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庭悲剧

儿子对母亲的奇特感情构成了他所有的敏感性。

——《手记之一》

当阿尔贝·加缪回忆父亲时，有种无法避免的距离感；没有人能够讲述，几乎也没有书面材料能够填补无底的沟壑，一条横亘在一个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后死去的父亲与一个发生悲剧时不到一岁的孩子间的沟壑。家中的妇女，外祖母卡特莉娜·桑代斯，阿尔贝的母亲卡特莉娜·加缪对他都很尊重，阿尔贝的母亲从此（在她丈夫死讯的打击下）耳朵几乎聋了，言语不清。由于上面提到过的原因，孩子与加缪家的其他人很少来往。小阿尔贝只能求助于母亲追忆已逝的父亲。他经常问母亲：“我真的像父亲吗？”“哦，你长得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反与正》）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在他写《第一个人》时，他仍在设法追忆他的父亲，目的是塑造一个比现实更伟大的父亲。

事实上，阿尔贝·加缪重现他父亲的形象所掌握的材料，不比加缪传记作者多。

吕西安·奥古斯特1906年应征入伍，兵役期为两年。义务兵役制可以上溯到19世纪，这一制度使得法国军队能在几十年的殖民战争中保持强大。他入伍后被分配在远征军团内，1907年正好遇上了法国入侵摩洛哥。北非征服战时期是与各列强在欧洲大陆的争夺斗争紧密相连的。在20世纪初，法国竭力进一步扩大它的殖民地范围，但在摩洛哥遭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反对，后者支持执政的苏丹。在1906年西班牙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法国、德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与美国达成协议，保证当地贸易的国际化（这对德国有利），同时确认警察组织由法国和西班牙分别管理。实际上，此次会议为法国统治摩洛哥打开了大门，因为多亏路易·利奥戴将军占领了乌杰达，法国可以通过阿尔及利亚进入摩洛哥。借欧洲人在卡萨布兰卡遇害为由，法国人在1907年8月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六千人在安东尼·图德将军的指挥下，在卡萨布兰卡登陆。五年以后，法国在摩洛哥建立起了保护国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56年摩洛哥独立。

吕西安·奥古斯特是一名普通的二等兵，他被安排在朱阿夫第一团，1906年8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他参加了1907年12月—1908年8月的卡萨布兰卡军事行动——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登陆部队，不过他离开时获得了一张品行优秀证书。他被评为“优秀射手”。这些朱阿夫兵穿着灯笼裤，戴着小圆帽，使人想到北非人的服饰，他们是法国军队中一支非常特别的部队。此外，朱阿夫这词源于阿拉伯语，是柏柏尔人一个部落名，第一批朱阿夫军团（1831年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士兵来自这个部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支突击部队。当时人们常说“勇敢得像个朱阿夫兵”，尽管“充当朱阿夫兵”这句话后来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兵役结束以后，吕西安·奥古斯特成了后备役军人，随时准备应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再次加入了朱阿夫军团。

吕西安从卡萨布兰卡战场上回来以后，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决定不再回谢拉卡当农民。依靠卡特莉娜·桑代斯和她家人的帮助，他在于勒·里可姆公司谋得了一份差事，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他在贝尔库与桑代斯一家过从甚密。1909年11月13日，他娶了卡特莉娜·桑代斯。幸亏他的入伍，退役材料得到了精心保存（这是他家中除死亡证书以外唯一的官方文件），我们才得以知道，吕西安身高一米八 ，褐色头发，蓝眼睛。他曾教过孤儿识字，这在他的入伍材料上有记录。但是据他的儿子吕西安说，是于勒·里可姆公司里的工作使他学会了流利地阅读和书写。他写给雇主的报告中有一点造作的高雅，也流露出找到书面表达机会的快乐。他的妻子从没有上过学；卡特莉娜和她的母亲都不识字，无法在结婚证上签名。

