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觉 醒

“贫穷的童年”。当我去姨夫家时感到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家的物品没有名字；我们说：汤碟、壁炉上的水罐，等等。而姨夫家则不同：孚日山红土罐、坎贝尔的餐具，等等。——我认识到了“选择”。

——《手记之二》

自加缪被迫进行长期的疗养后，他就有时间去读书，去思考；在姨夫的陪伴下，他在新的环境中受到了许多激励。他的姨夫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个爱思考的人。加缪将经历一场起步缓慢的地区文学运动——法属阿尔及利亚文学，亦称“地中海”文学。这是一场围绕《新法兰西杂志》展开，在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家，如安德烈·纪德、亨利·德·蒙特朗等对北非事务的关心下掀起的文学运动。加缪的老师让·格勒尼埃一如既往关注加谬在大学里的学习，无疑他是加缪变化的催化剂；格勒尼埃一直收到巴黎寄来的新书、最新的文学杂志，他从那里汲取新思想。不管怎样，格勒尼埃也帮助加缪初涉政治。在风起云涌的30年代，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很快意识到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一切将会影响到他们。

1931年，居斯塔夫·阿库四十六岁，一副显贵的样子。所有的证人说法都一样：他走路步伐端庄，如同在阅兵。他瘦高个子，鼻子挺拔，八字胡，在战前的阿尔及尔，像他这样的人物逃不过人们的眼睛。他不仅是城里最好的肉铺的老板，也是咖啡馆众所周知的常客。在市中心热闹的米什莱大街（后改名为迪多夫·莫拉路）他肉铺对面的“文艺复兴”啤酒店，他倚桌而坐，不时喝上一口茴香酒，谈论着政治和文学；这在两次大战间的法国，常常是人们谈论的唯一主题。或者他和朋友们一起玩扑克牌，而他的妻子安托瓦妮特，阿尔贝·加缪的阿姨，肩上披着条披肩，头发盘成发髻，却在店里照料生意。阿库从不叫他妻子安托瓦妮特，以致人们只知道她叫“加比”。

在咖啡馆，在街上，甚至在他的肉店里，居斯塔夫·阿库始终戴着红色的方围巾，脚穿白色丝袜，身着熨得很好的有考究的蓝色条纹的肉店工作服。（据他外甥说）他在工作服上洒了几滴牛血以示情怀。一言以蔽之——如加缪当时的一位好友所说——他活脱是个从热内·克莱尔的电影里走出来的肉店老板。 他的外甥后来叙述道：“他上午在肉店卖肉，其他时间就在书房里读书看报，或者在附近的咖啡馆与人没完没了地讨论。” 如果他的一个粉丝当年所说的是实话，那么在与之同桌讨论的人群中，还有附近阿尔及尔大学的校长和著名的教授。

阿库出生在里昂的郊区圣吉尼拉瓦勒，一个工业地区。在那儿，人们崇尚美食（他最喜欢吃的菜是里昂干红肠）。他与母亲和继父（肉店老板）移居到了阿尔及尔，在那儿他认识了安托瓦妮特·桑代斯。他回里昂去找工作时，她随着一起去了。他成了推销员，她陪他驾着马车四处奔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库由于体检不合格，没被编入作战部队。他白天在军队辅助部门服役，晚上则在巴黎一家大食品公司工作。他的任务是斩肉，他从未干过这种活。不久，他荣获了最佳摊位陈设奖，用行话说就是“顶级”奖，这使他从地窖走上了柜台。他每天用半天的时间学习肉的分切。无论如何，他最终还是穿上了军装。1917年7月，他娶安托瓦妮特为妻，举行的是部队集体婚礼。战后，他们回到阿尔及尔，在米什莱大街开了爿肉铺。

他曾试图说服他的外甥学他这一行，他告诉他，这是一个不累但赚钱容易的行当，这样他就可以有能力继续从事写作。他对他说：“我用一星期的时间教会你肉铺的活，你可以挣到很多钱，这样你就可以随意去写东西。”

