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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本书的作者从未有幸见过加缪本人，机缘巧合总是让我与他擦肩而过。有一次，这位知名作家现身花神咖啡馆的露台，穿着标志性的翻领衬衫，唇间叼着半支香烟……或许他正准备离开座位去加入另一桌年轻女性之中，但我没准备留下来继续观察，也没有走上前去顺便做个自我介绍；我觉得在没有受到邀请时这么做是有些失礼的。
后来，我差点有了第二次接近他的机会。那时，在我的家乡纽约，一家新开业的录音公司让我邀请加缪为其作品的片段朗诵。加缪先生显然很乐意接受邀请，但合同却得通过他的法国出版社来签（后来确实签下来了）。
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与作家本人会面了？机会或许就是加缪的出版商伽利玛出版社在鲜花绚烂的初夏时节举办的年度招待会。这项传统的活动在出版社位于巴黎左岸的大花园中进行。那时候，我还不怎么认识那里的重要作家，但是谁也不会认不出那形影不离的一对：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他们当时也在，站在花园深处的一个小水池旁边（被仰慕者围在中间）。
我在台阶上碰到了一个刚结识不久的巴黎某杂志专栏作家，我问他如何向周边的人群引荐自己，他却对我说：“我敢肯定你是来找加缪的。”我承认确实如此。
“他在上面呢，待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的这位朋友继续说道，他顺手指了指比较高的一扇窗户，那里离花园还有一定距离，“实际上他能看到我们，但他不喜欢被我们看到。他现在受不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尤其是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做萨特的追随者是件时髦的事。”
坏年头才刚刚开始。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解开这位躲在窗户后面的神秘受邀者的面纱。在此期间，我做过深度调查，在加缪戏剧性地辞世20年后写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传记。我读过他发表的不少随笔、故事和小说。从那以后，我才终于可以理解那些写在他人生最后十年里的个人日记中的思想了。事实上，我从来不敢想象自己会与这位成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阿尔及尔男孩达到如此亲近的程度……
比如，如何解释加缪在车祸发生十年之前写下的日记中的求救，或者说是弱者的倾诉——而且是在谁也没有预料到他有朝一日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所有人都与我作对，想要毁灭我，他们一刻不停地向我索取，却从来不向我施以援手、帮助我、爱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我而爱我，不会为了让我继续保持自我而爱我……他们以为我的精力是无穷尽的，非得要我把自己的精力分出一部分给他们，让他们活得更久似的——但我已经把所有的力气都投入了让人精疲力竭的创作激情中，除此之外我是所有人中最贫苦的一无所有者。（《手记之三》，1952年2月）
在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和了解时，如何理解加缪哀诉的开场白，又如何去相信这一点？确实，我们还在探讨他人生中最后十年的前一部分，在这段时间里，加缪经常不经意间向我们吐露他的抱怨，如投石子一般。诚然，根据后来事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他还会继续受到敌人的包围、嫉妒者的挖苦，他被认为是从殖民地回到法国的乡下佬（并且还故意让他知晓这些讽刺）。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诺贝尔奖在内，都走向了他的对立面，“为了让他毁灭”。
好多年之后，当我在伽利玛大楼闲逛，希望理解为什么萨特和波伏瓦俩从某种意义上将加缪“赶出”了巴黎左岸，伽利玛出版社的主管者之一、一位本身就是伽利玛家族的成员低语向我吐露了隐情，“我们当时都站在坏的一边。我们对加缪的所作所为，或者是试图对他做的，都非常无耻”。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这家有名的出版社中，凡是敢于在相关问题上表态的人，都采取了对这位阿尔及利亚返回的人不利的态度。加缪在伽利玛大楼的走廊里游荡，犹如一条受罚的小狗，在举行庆典时躲在自己的窗户后边没有出来……
