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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一场讨论的意义取决于“有用”一词的根本价值，也就是说每当一个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被探讨，无论参与其中的是什么人，无论被表达的是什么观点，都可以肯定，讨论必然错误且根本问题被回避了。因为，鉴于目前各种观念在总体上或多或少的分歧，不存在任何可以用来定义对人类有用之物的正确方法。这个空白足以通过如下事实表明，即始终需要以最无法辩解的方式，求助于人们力图建立的超越实用和乐趣的某些原则： 荣誉 和 义务 被虚伪地运用在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中，并且，无须提及上帝， 神灵 被用于掩盖某些拒绝接受封闭系统的人的精神不安。
然而，通常的做法并不担心这些基本困难，普遍意识似乎一开始就只能用言语的谨慎来对抗传统效用原则，即所谓的物质效用。物质效用在理论上以愉悦为目标（但仅以温和的形式，使用暴力的愉悦是 病态的 ），它任由自己一方面被限制于财富的获取（事实上就是生产）和保存，另一方面被限制于人类生命的繁衍和保存（确实，还要加上对抗痛苦的斗争，其重要性本身就足以表明作为理论基础的愉悦原则的消极特征）。在一系列与平淡而难以承受的存在这一观念相关的定量描述中，只有繁衍问题会深深地引发争论，因为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有可能缩减个体的份额。但在整体中，关于社会活动的任何普遍评判都意味着一个原则，即一切个人努力要想有价值，就必须能够归结为生产和保存的根本需要。愉悦，无论它涉及艺术、被接受的荒淫或游戏，最终都在 流行的 精神表现中简化为一种让步，也就是说一种辅助性消遣。生命中最可观的部分被作为生产性社会活动的条件——有时甚至是令人遗憾的条件。
确实，如果是一个能够毫无理由地浪费和摧毁的年轻人，他的个人经历总是与这个可悲的观念相违背。然而，即使他毫不顾忌地挥霍与自我毁坏，最清醒的人也不知道缘由，或者以为自己生病了。他无法 从功利主义的观点 对其行为进行解释，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可能像他一样，对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感兴趣 ， 根据某些确定的需要 ，这些损失和灾难将导致纷乱的抑郁、焦虑危机，总之是某种狂欢的状态。
通常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的真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以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方式，令人想起那种将父亲与满足他所抚养的儿子的需要对立起来的狭隘评判。狭隘如此显著，以至于儿子无法表达他的意愿。他父亲怀有一半敌意的关心在于住房、衣服和食物，必要时也涉及某些无害的娱乐活动。但是，儿子甚至无权说起令他发烧的原因：他不得不让人相信，任何 恐惧 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在这一点上，只能伤心地说， 有意识的人仍未成熟 ：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获取、保存与合理消耗的权利，但他们原则上排斥 非生产性耗费 。
确实，这种排斥是表面的，它对实践活动的改变并不多于禁令对儿子的限制，而一旦父亲不在场，儿子便沉湎于不可告人的娱乐中。表达那些充斥着父亲平庸的自负和盲目的观念，人类可以任由这一责任加诸其身。在生活的实践中，人类往往为了满足一种可宽容的野蛮的需要而行动，甚至似乎只能在恐惧中继续生存。再说，只要一个人稍微无法使自己完全屈从于官方的或可能是官方的考虑，只要他稍微在本性上易于被那些用一生来摧毁既定权威的人所吸引，那么难以相信，对他而言，一个平静而与其信念相符的世界的形象能够成为简单幻想之外的其他东西。
