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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面朝镇上的主要大街。下午是很美的。然而沾有油污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而且步履匆忙。先是出现了一些父母带着孩子在散步，有两个小男孩穿着水手式上装，下身穿着过膝的短裤，呆板的服装使两个男孩显得有点笨拙……
——《局外人》
旅行者坐船到达阿尔及尔后，会情不自禁地把港口连同这座城市比作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露天剧场。整个城市坐落在半圆形的港湾边上（事实上是个不规则的圆弧），道路依坡而筑，一层层盘旋着通向山上，白色的房子坐落在道路两旁。
阿尔贝·加缪的大半生是在这个大剧场内度过的。先从海上向左看，那儿是拥挤喧闹的工人居住区——贝尔库，他就在那儿长大。右边，是人口稠密的穆斯林卡斯巴街区，再过去是巴帕·艾尔裘德侨民居住区，加缪的中学就在侨民区的边上。城市的中央是总督府（里面有个大礼堂，加缪作为业余导演，经常使用这个礼堂），他上的大学和多个临时住所都在米歇勒大街和米歇勒大街附近。由中间再往上，朝山顶方向看去，是住宅区，那儿住着他的老师和那些家境富裕的朋友，他第一次结婚后曾在那儿住过几年，也是在那儿，在“面对世界的房子”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再往上，是俯视全景的山顶，他曾希望在事业达到顶峰时在那儿隐居。
是贝尔库培育了他。从八个月起一直到十七岁，他始终与外祖母和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成年以后，他仍经常回到那间屋子，有时是去看望老人，有时是为了把那儿当作临时避风港。贝尔库是个穷人区，住着那些在小作坊、在港口设备小工厂艰辛工作工资微薄的人，也有自立门户的手艺人。贝尔库也是个宿舍区，地位低下的公务员、小职员、小商贩也都住在那儿。在那儿，工薪阶层的欧洲人与当地穆斯林的接触比任何地方都多。里昂大街把贝尔库与另一个穆斯林聚居区分隔了开来，那地方又称伊斯兰教修士区，是为纪念安葬在当地穆斯林墓地的18世纪的一位圣人。
据说贝尔库的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来自法国，而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巴帕·艾尔裘德居住区，则以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居多。如果真是这样，那桑代斯一家（西班牙人）在贝尔库就成了例外。不过，人们发现贝尔库的在校学生绝大多数原籍不是法国。
加缪在《婚礼集》中这样回忆道：“在贝尔库和巴帕·艾尔裘德，一般人年纪轻轻就结婚了。”
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工作，十年工夫就汲尽了男人一生的经历。一个三十岁的工人已打完了他所有的牌。他在妻子与孩子之间等待着死亡……他们有他们的道德，而且很特别。他们从不“冒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在街上要得到尊重……他们从不两个人打一个人……然而那些商贩的道德却不得而知。我经常看到周围的那些人每每在见到有人被警察带走时，脸上流露出同情的表情……
贝尔库居住区一直延伸到海边。贝尔库居住区的一端是埃塞花园，另一端是兵营，旁边有一块可供游戏的空地（以前是练兵场，今天仍有人用这个名称）。加缪桑代斯一家靠当地主要小工业之一——木桶生产为生。加缪的舅舅埃迪纳在离海边几条街的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木桶厂工作。里昂大街，即加缪桑代斯家屋子所在的大街，毫无疑问是贝尔库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城外的国道（在米其林地图上标为8号国道）。黄昏时刻，青少年们在这条大街上闲逛，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分开的。那家破旧的电影院也在这条大街上，他们爱看汤姆·米克斯、范朋克、嘉宝的片子，看《人猿泰山》。加缪的“局外人”就住在里昂大街。
在靠海的屠宰场边上，有个紧邻贫民区的小沙滩，叫阿尔斯那尔海滩。在那儿，加缪和他的小朋友们拿着软木救生圈学游泳。这个小沙滩在孩子们心中真是个好地方，他们可以在太阳底下嬉戏，看渔民拉鱼网，鱼儿在网里跳动。沿海滩蜿蜒而伸的一条道路叫牧羊路，因为人们沿着这条路把羊群赶往阿尔及尔港，然后装船出运。贝尔库的这群孩子长得大一点时，为了去港口游泳，他们经常偷偷地爬上装木桶的运输车，从贝尔库一直坐到港口，因为那儿水深，可以跳水，游起来也畅快。阿尔斯那尔海滩已不复存在，已随着港口的扩张消失了。