加缪告诉让·格勒尼埃，他的姨夫阿库是个好战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他看起来像人见人爱的不墨守成规的人。他心爱的作家是阿纳托尔·法朗士，藏有法朗士的全集。他以熟知19世纪的社会名人而出名，如夏尔·傅立叶、维克多·雨果、埃弥尔·左拉。他也会引用保罗·瓦勒里或保皇党人夏尔·莫拉的文字和话语。他阅读《法兰西行动日报》。阿库的顾客很喜欢听他高谈阔论，加缪的年轻伙伴们也爱听，他们中有不少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阿库一家住在朗格多克路3号中二楼的套房里，离肉店很近。尽管是一幢楼房，但外形完全像栋别墅。进门处很宽敞，套房内有四间房间，后面还有个花园。在阿库家的那几年里，阿尔贝·加缪住在一间临街的、宽敞舒适的房间。屋子里光线不好，但他可以在花园里的柠檬树下看书。此外，多亏“英国”肉店——他姨夫自己起的名字，暗示他只出售最好的进口产品——使他可以吃上他身体所需的大块牛排，而那时在阿尔及尔好牛肉是稀罕之物。他的舅舅肯定也给了他许多钱用来买书、买衣服还有娱乐。当然，周末他跟阿库夫妇一起外出，假期长一点时，也跟着去度假。居斯塔夫·阿库为他的外甥骄傲，很乐意跟顾客提他的外甥。

毫无疑问，年轻的加缪得到了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的精心照顾，如果不说被宠坏的话。加缪受到多才多艺的肉店老板的鼓励，得到意志坚强的阿姨的悉心照料，在可能是最好的环境里渐渐康复。他定期去医院做人工气胸。从朗格多克路走到他中学的路程比原先缩短了一半；而阿尔及尔大学则就在路口的拐角处。

自那以后，他复学了。他在高二留了一级，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和让·格勒尼埃接触。加缪已经不可能参加拉辛队的比赛，但他仍然是个忠实的观众。阿尔贝少有的爱好之一就是摆弄他的装束。这无疑是受了他亮眼的姨夫的影响，也得到了他的资助，加缪始终衣着得体，成了讲究穿着的人。马克斯波尔·富歇，这个法国的法国人，从他同学加缪的派头中看到了“高大上的阿尔及尔人” 。当富歇把加缪介绍给让·德·迈松瑟勒时，后者发现这个诺曼底的年轻诗人有点冷傲。富歇提醒他道：“你得知道，这是个拿一等奖学金的料。”尽管富歇语气嘲讽，但迈松瑟勒仍一下子被加缪迷住了。加缪的穿着确实讲究。他穿着白衬衫、白袜子（受他姨夫的影响），戴着一顶宽边毡帽。那是1932年，他们都还不满十九岁。 至于加缪的说话方式，各种考证材料说法不一。富歇原籍诺曼底，他当然记得加缪的口头表达方式是典型的阿尔及利亚欧洲侨民式的，元音有点变音，夹杂着许多当地方言，像意大利式的唱歌。迈松瑟勒是阿尔及利亚大家族的后代，他确认加缪说话时没有这种口音，尽管他能带着欧洲侨民的口音说着玩。听加缪最后十年的讲话录音，人们可以发现，无论他的口音怎样转换，加缪从来没有丢掉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口音，而他也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欧洲侨民的说话方式。

迈松瑟勒还注意到，他新朋友的举止格外优雅、自如，时不时带有一丝嘲讽，当然，还有一种温存：“眼神中的惊奇难以掩饰，嘴角流露出的一丝嘲讽，眼中闪着亮光，有时，还有一种忧郁的伤感，尽管他可以表现出十分快乐的样子。谈笑风生，不乏诙谐。这种魅力感染着所有初次与他认识的人……”人们记得他也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和朋友单独相处时，他会显得谦逊，这使敏感的年轻人迈松瑟勒很感动，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加缪的傲气。

然而，友谊有时需要征服。路易·贝尼斯蒂，原先是个珠宝工人，后来成为雕塑家，他认为加缪有时很过分。他们圈子里的艺术家没有加缪那种知识分子的文雅，而加缪让他们知道了这一点。有一天，贝尼斯蒂——这个自学成才，且比圈里的其他人大十来岁的雕塑家回敬加缪道：“我们都在尽力，而你为什么总是嘲笑人？”加缪的脸白了，自那以后，他们俩成了挚友。

往事历历在目：1931年9月，当年贝尔库的老同学路易·帕热斯在路上偶遇加缪，见他一身白色装束，甚至系的领带也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表达对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敬意。对路易·贝尼斯蒂来说，加缪是在模仿安德烈·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中英俊潇洒的主角拉夫卡迪奥。

