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蒙娜

我牵着女孩的小手，让她坐在我的身边。坐下后，她久久地看着我。在她的眼神里，我们慢慢航行，驶向陌生的大海。

——放在熟睡妻子边的纸条

所有被采访者对她外表的描绘都是一致的，她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厚实的下巴，突出的颧骨，是个迷人的姑娘。当她行走在大街上，阿尔及尔的年轻人都能认出她，赞美她舞蹈演员般灵巧的体形，棕色的头发，最新潮的服饰——这在当时、当地，特别在白天，是很惹人注目的。有人称她为挑逗者，有人甚至称她为荡妇。她很少穿同一条裙子，而且她在裙子里面不穿其他东西，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非常特别的。加缪的一位朋友后来承认：“我们都有点爱她。”她是大学生族的美女偶像，也是他们的“娜佳”——安德烈·布勒东小说中神秘而又任性的女主角，布勒东小说中女主角的隐退预示了西蒙娜的隐退。 西蒙娜的母亲马尔特·索格雷是个有名望的眼科医生，她生活放荡是出了名的（也许此说法不准确）。西蒙娜的父亲阿希勒早已过世。索格雷夫人的夫弟阿梅代·拉封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妇产科教授，后来成为阿尔及尔医学院的院长。西蒙娜·伊埃，1914年9月10日出生于阿尔及尔。她是在朋友家阳台上观看百年庆祝游行时认识马克斯波尔·富歇的，当时她还不满十六岁。

从那以后，富歇与西蒙娜·伊埃几乎形影不离——他在回忆录《有一天，我想起了……》中，叙述了他的青年时代，文中对西蒙娜简称为西。据富歇回忆，他们俩的关系使西蒙娜的继父、马尔特·索格雷的第二任丈夫大为恼火，他似乎极度妒忌。富歇记得他曾对这对年轻情侣进行跟踪，想方设法捉住他们，富歇对此感到震惊。然而，富歇感到马尔特·索格雷是赞同他与西蒙娜交往的。马克斯波尔和西蒙娜非正式地订了婚，很显然，他们准备在富歇服完兵役后结婚。

但是富歇非常忙。一方面忙于他的学业，另一方面忙于他参与的政治活动。他创立了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作为领导者，他得经常离开首都去其他城市，帮助建立支部。他们得不时地面对敌对的欧洲移民或被敌对的移民煽动起来的穆斯林，后者在对青年联合会的政治方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去攻击青年联合会的年轻的组织者。富歇认为，他不在时，他的朋友阿尔贝·加缪常去看望西蒙娜。他们对浪漫主义的共同爱好吸引着加缪；他们俩常在一起谈论阅读的作品中的人物。根据富歇的叙述，她不会不向加缪展露她的诱惑。

富歇记得有一天，他与西蒙娜·伊埃有约会，但她没有赴约。接下来的几天，她也未出现在他们俩的约会地。最终加缪通知富歇，他想和他谈谈。两人在埃塞花园碰头，然后朝海滩方向走去（加缪幼时玩耍的海滨），从那儿可以欣赏半圆形海湾上的山城景色。

富歇开始谈及西蒙娜，承认他非常痛苦。加缪停了下来，转过身对他说：“她不会再来了，她已做出选择。”富歇马上知道她选择了谁。他记得当时的感受既痛苦又高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高兴，因为他的情敌是他们小团体中的一员，是他喜欢并敬佩的人。他推心置腹地与加缪谈了，后者回答道：“我一直想知道你是否有才华，你最好证明给我们看看。”这就是他们游戏的一部分演绎成的样子，或者说富歇事后即这么认为。

但这件事还是意味着他们俩友谊的破裂。富歇受到的痛苦要比他当时感到的更深。他们俩的不和进一步恶化，这与其他人从中作梗是分不开的。两人不再是朋友。1934年，加缪与西蒙娜结婚，富歇患上了肺结核，被送往法国圣依莱都杜威大学生疗养院治疗。加缪给他写了信：

……我们卑微的人性唯一的价值即在于见证我们能忍受生活。我们这么说，并渐渐老去：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纯朴，就像蒂巴萨旅馆老板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死去，他们将不会谈论你。

加缪在信的结尾写道，悲观失望或许是错误的。爱情、艺术、宗教始终存在。“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我确实认为，对我而言，你是形成我生命体验环的人之一。”

与西蒙娜·伊埃的结合确切地说，并不是通向“幸福结局”的路。对阿尔贝·加缪来说，这个令人着迷的姑娘（他们俩相识时，他不满十九岁，她不满十八岁）适宜做他幻想的目标，他散文诗的读者，她表现得越飘逸，对他的吸引力越大。但是天外来客的样子最终是更平庸乏味。她追求诗人兰波式的“各种放纵”，最终陷入了毒品之中。