阿尔贝年幼时上的幼儿园就在贝尔库的穆利叶街上，校长是玛丽小姐，她被描写为“非常爱孩子的、背有点驼的女子”
。阿尔贝在那儿开始学习读书、写字。大概他比同龄人要显得弱小，因而同学们在做游戏时总把他当作保护对象。上中学后，同学们让他守球门——足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让他避开激烈的冲撞。
在小阿尔贝眼中，最大的建筑当然是这居住区的小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坐落在奥梅拉街（现在叫塔阿·卜杜阿街），学校分为女子部和男子部。阿尔贝去学校，只要从里昂大街穿过一条马路再往左拐就到了。他的家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杂志、一张报纸，就像他后来对一位来访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最初几年，他不愿意有同学来他家。如果有人去过他家，那也仅仅是几个小学的同学，他们从街上要经过狭长的通道，爬上楼梯后才能走进加缪桑代斯的家。他对他家的住房、他的家庭、他那帮佣的母亲感到羞愧吗？有各种矛盾的说法。路易·吉约也是个穷孩子，他说加缪从没想过要隐瞒他母亲的职业，但他保留着自己说的权利。阿尔贝的哥哥吕西安则强调说，他们是穷，但很自豪，贝尔库的娱乐（太阳和大海）是免费的。孩子们总有好的鞋子穿，他们始终能上学。
家里不仅没有书，甚至连阿尔贝做作业的书桌都没有。他所有的书和练习簿都放在书包里。他在餐桌上做作业，头上吊着油灯。做完作业后就把书放进书包，什么也不能落下。他们可以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每周借一次书，外祖母为阿尔贝和吕西安在区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他们的老师们也会把个人的书籍借给学生，以便让聪明的孩子总有东西可读。马格丽特姨妈的儿子弗朗索瓦·伊伐尔常常借书给两兄弟读，有尼克·卡特和巴法罗·比尔的惊险小说，有加斯东·勒鲁的侦探小说，有米歇尔·泽瓦格的剑侠小说，阿尔贝都读了，当他们长大一点后，吕西安发现阿尔贝和他的朋友安特烈·维勒纳夫已在阅读讽刺画报，如《鸭鸣报》，他们读得比他快。
他的家就像他在《反与正》里描写的，母亲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家中空无一人，她的母亲上街买东西去了，孩子们还没有放学。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地板，天渐渐地暗了下来。
孩子这时回来了，看到她瘦弱的影子，骨头突出的肩膀，他停了下来，因为他怕……他怜悯她的母亲，这是对她的爱吗？她从未与他亲热过，因为她什么都不会。于是他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她。他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他意识到了她的艰辛。
很久很久以后，当已是青年的阿尔贝回到里昂大街看母亲时，母子俩静静地相视而坐。她问他，是否因为她话很少，他会感到无聊。他回答说：“哦，你从来不多说话。”
即使他不是阿尔贝·加缪，他的广读博览和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或许已经无法避免地拉开了孩子与母亲间的距离。每一次对童年生活环境的回忆都能让人感觉到这种疏远。家，是外祖母舞动牛筋鞭子的地方。家，是他必须做沉重的家务活的地方，比如到距离里昂大街一百米远的蓄水池用埃迪纳舅舅在木桶厂生产的小木桶去取水。
在这种条件下，奥梅拉街的学校，一幢三层楼的房子，设备齐全，教室宽敞，还有个课间休息时可供玩耍的院子，在小加缪眼中成了庇护所。尽管学校有校规，有不算严厉的体罚，上课的时间很长（上午8点至11点，下午1点至5点，外加一小时的自修），然而就是在那儿，阿尔贝开始施展他的魅力，一种对他人的影响力，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强壮的体能，而是智慧。
阿尔贝喜欢有听众，而班里的其他同学也喜欢听他讲。他有时独自一人去阿尔斯那尔海滩，口含小石子在那里大声朗读诗歌，就像他听说的古代狄摩西尼所做的那样。有一天，同学跟踪他，发现了他的秘密。后来他又被跟踪了几次，他显然意识到人们在窥视他。但他决定继续下去，对窥视他的人置之不理。
他在校的档案资料几乎没有了。家里什么也没留下，他的老师都已故世，阿尔及利亚法国学校的档案也荡然无存。1920年5月21日，由于确认他父亲是在大战中牺牲的
，加缪正式成了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高尚的身份给他带来了一笔奖学金，虽然金额不大，但足以让他购买学习用品和生活必需品。