在马克斯波尔·富歇和加缪的带头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无休止地讨论问题，地点往往是卡斯巴中心一家位于十字路口的叫弗洛芒丹的咖啡馆。据说19世纪时，画家欧也尼·德拉克洛瓦也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后来，他们的文化英雄安德烈·纪德来阿尔及尔时，也必到此地。他们喝着薄荷茶，而对面小清真寺尖塔上会传来穆安津呼唤信徒做祈祷的召唤声。富歇注意到祈祷声特别能打动加缪，因为他那时正在阅读一些神秘主义的书，如鲁斯布劳、圣泰雷兹·达维拉的书，还有，在格勒尼埃的影响下，他还在读《薄伽梵歌》。

星期天的早晨，他们也会搭乘公交车，一路颠簸去山上的村庄布扎海，他们高兴地得知布扎海意为“空中之吻”。然后，他们往回走，沿着蜿蜒的下山路来到海边。他们沿途经过一个老墓区，加缪每次都会进去看看那些墓碑，它们是一个世纪以来西班牙、马耳他和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见证。一天，加缪喊大家来看一群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蚂蚁，结果成了众人的笑柄。再往前，有一家马耳他人开的小酒馆。他们在那吃地中海香肠，喝烈性酒。

有一次，他们从布扎海往山下走，看见了一起车祸。一个穆斯林孩子被一辆公交车撞了，似乎处于昏迷状态。他们看到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听到他们在用阿拉伯语哀悼。离开事发地，加缪面对蓝色的大海，朝天竖起一根手指，说道：“你瞧，他没有作声。”富歇坚信加缪不反对宗教，但他感到当人面对痛苦和死亡时，孤单地面对默默无语的苍天，这是无法容忍的。

加缪、富歇、迈松瑟勒、贝尼斯蒂、路易·米凯尔，他们从此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米凯尔研读建筑学，祖先是迁移到奥兰的西班牙人，是国籍为阿尔及利亚的第五代西班牙后裔。他曾在勒·科尔比西耶建筑设计所工作。在迈松瑟勒引荐下，他在富歇家里认识了加缪）。只有爱思考的人才参加这类远足。但他们也经常结伴去看牛仔片或恐怖片，一起泡在巴帕·艾尔裘德的小酒吧里，或卡斯巴高坡下方的水手街道五花八门的小酒馆里。花三十五生丁，他们就可以喝上一杯茴香酒，还有鹰嘴豆、花生、炸薯条、烤鱼、橄榄拼盘。他们特别喜欢“贫民窟”酒吧。在这间昏暗的小酒吧里，墙上画着断头台，吊着一个人体骨骼，躯干蒙着一大块布。当人们掀开布时，就会弹出一个巨大的阳具。“贫民窟”酒吧的矮个老板高可，用阳具状的容器向客人们洒水。加缪与高可相处得很好，加缪建议他给酒吧改个名字，改为“性与死亡之友”。

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去巴帕·艾尔裘德酒吧一带的马他海斯舞厅或本·巴多伐尼舞厅（本·巴多伐尼舞厅是加缪首次业余导演戏剧的地方），舞厅造在沙滩上。他们在舞厅里结识附近卷烟厂的姑娘，尤其是原籍西班牙的姑娘。富歇记得——无疑一半是开玩笑——他们这帮大学生搂着姑娘，感觉就像搂着地中海的无产阶级女神。

加缪倾听街头巷尾人们的讲话，再把听来的有滋有味的话学给朋友听。

在学校里，他接受的是正规教育，和法国所有的中学一样，根据义务教育的大纲，在期末参加同样的考试。他们所用的《哲学教程》是阿尔芒·居维利埃编的新教材，书中列出了必须知道的大哲学家。加缪在书中读到了叔本华、尼采。 他还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了《圣经》。马克斯波尔·富歇记得曾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借给他看了，加缪很欣赏这本书，同时又认为它有点“杂乱”。 根据另一种似乎更为可信的说法，把这本书借给加缪阅读的是他的姨夫阿库，后者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法兰西行动》的忠实读者。

