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参 与

我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看到使人类悲伤、痛苦的现象得以减少。

——加入共产党时致格勒尼埃的信

和西蒙娜·伊埃共同生活的这段奇异经历，是否对加缪的创作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某种直接的影响，这很难说。在他当时以及后来的作品中，他极力避免出现任何与其妻子相似的人物。在《幸福的死亡》草稿中，出现了许多与现实生活中相对应的人物，但似乎没有他妻子的影子。他在书信中，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很少谈及他的生活上的烦恼。这种谨慎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中，在地中海人中被视作应有的态度。私生活就是私生活，无论是否已婚，男人和其他男人常在公共场所见面，他们在那儿谈论公共事务。

是的，在公共场合有许多东西可谈。法国和法属阿尔及利亚很快就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动荡时期，也许是自德雷弗斯事件以来政治难得再次引人关注。和全球一样，法国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使得传统的政治划分进一步强化，甚至可以说是激化：右派转向法西斯主义，左派转向共产主义，每一方都在向他们的榜样——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看齐。

1934年2月6日，当时加缪在读大学一年级，极右派在巴黎协和广场上大规模地频繁举行反政府游行，激起了左派和中间派愤慨。议员们当时正准备对激进社会党的爱德华·达拉第政府进行信任案投票，游行者显然是要阻止这次投票，甚至企图在法国推行专制制度，他们的口号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骚乱造成了17人死亡，2329人受伤，导致了政府垮台。伤疤是永久性的；“2月6日”至今对法国人都有着特殊意味。几天以后，共产党和社会党不计前嫌，联合组织了全国性的抗议大罢工。这场左派和中间派力量团结行动的运动持续了18个月，才渐渐有具体的形式，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向。

在从未接触加缪日常活动的人眼中，加缪似乎远离了这场运动。他在大学里有许多社会党人朋友，但他的言行仍然像不问政治的学生——当然同情社会党，但是不能指望他。事实上，他的大学朋友对许多事情都不知道。其他方面的影响对加缪起了作用，引起了他对政治的日益关注。加缪在校外结识的一位学建筑的朋友，名叫罗贝尔·纳米亚，热情洒脱，与加缪认识的青年艺术家经常接触。纳米亚的父母是犹太人，定居奥雷斯后生了他。他在布利达读完中学后，离开父母进了一家印刷厂的装订车间当工人，接着投入了政治活动，后来成了加缪周围人心目中的英雄。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其他人都只是深切关注，唯纳米亚参加了反佛朗哥长枪党的国际纵队。

克洛德·弗雷曼维勒是另一位很早就投身激进政治的人，他在和加缪一起读完大学预科一年级以后，为反抗他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教育，他去了巴黎读大学。他很快就接受了当时巴黎人的思想。在巴黎，年轻的大学生富有战斗精神，就意味着投身共产党的活动。1934年1月，弗雷曼维勒在给他老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你说过我是共产党员吗？”“在奥兰，在阿尔及尔，人们可以信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但在这里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同学都是共产主义者，除了两个傻小子和几个老姑娘之外。”

1934年7月，社会党和共产党签署了一份联合行动协议，宣布了共同纲领。但是，很明显，直至那时仍被孤立的共产党决心走得更远，而非仅停留在集体行动和只联合社会党的层面上。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希特勒上升的势头，意识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威胁，后者把共产党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因此，他们提出了协调所有的“民主力量”，包括温和的激进社会党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主张。根据“人民阵线”这一新战略，所有中间派和左派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

人民阵线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报刊，迅速地发展了组织机构，以扩大它在外省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活动范围。1932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组织的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一年以后，在普雷耶勒大厅举行了欧洲反法西斯主义大会。两次反法西斯主义大会以后，出现了“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勒”运动。1933年，“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创办了名为《公社》的杂志，宣称这是“一份捍卫文化的大型杂志”。在每一期里，《公社》如实地报道了法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追随者的活动。这些宣言、报纸、杂志很快就传到了阿尔及利亚。比加缪略微年轻的让·达尼埃尔当时在布利达读书。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描述民族阵线对城里年轻人产生的影响：