追寻事实的真相
加缪去世多年后，一位美国出版商请我写一本详尽的加缪传。不知为何，在法国没有人尝试过为加缪作传。当我开始探索关于阿尔贝·加缪本人的事实真相时，我顺理成章地想到应该从他出生、接受教育和从事早期工作的地方入手。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丢失了太多的东西，其实有关法国人的一切，从他们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回到本土避难那一刻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加缪本人在冲突爆发前被迫离开北非，因为他需要在法国治疗疾病。法国的气候对他来说更加适宜，尽管当时还处在德军的占领之下。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成婚，他的肺结核病使他不得不前往法国本土找一个多山的地区居住，而他的妻子却得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后来，加缪并没有回阿尔及利亚，而是去了巴黎。
在那个特殊时期，他没有机会再回到童年的故土。自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必须收拾行李、放弃所有的财产回到本土以后，加缪返回童年生活地方的机会就更加微乎其微了。那次夺去加缪生命的事故过去大约17年后，在我为写《加缪传》做准备时，去他的故乡看看他年轻时候待过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阿尔及利亚已经是另一个国家。巴黎有人警告我说，如果警察看到我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做笔记就会逮捕我）。所有那些像加缪一样的法国人移民到了法国的本土，并且永远地在本土定居。据我所知，加缪只有一位比较重要的朋友还留在阿尔及利亚，他叫让·德·麦松瑟勒，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在我工作期间向他询问时，麦松瑟勒提醒我道，对一个像我这样希望寻找加缪童年记忆的人来说，到阿尔及利亚的拜访并不会带来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需要在法国完成探寻工作。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了“另一个”加缪的存在。他不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士，不是文学活动中备受赏识的座上宾。他只是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仅凭渴望就想为创造一个更好世界而努力的战败者。他为医嘱而离开了故土，去寻找一个对他来说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后来战争的爆发让他身陷气候适宜的法国山区和湖畔，同时也鼓舞他像许许多多与他类似的男男女女一样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他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可以动身去巴黎了，去寻找创作鼓舞人心的抵抗文章所需的精力和天才。后来，他在解放后的巴黎创办了一份让所有人都会迫不及待购买的日报。
实际上，这位阿尔及尔的年轻流放者因为身体状况等原因，曾经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但他很快就被报社的同志帕斯卡尔·皮亚介绍到了抵抗组织中，而皮亚本人则在离加缪住院修养处不远的地方积极参加了一个名叫“战斗”的地下组织。开始时，加缪与结核病的斗争明显多于与占领军的斗争，但是当他觉得身体状况可以进行旅行时，他成了皮亚志同道合的战友，拿起纸笔，用自己的才华为“战斗”组织的日报《战斗报》写作。
有人讲述——或许这是真的——有一天在巴黎，加缪与一对伴侣手挽手到达了“战斗”组织的开会现场，这对伴侣显然是用化名来做自我介绍的。不久之后，组织的一位领导者在去剧院时发现，加缪邀请参会的这对伴侣正是萨特和波伏瓦。我们现在可以从波伏瓦的作品中找到关于阿尔及利亚裔的加缪在追寻他人认可的过程中一些珍贵的见证材料。
相 遇
尽管巴黎还处在德军的占领下，萨特的戏剧《苍蝇》已经在巴黎的一家大剧院上演了。鉴于经常性的断电，萨特和戏剧导演要求首演要放在下午时段。萨特在戏剧上演时正在大厅检票处附近，这时一位棕发的年轻人上前来自我介绍，他叫阿尔贝·加缪。
