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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一开始，与禁忌呼应的就是否认事物日常发展中出现的暴力的必要性。我无法，也认为没有必要一上来就给出关于暴力的确切定义 [1] 。随后我们展开讨论禁忌的各个不同方面时，应该会逐步得出结论，即各种禁忌的意义的一致性。
我们遭遇的第一个难点是：在我看来作为基础的那些禁忌处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领域。死亡和生殖如同否定与肯定一样相互对立。
理论上，死亡是以出生为目的的功能的反面，但是这一对立可以解除。
一个人的死亡与另一个人的出生有关，另一个人的出生宣告其死亡，而死亡是前者出生的条件。生命总是生命分解的产物。生首先依存于死，死让位给生；然后生依存于死后的腐败，并且将不断降世的新生命所需的物质重新纳入循环之中。
然而，生也并非死的对立面。生给死定罪，排斥死。这种反应在人类之中最为强烈，对死亡的恐惧并非只与存在的消亡相连，也与将死去的肉体归还到生命的普遍发酵中去的腐败相关。其实，死的庄严表现是理想文明特有的，与这一表现相关的深深的敬意只产生了一种根本对立。即刻的恐惧始终——至少是隐隐约约地——让人意识到，死亡那可怕的一面、发臭的腐败以及这种令人作呕的生命的基本条件
三者是一致的。对于古代诸民族来说，极度焦虑的瞬间与腐败分解相连：白骨不再具有不可忍受的腐败肉体的模样，蠕虫已将血肉吃掉。在与腐败相关的焦虑中，存活下来的人隐约看到死者对他们做出仇恨或怨恨的残酷表情，丧葬仪式为的就是平息仇恨。但他们认为，白骨意味着这一仇恨已然平息。这些骸骨令他们敬仰，是死亡最初的得体的——庄严而可以承受的——外观，尽管这一外观依旧令人焦虑，但是腐败肉体的过剩的强力毒性已然消失。
这些白骨不再将存活者抛弃在令人作呕的、纠缠不休的威胁中。它们消除了大量流散掉生命的腐败与死亡的相似性。但是，在人类具有最初反应的时代之后，也就是离我们更近的时代中，这种相似性依旧非常必要，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说，某些动物是在土地里或水中自发形成的，他认为这些动物生于腐败
。相信能够在腐烂物中生育颇为幼稚，但这种信仰其实回应了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与恐惧感在我们内部唤起的诱惑力相混合。这种信仰是我们关于自然、恶的自然、
令人耻辱
的自然的想法的基础：腐败是我们所来自的世界和我们所要回到的世界的缩影；在这种表现里，恐惧感和羞耻感同时与我们的出生和死亡相连。
这些蠕动的、恶臭的和温热的物质，其模样令人不快，生命在其中发酵，这些物质中挤满了卵、微生物和蠕虫，是造成我们所称的 恶心感 、 厌恶感 、 呕吐感 的决定性反应的根源。我这一存在期待能继续存在，这一存在的意思与其说是我现在存在，不如说我期待能长久存在[就好像我的存在本质并非我的 现存（présence）， 而是我所期待的未来，与我们现在的存在不同的未来]，未来即将到来的毁灭将完全地重重地压在我这一存在之上，死亡超越这一毁灭，将宣告我重回生命的腐败。这样，腐败提前在我身上庆祝恶心所取得的胜利，我得以预感到——并且活着等待——这不断增加的腐败。
插图五 汉斯·巴尔东·格里恩（ Hans Baidung Grien ）。死神在打开的墓前拥吻一名裸女。巴塞尔博物馆。
（汉夫施丹格尔·吉罗东印刷版）
“理论上，死亡是以出生为目的的功能的反面，但是这一对立可以解除。”
（第76页）
在他人的死亡中，存活下来的我们却在等待自己的死亡，我们继续着躺在我们身边一动不动的死者的生命，突然间，我们的期待化为 乌有（rien）。 一具尸体不是 无（rien）， 但是这个东西，这具尸体从一开始就被标上了 无 的符号。对于存活下来的我们来说，这具尸体即将腐败，威胁着我们，与平躺在我们面前的人生前不同，尸体不能回应我们的任何期待，只能回应一种恐惧，因此这个东西还不如 无 ，比 无 更有害。