阅读《公社》的文章之前，其目录就使我们激情满怀。每一个名字都承载一种威望，保证了我们的“路线”。此外，局势难道还不明朗吗？纳粹、法西斯主义和他们的法国帮凶难道不就是恶的化身吗？至于善，只要看一看莫斯科就足够了。

他们的文化英雄安德烈·纪德一头扎进亲苏、反法西斯运动，对于他们的激情颇有影响。

加缪在深思熟虑之后，带着冷静的决心进入了政治舞台，同时不影响他的学业，不影响他与论文指导教授普瓦里耶的关系，这确实是不寻常的。经过安德烈·托马斯鲁奥的介绍，他认识了共产主义战士艾米勒·巴杜拉，巴杜拉当时是和平与自由组织的副总书记，该组织是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勒运动的正式名称。这是执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策略所建立的首批共产党地下组织之一。阿尔及尔支部的书记是夏尔·埃斯库特，他不是党员，但在那时和以后，共产党喜欢让“同路人”来主持它的外围组织。

根据巴杜拉和加缪一起商定的在阿尔及尔的发展计划，新成员加缪将负责贝尔库工人区的支部工作。他开始行动。路易·帕热斯是他在贝尔库上小学时的同学，从海军退役以后，进入了海运公司工作。加缪在路上巧遇他之后，极力要求他一起加入组织。帕热斯后来坦承，他完全不知道“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勒”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接受了加缪的要求，并在体育场的地下室咖啡馆里出席了由加缪主持的会议。

加缪很快又得到了另一个贝尔库人夏尔·蓬塞的支持，他后来一直是加缪的朋友。加缪把他的忧虑告诉了蓬塞：“我对贝尔库的伙伴很了解。玩地滚球，打扑克牌，喝茴香酒，他们个个都是高手。但引导他们关注政治，则是另一回事。”蓬塞惊呆了，上下打量着他的新朋友，心想一位如此出色、如此穿着的年轻人怎会知道贝尔库平民百姓的事呢？蓬塞对当时的加缪这样描写道：

高个子，合身的西服衬托出一种洒脱；一个领结给整个着装一种讲究的感觉……深棕色的眼睛，两只招风小耳朵，厚实的嘴唇，总体给人一种成功的感觉。

但在加缪的身上蓬塞丝毫看不到他所熟悉的阿尔及尔。他用词过分精准；当他偶尔开玩笑时，也总在良好的教育限度之内，言辞从不出格。蓬塞记得：“几分钟谈话以后，我为他严肃的眼神所震撼……但在他的眼神中，会不时闪现一种诙谐。他是个富有魅力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非同寻常的知识分子。”

在阿尔及尔大学，加缪以言语典雅、用词贴切而引人注目。有一天，他在课堂上应老师的要求对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的文章作解释，但他没有从语法、文学的角度去分析文章，而是从哲学层面上进行了阐述，这让老师大吃一惊。老师对他评论道：“我们看到，加缪先生，你是个哲学家。” 在热内·普瓦里耶的课上，他交了一篇关于哲学家于勒·德·戈蒂埃的作业（后者当时仍在世）。这位哲学家对包法利主义的定义尤为出色：人趋向于表现非真实的自己，趋向于自我说谎。 校外活动没有影响加缪的学习，在校准时完成作业，他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他的优雅仪表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可从一张1935年5月拍的照片上反映出来。这张照片是在普瓦里耶的哲学课上拍的，上面有阿尔贝·加缪。他衣冠楚楚，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旁边坐着莉莉亚娜·苏克龙、伊夫·德舍泽勒和德舍泽勒未来的妻子米里安·撒拉玛。