根据她家人和朋友认可的说法，为了减轻她的痛经之苦，从十四岁起，家人就开始给她注射吗啡，她由此养成了习惯。不够仁慈的人把她视作一个天性狂野的、任性的、爱说谎的尤物。所有人都认为她太超前了，不仅是她沉湎于毒品，而且体现在她日常的生活方式上。据说，当她用完了医院及她母亲为她开的吗啡后，为了获得她需要的毒品，她常去勾引城里的青年医生。她后来的日子就是在私人诊所和疗养院里度过的。

当时加缪认为自己能救她。也许他认为与她结婚是治愈她的良方。马尔特·索格雷也完全这么认为，因此她鼓励女儿嫁给这个有病无业的青年人。她帮助新婚夫妇安置家业，而且始终表现出对女婿的感激。直到生命戛然而止前，加缪对人们要求他帮助西蒙娜·伊埃的呼求，总是有求必应，从未有耽搁。

阿库一家继续为加缪提供食宿，他们对此婚姻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加缪有无量的前途，有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不应在这时候背负婚姻的压力，尤其是这样的婚姻。西蒙娜已经和他们的外甥在城里招摇过市。尽管西蒙娜不是大学生，她也没有获得高中文凭，但她很聪明，理解力很强。她有时和加缪一起去听课，但与女大学生们实在、简单的衣着不同，她披着狐皮长披肩走进教室。当然，她的优雅与她未婚夫出众的雅致是吻合的。西蒙娜是社会成功的标志，因为她浮夸地象征着上升的中产阶级，头戴超宽帽檐的帽子，脚穿尖跟高跟鞋，嘴上叼着长长的烟嘴——这一切与平民百姓格格不入。

但居斯塔夫·阿库认为她比外表更糟。这是个“荡妇”，她逐渐地控制了他们的外甥。阿库认为，一个好妻子应该是个干活的女人——默默地干活——她应该为了丈夫不抛头露面。西蒙娜与这类妇女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她不会是阿尔贝的好妻子。阿尔贝太年轻，身体太弱，他应该继续他的学业，而且此时他还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此外，阿库姨夫认为，一个贝尔库出来的小伙子与一位不同社会阶层的女孩子交往本身就是个错误。

至少根据加缪一位朋友的说法，居斯塔夫·阿库很有可能是妒忌西蒙娜左右了他的外甥。

西蒙娜住在伊斯利路她母亲家，索格雷医生的诊所也在那儿，她去阿库家找加缪。居斯塔夫姨夫终止了她的来访。

学建筑的让·德·迈松瑟勒有一天晚上去加缪那里，发现他的朋友处于极度的失望之中。加缪脸上毫无表情，只是说：“她不会再来了。”不用多做解释，迈松瑟勒明白了，没向他提任何问题，只是用温暖的手轻抚他朋友的头，建议道：“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加缪做外出准备时，迈松瑟勒注意到壁炉上有一本翻开的书，他读道：

街上的太阳照在头上，

晚上，你微笑着出现在我眼前，

我相信看见了戴着光环的仙女。

他把书翻过来，看到这是马拉美的诗歌集。这首诗诗名为《显现》。

“把这本书借我看看。”

多年以后，他在书橱里找到了这本借来的诗集，扉页上写着：“阿尔贝·加缪，1932年。”他忘了把书还给他。

他们走到海员旧街区的水手路上，进了一家简陋的阿拉伯饭店。他们俩悲伤地吃着乏味的东西，要吃完一顿饭似乎遥遥无期。

他在阿库家的生活现在结束了。姨夫受支配欲驱使，表现出长者的蛮横专制，日益招致年轻人反感。这是两个极有个性的人之间的冲突。加缪感到受了侮辱。一切都使他恼怒，甚至居斯塔夫·阿库在复兴酒吧与大学教授的交往也使他恼怒，因为这强化了他“百事通”的形象。

预科一年级结束了。如果一切正常，暑假结束后，他可进入大学读一年级，学校就在他住的朗格多克路旁边。

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他面临抉择，要么要西蒙娜·伊埃，要么什么也没有；要么走自己的路，要么无路可走。7月，他搬到了哥哥吕西安家，米什莱大街117号乙。7月13日，他给让·格勒尼埃老师写了封信，说他不确定是否一定能读完大学。然而，他强调说：“我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凭我的心愿和情感行事。”他在信中向格勒尼埃透露了他与阿库断绝关系是性格、观念上的冲突造成的。但他不要求格勒尼埃对此表态，因为格勒尼埃也为阿库的性格、才智所吸引。在第二封信中（格勒尼埃在为加缪作品写序时提到这两封信，但没有解释当时的背景），他写道：

重要的是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一项使命……我发现我有耐力、有精力、有意志，这不是自负……的确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我渴望把病治好。