格勒尼埃时常收到从巴黎寄来的书和杂志，他与《新法兰西杂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切肯定是加缪在中学最后一年受到的最大启示。从格勒尼埃到纪德只有一步之遥。很久以后，当加缪为格勒尼埃的著作《岛屿》再版写序时，他写道，二十岁时他第一次读到这本小书，书对他产生的冲击堪比他阅读《地粮》时感受到的碰撞。（格勒尼埃的《岛屿》出版前，部分文章已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过。）然而这第二次发现在重要性上是不同的。让·格勒尼埃提出的关于幸福的理念更适合当时年轻的加缪。像纪德一样，格勒尼埃歌颂地中海的种种美德，这些美德，地中海人不仅理解，而且天天得益。加缪和他的朋友们热爱太阳，但同时觉得还需要些什么。确切地说，需要“摆脱一些我们的物欲……我们粗蛮的幸福”。这不是传道士郑重其事的严肃预言，加缪解释道：

我们需要更敏锐的大师，需要一个如同出生在另一岸的人，他应该热爱阳光，热爱健美的躯体，用一种无与伦比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外表是美丽的，但它们是要消亡的，因而必须竭尽全力地去爱。

——（《岛屿》前言）

格勒尼埃书中有一句话对加缪的影响很大，此话引出的主题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常有反响。在《克尔格伦岛》中，格勒尼埃写道：“我经常梦想一个人置身于一座陌生城市，一个人，什么也没有。我过着简陋的，甚至穷困的生活。最重要的，我将保密。”

他的学生也为他的另一段无端抛出的评论所动，作者写这一段时就像想到了加缪似的：

人们对落在我们身上的许多疾病和意外感到惊讶。这是因为人性，人们厌倦了日常的劳作，只能把疾病当作可怜的躲藏之地，以保存灵魂中仅存的东西。疾病对一个穷人来说，不啻一次旅行，而住院相当于过宫殿的生活。

就在这一时期，加缪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岛屿》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后来讲道，格勒尼埃还借给他一本安德烈·德·黎舒的小说——《痛苦》。他第一次读到一本叙述他所熟知的事情的书：“一位母亲，贫穷，天空下美丽的夜晚。”这本书令人释怀。他是在夜里读这本书的，他领会到，书不仅给予欢乐、消遣，让人躲避现实，它们还能讲出“我倔强的沉默，模糊而又至高无上的痛苦，我周围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家人的高尚，他们的不幸，还有我的秘密……”。他终于参透了“创作的世界”（《与安德烈·纪德相遇》）。

也许吧，然而《痛苦》叙述的是一个相当俗套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军官的遗孀爱上了被安置在村里的德国战俘，她的儿子不情愿地成了见证人。这是一段简短、忧伤的爱情。她的儿子和阿尔贝一样，是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但只有这一点相似。德龙伯寡妇一点不穷，她和儿子一起生活的地方与贝尔库毫无相像之处。 在这本语调近似于《红色信件》的书中，痛苦源于妒忌和羞愧的情感。在加缪的作品中，很少能找到这本书的痕迹。

相反，格勒尼埃的文章却给了他反思的地带，甚至可谓反思的范式。格勒尼埃在献给他已故朋友的回忆录中（《阿尔贝·加缪》，1968年）坦言道自己在无意间影响了他。因为他在教加缪的同时，也正忙于写自己的作品，如果他碰巧和这个敏感的年轻人交流了自己的梦想，也属无意之举。当然，他时常把最认真的学生邀请到家里来，和他们交谈，借书给他们。当加缪成名后，格勒尼埃向他承认，在他做学生时对他太严格了，把他评定为失败的哲学家，而不是出色的标新立异者。

尽管没留下任何实物，但无疑是从那个时代起，加缪开始写作（不是学校的作文）。他的一个同学乔治·迪迪埃办了一份杂志，取名为《窗外的世界》。在加缪的记忆中，这份杂志的文章都是手写稿。加缪曾为杂志写过一篇歌颂飞行员的文章，但文章后来遗失了。 让·格勒尼埃认为这份小杂志是在高一或高二时出现的，即在1929—1931年间，或者更晚一些，加缪当时的年龄在16—18岁。 我们知道的仅限于此。格勒尼埃把加缪决定当作家的时间定在他获得高中文凭以后，即1932年6月。有一天，学生与老师在阿尔及尔邮电局附近的街上相遇，加缪问格勒尼埃，是否认为他有写作发表的能力。