法国人发现有一种外来植物在阿尔及利亚长得非常好，那就是葡萄。当地很快出现了大量的葡萄园，这显然损害了法国本土葡萄种植者的利益，因为北非的葡萄酒浓度高，价格低，当然会出口销往法国。于勒·里可姆父子公司是大宗批发公司，同时还是家大出口公司；它的地窖，可能在阿尔及利亚还存在，可以储藏八百万升葡萄酒。里可姆公司在全国收购葡萄酒，然后出口。1912年初，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作为公司代表，在葡萄酒酿造期，去各地酿造商处巡视，然后监督装船。

1910年1月20日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吕西安，后来他们搬到了邻近的里昂大街，吕西安·奥古斯特死前回过那里，而他的遗孀再也没离开那里。

1913年葡萄收获季节过后，里可姆把吕西安·奥古斯特一家，他和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派往一个叫宪兵帽的葡萄园，在波尼地区最富裕的城市孟多维附近。波尼今天被称作安那巴，那时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港口，它位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离突尼斯边境不远。孟多维市位于波尼以南十三公里，在沿塞布斯山谷的平行公路和铁路边上。孟多维市是为纪念拿破仑1796年在意大利皮埃孟特地区打败皮埃孟特人而命名的。这是法国人在1848年为纪念拿破仑的功绩，简单地在地图上做了标志，在阿尔及利亚命名的诸多城市之一，这些地方不久就聚集起了在法国没工作而离开的法国工人。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家族中的传说 似乎为家中的文件所证实。 他们刚到新地方不久，1913年11月7日凌晨2点，卡特莉娜·加缪生下第二个孩子。

阿尔贝·加缪的名字是否像他未发表的自传小说中的孩子一样，是为了感谢助产士而起的？第二天早上10点，阿尔贝的父亲在孟多维市政府报了孩子的出生，他自报的年龄为二十八岁，职业为酒窖管理员，他的妻子，三十一岁，职业栏填的是“家庭主妇”。报出生时的证人是办公室职员萨尔瓦多·佛朗多和同为酒窖管理员的让·皮罗；根据姓名判断，佛朗多应该是马耳他人，皮罗是那不勒斯人。 出生地一栏填的是圣·保尔农庄；圣·保尔村位于孟多维市南部八公里处，因而离波尼也不远。看来孩子是出生在一幢低矮的长房子里，那儿的一大片房子都很相似，外墙涂石灰，屋顶盖瓦片。60年代有位参观者到过这儿， 看到的景物与加缪在《第一个人》中理想化的出生场景相同。

加缪家人口增加了，由于吕西安·奥古斯特要在圣·保尔农庄干一个时期，他在登记时，记下了他的搬迁，作为固定地址（同一天他报了阿尔贝的出生）。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榨葡萄、酿酒、储藏，运输到波尼港出口。（他的儿子阿尔贝在巴黎临时住所饭厅的橱柜里始终保存着他父亲写给阿尔及利亚雇主的几封信，辞藻华丽，显然是费了工夫的。）

7月4日，阿尔贝那时还不满七个月，吕西安·奥古斯特告知里可姆，他已接到通知，要在9月份葡萄收获的季节回到朱阿夫军团服役十七天。他答应在葡萄收获和酿造期留在宪兵帽葡萄园。但他不敢请求延缓入伍，担心遭到上校的拒绝，因而他要征求老板的意见。

然而，形势的变化不容吕西安·奥古斯特、他的老板，甚至他的上校继续犹豫。大战正在临近，这台要碾碎一代法国人的粉碎机就要启动了。6月28日，即在吕西安·奥古斯特写信给他老板的前一星期，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在向俄国宣战后于8月3日向法国宣战。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入侵在8月份开始了。战争离加缪一家更近了，因为8月4日，波尼城遭到了德国巡洋舰“高本”号和“布斯兰”号火炮的轰炸。

然而，此时卡特莉娜已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回到了阿尔及尔，就像吕西安·奥古斯特8月1日在写给里可姆信中说的。在此前两天，他已把家具运回首都。 他本人应征入伍，分在朱阿夫第一团，54连。一张经常被复制的纪念明信片显示，他穿着带饰边的军服，充满了自豪。仔细看，可辨认出他帽子上的流苏。