他在信中没说，在完成使命和治疗疾病的道路上，他选择了一位全城追求者最多的姑娘做伴侣。

1933年秋天，加缪开始了他的大学一年级生活。他不能再依靠姨夫的赞助，但他很快得到了未来岳母的帮助。同时，他决定自己去挣钱，弥补费用的不足，比如辅导准备会考的高中生们。他给不幸的情敌，正在圣依莱都杜威大学生疗养院接受治疗的马克斯波尔·富歇写信，问他是否能帮他找几个要辅导的学生，或找个文字编写的工作，甚至去找那个曾要他帮忙写信的人。

阿尔及尔大学位于市中心，在米什莱大街北边，占据着一幢所谓的新古典式风格的大楼。当时，大学里只有几百名学生，都是欧洲人，因为能上大学的穆斯林一般都喜欢去法国读书，那儿的氛围更加平等。加缪进大学时，哲学课刚开设不久。大学学制为三年。前两年，大学生须获得四份学士阶段的证书，第三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升入三年级），他们要写一篇论文，才能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如果想在大学任教或攻读博士，就需要去巴黎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进大学后，学生可先准备前两份证书的考试，也可准备后两份证书的考试，顺序是任意的。既然是任意的，加缪先考了社会伦理学证书，对此他不需费很大劲。显然，凭他在文科预备班时的大量阅读，对付考试已绰绰有余。1933年11月6日他获得了这份证书。第一年，他还读了心理学，1934年6月通过考试。同一年的11月8日，他获得古典文学证书。1935年6月4日获得了哲学和逻辑学证书。

这一教育制度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科目的自由，教师也可以选择他希望教的内容。课堂上学生人数不多，学生们需对某一问题进行陈述，然后展开讨论。根据教过加缪的热内·普瓦里耶教授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尔及尔大学是一个自学者们聚会的地方，在教授们的指导下，学生们完成自己的学业。

然而，教师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热内·普瓦里耶是一位相当严肃、充满自信的教授，而让·格勒尼埃则更富有想象力，他善于利用有创造力的人需求的知识（首先是他自己需求的知识）来调和知性的严肃性。热内·普瓦里耶1900年出生，先在夏特尔公立中学教书，而后在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学任教，三十三岁时被调到阿尔及尔大学教书。那些倾向于左派的学生一下子就判定他是反动分子。不管怎么说，加缪的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他，认为他分数批得太紧。

学生们私下里指责普瓦里耶对公开参与政治活动的学生采取歧视态度，比如对伊夫·德舍泽勒，后者在翻领的纽扣眼上佩戴着由三支银箭头组成的第三社会主义国际联盟的徽章。加缪完全了解普瓦里耶的观点，但他决定做个好学生，不想让各种政治分歧来影响自己的大学学业。他按时完成作业，让人无可指摘，他也免受伤害。但这不意味着他在老师面前俯首帖耳。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出反抗，内心却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并非每个学生都带着同样的猜疑来接纳冷漠而教学出色的普瓦里耶。一个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回忆起他上大学的情形时说，普瓦里耶“代表法国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雅致是我们（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这一代所向往的……普瓦里耶在为‘加缪’授课；我们其他学生就像不懂事的小孩” 。

尽管普瓦里耶不喜欢加缪的政治观点（就和他有关的那部分而言），认为他的风格略微过火（依据是他那时的成绩记录），不过仍承认他是个极富思想的人。普瓦里耶回忆起自己的老师给他的一篇论文打了14分（满分为20分），还加了“很好”的评语。普瓦里耶非常欣赏加缪的一篇论文，打了15分，这使加缪感到沮丧。对普瓦里耶教授来说，大学的教学任务不轻松：每周上四小时课，不停地备课。他回忆说在阿尔及利亚的几年里，完全没有时间去做个人的研究。

加缪的良师益友、中学老师让·格勒尼埃在大学里当普瓦里耶的助教。格勒尼埃和普瓦里耶同在1922年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但两人的关系始终一般。（普瓦里耶认为格勒尼埃缺乏热情，但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作家的格勒尼埃必然比他更接近加缪。）格勒尼埃在教学上引入了一定的新内容。他自己制订教学计划，讲述诸如道教之类的边缘题材。 加缪后来回忆他读过印度哲学，而格勒尼埃又让他了解了柏拉图和舍斯托夫。他们俩都读了斯宾诺沙、笛卡尔、克尔凯郭尔的著作。

现在，年轻人将第一次受到显然是代表了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他的老师们的评判，而且还要受到他的同辈人的评判。在那个年代，法国大学的学生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女。这样的筛选制度使得在大学里能遇上非常聪明和求知欲极强的学生。加缪承认尽管他极想在学校里拔尖，但很难拉开距离。他不能再像在小学、中学里那样，不用付出就当领头人。然而，大学的同学把他当作自然而然的头儿，这是他在学校里的地位决定的。他本人从不设法吸引他人的注意，也从不用任何计谋去博得他人的喜欢，或去讨好老师。有人说他是贴着这样招牌的人：“禁止干涉。”