让·格勒尼埃很快就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考验。

加缪那强大的外祖母死了。在《反与正》中，他以有力而简约的笔触描写了外祖母最后的日子。在文章中，他把她的病当作了一出戏。可怕的回忆太多了，外孙不允许自己变得温柔。“然而，装病，人们是感觉得到的，外祖母一直到死都在装病。”死亡的情景没对外孙产生什么影响。但在葬礼那天，由于周围的人都在哭泣，他也泪如雨下，尽管他怕自己并非真情流露。

在这篇文章中，外祖母死时，阿尔贝和吕西安都还小，他们仍和母亲住在一起。但这篇文章和其他材料一样，我们不能把他对生活的文学描述作为传记的实证。最好的证据即他们的外祖母死时，他们已不再是小孩子：阿尔贝在肺结核初次发作之后，住在里昂大街。他的哥哥服完兵役也回到了家里，他结婚以后才离开家。外祖母去世应该在1931年5—11月间。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阿尔贝·加缪要完成会考的第二部分，这时的他已有作品发表了。他从十七岁就开始阅读《新法兰西杂志》，这是他后来在回忆时说的。 自那以后，他能写出自己的“新法兰西杂志体”文章。发表作文的刊物找到了，是一本名为《南方杂志》的文学艺术月刊。这本月刊如果不说就是由让·格勒尼埃发行的，至少也是他支持的。格勒尼埃感到文章的发表对刚起步的作家来说是种必不可少的鼓舞。这一学年，阿尔贝·加缪的文章分别出现在3月、5月和6月的《南方杂志》月刊上。显然，这是课堂上的成果，或者说是源于课堂讨论的成果。格勒尼埃在呈献学生发表的作品时警示道：“这些文章只是草稿。”这些文章现存的唯一手稿是《音乐试验》，最初包括一份提纲和一份书目，这与高年级阶段论文的做法一样。

1932年3月，他在《南方杂志》发表了第一篇随笔《一个新的魏尔兰》。他用动人的笔触试图说明，诗人富于天真的幻想，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他忍受着病弱的躯体和忧伤的心灵的煎熬。”当自己做得不好，犯错误时，魏尔兰后悔，他知道。发表在5月份的《南方杂志》上的文章《吉昂·利克图斯，一个痛苦的诗人》主题更为鲜明，希望为行吟诗人恢复名誉，利克图斯是《穷人的内心独白》（1897年）的作者，书中的主角试图用梦境来躲避可悲的处境。年轻的加缪在结尾写道：“此书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穷汉污浊肮脏的生活与天真纯洁的灵魂之间的对比……他保留了孩提时代的信仰……我们不要校正他的幻想。”

6月，《南方杂志》上又出现了加缪的名字。《世纪哲学》表达了他对亨利·柏格森的新书《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的失望，此书理应是作者哲学著作的巅峰，但是加缪认为它未能超越柏格森以前碰到的方法论问题。在同一期杂志里，加缪展示了他的抱负，他的《音乐试验》运用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歌颂音乐的精神价值。年轻的加缪摒弃音乐叙述一段故事，传递一个信息的观点，坚持认为：“作为结论，总的来说，真正丰富的、能打动我们也使我们欣赏的是梦幻的音乐，是排除一切理性和分析的音乐。”

有几件事有必要在此一提。一个是对柏格森的评论文章，这是对一本新书的评论，不是对经典作品的研究（高中生常做的作业）。加缪选择吉昂·利克图斯为研究对象也算另一种离经叛道的做法，因为“二战”前的法国中学教学大纲没有收入（擅长用街头俚语写作的）利克图斯。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格勒尼埃对他的学生（当然对加缪）是很认真的。这在格勒尼埃与马克斯·雅各布的通信中有明显的证据。雅各布集犹太血统、天主教徒的虔诚、画家、诗人于一身，1876年7月12日生于布列塔尼，但他始终说是7月11日出生的，因为作为业余的预言家和占星家，他认为12这个数字意味着监狱与死亡。他生活在卢瓦尔河畔的圣贝努瓦城，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沉思。1944年被盖世太保抓住后，被发配到了集中营。他死于集中营，应验了最初的预卜。（法国光复后，当他的遗体运回圣贝努瓦城埋葬时，运柩军车在半道上迷了路，这一情节又与他的诗吻合：“葬礼已在前夜举行，然而旅途差错还需重新进行。”）