萨特当时觉得加缪很热情。后来，在文学精英钟爱的花神咖啡馆内，萨特第二次与加缪见面，并把他介绍给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后来回忆道，他们一起谈论了不少书，但对话内容迅速转向了戏剧。萨特提起了他最近创作的一部剧本，并说要安排戏剧上演。加缪是否愿意扮演剧中的主角？他是否愿意担任戏剧的导演？答案是肯定的。加缪的回复给他带来了萨特和波伏瓦的好感和热情。波伏瓦接着讲道：“像我们一样，加缪从个人主义转向了承担责任；即使他从未暗示过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他在‘战斗’组织中从事重要的工作。”（西蒙娜·德·波伏瓦《势所必然》）
他喜欢成功，波伏瓦如是论断。他喜欢出名而且不会躲躲闪闪，但是他也不会把自己太当回事。“他朴实、快乐……他拥有一种魅力，来源于漫不经心和热情似火的完美结合，这使得加缪永远不会落入俗套。他尤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当全身心投入他的事业、乐趣和友谊时，又会对那些人或事带有超脱感的微笑。”（《势所必然》）
波伏瓦曾把自己第一本小说《他人的血》的打印稿交给加缪，以此来考验他。“这是一本充满博爱情怀的书。”加缪在读完书稿后如是回复，这让波伏瓦欣喜异常。
从此，萨特—波伏瓦与加缪形成了小圈子。他们会在加缪或萨特（波伏瓦）家中聚会，再或者去一些不太引人瞩目的小饭店。波伏瓦家里能坐下八个人，她就在《势所必然》中记叙了那里举行过的许多次无节制的晚会，晚会上杯盘狼藉，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加缪跳舞。
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很多人已经开始盘算德国撤军了。是时候考虑《战斗报》改头换面，抛弃原先“地下报纸”身份的出版事宜了。与此同时，加缪也越来越深地参加到地下抵抗的活动中，但这并没耽误他着手写作一本书（战后出版的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鼠疫》）。
1944年7月，在占领时期的最后几周，“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被捕，他想办法传消息让同伴知晓，他被迫向敌人供出了几个成员的名字。加缪建议萨特和波伏瓦搬到安全的地带居住，他们同意了。这对伴侣甚至离开首都去外省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想错过德国军队败退和盟军到达的历史性时刻，又回到了巴黎。萨特和波伏瓦与加缪不久又在花神咖啡馆的露台上重聚，喝上了杜松子酒调制的鸡尾酒。他们一起见证了敌人的撤退和拯救者的到来。加缪一分钟也没有耽误，他径直穿过巴黎，来到了报社所在的街区，开始准备《战斗报》的发行工作。萨特与加缪相约在编辑部见面，波伏瓦也随萨特而来。
战后第一期日报出版的日子到了，当时德国军队还没有撤离巴黎和法国（时间是1944年8月21日）。从一开始加缪就担当《战斗报》的总编辑和头版社论作者，探讨刚刚获得解放的法国所需要关注的重大事宜。
加缪在《战斗报》的办公室最初几天的工作被一张照片记录了下来，成为历史的经典。他戴着领带，卷着袖子，站在办公桌前，身体前倾，注视着面前一位身着军装、头戴贝雷帽的拜访者，而这位拜访者吸着香烟，也在凝视着加缪。这位军人就是安德烈·马尔罗，他当时还不是戴高乐将军队伍中的成员。后来，马尔罗当了文化部长，创建了“新剧院”，加缪则成为“新剧院”的院长和剧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记录使历史的这一刻永远被人铭记。她回忆道，自己的男友让保罗·萨特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地下组织“战斗”的活动，但实际上在加缪的影响下也参与其中，因而萨特和波伏瓦那天会与加缪相约在编辑部见面。加缪那会儿还在办公室里领导着《战斗报》和占领时期某家报社曾经使用过的印刷厂。开始时大街上还显得十分安静，但是，等萨特和波伏瓦到达靠近河畔的地方，他们听到了周围的枪声。两人开始跑步前进，在过桥的时候蹲下身子躲避子弹，最终到达了一个安全的街区。在进入日报所在地（雷奥米尔路100号）大楼时，他们在楼梯上碰到了手持冲锋枪的巴黎青年。“整栋大楼从上到下一片混乱，但人人脸上都写着莫大的欣喜”，加缪“高兴极了。他让萨特写一篇最近几天事态进展的报道……”（西蒙娜·德·波伏瓦《势所必然》）
误 会
在巴黎完全解放之前，加缪一边继续《战斗报》的地下出版工作，一边对他的两部戏剧——《误会》和《卡利古拉》——做最后的修改，它们在1944年5月共同在伽利玛出版社面世。加缪以一种不签署序言作者姓名的方式对两部作品做了介绍，并把它们与荒诞哲学联系在一起，而加缪的这一思想已经在之前的两部作品《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中有所体现。