法国非常需要这支部队，因为德国军队的推进已使法国处于危难之中。巴黎告急，新兵部队被派往那里。战士加缪在1914年9月4日给他妻子写信报平安时，正在巴黎附近的孟特勒伊。

德军步步紧逼，离巴黎只有几公里了。在同一天的深夜，法国军队总司令霞飞元帅下令在第二天上午反击德军。旨在阻止德军向首都逼近的马恩河战役在8月24日已经打响。现在法国大军要大举反击了，巴黎的出租车迅速地被动员起来，向前线运送部队。朱阿夫兵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被炮弹片击中受伤，被送进了后方医院。卡特莉娜是在里昂大街母亲家里收到她丈夫从圣·比尤克医院寄来的明信片。这张后来由阿尔贝保存的明信片的画面是医院的前身，战前的一所世俗女子学校。人们可看到女孩子穿着“美好时期”的裙子，无忧无虑地在院子里玩。吕西安·奥古斯特在他住院的病房窗口打了个叉。他在信中说他已好多了，并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就我们所知，卡特莉娜是收到明信片后才获知丈夫受伤，但很有可能此前她已收到官方电报，已经知道丈夫受伤。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死于1914年10月11日，这一次，卡特莉娜确实收到了电报。 同时，她还收到了体察人意的当局从部队医院寄来的“一小块在他体内找到的炮弹片”，“请遗孀保留”，小儿子在他的《反与正》一书中这样回忆道。他在书中谈到父亲，“没有信念……没有回忆，没有激情”。他的意思是说，父亲满怀激情奔赴战场；他认为父亲负伤后，“眼睛瞎了，在医院里度过了极度苦恼的最后一星期”。显然，从他医院寄出的字迹清晰的明信片上可以看出，他没有失明。

电报发来的噩耗，加上从丈夫头颅中取出的炮弹片，这对卡特莉娜的打击太大了，因而她的儿子回忆童年时从来不提此事。 她受到了刺激，家里人说是脑膜炎（脑膜炎是一种微生物引起的疾病，但人们常常错用这个词来表示休克状态）。她的妹妹安托瓦妮特注意到她的口头表达力受到了损害。卡特莉娜可以用几乎正常的语速说话，但她的语音走调了，这使她面对生人时非常胆怯。

除了她儿子不一定清楚起因的这一疾病之外，她还有点失聪，还好她能读口形（因而与她讲话时无须提高嗓门），她不识字，成了家中最被动的一员，而她的儿子们在长大。

卡特莉娜·加缪把她丈夫的十字军功奖章装进金边镜框，挂在里昂大街的房间里。她从没有机会去她丈夫的墓地，她的丈夫安葬在圣·比尤克市圣米歇尔军人墓地的第一排，对她来说实在太远了。当阿尔贝·加缪荣获诺贝尔奖时，一个纪念名人组织在他父亲的墓前加了一块牌子，以示这位为法国捐躯的士兵是阿尔贝·加缪的父亲。 加缪对他的童年有过多次描写。发表在《反与正》中的文章和这些文章的提纲中显示，他的初次描写既表达内心的感情，又持一种冷漠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再那么需要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在他最后一本未完成的小说中，他写下了尽他记忆所能的事实真相。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犹豫，在需要肯定童年时的某种幸福（“首先世界不是我的敌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 ）和需要证实（出于个人策略）他的贫穷出身之间犹豫。

贫穷只是他生命里程中的一个方面，是他最容易告知人们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是当时普遍的情景，他根本不想把此称作他的独特之处。至于其他，他始终在努力探究他家的悲剧，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完成。他最后一本小说深入研究了家庭的悲剧，也许创作艺术赋予了他的贝尔库童年一种轮廓，最终使他从精神困惑中摆脱出来。

悲剧的主要内容是：卡特莉娜·加缪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阿尔及尔母亲家，她身无分文，讲话困难，无力自我保护，只能屈从于一个比她厉害的女人。他们家里从此有六个人，卡特莉娜·加缪和她的两个孩子，阿尔贝和吕西安，卡特莉娜的母亲和卡特莉娜的两个弟弟，埃迪纳和约瑟夫。他们住在带厨房的三居室里。一间当饭厅，同时又是埃迪纳和约瑟夫的卧室，这间屋子有个朝里昂大街的小阳台。卡特莉娜母亲占一间。卡特莉娜和她的孩子住一间，三人睡一张床。这间居室和她母亲的一样面朝院子。