雅各布是位多产的作家，当格勒尼埃在阿尔及尔教书时，他已十分出名。格勒尼埃与雅各布通信已久，他在信中与他谈到《南方杂志》，希望他为杂志写文章，信中也谈到了他的学生加缪。1932年夏天，阿尔贝·加缪开始与马克斯·雅各布有信件往来。1932年9月28日，雅各布给格勒尼埃写道：“我感到加缪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他显示出对艺术的热爱，对艺术的热爱完全可以转变成对其他信仰的热爱。” 加缪当时才十九岁，离他在法国出版第一本书还有十年时间，但他已经与一位著名的诗人进行文学对话。自那以后，他与当代法国文学生产者们之间的距离不再显得那么遥远。

多亏他“因祸得福的疾病”，他读了纪德的《论文集》。他对其中《爱的妄想》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他告诉让·格勒尼埃，他感到纪德的《日记》富有“人情味”。他很快读完了纪德的所有作品，于是格勒尼埃把《追忆似水年华》借给了他。

在中学里，也许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加缪加入了一份名叫《伊克达姆》周刊的编辑团队。这份杂志是由传奇式的民族英雄阿卜杜·埃卡德的孙子卡勒德王子于1919年创立的，旨在唤起穆斯林的民族意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现状》的作者卡勒德当时正被流放。他的弟子撒代·邓登管理《伊克达姆》，并领导着阿尔及利亚团结运动。杂志的宗旨在当时很激进，提出穆斯林民众应与欧洲法国移民平等，要求取消对绝大多数当地人的歧视性的特别立法，要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以及组结社团的权利。人们不知道加缪对《伊克达姆》杂志投入的程度如何，也不知道他与撒代·邓登的关系如何，但这一参与，即便是短暂的，却仍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是加缪第一次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打交道，体验他们的向往和诉求。

1932—1933学年对加缪来说是个奇异的“无人地带”。这是一个处于中学毕业但还未进入大学的时期。在法国本土，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须读两年的预科班，即预科一年级和二年级。但在阿尔及利亚，只有预科一年级，这成了一条死胡同。对学生来说，这一年的学习是容易的，因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写大量的论文，期末考试是多余的。那年，加缪认识的两个出色的学生——安德烈·贝拉米什和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勒——回到了奥兰，轻松地通过了6月份的考试。

弗雷曼维勒（他的全名是克洛德·德拉·波瓦·德·弗雷曼维勒）出身于佩皮尼扬的一个贵族世家，父亲是个军官，家族中有多人曾是皇宫里的军官。他读完预科一年级以后，就去了巴黎读大学，但与加缪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他回到阿尔及利亚时，他们俩在一起探讨文学和政治。弗雷曼维勒是他们当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他对留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朋友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巴黎当记者，笔名为克洛德·泰里安，后在欧洲一台当编辑兼新闻评论员。他死于1966年1月。至于贝拉米什，战后，他定居在巴黎从事文学翻译（简·奥斯丁和D．H．劳伦斯作品的译者）。后在加缪的帮助下，专职为伽利玛出版社做翻译。

在新学期开始不久，加缪写了一系列散文诗，合并取名为《直觉》（作为遗著发表在《阿尔贝·加缪专刊第2号》）。他自己称之为“幻想”。大概在1932年10月写的简短引言，让人感到诗文内涵所面对的抗拒：“如果诗文有时令人气馁，是因为人们不需要它的热情。如果诗文有时显得消极，是因为人们不需要它的肯定。”我们对于抗拒的来源一无所知；或许来自他的朋友，他开始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们看。不论怎么说，《直觉》是我们所掌握的加缪的第一篇独立著作。浪漫的口吻，世纪末的笔调，大写的幸福和团结。他在结尾写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即我非常渴望带着激情、带着诚意、带着虔诚奉献我的神秘的灵魂。”