倘若困难出现在并非由父子关系的卑屈方式所支配的观念的发展中，那么这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人们有可能接受那些多数人使用、模糊且令人失望的形象的历史必要性，而大多数人在行动中并不是毫无过失（他们把过失当作麻醉剂），此外，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在人类的轻率言行所导致的迷宫之中辨明自身。对于没有文化或缺乏教养的民众而言，极度的简化是避免进攻性力量减少的唯一可能。然而，把苦难的条件和贫困的条件——如此简化的形象正是在其中形成的——接受为知识的一种限制，这是可耻的。而且，如果一个并不随意的观念被迫变得晦涩难懂，如果在当前形势下，这样的观念遭到病态的排斥，那么必须要说，这种排斥恰恰是一代人的耻辱，在这个时代，正是反抗者们害怕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因此，不可能对此有所重视。
人类活动不可能完全简化为生产和保存的过程，而且消耗应该被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缩减的——表现为——就既定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对保存生命和延续生产活动所必需的最少量使用，因此，仅仅涉及生产活动的根本条件。第二部分表现为所谓的非生产性耗费：以奢侈、丧事、战争、祭祀、浮华纪念碑的建造、游戏、演出、艺术和反常的性行为（即偏离生殖目的的性行为）为代表的诸多活动，至少在原始状况下，这些活动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过，必须保留“ 耗费 ”一词来表示这些非生产性形式，所有作为生产手段的消费方式都不包括在内。尽管所列举的这些不同形式总可能相互对立，但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其共同特征在于任何情况下，重点都是 损失 ，损失必须尽可能最大化，以使活动获取它真正的意义。
这个损失原则，即无条件耗费的原则，无论它与结算差额的经济原则（耗费由获取定期补偿）——狭义上唯一 合理的 原则——多么相悖，总是可以借助日常经验中的少量例子而得以阐明。
（1）珠宝仅仅漂亮和璀璨是不够的，用替代的仿制品就能做到这一点：相比财富，人们更喜欢一条钻石项链，财富的损失对构成这条项链的迷人特征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事实应与珠宝的象征价值联系在一起，在精神分析中，这种象征价值具有普遍性。当钻石在梦中具有排泄物的意义，这并非仅仅在于对比式的关联：在无意识中，珠宝和排泄物一样，是从伤口流淌出的被诅咒的物质，是注定要不加掩饰地损失的自身的部分（事实上，它们被用作承载性爱功能的奢侈礼物）。珠宝的功能性特征要求它们具有巨大的物质价值，并足以说明哪怕最漂亮的仿制品也很少被青睐，因为它们几乎无法使用。
（2）祭祀要求 献祭 的人和动物耗费鲜血。在词源学意义上，“献祭”一词仅指 神圣 之物的生产。
起初，神圣之物似乎由损失活动构成：尤其，基督教的成功应该由上帝之子被耻辱地钉于十字架上这一主题的价值得到解释，它将人类的焦虑引向对无限损失和衰退的表现。
（3）在各种竞赛游戏中，损失通常在复杂条件中发生。可观的钱财被花费在场地、动物、器械和人的养护上。能量被最大限度地挥霍，以造成惊愕之感，无论如何，这种感受的强烈程度都远远高于在生产活动中。死亡的危险没有避免，相反却构成一种强烈的无意识吸引的对象。另一方面，竞赛有时是公开分发奖励金的机会。大量的人参与其中：他们的激情往往毫无限制地爆发，数额惊人的金钱以赌博的形式 被卷入 并损失。确实，这种金钱的流通使一小部分职业赌徒获利。但同样，这种流通可被视为竞赛导致的激情爆发所带来的实际 负担 ，它使得大部分赌徒遭受与其财力不成比例的损失，这些损失甚至经常达到疯狂的程度，赌博者的唯一结局就是入狱或死亡。此外，根据情况，各种非生产性耗费的方式可能与盛大的竞赛场面联系在一起，就像某种自行运动的活跃因素被吸引进一个更大的漩涡中。因此，与赛马比赛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以奢侈为特征的社会分级过程（只需提及赛马俱乐部的存在），还有最新时尚奢侈品的炫耀性生产。况且，必须指出，目前竞赛所表现出的耗费复杂性与拜占庭人的荒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拜占庭人将所有公共活动都与赛马联系在一起。