作为加缪的第一部戏剧作品，《误会》是为演出条件有限、布景简单的舞台安排设计的，尽管热情奔放的玛莉亚·卡萨雷斯要担任戏剧的主角。卡萨雷斯那时是——或者说马上要成为——加缪闲暇时刻最钟爱的伴侣。“卡萨雷斯的任性偏激，她在舞台上下的那种无拘无束，正好弥补了加缪在那种灰暗无光的公众生活中所受到的束缚。她体现了加缪身上的西班牙血统……”我在35年前完成的《加缪传》中如此写道。
1944年6月24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约三周之后，《误会》的首演开始了。这是一场灾难。
加缪的朋友们愿意相信观众的敌意至少部分来源于加缪公开地反纳粹立场，要知道，巴黎首演的观众当中一定包括了那些在占领时期没怎么吃过苦头的人。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刊却并没有比卖给占领军的法国报刊持更严厉的批判态度，相反，德国报刊中甚至还可以找到对同期在巴黎上演的萨特戏剧《禁闭》的赞扬。
与萨特的摩擦
加缪在1943年6月结识了萨特，后者在曾与加缪关系无比亲密之后，又成为他最顽固的对手。
起初一切进展正常。德国军队撤退后的几个月，加缪全力投入《战斗报》的工作，同时萨特创建了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现代》。开始时萨特和波伏瓦与加缪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因此，加缪还把萨特派到美国，让他的报道发表在《战斗报》上。他对萨特圈子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关照。作为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加缪会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版书籍。
他与萨特圈子的距离之近让人想象他本人是否也是“存在主义者”。“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加缪在一次采访中宣称，“我和萨特看到我们俩的姓名被并列在一起，总感到惊讶不已，我们甚至考虑哪天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声明我们俩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拒绝担保各自可能欠下的债务。”他解释道，如果说萨特是一名存在主义者，那自己发表的唯一一部关于哲学思考的作品《西西弗神话》就恰恰是走向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对立面。
加缪并不能算作一位十足的苏联仰慕者，这在萨特的追随者们看来是一种对他们的公然挑战。西蒙娜·德·波伏瓦曾引证1946年末一次晚宴上的对峙。那时萨特的同事和朋友、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为莫斯科公审进行了辩护，在察觉到萨特支持梅洛庞蒂的看法后，加缪愤然离席，当即摔门而去。萨特赶忙追出去，然而加缪已经不想听任何的道歉或解释了。
1946年冬在纽约，萨特又有了新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在一场与《党派评论》的知识分子共同参加的午餐会上，有人问到萨特他法国同事的情况。“加缪？嗯，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文笔优雅，但并不能说他是天才，”萨特又接着补充道，“然而，现在在法国确实有一位文学天才，他叫让·热内，他的写作风格像极了笛卡尔。”（安妮·科恩索拉尔《萨特》）
从此之后，两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40年代末，加缪放下了手中长长短短的写作手稿，开始致力于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指望它或许能够回答他自己的以及其他被马克思主义、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和苏联政权所吸引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疑问。加缪鼓吹的抗争应该是正当的，它旨在将人类从幽禁和迫害中解放出来。为了能提出更加正当、人性化的抗争原则供世人参考，加缪需要仔细研究除了抗争这一方式之外的其他选项，并在必要时交付自己的导师（如让·格勒尼埃）和善于思考的朋友（如勒内·夏尔）检视。
