢了一年球后，伤痕累累，但中学同学们取笑我。一个“大学里的人”应该在青年拉辛队踢球。

他们每周四训练，每周日比赛；在没有训练，也没有比赛的时候，只要时间许可，他们就去游泳。阿尔贝非常喜欢他的球队，“这是为了胜利的喜悦，经过努力从疲劳中爆发出来的喜悦是多么的美妙，但也为了失败之夜愚蠢地想哭”。他的队友之一——雷蒙·古阿后来成了职业球员。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不过也应该“像男子汉一样踢，因为男人终究是男人”。加缪描写过一场冲撞激烈的球赛，这场比赛在一个与墓地毗邻的球场进行；球员们被要求毫不留情地直接压到前场。对方球员“整个身子压在我身上，钉鞋蹬在胫骨上，拉住我的球衣，膝盖顶住我的裤裆，把我挤压在球门柱上……”，然而，他这么总结“布道”：

经过多年在大千世界看到的许许多多的表演以后，我最终对人类道德和义务所知道的最肯定的东西，应该归功于体育，是青年拉辛队让我学到了这一切。

当他的朋友夏尔·蓬塞后来问他，如果身体条件许可，让他在足球和戏剧两者中做个选择，会选择哪个，他回答道：“毫无疑问，足球。”蓬塞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看见朋友加缪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从政治集会地出来，“推着”旧的打蜡箱在人行道上走。

显然，他是该进青年拉辛队的，因为在加缪和他中学同学的眼里，拉辛队就是英雄集聚之地。

课堂的学习同时开阔了他的视野。在1928—1929年那个时期，他本可以认识比他大六个月、佩蒂中学来的学生马克斯波尔·富歇，富歇后来成了随笔作家、诗人、艺术史家，一度还是电视名人。马克斯波尔·富歇是这所中学和这一代人中后来唯一成为全国有名的学生。他祖籍诺曼底，移居阿尔及尔后很快在中学里崭露头角，上大学后仍然拔尖。他在大学期间加入了校外的青年建筑师、艺术家协会，他们后来与来自法国、比他们略年长的一群大学教授联合，形成了战前阿尔及尔文化圈的核心。如果说富歇直到1930年都没有真正认识加缪，那么在那个年代他们至少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相遇。

为了庆祝征服阿尔及利亚一百周年，法国移民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一天，富歇在朋友家的阳台上观看百年庆祝游行活动，他发现加缪也在观看，身旁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四年以后，当加缪从富歇那儿夺走西蒙娜·伊埃，并娶她为妻后，阿尔及尔青年文化圈里两个最杰出的成员永远断绝了往来。

那一年，还有个可谓失之交臂的相遇：阿尔贝·加缪十六岁时（1929年12月）第一次阅读了安德烈·纪德的作品。那时，他的姨夫居斯塔夫·阿库（安托瓦妮特·桑代斯的丈夫）雇他为助手。居斯塔夫姨夫是个肉店老板，但他更喜欢读书而不是切肉。有时他会拿些书给外甥看。有一天，他给了阿尔贝一本叫《地粮》的小说，认为他一定会感兴趣。

然而，那时的阿尔贝还不懂得去品味对大自然壮丽的艺术描写，虽然他对周围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在阿尔及尔，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已经领略了许多自然美景。他把书还给了姨夫，说这书很有意思。然后又回到海滩上，回到那些无意义的闲书中，“回到了属于我的艰苦生活中。约会错过了”（《安德烈·纪德的机缘》）。要等一年以后，一位新教师的到来，或许还有他生活中受到的惊吓，才使得这个中学生转向了文学。

1929—1930学年，他高中二年级，已在准备高中会考的第一部分内容。但他仍有时间读书和进行体育活动。事实上，我们找到的有关他这一时期的材料，只有大学青年拉辛队的简报，简报每周二出一期，对周日的比赛作评论、分析。因而我们知道阿尔贝·加缪1930年几乎一直在拉辛队踢球，而他的球队几乎每场都输。（“球太滑了，在捉弄加缪。”1928年2月18日《拉辛队简报》。）然而，简报中常常提到他，说他是球队的最佳球员之一。3月20日，他没在拉辛队踢球，而是在他中学的球队踢，这次他所在的球队赢了。“除守门员加缪以外，学校最好的球员还有尼姆、克莱蒙、布朗卡、贝拉依、阿拉。”暑假结束以后，他在青年队的表现得到了《拉辛队简报》（10月28日）的赞扬：“场上表现最好的是加缪，他只是在混乱中倒地后被攻入一球。”青年拉辛队终于赢球了。对手是米堤夹西部联队，他们的唯一进球“是裁判的失误造成的。在其余时间里，加缪守得很好”（《拉辛队简报》1930年12月2日）。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一份普通大学生报的报导，不仅是因为这些报导是加缪在中学时期唯一的实证材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导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此时他没有生病。迄今为止，他生病的具体时间不详（参阅加缪作品授权版）。然而，确切的患病日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受到第一次肺结核病的打击之后，加缪的态度和活动都发生了变化，借助《拉辛队简报》对赛事的报导，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加缪是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中旬之间出现肺结核病状的。我们在1月20日和2月10日的报导中读到，年轻的门将加缪缺阵，他生病了。