来自巴黎的指示源源不断，有外围组织的，有从属于这些组织的新闻机构的，有来自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私人的，他懂得如何把这种激励转化为计划，而这些计划对加缪是不无吸引力的。在综合了对政治、文化、文学的考量后，弗雷曼维勒提出了办一份阿尔及尔政治文学杂志的计划——阿尔及尔是北非的中心——，让这份杂志在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起到纽带的作用。在他看来，这样一份杂志将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并使他们成为更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这份杂志不会“画地为牢”，它是开放的，允许长期争鸣。首先是巴黎的弗雷曼维勒与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们对话。他想让加缪负责这份杂志的编辑工作，认为加缪和他本人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做好各自的工作。

在贝拉米什的提议下（三驾马车之一），杂志取名为《新天地》。在《新天地》上刊登的第一批文章中，有好几篇加缪的撰文：一篇对奥涅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评论；一篇对纪德《日记》的批评；一篇对阿拉贡的《为乌拉尔山脉欢呼》的分析；一篇对欧仁·达比（大众小说家，《北方旅馆》作者）的研究。应该还有一些对文学期刊的分析，因为加缪同时还为其他文学刊物写评论，如《新法兰西杂志》和《欧洲》等。弗雷曼维勒则负责其他工作。弗雷曼维勒曾在给贝拉米什的信中写道：“阿尔贝·加缪尽管超负荷工作，但他在杂志内部将负责坦承地自我批评，并将提出几个重要的讨论题目。”他还宣布，名作家让·季奥诺已答应帮助他们的杂志，并将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杂志将在阿尔及尔印刷，因为弗雷曼维勒不仅认识当地的一位印刷商，而且在阿尔及尔有不少作者和读者朋友；而加缪则将负责筹资。于是，弗雷曼维勒（在1934年9月7日给贝拉米什的信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当你看到加缪以及其他许多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加入了共产党时，你相信杂志的作用了吗？”

但是，最意想不到的观点出自让·格勒尼埃。加缪毕生称他为“老师”。谁也不怀疑加缪与格勒尼埃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交流，因为所有认识他们俩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在课上、课后乃至晚间在依德阿公园散步时的讨论，知道他们俩从两年前或更早就已开始了频繁的通信，直到一个人去世才结束。然而……

就在加缪开始接触政治活动，意识到与组织严密的人一起工作才有效——换句话说，意识到先在共产党外围、后进入其内部工作——的时候，格勒尼埃正在对正统的政治进行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摒弃由共产党代表的精神桎梏。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安德烈·纪德把他的艺术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一直到1936年，他去苏联访问，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实际运作），另一位英雄安德烈·马尔罗正在号召知识分子与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致行动。在这种背景下，格勒尼埃的主张势必孤立。

但格勒尼埃采取的就是这一立场。在他1935年（转折的年份）发表的随笔《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中，他提出不要轻易加入共产党。文中有一句他的学生加缪至少是下意识记住的话（因为他把此话作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行动准则），他号召人们抵制知识分子的诱惑，不要加入一个号称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政党。格勒尼埃写道：

总之，如果不是出自肺腑的迫切愿望，不要急着加入一个政党，这样才有利无弊。会出现这种情况，艺术家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意识到人类团结的力量，为了摆脱过去的自己，突然加入一个政党，就像一个姑娘为了摆脱父母草率结婚一样。但是这会造成家庭的不幸。因而，纪德和共产党的结合很有可能没有好结果。

格勒尼埃并不满足于写下这些理性的东西，还公开表述他的观点。年轻的让·达尼埃尔听他分析“正统思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所谓斯大林永远正确、莫斯科“梵蒂冈”式的蛮横、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进行批评，指出那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个新的独裁阶级的专政。格勒尼埃在这方面的言论远远早于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沙克·德切。但达尼埃尔在想，他怎么做才比得过马尔罗的影响呢？