有一段时间，卡特莉娜的外甥女，让娜的女儿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睡在卡特莉娜母亲的房间里。1920年左右，约瑟夫搬出去住了，但埃迪纳由于说话有些困难，腿有些跛，仍住在家里；他的脾气古怪，有时就像他外甥作品中描述的。

他们住在贝尔库一幢二层楼房子的二楼，在同一楼面上还有两户人家，厕所在楼道里，三户合用；没有浴室。底楼有家酒店（后来成了饭店），还有一家理发店和一家针织品商店。一直到1930年加缪搬出去住的那一天以前，那儿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在餐桌上方，挂着一盏可以升降的油灯，他们把它称作吊灯。其他房间都有可移来移去的油灯。

家庭的悲剧成了他描写苦难生活的素材，他这样写道：

有这样一位妇女，丈夫的去世使得她和两个孩子生活在贫穷中。她住到她母亲家中，母亲也很穷，还有个残疾的当工人的兄弟。她要干活，要做家务，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了母亲。她的母亲粗暴、傲慢、专横，对孩子很严厉。一个孩子结婚了。要说的是另一个孩子。先是公立小学，随后进了中学，在校吃午饭，每次回到家中，就回到了贫穷、肮脏、令人厌恶的地方，外祖母不善良，温柔的好母亲却不知道怎样爱抚孩子，结果也是麻木不仁……

加缪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为他早期的随笔再版写的前言是他最理想化的说法：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贫穷使我不相信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

一个贫苦的小男孩正因为有了阳光、有了大海才能幸福地长大成人。多亏他的家庭，多亏他本人的“沉默寡言，他天生的自豪和他的朴实”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不知道什么是嫉妒。

由于丈夫早逝，儿女四散，外祖母卡特莉娜·桑代斯是个粗暴、乖戾的女人。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卡特莉娜·加缪带着两个孩子回家，这一切也许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她严厉地管着一家人——事实上她经常使劲地用牛筋鞭子抽打两个小男孩，即吕西安和阿尔贝。他们与她“顶牛”，而这是她不能容忍的。孩子们的母亲因为劳累，害怕她的母亲，还因为她无法清楚地表达，只能呆呆地看着他们顶嘴、遭受鞭打。她只能恳求“不要打脑袋”（见《反与正》）。埃迪纳舅舅也怕他的母亲，但他是爱她的。卡特莉娜是否爱她的母亲，那就难说了。

埃迪纳在附近的木桶厂工作，他的工资帮助了一家人的开销。加缪第一本流产的小说《幸福的死亡》是以加尔多纳为笔名写的，当然这是他外祖母做姑娘时的姓（加缪小说中用了许多她家人的名字）。在加缪《贫民区的呼声》第一份手稿中，他的舅舅埃迪纳是个“聋子、哑巴、蠢货、恶棍”。不过要注意，这份手稿是阿尔贝离开那儿不久时写的，当时他心里满是怨恨。

随着时光的推移，在加缪1955年写的短篇小说《哑巴》中，埃迪纳·桑代斯被理想化了，在这个短篇中，埃迪纳以伊伐尔的名字出现，伊伐尔实际上是埃迪纳的姐夫，先后是让娜和马格利特·桑代斯的丈夫。（在这篇小说中，伊伐尔的妻子叫弗尔南特，弗尔南特实际上是加缪第二任妻子弗朗辛母亲的名字，也是弗朗辛的名字之一。）埃迪纳还出现在加缪的遗稿《第一个人》中。

埃迪纳在十三或十四岁以前完全是个哑巴，在这年龄他接受了一次外科手术。 此后，他讲话仍有些困难。阿尔贝在他的小说《第一个人》中，以现实的手法提及他的舅舅，把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比作“一个小黑人”。