在那个年代，小学生们穿着水手服外加黑色套衫，人们称之为让巴特服。老师们的手中往往有把木尺，课堂吵闹时，他们就用木尺敲击讲台让大家静下来；必要时，他们也用木尺打违纪的学生。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可听到从窗外传来的各种声响：箍桶匠有节奏的敲打声，距离学校几百米远的海边的火车汽笛声，有学生的父亲、叔叔、堂兄的叫喊声，有市场小贩的吆喝声，木匠的榔头、锯子声，锅炉房传出的响声，还有贝尔库铁路机修车间、水泥厂、火柴厂传出的各种声音。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一起玩杏仁核。杏仁核不仅是他们玩的东西，也是他们彼此之间交换的货币。他们用杏仁核玩一种名叫“西西”的游戏：一人甩出一个骰子，骰子在没有停下来之前用木板盖住，玩者猜出数字是几，就赢几颗杏仁核；或者玩“里罗赢五”，里罗是剪下来的一张人头像，有点像查理·卓别林，放在五米远的地方，每人扔一颗，扔在里罗嘴上的赢一颗，扔在眼睛上的赢五颗。每周四，孩子们聚在一块空地上一起放燕式风筝，他们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己做的。
那块空地是他们拳打脚踢的决斗舞台。用来解决两人之间不和的拳击打斗称为“多纳特”。四只书包标出拳击场地，大家得到“阿拉伯电话”的通知都会赶来观战，这使老师们很失望。有时他们在晴朗天逃学，贝尔库土话称为“马加乌拉”，去港口游泳或在海边看大帆船，幻想着从未去过的岛屿和遥远的国家（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逃学的结果往往是被打屁股。
年龄大一点后，他们就去团结路的阿尔卡杂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皮奥塞勒馆看拳击比赛。在阿尔卡杂电影院对面是贝尔库集市，集市关门后他们就在那儿踢球。在学校的大院里，有时也上演木偶戏。
在他们学校对面，有一家名叫阿美·皮贡的开味酒厂，橘子皮是这家酒厂的生产原料。剥了皮的橘子就堆在厂门口，学生只要穿过马路就能拿到。但他们从来不拿，因为这太容易了。他们更喜欢与附近工厂里比他们年龄更大一点的女孩子调情（阿尔贝从不参与，也许是为了与她们保持距离）。在暑期，他们有时去陶瓷厂干活，陶瓷厂就在里昂大街至海边中间的梯也尔大街上，他们在瓷砖的毛坯上画阿拉伯图案，画一块瓷砖可赚几分钱。阿尔贝有时也在他舅舅的木桶厂干活，因而他有张和箍桶匠合影的照片，这张照片翻印了很多份，他在《哑巴》中对木桶制造的描写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喜欢的另一个游戏是在贞德广场上的水池里闷水，用棉花把耳朵和鼻子塞住，看谁在水中屏气屏得时间长。有一天，阿尔贝的同班同学路易·帕热斯带来了棉花球分给大家用。闷水完后，大家的鼻子和耳朵都肿了起来。家长们都担心出现了神秘的流行病，后来才发现路易好心分发给大家的是热棉花球。
在同学们的眼里，阿尔贝似乎缺乏耐力。他是否营养不良？常常有同学会离家数天或者一段时间——现在看来其实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去探险猎奇，但阿尔贝从不参加这类难以忍受的探险。有一天，几个男孩，阿尔贝不在内，混在人群中去参加穆斯林的宗教节日，他们在现场看到了“洗礼”的场景，即包皮的环切割过程。回来后没人去报警，家长们也不想有麻烦。他们有时还去附近的贫民窟，走进阿拉伯人的家，甚至走进他们的厨房，品尝他们的食物。
然而，在贝尔库也有行凶作恶的欧洲人，他们的罪行是中产阶级和普通老百姓日常谈论的主题之一。杀人犯被关在卡斯巴后面的巴尔贝鲁斯监狱，凌晨3点一过就被拉出来送上断头台。孩子们会熬夜去看处决，我们已知道加缪对斩头的唯一的痛苦感受是他父亲去看过的那一次。
加缪不参与小伙伴们大胆的探险猎奇，似乎印证了同学们回忆中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难道仅仅是因为忙作业和家务而没有时间吗？或者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将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他的朋友路易·帕热斯是这么认为的。是的，阿尔贝是个领头者，但他与他们所认识的领头者不同，他不喜欢用拳头，而更喜欢用言语的方式去引领他人。他是个开明的专制者。他知道怎么打斗，但不主动出击。当他真的生气时，他知道怎样表现出对老师或对同学的藐视。
在学校里，人人都有绰号，因而有的孩子只知道小伙伴的绰号而不知其大名。然而，阿尔贝始终是阿尔贝。最多人家叫他贝贝尔，一个相当常见的外号。升入高中以后，几乎不再有人这么叫他。在那些敬佩他的朋友的眼中，他似乎在扮演一个角色，十岁时，他的举手投足已经显露出一种高雅；日后，他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都谈到这是他最大的特征。