以前和马克斯波尔·富歇在一起，现在与弗雷曼维勒和贝拉米什在一起——他们都是读者、作者、梦幻家——他们一起在阿尔及尔老城区漫步，在附近的山上远足，或者出入大学生们常去的咖啡馆，对文学的讨论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当时手稿传阅大概很普遍。因而，当加缪写了《贝利亚或幻想家》后（文章没有留下来），富歇批评他描写的是一位有逻辑头脑的人，而不是一个幻想家。加缪写了十点反驳意见为他的《贝利亚或幻想家》辩护，这份东西保留了下来。他给富歇这样写道，如果说他作品的主人公富有逻辑性，这是因为用非正统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思想给人一种极大的快感。他注意到，纪德通常使用普通的词语来表达他的哲学思辨。此外，他又说道：“我把幻想和行动置于逻辑之上。”加缪在结尾部分写道，富歇一方面肯定不喜欢逻辑，一方面又认为作品有逻辑性，他怎能声称喜欢这篇作品？加缪愿意承认他写的这篇文章需要征求更多人的阅读意见。

与他人的交流、预科一年级的课程以及他与格勒尼埃相处的日益密切（加缪去他家），很快拓展了他的世界。显然，他也在阿尔及尔大学旁听。

在注明1933年4月的一系列读书笔记中——这部分笔记在《阿尔贝·加缪专刊第2号》上发表，他提到了司汤达、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雷恩·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格勒尼埃，尤其提到了纪德。这份笔记可被视作加缪的第一本日记，而他真正的日记，就我们所知，是从1935年5月份开始写的。在1933年4月的笔记中，他记下了他的初次内省：

我过于敏感，感情太容易一发不可收，需要学会克制。我相信我能控制，能用嘲讽、冷漠来掩饰。我应该改变调子。

他在笔记中写道，他刚完成了一篇文章《摩尔人的房子》。文章中，他成功地掩饰了“现实的痛苦”；而这种现实的痛苦只在文章末尾隐约地流露出来。他写《摩尔人的房子》下了苦功，为之自豪，不过在给让·格勒尼埃读之前，他不想重新过目。

他表现出一种个人陈述的风格，这种风格我们在他后来的日记中不常发现：

当我和S．C．在城里漫步时，我自我幽默地背诵了一些诗句，说了些琐事，来掩饰太过自然的得意。码头上的太阳闻起来不赖。

他读了让·格勒尼埃的书（应该是《岛屿》），写道：

书的主题是死亡无时不在。我认为格勒尼埃的所见不会改变我的生存方式，但给予我一把刻刀，更彻底地刺入生活的重心。

我不知道有人竟能使我有如此感受。和他在一起待两小时竟能使我受益匪浅。究竟得益多少，我说得清吗？

《摩尔人的房子》写在学校练习簿上，手稿保存至今，作为遗著出版过。此文描写的是贝尔库附近埃塞花园里一幢阿尔及利亚风格的房子，这幢房子是1930年为纪念百年征服建造的。加缪以房子为出发点，引出一系列思考，他把这幢房子写成了一幢“令人激动的房子”。文中对房子和其他参照物的描写融入了作者个人的情感，文笔富有诗意，就像他初期写作时的风格一样，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自由地运用辞藻。在同一本子里，最后四页写了《勇气》的片断，第一次汲取了青年加缪生活中的真实素材。“他们五个人生活在一起，外祖母、小儿子、大女儿，以及大女儿的两个孩子。”他以此开头，以给人印象深刻的外祖母的突然死亡结尾。这份草稿后来用在了加缪的第一部作品《反与正》中。书里有一篇加缪的代表作，不仅表达了《反与正》的意图，而且也表达了青年加缪对世界的看法。文章这样开头：“你头脑清醒而不乏反讽，会招人厌烦。”

他在结尾写道：

这些随笔 是环境的产物……确实，地中海国家是我唯一赖以生存的地方；我热爱生活，热爱阳光；也确实，生活的悲剧始终困扰着人们，与之相连的是最深的沉默。在这个世界和我本人的正与反之间，我拒绝选择……

请注意，他那时刚读完《岛屿》，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G（让·格勒尼埃）……给予我一把刻刀，更彻底地刺入生活的重心。”

但是随着思考和成熟，加缪发现格勒尼埃的《岛屿》是荒岛，岛上的人是被遗忘的人，无依无靠地被搁浅在那，没有来自大陆的救助。对他而言，拯救是可能的，它不在于无限，不在于神灵，而在于人的意志。加缪将待在坚固的地面上。 EANW0k0p7jd5T1XGNTd1E2j+yKWwbOUVdvk8Yi6FMT7qmnXk33cC2HqR0CX7TV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