在加缪的小说中，有一件事是关于埃迪纳·桑代斯和他的姐姐卡特莉娜·加缪，即阿尔贝的母亲的。我们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不知道此事对后来产生的影响。在阿尔贝和吕西安少年或青年时期，他们的母亲有个情人。埃迪纳非常恼火，把那个男人赶了出去，并转过来骂卡特莉娜。阿尔贝的哥哥吕西安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母亲。

根据《贫民区的呼声》（写于1934年2月）中的叙述，埃迪纳始终阻止他守寡的姐姐与心爱的人相见。卡特莉娜的情人给她送来了鲜花、橘子和酒，这是他在市场上挣来的。他欺骗自己的妻子，但他妻子默认了。如果说他长得不够帅，至少他人挺好。“她依恋他，他也依恋她。有爱情吗？她帮他洗衣服，尽量使他穿着干净……”

由于埃迪纳反对他们的来往，卡特莉娜只能偷偷地与男友会面。但有一天，他来她家看她，埃迪纳突然回来了，结果就发生了“可怕的争吵”。在小说中，儿子已不住在贝尔库的家中，她母亲哭着来找儿子，告诉他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以后，那一年阿尔贝的母亲四十八岁 。

在《幸福的死亡》一书草稿中，卡特莉娜是在发生这一冲突后离开这屋子的。当然这一争吵在《第一个人》中也有描写，在《第一个人》中卡特莉娜的情人是一个鱼贩子，叫安托尼 。

总体而言，阿尔贝对他舅舅的描写是有分寸的。他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也是个双手长满茧子的老实工人。至于埃迪纳对他外甥的看法，记者在阿尔贝·加缪获得诺贝尔奖后去采访他，他显得相当满意。他已退休，消磨时间的方法是玩地滚球和烹饪自己的一日三餐，这是他喜欢的事情。他在回忆当年在贝尔库同住一起的家庭生活时说道：“我挣钱不多，但阿尔贝始终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阿尔贝对外祖母也有同样生动的描写。几件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性格特征在他的描写中多次重复出现，这不仅是要指出他们俩之间有限的关系，而且要说明这些事情，这种性格在孩子身上产生了多深的印象。在《反与正》中，外祖母卡特莉娜·桑代斯在七十岁时仍然牢牢地掌管着家里的一切事务（1927年12月她七十岁，阿尔贝才十四岁）。我们相信这种说法，这个乖戾的妇人会当着客人的面问她的外孙：“你喜欢谁，你妈还是你外婆？”不管他母亲在场不在场，他的回答都必须是“外婆”。然而，此时的他感觉到“对沉默寡语的母亲有一种爱的冲动”。如果来客听到孩子这么说表示出惊讶，阿尔贝的母亲就会解释说：“因为是外婆把他带大的。”成人以后，阿尔贝·加缪这样解释道：

这是因为老妇人相信爱是人们需要的东西。她的严厉是从贤妻良母的意识中来的。她从未给她的丈夫戴过绿帽子，并给他生了九个孩子。

阿尔贝和吕西安怕他们的外祖母，他们的母亲和埃迪纳舅舅也怕她。根据加缪（在《第一个人》中）对家庭悲剧的最后一种说法，有一天，他母亲剃了个短头发回到家中，外祖母把她称作“婊子”，自那以后，外祖母的威望开始下降了。

据他哥哥吕西安说，阿尔贝很乖巧，知道怎样与老妇人相处。外祖母常大声说阿尔贝是两个外孙中最听话的。 阿尔贝和他小学形影不离的同学安德烈·维勒纳夫（在《第一个人》中，皮埃尔的原型）有时陪外祖母去看电影，还给她讲解。

也许外祖母也有她好的方面，但她的外孙正处在“看事物绝对化”的年龄。他们在她身上只看到她总是为了获得理解和同情而装病，声称（尽管是个例子）她干了很多活，而实际上她是叉着双手站在窗前看街景。如果她认为合适，她甚至可以装病装得很重。一直到她死，加缪从不把她的病当回事。“只是在葬礼的那一天，因为大家都哭了，他也流了泪，但他怕他的哭是不真诚的……”（《反与正》）她死后，家里的事就由阿尔贝的母亲和他的舅舅埃迪纳一起掌管，这使得家庭气氛变了。

