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巴塔耶与世界

乔治·巴塔耶始终在作品中焦虑地寻找一种几乎不可能的表达，他的作品因而经常呈现出强烈的否定性，但同时，他不停地、没有保留与局限地对世界说“是”。对巴塔耶的作品而言，这丝毫不矛盾。他向世界敞开，既为最好的，也为最坏的；既为最激烈的，也为最卑微的 ^[1] 。他渴望无限且毫不羞怯地理解世界：他始终重视交流，注重自己思想与他人——“所有其他人” ——思想的契合，并认真关注每一位对话者。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断表现出持久而充满热情的努力，尤其在壮年时期，往往以令人疲惫不堪又枯燥乏味的资讯工作为代价，根据自身纷繁经历中的那些直觉，力图对我们眼前发生的各种同样纷繁的事件进行阐释，这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这样的阐释毫不忽略事件的任何方面，包括那些出于所受教育和大部分朋友的影响，他可能倾向于忽略的方面，以及那些属于人们通常称之为“经济学”的方面。

尽管，除了谦逊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他还长期感到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一座坟墓”，感觉自己“迷失在地窖的长廊” ，并坚信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让“他的思想慢慢地……归于沉默” 。然而，即使是在神秘主义时期的那些似乎构成其作品最尖锐部分的著作中，他也没有停止重新开始，没有停止呼喊“还没有！”，没有停止暗暗地向他人、向世界投去充满热情的目光。在最强烈的痛苦折磨下，他预感到这个世界只有作为“一个灾难”（人，“或许，就是灾难的顶峰”） 才能被全部理解，但他却从未放弃对世界的了解与表现。

事实上，巴塔耶作品的相当一部分，从《耗费的概念》（ La notion de dépense ）到《被诅咒的部分》，都致力于这种表现世界的尝试。这些文本或许并不是其作品中最光彩夺目的，并且它们会使那些习惯于以更有序、更有逻辑性的推论形式来讨论类似问题的人感到惊异。但我可以证明巴塔耶给予这些著作在其全部作品中的卓越地位，也可以证明他心中萦绕的忧虑：暮年正在来临，却还没能成功地将他所希望的那种更加深入的形式赋予这部有待完善的著作，这一形式本该辉煌地推进其思想的统一。巴塔耶思想的统一性已经非常令人瞩目，不仅因为他在研究中取得了种种进展，也因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执着地期望能修订《被诅咒的部分》，就像他希望将真正的圆满赋予其全部作品中的所有这些方面。这种真正圆满的完成本可以构成他自己所表明的关于普遍历史的一种尝试。

诚然，巴塔耶始终清楚，只有这个“大胆的翻转”才能最终以“与世界和谐”的整体动态观取代那些毫无生气的孤立思想，而在它出现之前（就像他在《被诅咒的部分》前言中所强调的），一种对外部世界进行阐释的方法必须依赖于根据坚定的理性准则所进行的预先研究，依赖于对只有在专家那里才能收集到的资料的积累，也许还取决于好奇、担忧和探究的集体氛围，而探究意味着与那些或多或少被政治或经济范畴的忧虑所激励的团体一起密切参与。

乔治·巴塔耶生命中至少有两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第一个时期是1930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巴塔耶与《社会批评》杂志的合作，以及他与当时聚集在这本杂志周围的那些人几乎每天都有的频繁往来。第二个时期从《批评》杂志的创办开始，直到《被诅咒的部分》出版。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从1939年及《有罪者》一书的撰写开始，他经历了数年的内心沉思。这本书借助一场将一切都牵连其中的动乱而展开，于是成为一种对此后似乎处于绝境并让他感觉“停滞不前”的行动和研究的解放 。

巴塔耶思想演变中的这种交替不应遮蔽一个事实：追寻思想与世界的和谐，强烈憧憬“将概念与世界的行动自由同等看待的极度思想自由”，这在他的生命中，随着他年龄增长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甚至从未停止过这种追寻和憧憬。

如果我们回忆几个日期的话，便会发现这种坚定不移的关注显而易见。当巴塔耶为《社会批评》杂志撰写《耗费的概念》时，他即将35岁；当《被诅咒的部分》出版时，他即将52岁，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表示，这本书是十八年工作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思考的开始确定在1931年。事实上，应该追溯得更远，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那一时期。当时，或许是在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Metraux）的推动下，他了解了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论馈赠——古老的交换形式》（ Essaisur le don forme archaïque de l’échange ）中阐述的“夸富宴”（potlach）理论，该文1925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这一发现似乎是他后来不仅对人种学产生兴趣，而且对经济现象越来越着迷的最初根源。此外，它还仿佛是一种灵感，促使巴塔耶将世界想象成是被沸腾所鼓舞的，就像从未停止占据他个人生活的那种沸腾。