问题也可以这么提，格勒尼埃究竟为什么这么做？可以肯定他无意阻止自己的得意门生继续体验共产主义。在他家客厅不温不火的气氛中，他完全可以去说服这位年轻人，告诉他“正统思想”会导致痛苦的失望，但他选择不这么做，确切地说，他选择了帮助自己的学生去玩火。

也许是在那个时期（1934年夏天，或许是次年夏天，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能帮助我们界定确切的日期），加缪在阿尔及尔省政府谋得了一个职位，那是在总督政府直接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受总督政府直接领导的还有奥兰和君士坦丁辖区内的一些类似的省份，以及由南部荒凉地区组成的一个军事区域）。他告诉让·格勒尼埃，那年夏天，他先在一家私人企业找了份活，不料厂长带着钱款失踪了。他陷入身无分文的窘境，便在行政单位申请找工作，同时向朋友们求援。马塞勒·布涅布朗歇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与迈松瑟勒和其他青年艺术家经常往来的朋友，帮他在省政府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办公室在顶楼，每天都得在北非的太阳底下烤七个小时。有一天，一位朋友的妻子路过，顺便探望加缪，发现他汗流浃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在办公室里，他很快以沉默寡言出了名。可以肯定，办公室里的气氛也是死气沉沉的。每天下班后，至少有那么几天，他的妻子西蒙娜总会在大门口等他。

他在驾驶证和运行证管理部门当助理。 据说他后来被解雇了，原因是他“笔头很差”，这也许是真的。加缪确认了这种奇怪的说法。 当他向朋友们讲述在省政府当缮写员那段毫无激情的生活时，显得非常幽默。 他告诉一个朋友，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把同一个牌照号给了两辆车。 这段插曲引出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休息两个月，因为医生担心他的劳累影响到另一叶肺。

他的医生斯塔沙·克维克兰斯基是个热心人，加缪的一位朋友把他描写为“贵族，身材高大，典型的出色男子”，他为加缪《幸福的死亡》提供了扎格勒的人物原型。他坚信左派，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妻子后来出演了加缪第一次导演的改编自马尔罗《轻蔑的时代》的戏剧。他用草药和鸡胚给人治病，撰写神秘主义方面的文章，但从未发表。克维克兰斯基既是加缪的医生，又是他的朋友，嘱咐加缪要充分地享受生活，不要害怕太阳、害怕大海。加缪更多地把他看作朋友、哲学顾问，而不是医生。加缪确实继续去游泳，也没有在夏天少晒太阳。

像所有同龄的法国人一样，他必须去服兵役了（当时的兵役期为12个月）。1934年10月，他去做了体格检查，但显然他的肺不行，使他免去了服兵役的义务。 回到大学以后，他获得了第三张证书，即古典文学证书，再通过一门考试，获得第四张证书，就能获得学士学位。他又开始大量阅读，准备最后一门哲学和逻辑考试。

在高二时，他的老师让·格勒尼埃就讲述了苏埃托尼乌斯的《诸恺撒生平》；格勒尼埃在回忆加缪时说道，在他的课堂上，加缪也在，他特别强调了卡利古拉皇帝荡气回肠的呼喊声：“他们都是有罪的！”自那以后，加缪去听了雅克·厄尔贡老师的课，讲述奥古斯丁及其家谱。厄尔贡是拉丁文教授，1931年来到阿尔及利亚，大家都知道他是纪德的朋友，他乐意把此事告诉学生。纪德来到阿尔及尔时，就住在厄尔贡家。厄尔贡的岳父在巴黎附近的蓬第尼建立了一个著名的研讨年会，《新法兰西杂志》旗下的知识分子都会参加，这使得厄尔贡成为连接巴黎文学界与阿尔及尔的纽带。像格勒尼埃一样，厄尔贡热爱学生，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老师们一般都不会这么做，以后也是如此）。

那个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加缪作品，是他写给妻子西蒙娜的文学练笔，写在一本练习簿上，取名为《美绿西娜仙女》，还有以《贫民区的呼声》为标题的一些文章，这也是他后来发表的《反与正》的早期版本素材。

