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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人们也许是含着烟斗，坐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用鹅毛笔写传记的。然而，为了搜集本书的材料，我得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证人，并说服一部分人，让他们保持多年的缄默，以及他的敌人或者无动于衷者，至少给予一个客观完整的见证。我得去发掘那些往往被人们珍藏着的原始资料，那些旧纸片、小册子、报纸剪报。当我重新找到一个断了的，然而很重要的线索时，或者当我使迟疑不决的见证人面对资料作出完全承认时，我的内心往往充满愉悦。我经常担心的是，那些大量已发表、流传广泛，然而完全错误的资料，如混乱的年代表、来往信件和手稿日期的不一。对加缪大量的研究都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进行的，因而每当我在大学附近某书店里看到这类研究作品时我就感到难过。显然，所有对阿尔贝·加缪感兴趣的人多少都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影响。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其结果之一就是使法国在那儿存在了一百三十年的痕迹逐渐被抹去。对为一名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成长、受教育的人写传记的作者而言，面对的则是档案的流失和毁灭，更不用说证人的失散或死亡。总之，加缪童年时代最好的见证是作家本人印象画派似的、略微小说化的回忆，而作家本人的保留态度使得传记作者的任务更加艰巨。这种法国人式的谦逊博得外国人尊敬，也惹他们恼火。
加缪的继承人让我查阅了他的文件和手稿，然而必须指出他们对我使用或解释这些材料的方式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们没读过，也没有同意过这本书，这与“授权”的传记丝毫没有关系。但我对阿尔贝·加缪夫人和她的姐姐克利斯蒂安娜·富尔的耐心深表感谢。本书就是我的谢意。加缪本人担心“生命的消失”，我想如果加缪能读到本书的话，他一定能理解本书作者的意图。
文学传记的风险之一，就是读者会以为作家的主要东西在传记中都能读到，就不必再读他的书了，即使作家生命的精髓在他的著作中。一位作家的传记有时会像一场主宾也许会缺席的盛宴。因而传记作者有必要敬告读书去读原作，传记永远不能替代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