工作的最终成果是一本378页厚的著作《反抗者》，加缪把它交给最熟悉的出版商伽利玛出版社付梓。1951年末，作品面世，这同时也标志着加缪进入了人生中最后的十年。
在介绍新的抗争形式——一种消除了审判、囚禁和处决需要的抗争——之前，加缪以历史的开端展开全文，在其中特别地提及了《圣经》的内容。他不怵重新论及并分析文学史上的大家，在他看来，萨德侯爵就是“纯粹抗争的先驱理论家”。书中的一章题为“尼采和虚无主义”，还有一章“超现实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国家恐怖主义和合理化的恐惧”一章中，加缪介绍了自己对苏联政权起源的长久思考和研究，他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以斯大林的统治终结（在该书出版时斯大林还健在，并在国家治理中起重要作用）。《反抗者》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恐惧，以它的全面失败作结。
一言以蔽之，这本书以“恐怖”为主题，包括了国王和皇帝、革命者和弑神者的冷峻描述，不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加缪不会顺从地低头认输；所有的侵略者都在那里；他要成为最终的征服者。
1950年10月，巴黎，加缪在索尔格岛住宅内写信给勒内·夏尔，他坦言道：“这一年很艰难，对我来说特别不容易，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如此。我想之前应该跟您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不喜欢谈论我自己，就这样吧。”但加缪没有泄气，他请夏尔阅读自己新作的前几章。夏尔并没有限于前几章的阅读，他把整本《反抗者》都读过了，而且一边阅读一边对作品大加赞赏，这正是加缪所需要的。“我本想做到既真实又有效，”加缪承认，“但这意味着一刻不停的倾囊付出。在这部作品的整个写作期间，我感到十分孤独。我非常希望您的参与，或者仅仅是您的赞同。您知道我对您的反馈有多么看重。”
回信很快就到了：“多么有理、有力的智慧啊，它贯穿了作品的始终！……您的整本书都打上了进入战斗的烙印……您陡然构建起的山岭，既是避难所，又是军火库，相信我，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会与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者一同把它变成我们的山岭。”（阿尔贝·加缪，勒内·夏尔《1946—1959年信札》，2007年）
作品一俟出版就得到了传统报社媒体的热情赞颂——《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的评论把它看作当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萨特的追随者们却对其另眼相看。根据后来的传记记载，萨特当时并不喜欢加缪写的《反抗者》，他希望《现代》避免对此多做评论。但是编辑部团队最终成功地劝服萨特，他们认为还是应该对作品加以报道。
萨特把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弟子、不经常做书评的弗朗西斯·让松。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忆起当时的场面——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加缪。他和萨特一起坐在圣絮尔皮斯广场的一家小咖啡馆内，萨特表达了反对意见，而加缪却对此不乏嘲讽。实际上，波伏瓦回忆说，加缪以为他的作品得到了萨特和波伏瓦的赞赏，所以萨特只得谨慎、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批评。不久之后，萨特在皇桥（位于伽利玛出版社附近，出版社的很多作家经常去那里）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加缪，萨特提醒加缪说，《现代》中即将发表的关于《反抗者》的书评可能对作品持“保留态度”，甚至语气会有点严厉。加缪不怎么高兴，而且显然有些吃惊。让松曾经向萨特保证批评会比较温和——但他实际上根本没有掌握分寸。根据波伏瓦的说法，尽管萨特被允许修改那些最强硬的论断，但他还是遵守了杂志社言论自由的规矩，把文章发了出来。
没过多久，加缪就忍不住抗议了。在一封写给萨特而不是让松的信中——“我开始感到有些厌倦，厌倦自我审视，厌倦目睹将毕生献给时代斗争的老战士们一刻不停地训斥，这些催人有效行动的监察官所做的一切，只不过将他们的坐椅摆在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已……”