在那个时代，他读了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书中聪明的主人公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测量出峭壁的高度。阿尔贝很敬佩这一主意，他让小朋友们在街区的小花园里席地而坐，给他们解释儒勒·凡尔纳是怎样运用几何原理的。然后，他向他们一个个提问。在《第一个人》中，是他的化身雅克·高梅里，以大仲马《三剑客》中的人物为蓝本组织游戏。
他把诗歌集送给朋友帕热斯。他们在大街上或在城外散步时一起朗读，读完以后，两人就玩拳击。有一天，帕热斯捡到了加缪遗忘在教室里的一本练习簿。他读了风景描写的开头，里面充满隐喻，他勉强才读懂。后来加缪对他的女友玛格丽特·多布朗透露，七岁时他就想成为一名作家。
生活在贝尔库的欧洲人一般都说，他们与穆斯林相处得很好。他们是邻居，或者居住在相邻的街区，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五十五年以后，加缪的同班同学回忆说，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是穆斯林的子女。老师有时会说：“瞧，戴乌非克的作业！他对主题的理解比你好，而他是个阿拉伯人！”在这个穆斯林和欧洲人一起玩耍的地方，没有种族隔离。
然而，在仅存的一份学校档案里——1923—1924学年小学五年级路易·热尔曼老师班级的学生名单——在33名学生中，只有一到两个在读音上像阿拉伯语的名字，因而很难相信他们集体回忆的准确性。也许穆斯林的孩子很少读到五年级？在校外是有不少阿拉伯人，其中不乏那些在街上讲故事的阿拉伯人，在贝尔库，不少年轻的欧洲人就是这样学会阿拉伯语的（如帕热斯）。
由于疾病，如斑疹、伤寒、结核病，游牧民族从沙漠带来的疾病（当时人们这么认为），以及蛇咬、蚊叮虫咬，死亡率很高。每年都有几个学生死亡，要好的小朋友会陪老师一起去参加葬礼。那些读完五年级课程的同学获得小学毕业证书以后，一般都开始了学徒生活。在贝尔库读完小学升入中学的人是很少的。路易·帕热斯没听说过其他人，只有从事高尚职业的加缪是例外。确实如此，加缪后来在阿尔及尔认识的杰出青年，几乎没有一个是来自贝尔库的。
如果说阿尔贝小时候有一个决定了他未来的时间段，那就是在他十岁时期，在小学路易·热尔曼班上的时候。当然，热尔曼没有教他要学习的全部知识，但他显然意识到这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要尽力“推”他一把（这在当时，在那个地方，实属不易）。阿尔贝·加缪从未忘记他对热尔曼的感激。当他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词出版后，他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了他的小学老师。他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路易·热尔曼先生”，全然不像他给中学老师让·格勒尼埃或给他的诗人朋友勒内·夏尔题词送书那样，只是简单地写上只字片语。
这不仅仅是因为热尔曼先生对阿尔贝·加缪特别宽容。他在某些学生的眼中是个讽刺艺术的大师，是严厉纪律的维护者，是冷酷的暴君。对于好学生，如阿尔贝·加缪和安德烈·维勒纳夫，他们受的惩罚就是增加作业量，延长学习时间。热尔曼对不听话的学生的惩罚，就是用一把他称作“麦芽糖”的木尺击打他们的手掌，如果说阿尔贝是一个没受过“麦芽糖”特别照顾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在《第一个人》中化身为主人公的他本人。阿尔贝的哥哥和热尔曼的大儿子在同一个班里，他发现热尔曼是个顽固的完美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孩子达不到他的期望值。而路易·帕热斯甚至认为正是热尔曼对加缪的关心，导致了他与自己孩子的隔阂。
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五年级进入热尔曼任教的班级，伊夫·杜瓦永与阿尔贝·加缪始终是同班同学。杜瓦永回忆说阿尔贝的法语在班里总是第一，而他是算术最好的。
加缪具有极好的语言才能，在演讲、阅读、背诵和口头回答问题等方面，他的表现总是很突出——课间休息除外。在那几年里，低年级教过阿尔贝的一位教师对阿尔贝的能力印象很深，他把阿尔贝的情况告诉了热尔曼。热尔曼是个享有盛誉的特级教师，学校的老师都很尊重他。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蓝眼睛，眼神严厉。他的专业是法国语言。