与这一特点相关的恐惧是恶心的根源，恐惧并非由客观危险引发。这种威胁在客观上无法解释。我们没有理由在人的尸体中看到不同于死掉的动物的东西，比如一只猎物身上所没有的东西。看到不断腐败，人恐惧地后退远离，这种后退远离本身没有什么必然意义。在同一类想法中，我们可以考虑所有人为形成的行为。我们对尸体产生的恐惧与我们面对人类肠道排泄物的恐惧是相近的。与恐惧和被我们称为淫秽的性活动的各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一样，这种相似性同样具有价值。性器官也能排出排泄物；我们称其为“羞处”，然后我们将其与肛门相关联。圣奥古斯丁痛苦地强调生殖器官和生殖功能的淫秽。他说：“我们就在屎尿之间诞生”（ Interfaeces et urinam nascimur ）。我们的粪便并非细致的社会规定明令禁止的对象，与针对尸体和经血的规定相似。但是总体上通过变化形成了一个废弃物、腐败和性欲的领域，个中关联显而易见。原则上，外部所见现象的相似性决定整个领域。但是这一领域的存在还是具有主观特点：恶心的感觉因人而异，所以无法看清其客观存在的理由。活人变成尸体后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可以触摸的东西能客观地引发我们的恶心感，我们的情绪是空虚的情绪，我们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能体会。
我们要讨论的这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讨论的，因为其自身是 无 。但是，这些东西往往表现出无活动力的事物所不具有的显而易见的力量，我们只能了解其客观属性。如何解释这种发臭的东西是 无 ？而哪怕我们提出异议，那也是因为受到羞辱的我们拒绝去看清真相。我们认为，排泄物令我们恶心是因为其臭味。但是，它若不是首先成为我们恶心的对象，它还会是臭的吗？我们很快就遗忘了为了将这些厌恶感传达给孩子所经历的困难，这些厌恶构成我们自身，让我们成为人类。我们的孩子并不赞同我们关于这些厌恶的反应。他们可以不喜欢一种食物并拒绝它。但是我们必须通过模仿，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教会他们恶心是怎样一种奇怪的反常的东西，我们甚至会恶心到晕厥，而且 从原初人类 开始便已传染开来，通过一代又一代被训斥的孩子传染开来。
我们的错误在于轻视了神圣的教诲，几千年来，我们将教诲传给孩子，但在过去，这些教诲有另一种形式。恶心和作呕的领域整体上是这些教诲引发的结果。
读到这里，在我们脑中展开的是一片空虚（vide）。我所谈的除了这种空虚别无他意。
但是，这种空虚的展开非常坚决。比如通过死亡来展开空虚：通过尸体，死亡在尸体内部引入不存在（absence）来展开空虚，通过与这种不存在相关联的腐败来展开空虚。我可以将我对腐败的恐惧（这一禁忌如此深厚，以至于想象而非记忆便可让人联想到这一禁忌）与我对淫秽产生的情绪进行比较。我可以对自己说，厌恶、恐惧，是我欲望的本源，正是厌恶的对象无法在我们身上展开一种比死亡略微浅层的空虚的情况下，才激起这种欲望，这种欲望首先来自其对立面，即恐惧。
这种想法踏出了超越常规限制的第一步。
需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发现，作为色情意义的生所做的允诺与死的奢侈方面
是相关的。尽管死亡也是世界的成长期，但是人类均不承认这一点。
插图六 尼古拉·马纽艾尔（ Nicolas Manuel Deutsch ）。穿德国雇佣步兵服装的死神拥吻一名少女。巴塞尔博物馆。
“我可以对自己说，厌恶、恐惧，是我欲望的本源。”
（第83页）
我们蒙蔽双眼，拒绝看到只有死亡不断地保障着生的喷薄（rejaillissement），没有生的喷薄，生命只能衰败。我们拒绝看到生是破坏平衡的陷阱，生完全不稳定，不断走向失衡。生是一种不断寻求爆发的汹涌的运动。但是不断的爆发不断地令其衰竭，要想持续下去只有一个条件，即生长力量衰竭，生殖出来的生命体让位给新生命体，并以全新的力量进入轮舞（ronde） [2] 。
我们无法想象消耗更加巨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是 可能的 ，生不需要这种巨大的浪费，不需要这种超乎想象的奢侈毁灭，也能很容易再生。与纤毛虫的机体相较，哺乳动物的机体是一道深渊，其中损失了不计其数的能量。如果这些能量能发挥其他可能性，那么就不再被损耗为 无 。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一恶性循环想象到底。植物的生长意味着不断累积分离的物质，由死亡 引起腐败 的物质。食草动物在自己被吃掉之前，在成为食肉动物吞食运动的对象之前，吞下了大量有生命的植物。最终，除了凶猛的掠食者什么也没剩下，其遗骸也会变成鬣狗或蛆虫的盘中餐。从这一运动的意义的角度看，产生生命的过程越是消耗巨大，新机体的产生越耗费能量，这一活动就越成功！欲求花费极少的精力去生产，只不过是人类蹩脚的想法。这一欲求正是人类世界中资本家、“公司”管理者的狭隘原理，也是孤立个人存钱为了攒到最后用的狭义原理（因为积蓄的利润总会以某种方式被耗尽）。如果从全局考虑，人类生命是向往挥霍（prodigalité）到焦虑的程度的， 直到焦虑，直到无法承受焦虑的极限 。剩下的不过是道德家的唠叨。我们如何才能看清这一点？一切都向我们指明了！我们身上有种狂热的躁动，请求死亡蹂躏牺牲我们。