或许，正是阿尔贝·加缪的外祖母，加尔多纳的女儿，卡特莉娜·桑代斯向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讲述了有关他父亲的唯一的故事（也许部分原因是他只听到过一次），这对他一生都有影响。

加缪在他没有小说色彩的《关于断头台的思考》的文章里，把这段故事归为他母亲讲述的。在《第一个人》中把它（多半是有道理的）归为他外祖母说的。根据这段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一名杀害农民一家的罪犯被判了死刑。加缪的父亲认为对一个杀害孩子的杀人犯斩首实在是便宜了他，他要去看。为了确保准时到达刑场，他半夜就起来了。

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他在那儿看到的情景。他的儿子只知道他匆匆忙忙地走进家门，一副忧伤的表情。他什么话也没说，一头扑在了床上，突然呕吐起来。

四十年后，加缪引用这段故事，呼吁取消死刑。因为他注意到，用斩首的过程来平息像他父亲这样正直、普通的人的义愤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完全合乎正义的惩罚产生的不是其他后果，而是使他病倒了。它理应保护正直的人，但结果是使他父亲这样正直的人呕吐了。人们不禁要问死刑的价值何在。

在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局外人》中，加缪让小说主人公默尔索叙述这段故事，他也是听母亲讲的。这是默尔索唯一知道的有关父亲的准确情况。童年的默尔索长大了，他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但他变得冷酷无情，对此没有丝毫激动。他第一次听到这段故事时，对父亲的行动感到厌恶，但现在他等着自己被处决，他认为他懂了。还有什么比极刑更重要的！

在后来的小说《鼠疫》中，是代理检察长塔鲁的父亲早早起床去断头台看斩首。为此，塔鲁最终离开了家庭。在《第一个人》中，这一场景始终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他的一生中，父亲半夜起来呕吐的情景一直困扰着儿子。在他的梦中，他成了刽子手的受害者。他外祖母曾警告他，说他总有一天要上断头台的，但也无济于事。

阿尔贝·加缪成年后，坚决反对死刑，对抵抗运动的同志赞同在战争期间处死一名纳粹合作分子持反对态度，他还反对在战后处死法奸，尽管他痛恨和谴责法奸行为。这导致他与他的同路人分手。他痛恨死刑是他与斯大林分子决裂的原因之一，也使他坚决地反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施行恐怖行径，即使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

有一天，阿尔贝的母亲在里昂大街的住所里遭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袭击，这一事件具体年份不详。据《反与正》一书中的描述，袭击发生在黄昏，他母亲当时正坐在阳台上，闯入者从背后袭击她，粗暴地把她拖进房间，听到响声之后仓皇逃走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当时，阿尔贝还年轻，住在外面，有人把他叫了回来，他遵照医生的嘱咐，在母亲身边陪了一夜。他在《第一个人》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她的哥哥事后说，整个街区的人都认为闯入者是个阿拉伯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中，战争使之成为寡妇的卡特莉娜·加缪没收到过国家一分钱。只在战争即将结束前几个月，她才收到了丈夫死亡的正式通知和抚恤金支票。住在隔壁的一位会计帮她填写了抚恤金的申请表，因为她家里没人会填。战争期间，卡特莉娜在一家弹药制造厂分拣弹头，一直干到她风湿病发作才不得不停下来。于是她开始替人帮佣。不久她的孩子被认定为战争孤儿，可以每年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小笔钱款，用于购买鞋子、学生服和一些学习用品，他们同时还能享受免费医疗。

《第一个人》叙述了加缪对这位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女性的情感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儿子的眼中日臻完美。有位读者注意到，在加缪的最初作品中，他似乎在指责他的母亲，指责她对他不关心，把他视作“局外人”。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局外人是她。 CO/FaJTo4tzld+8A97diI1oSdCUTso9s/xfgeOWmqVuiAFHrEC7F85ALXhiDGy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