（4）从耗费的观点看，艺术产品应该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建筑、音乐和舞蹈构成。这类艺术产品包含 真正的 耗费。但雕刻与绘画，更不用说仪式或演出中场地的使用，将第二种类型的原则，即 象征性 耗费原则引入建筑艺术本身。音乐和舞蹈能够很容易被赋予外在意义。
在其主要形式下，文学和戏剧构成第二种类型的艺术产品，并通过对悲剧性损失（衰退或死亡）的象征性再现引发焦虑和恐惧；在其次要形式下，它们通过结构类似但不包含某些诱惑因素的再现引发欢笑。“诗歌”一词符合对损失状态的表达的最不堕落、最不理智化的形式，它可以被视为耗费的同义词，因为它以最确切的方式表明了经由损失而产生的创造。因此，诗歌的意义近似于 献祭 的意义。确实，“诗歌”这个词只能以恰当的方式，被用于它通常意指之物的极为稀少的剩余，并且由于缺少预先的缩减，最糟糕的混乱可能会出现。而在最初的快速陈述中，不可能谈到辅助教育和诗歌的剩余要素之间无限变化的界限。更容易指出的是，对于使用这一要素的极少数人而言，诗歌的耗费在其结果中不再是象征性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的功能将承担这一功能的人的生命本身也卷入其中。它使其必然经历最令人失望的行动方式，遭遇苦难和绝望，并追求一些只能带来眩晕或狂怒的模糊影子。常常，他只能为了自己的损失而使用词语，并被迫在遭社会排斥的命运和放弃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使他与社会深深隔绝，就像排泄物与表面的生活相分离那样，而后者的代价是一种平庸的活动，屈从于粗俗而浅薄的需要。
一旦耗费的存在和某种社会功能被指出，就必须考虑这一功能和与之相对立的生产功能、获取功能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立即表现为 目的 和 效用 之间的关系。如果说，通过发展而改变形式的生产和获取确实引入一个变量，那么对这个变量的认知对于理解历史进程而言就是根本性的，但生产和获取仅仅是从属于耗费的手段。无论人类的贫困多么令人恐怖，它从未对社会产生足够强烈的影响，可使得对保存的忧虑——生产的表面目的正来源于此——胜过对非生产性耗费的关注。为了保持这一优势，且政权由消费阶级所掌握，贫困便被排斥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贫苦者返回权力圈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掌权阶级的革命性摧毁，即一种毫无限制的流血的社会耗费。
生产和获取相对于耗费的次要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原始经济制度中，因为交换仍然被视为对出让物品的一种奢侈性损失：它因此 在根本上 表现为一个耗费的过程，而获取过程正由此发展起来。古典经济学设想原始交换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因为它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像交换这样的获取方式，其根源并非如今交换行为所满足的获取的需要，而是摧毁和损失这一完全相反的需要。经济起源的传统观念仅仅在近期才被推翻，甚至时间太短，以至于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继续专横地把物物交换视为交换活动的鼻祖。
与物物交换的人为概念相反，古老的交换形式被莫斯借助 夸富宴 [1] 这一名词加以辨识，该词借自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他们提供了最令人瞩目的夸富宴类型。与印第安人的 夸富宴 相似的机制或其印记已经被相当普遍地发现。
自19世纪末开始，西北部海岸的特林吉特人（Tlingit）、海达人（Haïda）、钦西安人（Tsimshiam）和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 夸富宴 已经确切得到研究（但没有将之与其他地区的古老交换形式进行比较）。这些最落后的美洲部落利用个人状况改变的时机——接纳入教仪式、婚礼、葬礼——进行 夸富宴 ，哪怕在更为发达的形式下，它也从来都无法与节日分开，要么它构成这个节日，要么它在节日中进行。 夸富宴 排除一切讨价还价，通常的形式是公开馈赠数量可观的财富，目的在于羞辱、挑战并 强迫 一个对手。馈赠的交换价值来自这一事实：为了消除羞辱并接受挑战，受赠人必须履行他在接受馈赠时欠下的责任，日后用更大价值的馈赠来回应，即超过原数地奉还。