在衰老中的存在被更加年轻的其他存在所替代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这些不断的考验、这些无用的周而复始、这些挥霍的强烈力量。我们
打心底里想要
从中获得难以容许的条件，注定要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孤立存在的条件：与此条件相关的恶心感如此可怕，可怕到沉默中的惊恐往往给我们一种不可能的感觉，若非如此，我们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在伴随这一情绪的一再失望和对平静的固执期待的双重打击下，我们的判断逐渐形成；我们拥有的让自己被人理解的天分与我们所坚持的盲目也是成正比的。因为在形成我们的痉挛的顶点，希望停止痉挛的幼稚的顽固愿望只能加剧焦虑，通过焦虑，整个生命都被否定为无用的运动，焦虑又在命运中加入了一种喜欢折磨的奢侈
。因为如果对人来说这一奢侈不可避免，那么焦虑这一奢侈就更不用说了吧？
最终，人的反应加快了浪费能量的运动：焦虑使运动加速，同时让运动更加明显。原则上，人的态度是拒绝。人会奋起反抗，不愿继续顺应他所屈从的运动，但是他用这种方式只能适得其反，使运动加速，让运动具有令人眩晕的高速。
如果我们在主要禁忌中看到的是，存在将被视为滥用强烈能量的自然、被视为毁灭的狂欢的自然与人的拒绝对立起来，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死亡和性活动的差异。性活动和死亡只不过是一场自然举行的祭典的高潮时刻，自然有着各式各样无法穷尽的存在，性活动和死亡都具有无限度浪费的意义，与活下去的欲望相反，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浪费，这是每一个存在的特性。
生殖迟早会要求生产的人死亡，生产的人只是为了扩大毁灭的范围而生产（同样，一代人的死亡需要新一代诞生）。在人类精神中，腐败和性活动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这一相似性最终将令我们反感的各种恶心感混合在一起。在禁忌中哪怕有两个对象，产生的反应也是唯一的，各种禁忌可以相继形成，甚至在与死亡相关的禁忌的产生和以生殖为对象的禁忌的产生之间可以有很长一个时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通常最完美的事物只有在长时间渐进探索之后才能形成）。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禁忌的一致性非常明显：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杂体。仿佛人类一下子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掌握了自然具有的不可能的方面（也 赋予 我们的方面），自然需要在自然中出生的诸存在参与到毁灭的狂热中去，这种狂热控制着存在，且什么都无法满足它。自然需要这些存在让位出来，怎么说好呢？自然需要这些存在蜂拥而去：人类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瞬间，一个存在被无法克服的眩晕所袭击时尽力回答 否 的瞬间。
一个存在尽力？其实人类从来不把暴力（这里指过剩）与确定的 否 相对立。在衰弱的时候，人面对自然的运动封闭自我，这里指的是 一时的 停止，而非最终的静止。
现在我们要越过禁忌考虑僭越。
[1] 不过与理性相悖的暴力概念可以参照埃里克·韦伊（Eric Weil,1904—1977,从德国移民到法国的哲学家，忠于康德的义务与道德观念。——译注）的权威著作《哲学逻辑》（ Logique de la philosophie ，弗兰出版社）。暴力概念是埃里克·韦伊的哲学的基础，在我看来与我作为出发点的暴力概念相近。
[2] 尽管这一真相基本无人承认，但是博须埃（Bossuet）在他的《死亡教诲》（ Sermon sur le mort ,1662）中如此表述：“自然几乎嫉妒它给我们的益处，自然常常向我们宣称，并让我们宣告，它不会将给予我们的稀少物质长时间给予我们，这些稀少的物质不会始终停留在同一双手中，而是必须永远处在交换之中：自然需要将其变为其他形态，自然要求归还物质以作其他功用。这种连续出现的人类的新人，我指的是出生的孩子，他们一旦成长，就仿佛在推着我们的后背，对我们说：你们退下吧，现在轮到我们了。这样，就像我们看到其他人在我们面前退下一样，另一些人也会看着我们从他们面前退下，他们也会在自己的子孙后代面前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