他从不露出他（现在或过去）的贫穷，这强化了他的神秘色彩。他的腼腆无疑使他显得自负，其实他与自负毫不沾边。

伊夫·德舍泽勒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口才是在法国，确切地说是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练就的，后来他成为全国著名的律师，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他为阿尔及利亚好战分子辩护。）他在认识阿尔贝·加缪两周后，就用“你”来称呼他的新朋友。加缪冷冷地回敬道：“我喜欢您，但我希望用‘您’，而不是‘你’相称。”德舍泽勒感到很不舒服，他把加缪这种态度归咎于他属于校外唯美主义小团体的缘故（由让·德·迈松瑟勒、路易·米凯尔和他们的朋友组成）。事实上，加缪和他的“唯美主义”朋友彼此间确实是用“您”相称的。加缪后来对称谓的态度随和了一些，但德舍泽勒（以及其他人）从未感觉他有过完全随意的状态，当然也不会用“你”来作为称呼。

他看上去手头并不拮据，也许他仍穿着阿库给他买的衣服。有些新朋友甚至把他当成纨绔子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活动的德舍泽勒认为，加缪的穿着和他表达的政治观点是相悖的。德舍泽勒认为一个进步的青年不应该如此注重穿着。米里安·撒拉玛（后成为德舍泽勒的妻子）观察比较仔细。她注意到他只有一套浅灰色的西服，脚上穿的是一双耀眼的棕黄色皮鞋。有一天他把脚抬起来让她看了鞋底，鞋底已经磨得皮都翘了起来。他开玩笑地说：“穿得不舒服总比穿得穷酸好。”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向大学新认识的朋友透露了他母亲精神受过刺激，住在另一个城市（奥兰）。他的朋友们因此从未见过他的母亲。他无意说出，——至少在他的大学圈里——他母亲祖上是西班牙人。他的朋友们彼此之间经常相互走动，但从不去加缪那儿，至少不去他家。有些同学去他哥哥家或他舅舅家看他，或者在他有了经济能力后，去他租赁的顶楼小间去看他，在那里，他们一起听拉威尔和德彪西的唱片。他的举止有点贵族气质，就好像他在贝尔库长大就像是“装出来”的。

在他的艺术家朋友中间，他一点也不显得家境贫穷、出身低微。他的零花钱比他们多，至少在他住在姨夫家的那段时间里，而且是他（或者西蒙娜）买书、买唱片借给他们。

他对意外事件的反应是特别典型的斯多葛主义的态度。有一天他们要考心理学。伊夫·德舍泽勒搞错了时间，通知加缪下午进行。当他们来到考场时，才知道上午已经考过了。当然，加缪很生气，因为这次考试对他很重要，但他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满，只是客气地说了一句：“那好吧，我们下次再考。”而下一次考要等上半年。

在大学里，左派和右派学生的关系持续紧张。德舍泽勒是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他很投入。但加缪不参与此类活动。德舍泽勒认为也许是加缪的姨夫反对的缘故，或者是他身体状况无法经受可能发生的、有时很激烈的冲突。

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加缪在校外的活动不久使他在当地有了名气，但一回到大学环境，他就是个用功的好学生。给他上课的老师都对他另眼相待，对他不摆任何架子，他们一般只对优秀学生持这种态度。当年教加缪拉丁文的青年教师雅尼·欧尔贡回忆道：“加缪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早熟消除了年龄的差异，不失幽默的庄重阻止了平庸的对话，讲究客套的礼貌保护了极端敏锐的感觉，我们与他友情的基础是尊重。他像是个未来很重要的、不自满的、从零开始的人出现在我们中间。

现在他看起来过着好几种公众和私人的生活。在大学里，他专心学业，在校外，他有“唯美主义”朋友的圈子，感情上，他有西蒙娜·伊埃。而成为作家，是他矢志不渝的目标。

在大学一年级，他写了首题为《地中海》的诗（他把诗稿给让·德·迈松瑟勒看了，后者曾向他借阅了马拉美的诗集）。这首诗五十五行，分四节，初写诗词的他第一次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地中海的思想，这一思想渗透于他后来的所有作品，使之与法国本土作家截然不同。这首诗是其哲学随笔《反抗者》中蕴含的终极真理的最初版本。

他从他周围的人当中汲取地中海思想的灵感，尤其是那些非地中海人士，即移居或暂住在那儿的人士，如格勒尼埃、他喜欢的作家纪德、蒙泰朗以及更早去过阿尔及利亚的皮埃尔·路威，甚至奥斯卡·王尔德，他们塑造了一个加缪和他的朋友们能够辨别出来并且十分希望能认同的北非世界。加缪和他的朋友们在沿海山路上漫步时，这是他们常谈的主题。