但馈赠并非 夸富宴 的唯一形式，也可能通过大量摧毁财富来挑战对手。正是经由这种方式， 夸富宴 酷似宗教献祭，因为被摧毁物在理论上是奉献给受赠人传说中的祖先。在一个相对较近的时期，某位特林吉特人的首领在他的对手面前将他的几个奴隶割喉杀死。在既定期限内，对手杀死更多的奴隶以回敬这一摧毁。西伯利亚最东北部的楚科奇人（Tchoukchi）也有类似于 夸富宴 的习俗，他们屠杀价值可观的狗群，为了震慑并羞辱另一个部落。在美洲西北部，摧毁甚至达到焚烧村庄、砸坏船队的地步。刻有纹章的铜条是一种钱币，人们有时赋予其的虚拟价值使它成为一笔巨大财富，这些铜条不是被砸碎就是被扔进大海。节日特有的狂热毫无区别地与财产的毁坏、累积的馈赠联系在一起，意图就在于震惊和压倒对手。
回敬的 夸富宴 中必然出现超额，高利贷以此形式有规律地出现在这些活动中，它可以表明：有息贷款应该在交换起源的历史中取代物物交换。因为必须承认，在 夸富宴 式的文明中，财富以某种方式增加，这种方式让人想起银行文明中的信贷膨胀：也就是说，由于所有受赠人承担的义务，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赠予人拥有的全部财富。但这种比较针对的是 夸富宴 的次要特征。
正是损失所具有的积极属性——高贵、荣誉和等级地位由此而来——使这种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馈赠应被视为损失，并因此被看作一种部分的摧毁：摧毁的欲望被部分地转至受赠人。在无意识的形式中，就像精神分析所描绘的那样，它象征着排泄，而根据肛交与性虐待之间的根本关联，排泄本身又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刻有纹章的铜条在西北部海岸是极好的馈赠物，它们所具有的排泄的象征意义建立在非常丰富的神话基础上。在美拉尼西亚，赠予人挑选豪华的礼物，并将它们像废物一样置于敌对首领的脚边。
获取范畴内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反向过程的非故意的结果——至少当导致行动的仍旧是原始冲动时。莫斯指出：“最理想的是举行一场 夸富宴 且不被回敬。”这个理想通过在习俗中不存在可能对等物的某些摧毁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 夸富宴 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被预先纳入一场新的 夸富宴 ，古老的财富原则被凸显，并丝毫没有后来逐步出现的吝啬所导致的缓和：权力总被富有者获得，于是财富就表现为一种获取，但这一权力意味着损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则完全被引向损失。唯有通过损失，光荣和荣誉才与财富相连。
作为游戏， 夸富宴 与保存原则相悖：它结束了财富的稳定性，就像图腾经济内部的那种财富稳定，在那里，财产是世袭的。以谵妄的形式，极端的交换活动用一种仪式般的纸牌游戏取代了继承，作为拥有财富的来源。但游戏者永远不可能获得财富后就离开：他们受挑战的支配。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财富拥有者而言，财富的功能都不在于 使其衣食无忧 。相反，财富功能性地存在，并且由于这一财富，其拥有者 受一种过度损失的需要所支配 ，这种需要在社会团体中持续存在。
因此，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和非奢侈性消费显现为一种相对效用。
严格意义上的 夸富宴 概念应专指竞争类型的耗费，这种耗费经由挑战而产生，并引发回应，更确切地说，应专指那些对于古代社会而言与 交换 没有区别的形式。
重要的是认识到最初的交换 直接 从属于某种人类的 目的 ，尽管如此，与生产方式进步密切相关的交换的发展显然仅在这种从属不再直接呈现的那个阶段才开始。生产功能的原则本身要求产品避免损失，至少是临时性地。
在商品经济中，交换过程具有一种获取意义。财富不再被置于游戏桌上，并变得相对稳定。只有当稳定性得以保证，不会被巨大的损失所危害时，财富才会服从于非生产性耗费的体制。 夸富宴 的基本要素重新出现在这些新的条件中，其形式不再直接具有竞争性和争斗性：耗费仍然被用于获取或维持地位，但原则上，它不再以令他人失去地位为目的。