这一想象的主要内容已经在《耗费的概念》中出现，这篇言简意赅、光芒四射的文章构成巴塔耶关于世界、关于世界之人的思考的轴心。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发现，巴塔耶深受莫斯和其他人种学家对原始经济制度所进行的观察的启发。他们指出，在原始经济制度中，“交换被视为对出让物品的一种奢侈性损失”，并“因此在根本上表现为一个耗费的过程，而获取过程正由此发展起来”。在这一启发下，巴塔耶确信“生产和获取相对于耗费的次要性”：一个“平静而与其信念相符的世界”将被获取、生产和保存这极为重要的需要所支配。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简单幻想”，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注定要损失，甚至社会延续本身只有以不断增长的巨大非生产性耗费为代价才能成为可能。巴塔耶强调这个观念与他对色情和焦虑的个人经验一致，与被父亲的吝啬和理智行为所折磨、渴望浪费的儿子的经历一致，甚至与精神分析的某些数据一致。在他看来，这个观念可以阐明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美学现象：奢侈、游戏、演出、崇拜、背离生殖目的的性行为、艺术和狭义上的诗歌都是非生产性耗费的表现。它甚至为文明史提供了首要的阐释基础：“通过发展而改变形式的生产和获取确实引入一个变量，对这个变量的认知对于理解历史进程而言是根本性的，但生产和获取仅仅是从属于耗费的手段。”

至于人的生命，它只有与这样一种世界的命运相一致，才具有意义：

人的生命区别于法律上的存在，就像它实际在天空中一个孤独的星球上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存在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可能被限制在根据某些理性观念而指定给它的封闭系统中。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唯有通过这样一种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反抗，人类才不再孤独地处于物质无条件的光辉里。

在这个杰出的片段中，我们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或许却由一种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所表达——关于人和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将在巴塔耶此后的作品中日益发展，无论在他的哲学评论中，还是在《被诅咒的部分》中。

但如果说这篇《耗费的概念》预示着巴塔耶后来的思想，那么它也同样深受种种影响：影响文章撰写的情境、文章构思过程所处的氛围，以及日后将刊出这篇文章的杂志的倾向本身。《社会批评》的合作者们大多数是“民主共产主义俱乐部”成员。除了大部分来自超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家之外，该俱乐部还聚集了敌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已经与“党”决裂，但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日后，这些人将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令这本杂志卓越不凡的原因不止一个，尤其是它严厉的笔调，因为这些混杂的异端分子都有一副利齿。是否为了和这种暴力唱一个调子，巴塔耶才在文章的某些段落里残忍地拼命提高嗓门？或者，是否应该将这种极为激烈的表达看作他练习亵渎神明的雄辩术的最初尝试？他很快将在“反攻”片段中投身于此。总而言之，在巴塔耶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与这篇文章的某些段落具有同样强烈诅咒的部分。

《耗费的概念》中，阶级斗争被赋予的重要性或许也同样体现了巴塔耶及其《社会批评》的朋友们参与的讨论。然而，这些朋友中的某些人如何接受根据非生产性耗费理论而对阶级斗争所进行的阐释？在这场阶级斗争“难以置信的爆发”中——所有传统耗费的方式在资产阶级社会衰退——“活跃的奢侈喧闹”正在消失，而它似乎因此成为“社会耗费中最伟大的形式”。将革命表现为 夸富宴 的最高形式，这必定会在杂志的负责人中引起某些保留意见：印在文章顶部的一则编者按强调，“在很多方面，作者在文章中都与我们思想的基本方向相悖”，并宣布将刊登一篇针对该研究的批评性分析。但据我所知，这篇批评性分析始终没有发表……

无论如何，这就是有可能被视为《耗费的概念》所处情境的一些方面，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与巴塔耶后来采取的某些立场的分歧之处。这些分歧显然就是他那时沸腾的思想所具有的形式的特点，但丝毫不能减弱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篇重要的文章是一个真正的起源，从中已经显现出他二十多年后将用以构成那本书的东西。他曾向好些朋友表示，此书是他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

《被诅咒的部分》是唯一一部巴塔耶力图在其中为他的世界观建构系统阐述的书：自然哲学、人的哲学、经济哲学和历史哲学。

“过剩”的概念始终是这一建构的基础，但这一次，他力求从所收集的关于地球表面能量运动的简单数据出发，为其寻找一种科学的解释。诚然，这些数据远不足以“为每一个研究地球能量运动的学科所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但既然涉及被视为宇宙现象的能量，那么一个重要的假设便被抛出：过剩永远存在，因为作为万物生长源泉的太阳辐射总是无偿地被给予——“太阳不求任何回报地给予”；于是，必然积聚起来的能量只能在丰盛和沸腾中被浪费。

由此形成生命的增长方式，而生命不断地遭遇限制。尽管某些发现可以促使生长的飞跃，并为生长打开新的空间，但其他限制又毫不迟疑地重新出现，损失再次不可避免。

在生命的历史中，人在双重意义上发挥突出作用。一方面，人类的技术打开通向新的可能性之路，就像自然界中“树的枝叶”或“鸟的翅膀”所做的那样；然而另一方面，在所有生物中，人“最有能力极度而奢侈地消耗过剩能量”。当工业发展不断拓展增长的可能性时，他也拥有“纯粹损失性耗费的无限便利”：我们因而在他身上找到能量在世界中使用的通常节奏，其特点在于“促进积累的节俭与挥霍之间的交替”。同样，也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不太关心其成果”，就像人种学家对我们谈起的那些人，另一种人则“转向保存和公平分配”，这正是现代伦理所颂扬的。仍然相同的是，这两个方面可以连续成为同一个人的特征，他的脸在“夜晚的喧闹到上午的严肃事务”之间变换。