在此以前，1930年10月，他刚进入高二高班（或哲学班），开始准备会考的第二部分。哲学课的老师是让·格勒尼埃。当时格勒尼埃三十二岁，9月底刚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利亚。在上一学年中，他在阿尔比教书。格勒尼埃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布列塔尼的圣布里厄附近的母亲家度过的。（他的祖父因反对拿破仑二世被关进过监狱，他带着儿子——其中一个是让·格勒尼埃的父亲——去了美国，在新奥尔良教法语，过着拮据的生活。）让·格勒尼埃一生从事教育，同时也搞一些文学创作。他曾在巴黎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儿他遇见了玛丽，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自那时起，他一直与《新法兰西杂志》的编辑保持着联系，他在三十年代经常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到阿尔及利亚之前发表的文章没什么影响力（如在贝尔纳·格拉塞主编的《随笔集》中的小文章，在这本集子中还有一位年轻的作者——安德烈·马尔罗）。但在1930年，他的名字四次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出现（5月份的一篇《当主现身的时候……》是关于普罗旺斯的，另一篇是印度随笔，从6月份起分三次发表）。

到阿尔及尔上课以后，格勒尼埃开始撰写并发表个人哲学小论文，文中流露出了他对地中海生活的热爱，这些文章使他声名鹊起，同时也启发、激励了他的学生阿尔贝·加缪。对加缪和他的同班同学来说，这位普通教师就像一条沟通他们与书籍、与阿尔及利亚外部世界的强有力的思想纽带。他知识丰富，但没有傲气，属于世俗的耶稣会一类人。毫无疑问，他是加缪认识的最杰出的老师。

格勒尼埃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发现有个学生“肩膀宽大，眼睛有神，富有个性”。直觉告诉他，加缪是个有意思的学生。他对加缪说：“你坐到第一排来，和调皮捣蛋的坐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这个青年人像是“天生的不守纪律”？第一堂课结束回到家里，格勒尼埃告诉妻子，班上有个非常有前途的学生。

在阿尔贝的病症尚不明显时，他的家人已经注意到他有点不对劲。上一个暑假，阿库夫妇带他们的外甥到阿尔及尔北面十三公里的圣·克鲁海滨度假。他们注意到阿尔贝咳得很厉害。有一天，他甚至晕了过去。

那一年的冬天，外祖母卡特莉娜·桑代斯一天陪着外孙急匆匆地赶到阿库家，他家在阿尔及尔市中心（朗格多克路3号，离肉店不远）。她惊恐地告诉他们阿尔贝咳嗽咳出了血，“吐血了”，而且已经有两天。阿库请来了他们的医生，这医生同时也是为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看病的医生。阿库对医生说阿尔贝是战争孤儿，他有权享受医院的免费治疗。于是他被送进了穆斯塔法医院。院中的病人几乎全是穆斯林。住院的日子使他害怕，他恳求阿库夫妇把他带去他们家。一位专家发现他右肺部有结核，对居斯塔夫·阿库说道：“只有你才能救活这个小男孩。”

他的意思是说，阿库家富有，他们家要比里昂大街阿尔贝的家条件好，肉店老板阿库有经济能力让他的外甥多吃点肉。那时候，人们认为多吃肉有助于肺结核病人的康复。当然，家庭医生建议给他增加营养。同时他强调，阿尔贝必须多休息，吃饭时不准看书。小男孩嘀咕道：“如果病不好，我将来做什么呢？”

他刚满十七岁。在此之前，他的世界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踢球，游泳，在城里溜达。他所熟悉的生活似乎就要结束了，而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在他后来的手记《贫民区医院》里，年轻的作家试图为他在穆斯塔法医院的生活找到意义。这篇叙事短篇，交错着希望——或更确切地说，是对希望的讽刺——和失望。一位病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他回答道：“是的，这是富贵病。”这一短篇的部分内容后来重现于小说《幸福的死亡》的草稿中。小说主人公默尔索，《局外人》的原型，最终死于胸膜炎。从第一章开始，默尔索打颤，打喷嚏，显现出最初的症状。“第三个喷嚏使他抖了起来，他感到一种寒热。”

当时普遍认为肺结核和胸膜炎这两种传染病的起因是受凉。加缪的好几位朋友都认为他的病是一场大雨中的比赛造成的，或是他守门时受到冲撞引起的。一位同学回忆道：“一天在阿尔及尔体育场，守门员阿尔贝·加缪用胸部封堵对方前卫的射门，之后晕倒在球门前。” 实际上，肺结核绝不可能因着凉或激烈运动而染上，但完全可能由此引发，也可能是生活条件、营养不良而引起的。