无论如何减弱，炫耀性的耗费仍普遍作为财富的最新功能与其联系在一起。
社会地位或多或少与财富的拥有相关，但条件仍然是财富部分地奉献于非生产性社会耗费，如节日、演出和游戏。我们注意到，在原始社会，人对人的剥削还相当微弱，人类活动的产品涌向富人，这不仅由于他们被认为要发挥保护和引领社会的作用，同样因为他们必须为惊人的集体性耗费承担费用。在所谓的文明社会，财富的功能性 义务 只是在一个相对较近的时期才消失。异教的衰落导致了游戏和祭礼的衰落，而富有的罗马人有义务支付这些游戏和祭礼的费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使财富个人化，它赋予财富拥有者对其产品的完全支配权并废除财富的社会功能。至少是废除了这种强制性功能，因为基督教用自愿施舍取代了习俗所规定的异教耗费，自愿施舍的形式既可以是富人向穷人的财物分发，尤其还可以是向教堂和后来向修道院的巨大数额的捐赠。在中世纪，这些教堂和修道院恰恰承担着这一惊人功能的主要部分。
今天，非生产性耗费的这些重要而自由的社会形式已经消失。尽管如此，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耗费原则本身已不再处于经济活动的终点。
财富的某种演变，其征候具有疾病和衰竭的意味，导致人内心的羞愧和吝啬的虚伪。一切慷慨的、狂欢的和过度的都消失了：继续影响个体活动的竞争性主题在暗中发展，像令人羞愧的打嗝一般。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采用了一种谦逊的气度：现在，依据令人烦恼和沮丧的习俗，财富的炫耀都在围墙后进行。此外，中产阶级、雇员和小商人获得微不足道的财富，最终使炫耀性的耗费被轻视，而耗费遭受某种分割，只剩下大量与令人厌倦的怨恨联系在一起的自负的努力。
然而，除了少数例外，对于任何缺乏勇气让他那个发霉的社会经历一次革命性摧毁的人而言，如此的装腔作势就成为生活、工作和受苦的最主要理由。在现代银行周围，就像在夸扣特尔人的图腾旗杆周围一样，想惹人不快的相同欲望使个体兴奋，并将他们引入一个小小的炫耀体系中，这个体系使他们眼花而对彼此失去理智，仿佛他们都面对着过于强烈的光线。在离银行几步远的地方，珠宝、长裙、轿车在橱窗里等待着某一天，它们将被用来展现阴郁的工厂主和他那更加阴郁的老妻子不断增加的显赫。在较低的程度上，镀金的挂钟、餐厅的餐具橱、人造花对杂货店主夫妇发挥了同样不可告人的效用。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显现，就像在野蛮人之间一样，两者具有同样的粗暴，只是慷慨和高贵消失了，富人归还给穷人的可观的对应物也随之消失。
作为拥有财富的阶级，现代资产阶级接收了伴随着财富而出现的功能性耗费的义务，而它的特征表现为原则性的拒绝，并以此来对抗这一义务。现代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不同，它只赞成在其内部 为自己而耗费 ，也就是说尽可能在其他阶级眼中隐藏它的耗费。起初，这种特殊形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的财富在另一个比它更强大的贵族阶级的庇护下得以扩展。对这些令人感到耻辱的有限耗费观念，资产阶级从17世纪开始发展的理性主义观念做出了回应。理性主义观念的意义仅在于对严格的 经济 世界的一种表现，在“经济”一词的普遍意义和资产阶级意义上。对耗费的仇恨是资产阶级的存在理由和辩护证据，它同时也是其可怕的虚伪的原则。有产者把封建社会的挥霍用作一种根本性的不满，并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出于掩饰的习惯，他们自以为正在对贫困阶级施加一种可以接受的统治。必须承认，人民不可能像仇恨他们的旧主人那样仇恨有产者。但确切地说，人民无法爱他们，因为他们至少无法隐藏那副肮脏的嘴脸，如此贪婪卑贱、如此骇人低俗的嘴脸，任何人只要一看到他们，就似乎失去了尊严。
与他们相对抗，民众意识就归结为深入维护耗费的原则，并将资产阶级的存在表现为人类的耻辱和一种阴险的废弃。
资产阶级社会依据一种重视 利益 的理性，竭力使耗费贫乏，于是便只成功地发展了普遍的吝啬。仅仅在把普遍理性主义观念的结果推向极致的那些人的努力中，人类生活才重新找到符合不可缩减的需求的波动。传统耗费模式已有衰退的意味，人类奢侈的喧闹在 阶级斗争 难以置信的爆发中消失了。