萨特迅速地作出反应，而且是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现代》1952年8月号）：
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一种可悲的自满与自负的结合总是让您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本希望我们的争论能够直达问题的关键，不需要混杂着不知从何而来的虚荣心受挫的怪味……请告诉我，加缪，我们凭什么不能以一种人类应有的理智方式来讨论您的作品呢？……或许是您弄错了呢？或许您的作品仅仅表现出了您在哲学上的无知？或许您的书只是收集好二手资料之后匆匆忙忙写就的？您怎么就这么害怕别人的批评呢？……（安妮·科恩索拉尔《萨特》）
在《现代》对《反抗者》的疑议提出之后，其他一些杂志也觉得有必要就作品的质量来攻击加缪。“巴黎是一片丛林，”加缪在他的手记中写道，“可怜的野兽遍地都是……那些受过革命精神洗礼的新贵和正义的伪君子。萨特，不忠之人。”（《手记之三》，1952年9月）
可以看到，加缪通过向萨特及其追随者们发起挑战，开启了一个新的十年——也是他人生中最后十年（尽管那时没人知道）的旅程。而且他还信心满满，认为自己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方。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加缪也预料到了他要遭受的惩罚。他的私人日记记录了他抱怨的开始，“所有人都与我作对，想要毁灭我”，这在萨特的反击之前就已经写下。他在同一篇日记中还写道：“我从来不会向世人低头”，以及“尽管我现在还在与死亡抗争，但我现在打心底里最希望的就是平静的死亡，这可以让我爱的人得到慰藉和安抚……四十岁，我就允许自己部分的湮灭”。（《手记之三》）
正是在这段时间，加缪写了《若纳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这是一本后来汇编出版的中篇小说（见《流放与王国》）。这本书与加缪的最后一部小说《堕落》一起被认为是他成熟之后两部最重要的自传体作品。《若纳斯》最初构想的主人公是一位为了他的事业牺牲一切（包括他的家庭）的著名作家，而作品最后实际上讲述了一位获得成功的画家为巴黎的生活所毁灭的故事。
最后几年的时光
加缪在他的手记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在1954年11月去意大利的旅行——还有一份去都灵、热那亚、罗马讲座的日程安排。他对到意大利旅行，走到他一直热爱的意大利人民中间去，并远离“法国人的坏脾气”，感到十分开心。
但从法国的逃离也把他带进了都灵的雪和雾以及热那亚的雨中。在那不勒斯，他发烧了，不得不卧床休息。后来只能回到罗马，在参观博物馆、宫殿和游览山川中慢慢恢复元气。他在私人日记中说这是在巴黎度过的精疲力竭的一年中所落下的病，可能还得花一年时间才能痊愈。
12月9日，高烧退去，于是他重新和向导上路，去了索伦托、阿马尔菲、帕埃斯图姆、庞贝。但11日他又生病了。
第二天，他打开一份报纸。“我已经遗忘的巴黎喜剧。龚古尔奖闹剧。”那些可笑的龚古尔奖评委们把年度奖项颁给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名士风流》。“看起来我是小说的主角，”加缪接着写道，“事实上，只有主人公的身份是真实的（抵抗运动中某家日报的领导人），其他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一切全是假的。或者这样表达更好：萨特那些令人可疑的行为统统都归到了我的头上。”（《手记之三》）
12月14日，加缪准备返回法国。他在私人日记中又写道：“存在主义：当他们自责时，我们可以确信这是为了指责别人：悔过的审判者。”（《手记之三》）他在此处使用的表达后来在《堕落》中也出现了。
1956年，加缪回到阿尔及尔，他在一次集会上加入了一群欧洲（也是穆斯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支持“平民休战”。“在巴黎时就一直困扰着我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烦恼终于离我而去了。在这里，我们至少还在斗争，尽管很难，因为这里的舆论是反对我们的。但正是在斗争中我才能最终寻到和平和内心的宁静……是的，我早上起床时突然有了一种幸福感，这是几个月以来久违的第一次。”（《手记之三》）
1956年1月22日加缪的讲话留存了下来。他在讲话中提出“纯粹的人道主义呼吁……凭这一点就可以让狂暴与愤怒销声匿迹，让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或者阿拉伯人团结起来，而且他们不需要抛弃各自的信念”。这或许就是有利于“无辜平民”的“停战”了。（加缪《时论之三·阿尔及利亚专栏》）