地中海人的（和他的同盟的）观念是，在太阳充分照射的沿海地带长大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也知道物质的尺度。在北欧人的眼里，地中海人热情奔放，说话滔滔不绝，但似乎缺乏克制力，缺乏客观性（有时地中海人甚至是可笑的形象）。然而地中海的文人则确信，他们是古典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是与大自然一起被造就出来的。加缪很快在蒂巴萨找到了他心目中地中海的象征，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古罗马建筑遗址。遗址与近在咫尺的大海、周围茂密的草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菲利普·古龙贝尔是加缪在普瓦里耶班上认识的朋友，在一个周末，他带加缪去了他父母家。他父母住在村庄高处的一幢房子里，“外墙刷着白色和玫瑰红”，“走廊刷成绿色”，整个村庄都是这种风格。 加缪在常被引用的《蒂巴萨的婚礼》（《婚礼集》）一文开头这样写道：“诸神春天住在蒂巴萨，在太阳下，在艾草的芬芳中对话。”

加缪的早期诗歌《地中海》充满了这种主义式的内容：

地中海！你的世界在我们的尺度中

（……）

确定的事物在金发碧眼的摇篮里平衡

（……）

拉丁人的土地没有颤抖。

（……）

在你里面世界优美而富有人性，

这里引用的只是这种主义式的内容。年轻的诗人总结道：

地中海，哦！地中海！

你的儿子们孤单地裸露着身子，毫无秘密，等待着死亡。

他们死后纯净地、最终纯净地归还于你。

这首诗与其他同时期的手稿后来作为遗作一起发表，其中还有充满激情和诗歌韵味的散文诗。一篇《在女尸前》的短文描写了一个男人在爱妻尸体前心理状况的变化，失望使他变得无所顾忌，变得出奇地清醒——而观察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另一篇习作《失去爱人》，尽管没有注明日期，可视作戏剧性的《在女尸前》的哲学注解。因为爱人的死亡，人们也可能读出在无法得到或无法完全占有曾经拥有过的心爱之人时欲望的挫败感。但是，“有那么多东西值得去爱，去追求，无疑，气馁不可能是永远的”。没有资料表明这些文章是为谁写的，但可以推测这是写给他本人看的，是为了提防当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认识加缪和西蒙娜这对夫妇的人都认为加缪爱上后者是选择了一道难题。

许多手稿注明的日期是1933年，或被认为是同一年代的（大学第一学期期间或在此之前）。《上帝与其灵魂的对话》是一篇出色的对希望本质进行思考的文章。《矛盾》一文认为接受命运或反抗命运是同一幕“不祥喜剧”的两个方面，因为无论我们反应如何，生活依然如故。这些习作的主要价值在于作者在写作中学习词语的运用。每篇文章都毫无例外地堆砌词语，文章显得累赘，过分理智，过于沉湎于自我；不过，初学写作者大凡如此；他们首先要学的就是怎样有效地删去冗词。除此之外，加缪进步很快。为写作而写作的时期迅速结束，相随而至的是不乏自信地去表达可触知事物的愿望。

除了这些思索之外，加缪在那一年尝试着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精神创伤的题材进行挖掘。《贫民区医院》无疑取材于他在穆斯塔法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肺结核第一症状的出现，短期的住院，定期去医院做人工气胸，等等。在这短篇小说中，一群肺结核病人在医院的花园里晒太阳。这是在5月份（这一细节与加缪出现疾病症状的时间不相符）。病人们在闲聊，对同病相怜的人的不幸开着玩笑，谈论一个剃头匠撞向汽车想自杀，结果被司机从车下拉出来，屁股上挨了一脚；谈论某人仍在和欲望强烈的妻子造爱（结核病使他特别亢奋），直到过度造爱送了命。他们也谈论治愈肺结核的可能性。“肺结核是人们唯一能治愈的疾病，只是需要时间。”

1933年的最后一篇文章《艺术的一致》，一反课堂论文的格式化，不过结尾还是论文般生硬。尽管如此，文章的语调十分个性化，字里行间表达出一个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年轻人的意愿，他质疑全盘接受的观念，同时也意识到无任何固着的存在是虚幻的。为了超越平庸的生活，他选择了艺术。或者说他选择了多种艺术。他开始学建筑、绘画、文学和音乐。音乐学得尤为出色。多种艺术的融合代表一种无视生活的交流，但借助艺术来背弃生活，则低估了生活的重要性，因而艺术不能无视生活。