阶级斗争 的构成部分产生于从古代时期开始的耗费过程中。在 夸富宴 中，富人分发其他穷人提供给他的产品。他力图超越一个和他同样富有的竞争对手，但对他所想象的最终超越而言，唯一必要的目标就是令他更加远离贫民的本性。因此，虽然耗费是一种社会功能，但它却立即导致表面上反社会的分离性竞争行为。富人消费穷人的损失，并为其创造出一个衰退和卑劣的阶层，它开启了通向奴隶制之路。而显然，从古代奢华世界代代相传的遗产中，现代世界分得了这个阶层，目前它专门属于无产阶级。也许，资产阶级社会声称依据理性原则自治，并通过自身行为力求实现人类的某种同质性，它不会毫无异议地接受一种似乎对人类本身具有摧毁性的分裂，但除了理论否定之外，它无力将抵抗推进得更远。它给予工人和主人平等的权利，它宣布这种 平等 并将这个词公然刻在墙上。然而，主人们行事时好像自己就是社会本身的表达，一心表明被雇佣者的卑劣与他们毫不相关，这比任何忧虑都更让他们操心。工人活动是为了生存而生产，而雇主活动则是为了迫使工人生产者陷入可怕的衰退而生产。因为，在以下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分离：一方面是雇主在其自身耗费模式中寻求的身份认定，这一耗费模式力求使其超越人的卑劣性；另一方面是卑劣性本身，而雇主身份的认定正与这种卑劣性密切相关。
将力求改善工人命运的资产阶级诸多努力的表现与这一竞争性社会耗费观念对立起来的，只是对现代上等阶级的怯懦的表达，这些阶级再也无力承认自身的种种摧毁。资本家为了救助无产者并为其提供在人类社会等级中的上升机会而产生的耗费，仅仅证明由于精力耗尽，他们无力把奢侈过程推进到底。穷人的损失一旦实现，富人的愉悦就逐渐被掏空、被中立：它让位于麻木不仁的冷漠。在这些条件下，为了维持一种冷漠本身使之相对变得令人愉快的中立状态，尽管有某些试图扰乱的因素（暴虐、怜悯），可能有必要用新的耗费来补偿导致卑劣的一部分耗费，并力图减弱后者产生的结果。雇主的政治意义与繁荣的某些局部发展相结合，使得这一补偿过程有时被赋予某种显著的规模。正是如此，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在美国，初始过程的发生损害了相对微弱的一小部分人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本身也被引导参与其中（尤其当预先存在某个被一致认为卑劣的阶级，例如黑人阶级，而使事情简单化时）。然而这些摆脱困境的方法，因其重要性极为有限，丝毫不能改变高贵阶层和卑贱阶层之间的根本分离。社会生活的残酷游戏在各个文明国家之间并没有区别，在那里，富人们侮辱性的光彩使低等阶级的人性堕落、衰退。
必须补充的是，主人们的残暴不仅在于摧毁本身，更在于摧毁的心理倾向。这种残暴的减弱与古代奢侈过程的普遍衰退相关，而后者正是现代的特征。
当这一次，阶级斗争依靠工人而重新开始并得以发展，其规模威胁到主人的存在本身时，它相反地成为社会耗费的最伟大形式。
除反抗之外，被激怒的穷人有可能拒绝对人压迫人体制的任何精神参与。在某些历史背景下，尤其通过比现实更为惊人的象征，他们成功地将整个“人性”降低至一种如此可怕的耻辱，以至于富人衡量他人贫穷的乐趣忽然变得过于强烈而无法被毫无眩晕地承受。于是，在所有礼仪形式之外，尤其在穷人一边建立起一种被激化的挑战的交换，即 夸富宴 。在那里，现实的垃圾和被揭露的道德污秽与世界所包含的一切富裕、纯洁或辉煌之物无比激烈地相互竞争。并且，对这种痉挛性的骚乱而言，一条特别的出路被宗教绝望所打开，它正是对这一出路毫无保留的利用。
在基督教中，激昂与焦虑、痛苦与狂欢之间的相互交替构成宗教生活，并被引向与更加悲剧性的主题的结合，与病态的社会结构的混淆，而后者本身以最肮脏的残忍进行自我分裂。基督徒胜利的歌声赞美上帝，因为上帝进入社会战争的血腥游戏中，也因为上帝“把强权者从其高贵的顶点拉下，令苦难之人兴奋”。他们的神话把社会耻辱、受刑者尸体的衰弱与神的光辉结合在一起。正是如此，宗教信仰承担起富人和穷人之间始终存在的反向力量的全部对抗功能，其中一方诅咒另一方必然遭受损失。宗教信仰与尘世的绝望紧密相连，而绝望本身只不过是分离人类的无限仇恨的一种附加现象，但这种附加现象却力图取代它所概括的所有分离过程。根据被认为是基督所讲过的话，他的到来是为了分离而非统治，因此宗教根本不寻求消除被其他人视为人类创伤的东西。在它的直接形式下，当它的行动保持自由时，宗教反而沉溺于对它心醉神迷的痛苦而言不可或缺的污秽。
基督教的意义被赋予阶级耗费的狂热结果的发展，被赋予损害现实斗争的精神性竞争狂欢。