在1934年12月写的献给西蒙娜的文章中，有三个短篇故事。“现在到了谈谈仙女的时候了，”第一篇这样开头，“这是一个为忧伤的孩子讲的故事。”作者在一篇散文中就是这么写的，这篇散文文笔优美，不乏讽刺，但更多的是矫揉造作，其本意似乎是为向他爱的人致意：“……这是一个小姑娘，一个仙女。她不想未来，也不思饮食。她活在现在，与开放的鲜花一起欢笑……”

《贫民区的呼声》写于1934年12月25日，他署名献给妻子。但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虽然这些“声音”是以优雅的笔触描写的，避免现实主义，避免政治论战，避免直接描写贝尔库度过的真实生活，但这些“声音”显然出自加缪桑代斯家的剧情。尽管有部分的文学修饰，但我们在《贫民区的呼声》中第一次读到了他在里昂大街的历史。加缪在文中竭力想搞明白他母亲的缄默，他现在远离贝尔库，可以大着胆子去描述。他叙述了他母亲情人的故事，以及她哥哥是怎样结束他们这种关系的。加缪从未发表过这些文字，他希望能在另一种形式下使用这些素材。

他继续关注命运的嘲弄，因为微小的讽刺之事可酿成大悲剧。1935年1月阿尔及利亚报纸刊登了美联社的电讯稿，报道说由于误解，一个回南斯拉夫去看望母亲的儿子被处死。加缪剪下了这篇报道，当作素材，先是作为一段轶事放在了《局外人》中，后又成为《误会》剧本中的剧情：

一个男人离家二十年后回来，被没认出他的母亲与妹妹杀死并遭到洗劫。

（《阿尔及利亚电讯稿》）

旅馆女老板在女儿的帮助下杀死了一名旅客，实施抢劫，而旅客却是她的儿子。

酿成大错之后，母亲上吊自尽，女儿投井自杀。

（《阿尔及尔回声报》）

那年春天，他打开了一本17厘米宽、22厘米长的本子——那是当时大学生常用的、沿用至今的簿子，开始写作家日记。在日记中，有文学名句，有故事、小说、剧本的构思和提纲，有读书笔记，还有批评性的评注，也不乏他在旅游时记录下的对人物和风景的描写。有的片段或整段，或部分地被引用于他后来发表的作品。一直到50年代，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个人生活的细节，因此出版其在1935年5月至1951年3月的日记，几乎未做改动。

1935年5月，法国和苏联签署了互助条约。此后，法国外交部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去莫斯科拜访了约瑟夫·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给了他满意的答复，同意发表一份满足法国温和派的声明，即为中间派和听命于莫斯科的法国共产党这两者的一致行动排除障碍。公报写道：“斯大林理解并完全赞同法国所采取的国防政策，以保持法国为维护自身安全所需的武装力量。” 事件早得人们还没能意识到法国共产党在那时不得不调整了某些口号，譬如让反殖民的理想主义者保持沉默。当时，一些反殖民的理想主义者正准备加入共产党。

1935年6月，阿尔贝·加缪通过了本科文凭的第四考，即哲学和逻辑证书的考试。现在，他只要写完毕业论文就能获得学士学位。7月，发生了一件更直接的鼓舞人心的事件。巴黎成立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阿尔及尔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马塞尔·巴达勇担任该委员会阿尔及尔分部的书记。他以此身份邀请了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名人安德烈·马尔罗来阿尔及尔，并在一次集会上发言。