他为自己调和艺术与生活的不完美结合进行了尝试，找到了听众，找到了对某事的信心或某个比他更优秀或更强的人的信心，找到了自由。西蒙娜·伊埃不经常去听课，但她间接地从学哲学的年轻人身上得益匪浅。她的前任男友马克斯波尔·富歇评价她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朋友们读的书她都会去读，而且她很聪明，能读懂这些书。加缪在那一时期（1933年底或1934年初，总之在他们结婚前）写给她的一封信表明，他给她写信的风格，如同他在完成格勒尼埃布置的论文一样。“七星文库”版加缪文集收录了这封信，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山茶花压弯了我们的桌子；它提醒我们，我们梦幻的春天与我们恐惧的死亡是相当的……由此，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泛神论，将趋向多元的统一。

此外，我们得到唯一的答案是冷静的缄默，用这种缄默去对抗上帝，去对抗世界，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怜悯才能战胜上帝……在湿润的天空后，在清晨的草地的反面，在花朵芬芳之后，是否有些其他的东西？我谈论这一切，谈论引人入胜的奥秘，我是谁？我是否就是相信这一切的人？但我相信的不是芬芳和花朵之后的东西，我相信的就是芬芳和花朵……

在大学的第一学期里，加缪最为显著的活动就是追求西蒙娜。他在练笔、学写课堂论文之外，还准备写些其他东西。与让·德·迈松瑟勒、路易·米凯尔以及那些搞艺术的同学频繁的交往引起了他对造型艺术的兴趣；毫无疑问，他是小团体中最有描绘景物天赋的成员。

阿尔及尔成了绘画的次中心，艺术家深受偏重感官感受的巴黎画派的影响，转向海滨风景。太阳、大海也是加缪喜欢的主题，当地的建筑、服饰，非洲的植物都是必然的描绘对象。因而，当法国有些年轻艺术家去罗马美第奇别墅学习绘画时，另一些画家，在获得两年奖学金之后，便来到阿卜杜勒迪夫别墅。这座摩尔式建筑矗立在埃塞花园山坡上，富有魅力，使得这个地中海港口被视为艺术家的会合处。加缪后来对这些法国画家有一定的偏爱，而后者也爱上了北非蔚蓝、素雅的景色，加缪作品的插图就是特地请他们画的（如艾迪勒刚、P．E．克莱茵）。

加缪为《阿尔及尔大学报》艺术评论专栏写文章。加缪的雕刻师朋友路易·贝尼斯蒂送来了三件作品参展。如果加缪没把他的雕刻作品当作评论的重点，那么第一次专栏可能会关注以地中海为主题的东方派画展。专栏下方有个注释，许诺在下一期对沙龙画展作一个更综合的报道。

他的第一篇评论发表在1934年1月25日《阿尔及尔大学报》上， 他从描述贝尼斯蒂的工作室开头：“潮湿的长房间，两把椅子中间生着火。”墙上挂着德斯皮尤和马尤尔的速写。一件未完成的雕塑品放在墙角。气氛宁静。

然而眼下几幅“饱含宁静”的作品被扔在了鱼龙混杂、照明过度的展厅内。虽然只展出了三幅作品，但贝尼斯蒂是相信艺术需要日积月累的少数年轻画家之一。“他的艺术处于起步阶段，但他的理念已经基本成熟。”确实是起步阶段。这是贝尼斯蒂的“首秀”。他的职业是做首饰，在珠宝店不幸被窃之后，他经济一下子拮据起来，于是决定放弃原来的职业，做他喜欢做的事。他从学画静物开始，去比他年长的画家的画室听课，在画室里他认识了让·德·迈松瑟勒。 他出生于1903年，当加缪为他作品写评论，称他是“一位杰出的青年艺术家”时，他已年满三十岁（比加缪大十岁）。

尽管文章在结尾时持一定保留，但总的来说，这是篇纯赞扬的评论。如果说绘画可以表现宁静或大笑，雕刻则必须表现出绝对的稳重。然而贝尼斯蒂的稳重过分了；他缺乏力作，而他是能够也应该创造得出来的。

初出茅庐的批评家如约在下一期大学报上发表的综述中，嘲讽了要把画展办成大型展览的想法。画展要以画为主，而画作需要“漫长而沉默地等待，就要痴情般的投入”。他只对他仔细看过的画作评论，对知名画家不作评述。他对值得引起重视的画都写上了几句话，接下来是评论当地画家。热内让·克罗的画占了一大段文字，他认为这是展品中最优秀的画。克罗的一幅画描绘的是加缪钟爱的地方，他在画前驻足良久：“……我很满足在这幅画中认出了布扎里山的优美而洪亮的诗意，它有维吉尔式的温柔，气息慵懒……”