1923年10月，当阿尔贝进入路易·热尔曼的班级时（小学五年级），再过一个月他将满十周岁。热尔曼有一本学生成绩手册，学期中，有时发给学生看（在他去世以前，他把成绩手册捐给了加缪家）。因而我们知道，在那一学年的第一个月里，阿尔贝在班上排名第二（他在品行栏上失去了两分），维勒纳夫第三。12月，加缪升为第一，1月也是如此。学习科目还有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公民教育（需要背熟）。学生的家姓充分反映了这一居住区居民的原籍来自不同的地方。
在那一年里，无论阿尔贝的前任老师们是否把阿尔贝的情况告诉了热尔曼，这位五年级老师感觉到他班上的这个孩子具有出众的潜质。而他能做些什么呢？贝尔库的绝大多数孩子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义务教育阶段一结束，他们就去当地的企业谋一份差使。阿尔贝的哥哥十五岁时就得为每月100法郎（约等于今天的220法郎）的工资去打工。因为家里需要这份钱。
有一天，日期不详但值得一提，热尔曼先生陪着阿尔贝回到了里昂大街93号，与阿尔贝家人谈话。他强调必须让阿尔贝尽可能地延长学业。他可以去争取奖学金，这样阿尔贝就能继续上中学。这份只发给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足以支付购买学习用品和在校吃饭的所需费用。外祖母反对说，在她家里，人人都得干活，阿尔贝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回，阿尔贝的母亲讲话了。既然她的大儿子就要去上班工作了，她认为阿尔贝应该继续他的学业。
外祖母让步了，于是阿尔贝和他的同学维勒纳夫开始了紧张的迎考阶段。参加格朗中学（比若中学）入学考试的学生由小学校长推荐，考试日期为1924年6月。阿尔贝和他的同学安德烈·维勒纳夫都被录取了。
热尔曼肯定告诉了加缪在那一学年该读哪些书，而且使他体验到了第一次拥有一本书后所产生的感受。老师在课堂上大声地朗读罗兰·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一本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生活的通俗小说，此书大战结束后出版，一直都很畅销。年轻的加缪听到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普通士兵每天备受煎熬，又在战斗中突然死亡，便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父亲。他后来（在《第一个人》中）讲到了热尔曼的这一朗读对他产生的影响。当热尔曼先生——在手稿中为“贝尔纳先生”——结束了《木十字架》朗读时，他发现阿尔贝（手稿中为雅克·高梅里）在流泪。老师转过身去，以掩饰他的激动。“贝尔纳先生”后来承认，他对“雅克”，对所有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热尔曼本人也是战争的幸存者，因此他认为有义务来代替他们的父亲尽责，至少是在学校里。热尔曼同时也使他与外祖母重新和好，并鼓励他要爱自己的母亲，这一切促使成年的加缪对公立学校制度的极力推崇。
在那个年代，人们无论信教与否，进入公立学校就体现了一种选择。加缪家的迷信程度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家里没人去做弥撒。他后来解释道：“他们的全部宗教活动就是洗礼和临终圣事。”然而他对天主教持的态度是中立的，说不上反对。
加缪有一张穿着整齐的照片，这是他十一岁初领圣体时照的。
我们是通过《第一个人》中的记载知道他的感受的。在书中，雅克·高梅里，即加缪，在初领圣体后的餐桌上被神父打了一记耳光，而他认为这一耳光打得毫无道理。一位大学教师在研究《第一个人》后认为，加缪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始终反对这种侵犯，当然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如此。
确实，贝尔库是加缪的第一个学校。在这个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活动混杂在一起的贝尔库，加缪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撞击之中成长起来，这是他在阿尔及尔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朋友从未经历过的，更不用谈那些他后来在法国认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了。据他的朋友们讲，他从不摆架子，直爽地与社会各阶层的人交谈。
很久以后，有位文学批评家指出，他的自由不是跟马克思学的，加缪回复说：“是的，我的自由是在贫困中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