马尔罗在来阿尔及尔之前，刚参加完世界作家大会。会议期间，他见到了欧洲左翼的同行：纪德、朱利安·本达、朱利安·赫胥黎、爱德瓦·摩根·福斯特、亨利切曼、伊利阿·爱伦堡、马克斯·布罗，他们都加入了反法西斯的作家新阵线。马尔罗决定发表演说，以回敬拉罗克上校，后者是极右分子，不久前在当地集合了一批火十字团信徒。马尔罗到达时声势浩大，坐着水翼飞机抵达阿尔及尔，在滨江大道上受到了巴达勇及其朋友们的欢迎。巴达勇安排马尔罗住在他家，因为法西斯分子经常在集会前劫持敌方的演说者。马尔罗在旅途中勾勒了演说的内容，他对“拉罗克的回击”全在脑海中，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集会在贝尔库的一家小电影院里举行，靠近练兵场，因为市中心大场子的老板们一听是召开反法西斯大会，就怕得不敢出租。然而，巴达勇的团队把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在电影院外安装了高音喇叭，使行人和进不了电影院的支持者都能听到马尔罗的演说。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但马尔罗本人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持敌意的听众，或者他这么认为。 事实上，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彪形大汉来保卫电影院。马尔罗身着衬衣，嘴上叼着香烟，在台上来回走动。当他离开时，阿尔及尔的反法西斯青年集聚在码头上欢送他，举起拳头向他致敬。

至少有一个与会者记得，在马尔罗演说结束时，阿尔贝·加缪走近他，向他致意，也许还和他讲了几句话。 马尔罗回忆不起在阿尔及利亚，不管是在当时抑或后来曾与加缪相遇过。 但不管怎样，加缪自此获得了比握手更明确的东西。因为马尔罗在那时刚发表了《轻蔑的时代》，传单般的小说，艺术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歌颂了在反纳粹主义斗争中舍身忘我的同志友情。马尔罗小说中的主人公卡斯内和一个以假名代替卡斯内坐牢的青年活动分子，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加缪可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实际上，卡斯内是工人的儿子，享受奖学金的大学生，也是个作家。（马尔罗的小说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新法兰西杂志》1935年3月、4月和5月号上。）

当月，在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勒运动的鼓动下，法国的所有左翼力量——政党、工会、政治团体——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前面的横幅上写着“民众联合”。组织者估计游行人数达到了五十万。

让·格勒尼埃看到，加缪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频繁地参加人民阵线的活动，他也明白是共产党为人民阵线武装了突击队。格勒尼埃还认为共产党能为新的于连·索雷尔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不管是面谈，还是后来的书信往来，当格勒尼埃向自己的爱徒说明这一切时，他考虑过他的建议可能引出的全部后果吗？司汤达的年轻主角不是“恬不知耻”地利用教会去实现他的野心吗？格勒尼埃肯定不希望加缪去虚伪地行事。但如果他希望看到加缪真诚地去做，那么，他，格勒尼埃，不就成了伪君子吗？人们观察即将发生的事情时，联想到的与其说是《红与黑》，不如说是《危险的关系》。格勒尼埃后来这样回忆道：“我从普通的准则出发，即人人有权获得幸福，但不一定有权知道真相。”

无论格勒尼埃的真正用意是什么，总之他意识到共产党需要领导。他虽然写下并说出共产党的信条的危险，但他还是建议他的学生加入共产党。格勒尼埃的建议没遭到异议，因为加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排斥其他信仰的信仰；相反，他正在寻求真理。加缪同时表露出兄弟般的精神，支持欧洲移民与穆斯林平等的立场，他已准备（据他老师说）投入这样一种职业，即好处和危险都与他的信念不相抵触的、一种能向自我挑战且需要承担风险的职业，因为没有风险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这正是某个晚上，在从他家走向有轨电车车站的路上，格勒尼埃对他的学生所说的话。

然而，在家里，他和西蒙娜的关系日趋糟糕。她的行为，无论是真的或人们的谣传，都使一个喜欢有条不紊、避开干扰的年轻人烦乱不安。即使他不知道人们对她的议论，例如为得到毒品勾引年轻医生，他也得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比如她不愿意分担他的生活。加缪的有些朋友恰巧不是“夜猫子”，就压根儿从没见过她。