评论家不声称掌握了绝对真理，但认为他表达了真诚的观点。他只是遗憾“在那么多展品中，佳作可谓凤毛麟角”。在他看来，东方派画展过分单调，风格、种类太少。迈松瑟勒不会忘记他的朋友加缪对展厅所做的总结评论 ：

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从大厅深处往外看，大块玻璃幕墙后面是港湾，在雾气中可见许多模糊的船桅，汽笛声犹如刀子划破了雾气……这才是最美的画。

他为《阿尔及尔大学报》还写过两篇评论。一篇评论画家皮埃尔·布歇勒 ，另一篇写在阿卜杜勒迪夫别墅享受奖学金的绘画学生。在后一篇文章中，着重评述了里夏尔·马盖的作品：画的是别墅周围的埃塞花园的景色，“夏日阳光下的蒂巴萨”。他也为唐波瓦兹的雕塑作品所触动，“美丽、结实的男性肩膀”。他在后记中写道。他没有评论另一位参展画家安德烈·昂布，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评语是否正确。“我只说我基本上能肯定的事。昂布的画我不能确定。与其犯错，不如保持缄默。”

年轻的昂布比加缪略大一点，他对此很不满。他是新近到阿尔及尔来的，感觉自己很难适应这种外省的气氛，或者说他在这儿得不到一点帮助。部分青年画家旁敲侧击，让他意识到他与其他人的差异。加缪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昂布听到了一位画家在外面说昂布十分恼火，要“狠揍”加缪。还是这位画家，找到昂布，劝他别揍加缪，因为加缪是个肺结核病人。昂布很纳闷，他从未想过去攻击任何人，更谈不上去揍加缪了，他认为加缪是受他的一些朋友摆布的牺牲品，那些朋友不喜欢昂布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喜欢这个来自法国的犹太人单身汉。

阿尔贝·加缪在通过心理学证书考试后十二天，即1934年6月16日，与西蒙娜·伊埃举行了一场简朴的世俗婚礼。他的阿姨安托瓦妮特接到了大外甥吕西安的通知，参加了婚礼（她认为这是与西蒙娜父母争强的一种方式），但她外甥的好友都没参加。结婚证书表明卡特莉娜·加缪同意婚事，因为加缪当时还不满二十一周岁。（当他母亲问他需要什么作为结婚礼物时，他回答说要十二双白色袜子——那时他只穿白色袜子。） 夫妇俩后来告诉一个朋友，新婚之夜他们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她在她母亲家过夜，他则在他母亲家过夜。而且他们俩用“您”相称，他们把对习俗的蔑视视作一种象征：对思想开放的人来说，婚姻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的不拘礼节。 当然，他们俩继续用“您”相称，她从不叫他阿尔贝，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他是“加缪”，所有朋友也继续用“您”称呼他。

让·德·迈松瑟勒也许是加缪当时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他陪西蒙娜买东西，发现她甚至不知道砂锅为何物。她的那种雷人的方式令那些商人误以为迈松瑟勒就是她的未婚夫。西蒙娜的嫁妆中有十六条床单、四只长枕、六只枕套、一块台布；个人用品是两套睡衣裤、一件便装、一件床上看书时穿的轻便上衣、六件连衣裤服装、六件睡袍。慷慨的索格雷医生帮年轻夫妇在位于阿尔及尔高坡顶上的一个叫依德阿公园的高档住宅区里租了一幢别墅。一张日期为1935年的房租收据告诉我们，房租为450旧法郎（相当于现在的585欧元），这在当时、当地来说，可谓不菲的房租。然而他们的新家从外表看非常一般。新家的优点是大客厅外有一个带屋顶的平台，对面的山丘（不是大海）一览无遗。迈松瑟勒帮他们设计了卧室，家具和书架是简单的直线排列，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日本式效果。窗下装了块搁板，兼做写字台，上面放了尊石膏制的高棉菩萨，这是加缪在迈松瑟勒陪同下买的。

让·格勒尼埃一家就住在不远处，一幢像盒子一般的白色房子，同样面朝着山丘。两家人晚上经常在一起度过。 年轻夫妇恢复了与阿库一家的关系，昂着头回到了朗格多克路。午饭后，加比阿姨装上一篮牛肉让他们带回家去。

阿库一家对年轻夫妇的好感最具体地表现在一辆14马力的雪铁龙小轿车上。阿库是在1930年买下这辆车的，当时纯属豪车。他们像许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样，满怀信心地认为征服百年庆典将带来更大的变化。他们一边继续经营“英国肉店”，一边买下了一家旅店，希望能得益于蓝图中的繁荣和阿尔及利亚未来的快速发展。

百年庆典的光芒似如一阵风，昙花一现。安托瓦妮特不得不比过去多干一倍的活，既要照料肉店，又要管理旅店。作为给予她辛苦的回报，居斯塔夫让她在水貂皮大衣和雪铁龙轿车中选一样，她选择了轿车。现在他们把轿车当作礼物送给了阿尔贝和西蒙娜，但说好加比阿姨每周要用一天车。