接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抑或是加缪不愿把阿尔及尔会议上的预期成果公之于众。整个夏天，他都在冥想。“世界崩塌了，东方火光冲天，人们在相互残杀，而玛莉亚（M）在一片荒凉的沙滩上，那是欧洲的尽头……她就是生活，就是胜利。”（《手记之三》，1956年7月）这一段写的是玛莉亚·卡萨雷斯，但几乎是来源于同一灵感，M被替换成了C，这是另一位演员，一张新面孔——卡特琳娜·塞莱思。“我喜爱这张忧郁、脆弱的娇小面庞，它有时会流露出悲伤，却总是那么迷人……这是我许久以来第一次被女性打动心田，没有一点点欲望、娱乐的心态或者非分的企图，她的爱慕者，并非没有忧伤……”（《手记之三》，1956年8月）
在同一时期（1957年7月至8月），加缪又为Mi的魅力所倾倒——这是一位丹麦女郎，我们会在结尾部分谈论她的事情。
先让我们聊聊1957年10月的诺贝尔奖吧。“一种陌生的煎熬和忧郁的情感……对没有请求却径直朝我而来的事感到恐惧。为了应对所有下流的攻击，我一直惴惴不安，心情难以平复。”加缪在日记中如此评论道（他甚至还在为更坏的情况做准备）。一家周刊嘲讽性地在头版登出了“诺贝尔奖颁给了一部完结的作品”的标题。一时间，讽刺的论调四起，加缪深受这些言论的打击：一个月之内，“……三次因幽闭恐惧症发作而引发严重的呼吸困难”，他“都快要被逼疯了”。（《手记之三》）
不管怎样，加缪对法属阿尔及利亚问题还是持开放态度的，他的母亲还住在那里。1958年3月，他与戴高乐将军（戴高乐马上就会回到国家领导人的位子上）进行了一次会谈。加缪向戴高乐表达了失去阿尔及利亚可能会带来不小麻烦的担忧，将军并未听取他的反对意见。在一封写给卡比利亚朋友的信中，加缪谈到，他担心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与当地原住民的斗争会让他那些还待在那边的家人陷入危险境地，“我的家人都是贫困而且没有怨恨的人，不能把他们同不正当的反叛者混为一谈。任何事业都不能使我在情感上远离自己的母亲，即使她还是保持着那种朴素的无知状态。与母亲不离不弃，就是世界上我所知道的最重大的事业”。（《写给让·阿姆罗什·附录》，《手记之三》）
在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后的一段时间里，加缪来到了法国南部，去沃克吕兹省找一处住所——他在卢马兰地区找到了一个。
他见到了C（卡特琳娜·塞莱思），收到了M（玛莉亚·卡萨雷斯）的消息，加缪似乎引用了卡萨雷斯的话：“那些像我们一样，年纪轻轻就体验过极端感情的人（比如荣耀、爱情），等他们到了成熟的年龄后就什么也不想要了，他们只渴望简简单单地生活。”之后，加缪又（在葡萄收获的季节里穿越几百公里，兴高采烈地）去了费拉角，在那里与Mi团聚。（《手记之三》）
他的私人日记告诉我们他在1959年4月底（看起来似乎是独自一人）又回到了卢马兰。“我曾经想根据所有人的道德标准生活几年。我以前被迫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做与其他人一样的事，说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话，尽管有时我自己觉得与世隔绝。所有这一切之后到来的便是灾难。现在我在残垣断壁之间游荡，我无拘无束，无所适从，独身一人，并接受了这种状态。我向自己的独特性和弱点屈服，我要重新找到真实的自我——而在此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活在谎言之中。……戏剧至少帮了我一把。滑稽的模仿也比谎言好些，表演本身更接近事实的真相。”（《手记之三》）
7月，加缪有机会检验自己的理论了。那时，久负盛名的威尼斯大剧院正在上演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群魔》改编成的剧作；他在威尼斯待了一周，帮助导演一起排戏。作为补偿，他在8月的时候与Mi见了面——“感激，热烈的感激”。（《手记之三》）
9月，加缪在手记里潦草地写下：“我半微笑半严肃地跟Mi说话，谈到踟蹰不前的风烛残年，谈到情感和感官的狂喜，等等。Mi突然哽咽了，‘我太喜欢爱情了！’”
12月，加缪又与Mi团聚了，“她胃口还是那么好”。
但还有其他的事情等着加缪去做。他的兄弟吕西安寄来了电报：母亲刚做了手术，现在还在住院。凌晨3点有一班直达阿尔及尔的飞机，上午7点到达：加缪坐了这趟班机。因为加缪的母亲喜欢半明半暗的环境，加缪看不到外边山坡下的海景。他当然知道母亲不识字，手指关节粗大做不了针线活。她耳朵聋了，所以也听不了收音机。她在默默地承受着痛苦，但是她认命了。她的家人都在身边。
至于加缪，我们几乎可以相信他预见了结局的到来。“我一生中做起来最费力的事就是控制我的天性，让它为我最宏大的计划服务。但我也仅仅是偶尔的时候能成功地克制。”
“对一位已经成熟的男人，只有幸福的爱情能延长他的青春。其他的事只会加速他的衰老。”