他们俩之间的不睦没有透露给他人；没有一个朋友能确定地说他们俩为什么看起来行将分手。他们俩约定她先走，短暂的分离也许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她避开阿尔及尔的诱惑或者阿尔及尔便利的生活。她试图隐退，这与住进阿尔及尔医院完全不同。她将去巴利阿里群岛，他以后可以去那里和她团聚；他们显然设定了一个日期。她坐船走了，他则一个人走回家，山上的房子现在显得空空荡荡。

很可能就在这时，他也决定离开。在让·格勒尼埃的介绍下，他找到了埃德蒙·布吕阿（格勒尼埃在索邦大学时的同学）。布吕阿当时是《北非市政工程》杂志的主编。布吕阿的杂志与船运公司有特殊的关系；布吕阿能为他提供去希腊的免费船票吗？布吕阿办不到，但从那一天起，两人结下了友谊。

加缪经常去拉菲家，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住在瑞杜特山丘上一幢别墅里，与加缪住的依德阿公园别墅只隔一条细谷。加缪进出城都要经过他家，有时，他和西蒙娜在晚上一起去他家。

安德烈·拉菲以前是海军少校，现在是北非海运阿尔及利亚公司，即西阿非诺公司船舶设备部主任。西阿非诺公司可以说是垄断了往来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海运。安德烈·拉菲的岳父艾尔内·马勒贝是阿尔及利亚记者中的元老，他在1888年创办了一份文化杂志《阿尔及利亚杂志》，后由他的女儿，即安德烈·拉菲的妻子接替掌管。马勒贝一家和拉菲一家都是文学艺术的资助者，他们慷慨解囊，资助年轻的加缪，并给予他鼓励，拉菲家的孩子们都成了加缪的朋友，小儿子让更是加缪的崇拜者。大儿子保罗参加了加缪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冒险活动。

他现在去拉菲家更勤了，他的苦恼没有逃过这户热心家庭的注意。安德烈·拉菲有一天回来说，他为加缪和他的儿子保罗搞到了两张货轮上的船票，货轮将沿着北非海岸向东，然后向南行驶，从阿尔及尔出发，途经波尼、比塞大、突尼斯，一直到利比亚边境前的突尼斯的最后一个港口加贝斯。这对于孤身等待西蒙娜的加缪来说，绝对是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加缪欣然接受了。

然而，船驶出阿尔及尔不久，加缪病倒了。他开始咳嗽、咯血。他的朋友慌了，决定在下一个港口布日伊下船。布日伊距离阿尔及尔233公里。他们俩在闷热的气候下，坐了一天的公交车回到阿尔及尔。接下来几星期，加缪只能在家疗养。

1935年8月21日，他在蒂巴萨疗养所给让·格勒尼埃写信：

您建议我加入共产党是有道理的。等我从巴利阿里群岛回来后，我就去登记。我得承认，他们做的一切都吸引着我，我决定去尝试。对我来说，和共产党相处似乎比反对共产主义更好。

他为共产党缺乏宗教意识、允许人类自我满足而感到遗憾。但或许共产党能为他准备更多的精神关注？

我不说这是正统的。但在我（真诚的）尝试中，我将拒绝在人和生活之间放上一卷《资本论》。

他加入共产党是为看到共产党理论的演变。他知道共产党的哲学中有错误，比如与进步的幻想相连的理性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只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历史唯物论等。但是：

我感到更多的是生活，而不是思想，把人们引入共产主义……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毒化人类的痛苦和辛酸得以减少。

这类动机不能不使他的老师激动。谁是主张精神探索的，对他而言，生命就是思辨。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加缪的这封信是在格勒尼埃的口授下写的。

至于这封信是不是一个要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候选人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是否有助于他加入共产党，或者有助于他留在共产党内，这些问题得有根据才能作出判断。 sFUra+9PD9Ud5QSFBeE/fXqtTqDQkc0IW/mjIa5GvxcumqmUmpeDB7DAuVV+TQ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