然而，无论在人类活动中具有何种重要性，基督教的 耻辱 只是卑贱者对抗高贵者、淫秽者对抗纯洁者的斗争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就像社会意识到其分裂难以容忍，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烂醉如泥，以便暴虐地享受分裂。最深重的沉醉没有耗尽人类苦难的结果，并且，被剥削阶级愈加清晰地对抗上层阶级，于是无法为仇恨确定任何可以想象的界限。在历史的波澜中，只有“革命”一词统治着惯常的混乱，并承载着对大众无限要求的承诺：主人、剥削者，他们的职责是建立把人性（就像这种存在于大地，即淤泥中的人性）排除在外的轻蔑形式，而出于一种简单的相互性法则，人们希望他们注定陷入恐惧之中，就在其精美言辞被暴动中的死亡尖叫声所覆盖的那个 伟大夜晚 。那是沾染鲜血的希望，它每天与民众的存在相混合并概括着阶级斗争的反抗内容。
阶级斗争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力图使“人性”丧失的那些人的毁灭。
然而，无论发展形式如何，不管它是革命的还是奴性的，18个世纪前由基督教徒的宗教狂热、今天由工人运动所形成的普遍动荡应该同样被表现为一种决定性的冲动，它 迫使 社会利用阶级之间的互相排斥，既为了实现尽可能悲惨、尽可能自由的耗费方式，同时也为了引入神圣的方式，这些神圣方式十分人道，相比之下传统方式则变得卑劣可憎。正是这些运动的回归性说明工人革命的全部人性价值，工人革命可以发挥强制性的吸引力，如同将简单有机体引向太阳的力量。
人的生命区别于法律上的存在，就像它实际在天空中一个孤独的星球上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存在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可能被限制在根据某些理性观念而指定给它的封闭系统中。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唯有通过这样一种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反抗，人类才不再孤独地处于物质无条件的光辉里。
事实上，无论孤立存在还是处于群体中，人类总是以最普遍的方式置身于耗费过程中。方式的变化丝毫不会改变这些过程的根本特征，它们以损失为原则。对集体和个人产生激励作用的是某种兴奋，其总量在交替中维持在一个明显恒定的最低位。在其强化形式下， 兴奋状态 类似于中毒状态，可被确定为不合逻辑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无法抗拒对本可以理性使用（根据结算差额的原则）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拒绝。如此实现的损失与非生产性价值的创造密切相连，在“妓女”和军事耗费的情况中都一样，而最荒谬同时也让人变得最吝啬的价值就是 荣誉 。以 衰退 为补充，在时而阴暗时而明亮的形式下，荣誉没有停止对社会存在的支配，并且当荣誉被个人或社会损失的盲目实践所影响时，没有它就始终不可能从事任何事情。
正是如此，活动的巨大损耗将人的种种意愿——其中包括与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意愿——引入普遍物质的定性游戏中，因为物质只能由 非逻辑性差异 界定，这种非逻辑性差异之于世界 经济 的意义，就如同 罪恶 之于法律的意义。荣誉概括或象征（并非穷尽）自由耗费的对象，而它永远不能排除罪恶，永远无法与认定相区别——至少，如果我们考虑唯一具有价值的认定，其价值可与不成为任何他物条件的 非从属性认定 之物的价值相比。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表现利益，它与荣誉的利益（就像与衰退的利益一样）相符，人类集体必然将其与历史运动所恒定实现的性质变化相连，如果我们最终想象这一运动无法被遏制或被引向某个有限目标，那么有可能在放弃一切限制的情况下，为效用确定一种 相对 价值。人类确保其生存或避免痛苦，并非因为这些功能经由自身而导致一个充分的结果，而是为了进入自由耗费的非从属性功能之中。
[1] 关于 夸富宴 ，主要参见莫斯，《论馈赠——古老的交换形式》，载《社会学年鉴》，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