在1930年，治疗这一疾病没有特效药。给病人的唯一治疗就是做人工气胸，即往胸膜腔内注气，压迫肺部，使结核处固定，令其结疤。第一次在胸膜腔内注气以后，大概每隔十二或十四天再注一次气，疗程期限不定。在加缪的生命里程中，他做过多次人工气胸。1942年，当他的另一叶肺也得结核时，他只得再一次接受定期的胸膜腔内注气治疗，因为那时仍没有治疗肺结核的好办法。1940年，在每10万法国人中，就有140人死于肺结核。自塞尔曼·瓦格斯曼发现链霉素以后（链霉素是一种在治疗中广泛使用的抗菌素），死亡率很快降了下来：1957年为10万比27，1960年加缪逝世的那一年为10万比22。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能享受到医学上的这一新发现。唯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才得到了新方法的治疗，但他的肺已经糟透了。

1931年，似乎一切都完了。

让·格勒尼埃老师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调皮鬼学生”没来上课。他询问后才知道加缪生病了。也许在那个年代，没有老师去看望学生这样的事情，但格勒尼埃决定去看望加缪。在一名学生的陪同下，他叫了辆出租车来到了地处阿尔及尔另一端的贝尔库。加缪待在里昂大街的屋子里（这与小说中的说法相矛盾，小说中说他出院以后就住在阿库家）。格勒尼埃和与他同去的学生感到自己是擅入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确实是擅入者，因为加缪才刚刚认识这位仅给他上过几星期课的老师。他向他们问了声好，随后只言片语地回答了老师的提问。格勒尼埃后来对加缪的这种冷漠反应解释为是青少年的自尊、腼腆，以及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而打扰到别人。

不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老师离开他家时感到生病的学生拒绝了他的好意。十年以后，加缪写信给格勒尼埃，解释他当时缄默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距离感，“也许可以这么说，你代表的是社会。但是你来了我家，从那天起，我感觉到我并非如我想象得那么贫穷”。他的敌意不是针对格勒尼埃个人的。再后来，加缪在忆及格勒尼埃的来访时解释道，当时他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情感，他们间的年龄差异太大了。 根据他的试笔作《是与否之间》的说法，在所有人当中，最镇静的是他母亲：

当出现症状、痰中大量带血时，她没有惊慌；当然她也显出一点担心——一种正常人对家人患头痛的担心。

她去阿库家看望他，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母子俩都尽力找话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小伙子后来才知道，母亲为他的病哭泣过。她知道这种疾病的严重性，但保持着“令人吃惊的无动于衷”的外表。事实上，他们俩分担着这种无动于衷；他们之间的眷顾远比表面的冷漠要深得多。阿尔贝的哥哥记得，他母亲第一次知道他咯血，吐得小木盆里满是血时，曾惊恐万分。1931年，吕西安退役回家，阿尔贝已重新回到了里昂大街（在病初的几周里，他住在阿库家）。吕西安几乎认不出坐在饭厅里看书的就是他弟弟。阿尔贝很少与吕西安说话，似乎很悲伤。据吕西安说，阿尔贝在里昂大街一直住到秋天，随后吕西安结婚搬出去住了，阿尔贝去了阿库家。

肺结核会置他于死地么？加缪对他姨夫居斯塔夫明确地表示：“我不想死。” 在《是与否之间》的草稿中，他以第三人称叙述他自己：“医生在他病情最严重时婉转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他对此没有任何怀疑。此外，对死亡的恐惧始终萦绕在他脑海中。”这并不奇怪，在新药出现以前，肺结核病人的成活期为两至三年。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的成功率当时约为70％。

在《是与否之间》的最终版本中，个人忏悔色彩过浓的部分被删去了。他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未提及。马克斯波尔·富歇也患过肺结核，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他看见了加缪咯血。后来加缪说，他把肺结核看作纯粹的形而上的疾病。“只要有意愿，病就会好。”富歇和他的朋友们在病痛中发现哲学共鸣，并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找到了印证，书中的主角，也是叙述者，对疾病表露出病态的迷恋。因为疾病把病人推向死亡，也使病人更贴近生活——它给了病人写作的时间。

就这样，肺结核困扰了阿尔贝·加缪的一生。他因此没有考取教师任职资格——不然的话，他应该能获得的——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免除服兵役（从总体上说，这两件事并没有造成完全消极的后果）。由于发病及必要的长时间疗养，他始终被迫约束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放弃旅游或其他活动。自那时起，即使他没有流露，但当他看到别人在踢球、在太阳底下奔跑时，苦涩的心情始终在他心中驱之不散，因为他也曾经和这些人一样。他在作品中，用反话表现这种心情。 nqs6EU6Z7pBJTwhpbOpQOC4i2SeEcCQMBT+6QuTkuH696F2i8EgLpKA1swC63n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