但是西蒙娜·加缪显然不满意合用车子的主张。有一天，车子没有如约定的那样出现在阿库家。他们给外甥写了封信，问其原因，但没有任何回音。最后还是当地警察局传来消息：一辆汽车被扔在了警察局门口，车里找到了阿库的证件。

就此，居斯塔夫和安托瓦妮特把西蒙娜看成邪恶的力量，他们与加缪夫妇断绝了往来。然而，加缪从小认识的同学安德烈·维勒纳夫，那时仍是他的好朋友，继续经常去阿库家。可以这么说，阿库夫妇认养了他；对此，他们的外甥不说妒忌，至少极为恼火。当加缪在路上碰到维尔纳夫时，就会嘲讽他：“怎么，去看你姨夫？”尽管阿尔贝·加缪仍然爱他姨夫，也许也理解他的态度，但维勒纳夫和他则吵翻了，从此不再见面。这是他们俩为何断绝友谊最站得住脚的说法。

加缪和“娜佳”生活，生活在他和她的二人世界，远离索格雷医生和她的丈夫，远离朋友（因为鲜有朋友分享他们的亲密），加缪把她当作他作品的读者。是读者，不是研究的对象，因为他每当想起西蒙娜，就会感情冲动。对此，我们后面再谈。

起初，生活是愉快的。夏天，加缪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给熟睡的西蒙娜留下一张纸条，也许是提醒她中午两人一起午餐，也许只是对她说：“您睡着了，我不愿叫醒您。您真美，这让我感到满足。”在西蒙娜保存下来的这些纸条中，她年轻的丈夫有一次向她解释说，他之所以早早地离家，是为了省下有轨电车的车费（一张车票的票价是1．5法郎，相当于今天的0．15欧元）。为此，他得从山上走到市中心，大约五公里的路程。 那时，阿尔及尔只有四家海运公司有资格从事报关，这四家公司的办公室都在港口上方加尔诺街的同一幢房子里——没有找到任何资料，他的朋友对此也记忆不清——，加缪也许就在其中一家工作。（他的哥哥记得他曾在船具商那儿工作过，可能是阿马提尼公司。这家公司兼营船具、海运。无论怎么说，他的工作要他带着文件在海边走来走去，去采购各种东西。《局外人》开头运用了这短暂的、特殊的经历。）

在另一张清晨放在西蒙娜枕边的纸条上，他们两人世界的建设出现了共鸣的迹象：

我们希望要打碎束缚人类思想的狭隘的框架，要超越时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就迈出了第一步。我牵着女孩的小手，让她坐在我的身边。坐下后，她久久地看着我。在她的眼神里，我们慢慢航行，驶向陌生的大海。辛巴达航船劈浪前行。瞧！我们成功了。

他们的一位朋友说，她这么好睡，是吸毒的缘故。她的丈夫对她戒毒是否存有幻想？肯定没有。他的朋友伤心地看到他为阻止妻子慢性自杀做了许多无用功（还有她母亲做出的努力）。加缪的举止像个“圣人”，有一个朋友这样评论他，因为这个朋友注意到，加缪看到妻子着魔似的不停地吸烟，为了劝她戒烟，他自己首先戒了烟。

每次加缪的朋友撞见她时，就发现她的服饰、她的行为变得更加怪诞。确实，马克斯波尔·富歇不是个客观的证人（或者说至少在当时是不客观的）。他记得几个月后在街上遇见她。她的花容已凋谢。她手上拿了束鲜花，眼睛睁得大大的，但空洞无神，还旁若无人地哼着歌曲，就像凄惨的奥菲莉亚。他当时想，加缪是否真的想治好她，或者只是把她当作观察的对象。

另一位朋友回忆说，有一次在餐馆里用餐，中途他去洗手间，西蒙娜刚从里面出来，他在里面看到了一只空的安瓿。不管这些事情是真是假，大家都把它们当真的看待。加缪的朋友都有些怕她，怕她撩人的姿态。有一个朋友谈到她时说，她能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陷入绝境。有一天晚上，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在加缪家吃晚饭，赤身裸体的西蒙娜套了件几乎透明的薄纱出现在他面前，他拒绝了她的挑逗，低下头，找了个借口走了。在北非，人们尊重朋友的妻子。

有一位朋友后来对西蒙娜·加缪说：“您不属于白天，您是个生活在夜间的女人。”她惊呼道：“真有意思，加缪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位朋友本意是想说，她是直接从《恶之花》中出来的。他想知道加缪是否要表达同一个意思。 GWr7zwS7xlkcvFYooGA7nVIjqxAx4L9BV8iaLq1MYe1YfodaW9NjgxiOpb09py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