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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似乎拥有过一切，年轻，富有魅力，甚至很早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足以使他同时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妒忌）。他引起人们注意的首先是一本篇幅不长的小说《局外人》，而后出版的《鼠疫》使这位外国人荣誉与日俱增，在国际上获得了声望。抵抗精神给他带来了光环，战后，他成了一名年轻的英雄。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办的报纸《战斗报》是呼唤改革那一代人的精神导向。加缪多年的朋友（后成敌人），让保罗·萨特在谈到加缪这一时期不可思议的魅力时说道，这是“个人、行动和作品令人钦佩的结合”。此语常为人们引用。似乎没有哪一位作家能比加缪更能给法国、给世界青年人带来更多的希望。
他不躲避任何战斗。他是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的先驱之一，之后，他又向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流放者、斯大林的受害者、青年叛逆者、为理想拒服兵役者伸出援助之手，并成了他们的朋友。瑞典文学院在向他颁发诺贝尔奖时，说他是反专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
他早早地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除了拉迪亚德·吉卜林获此殊荣时比他年轻）。《纽约时报》社论专栏评论员这样评论：“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然而，阿尔贝·加缪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他公开支持不得人心的运动所引起的争议，由阿尔及利亚战争引起的个人困难，家庭成员和他本人的疾病，这一切都程度不同地妨碍了他，使他几年不能写作（即使他以大量的社会活动加以掩饰）。各种贬低加缪的左右翼人士利用此机会，断言他自以为是，自我满足，从此走了下坡路。而他，一个在贫穷、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拒绝人们把他塑造成偶像。他不止一次地在一位他少有的知己（他的女秘书）身边哀叹道：“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
之后，他认为找到了出路，即搬进了新寓所，养成了新习惯。从此他可以重新投入文学创作（写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和他喜欢的戏剧工作。
就在这时，他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