“我不能与别人一起长久的生活。我需要一点孤独，永恒的一部分。”（《手记之三》）
事实上，在卢马兰住的最后几日里，加缪事先并不知道某人悄悄溜走了——我们知道某人就是Mi，很可能是因为圣诞假期结束的前夕，加缪在等妻子与孩子到来。“确实，在那个节骨眼上，我需要你给予我的归属感，”他在一封写给（或者想要写给）Mi的信中坦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遭受你的谎言给我带来的痛苦，同时也为你的离去感到痛心。但这些都会过去。更多的一点悲观和不幸这时又重新流露出来：我会重新做回自我。”（《手记之三》，1959年12月）
引言的作者在此可以提及两起他可以作证的“终极”事件——或者我是否该说“参加过的”事件？玛莉亚·卡萨雷斯有一次在她的小房间里（位于蒙帕纳斯火车站寄存处后边那条街道上）接待了我。是的，她让我阅读了她的情人加缪写的那一沓沓的信件。我提前跟她说过我不会在情书中寻找关于“爱情”的部分，只是希望能取得关于加缪活动的日期、细节、行程、思考状态等事实性信息。卡萨雷斯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她会在家中接待我，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分析那一堆堆的信件。
唯一的问题是时间。她那时正在准备回西班牙，那是她和家人自逃离佛朗哥独裁统治后第一次返乡。当然，我跟她说我会等她回来的，而她也跟我约定了一个大约的日期。
在约定的日期前后，我来到了卡萨雷斯家，按了门铃，可是没人在家。我又按了几次（可能是很多很多次）。突然，邻居家的房门打开了，我向她的邻居解释了我来的缘由，但那可能没什么用：因为那人早已知道我为什么会站在她家门口。她急忙回到房间里，很快又出来了，把鼓鼓的两个大包递到了我的手上。我立刻就看出里面装的是大量的信件。邻居告诉我，卡萨雷斯女士还没有回到巴黎，但她在我全部读完信件之前肯定能回来。
怎么办？那时候街角还没有现在的复印服务站，而且极少有人拥有可以复印这些珍贵信件的器材。但我有许多朋友帮忙，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在一家面向出版社和书店的专业杂志社工作。丈夫曾经还和加缪的《战斗报》有过合作。夫妇俩提议让我在晚上所有员工下班后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感激万分，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并在傍晚时分去与他们会合，在他们的帮助下使用了办公室的复印机——不一会儿工夫任务就完成了。或许我应该把信件的原稿在合理的期限内还回去，可是还给玛莉亚·卡萨雷斯本人呢，还是给她的邻居？
还有一次，我去见了加缪的一位朋友，他们两人在抵抗运动时期过从甚密，而且忠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加缪过世，他甚至还在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个圣诞节的前几天住在加缪位于卢马兰的家里。他谈到了跟他同一时间住在那里的丹麦女郎。这次比简单的“Mi”的信息完整多了，他告诉了我她的全名。插句题外话，加缪的这位朋友最近还在巴黎看到了她。
所以她（还）住在巴黎？我拿起电话簿，找到了她的名字和地址，拨了号码，顺利地约了见面时间。
离在卢马兰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人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我向她解释，我对他们之间交换的信件很感兴趣，因为这些信息可以让我了解加缪的旅行、写作计划、世界观，等等——实际上是除了爱情之外所有的东西。她承诺会特地为我打开一次那个挂了锁的珍贵行李箱。
不过很快她就改变主意了。我告知了她我的出版商的名字，于是她给出版社打了一个电话。她后来跟另一位男士（同样也是社会名流）住在一起，担心那些写满了过去风流韵事的信件出版会累及他们目前的感情。出版商后来说服了我，没有继续请求这位丹麦女郎提供素材。
最后，还是让对萨特的评论来作为引言的结尾吧。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加缪去世的第二天发文于《法兰西观察家》：
他是20世纪反历史潮流的伦理主义流派继承人，他的作品或许是所有法国文人中最具原创性的。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非常大胆的表态，难道不是吗？萨特，这位看似与加缪不共戴天的大人物，是在公开向加缪赔礼道歉吗？我们永远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