但在人的这两种职能中，消耗的职能使得他与世界协调一致：宇宙的命运是“一种无用而无限的完成”，而人的命运就是将这种完成继续下去。在浪费这点上，人是无所能及的顶点，挥霍是最光荣的行动，是最高权力的标志。

同样，巴塔耶的伦理确实是对通常伦理的一种“反转”，他的经济观表现为对一般经济思想的颠覆。诚然，出于对“二战”前生产过剩的巨大危机的记忆，专家们在“二战”结束不久后便开始探讨这些问题。巴塔耶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倍感烦扰，并且，他深受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种种理论的影响，从凯恩斯的论述到“经济成熟”假设。如果说他首先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将危机中提出的问题与自然界的普遍问题进行比较”，那么当他长期强调“工业发展的加快所提供的增长可能性的幻想”时，他与当时很多经济学家的悲观主义并没有明显区别。然而，他的革新之处，他为基本经济观念提出一个真正的“哥白尼式转变”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分离体系的经济与处于人类整体之中的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异。在前者中，稀有、必需的观念盛行，利益的问题被提出，并且增长总显得可能而令人向往；在后者中，能量总是过剩，并必然不断摧毁增加的部分。他认为对孤立现象的研究往往过于抽象，针对那些被他比作“更换轮胎的机械师”的传统经济学家局限的思想，他提出应努力进行综合研究，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深刻的见解逐渐受到重视，因为，自从这些论述被撰写之后，人们知道“普遍经济学”一词所获得的成功。

一切问题就在于知道剩余如何在这种普遍经济中被使用。对剩余的使用正是“结构改变的原因”，也是全部文明史的缘由。《被诅咒的部分》一书四分之三的篇幅都致力于对文明史的探讨，其中依次研究的一定数量的“历史数据”凸显出两种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对比：阿兹特克人的“消耗社会”或夸富宴式的原始社会，以及军事行动社会（如伊斯兰国家）或工业社会（如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

然而，当今人们的未来同样取决于他们选择怎样的方式来消耗不可避免的剩余。他们是否将继续“遭受”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任由过剩导致越来越灾难性的爆发，而不是自愿地“消耗”它，通过他们可以选择和“接受”的途径有意识地摧毁它？

在这一点上，巴塔耶的思考被应用于当今时代以及其中开始显露的财富的使用经验，它远远不满足于推进《耗费的概念》中某些段落的那些热烈反应和狂热，而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思考，成熟为他带来更加平静的判断力，甚至有时也带来一种“或许疯狂”的抱负：不期望找到长期正确的解决方法，但至少找到可以给人类带来暂时缓解的平衡时刻。《被诅咒的部分》里关于奢侈和贫困的章节与《社会批评》的那篇文章里描写阶级斗争条件的片段，两者的语调是多么不同啊!1949年那部书中对苏联经验——也就是斯大林经验——的评价与1933年那篇文章中对这一经验似乎谴责性的缄默形成对照：不仅判断现在被表述为“别无选择”，这在总体上解释了所采用的积累的节奏，它符合历史的某一阶段，这个阶段通过其他途径简单地为增长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就像资本主义曾经做过的那样；而且，“共产党的分歧本身”（对苏维埃政权所选择的道路提出质疑的分歧）被谴责参与了“民主的普遍贫乏”；此外，“敌对者和资产者的勾结”也被揭露。至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它先前的所有行为将它置于绝境这一事实被着重指出，那么巴塔耶承认，这个社会自身或许正在以纯粹而简单的馈赠方式摆脱剩余，并由此处于隐约发现一种解决办法的进程中。尽管十分谨慎，但某种可能的希望照亮《被诅咒的部分》最后章节中的一部分，即由马歇尔计划开启的那一章。它必然深深打动非生产性耗费的理论家，因为至少像起初被描述的那样，这个计划总体上旨在“利用无法使用的财富在别处打开新的增长可能性”。

也许，在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这部分，就像在论及苏维埃经验的那些章节，或者如在关于世界工业发展前景过于简单的观念中一样，存在着我们同样可以视为《被诅咒的部分》一书所处情境的某些方面。诚然，这些方面与我们以为能够在《耗费的概念》中觉察的那些方面非常不同，有时甚至是相悖的，但这是因为它们来自某些事件或某些不同的阅读对于巴塔耶这样一个极度敏感之人的影响。例如马歇尔计划，它提供了一个用事实来证明馈赠理论的十分诱人的机会，又如冷战时期的某些事件，冷战——那时正处于朝鲜战争的前夕——似乎带给苏联最多的机会。

确实，巴塔耶后来完全意识到其中一些影响并非至关重要，而且，这正是他强烈希望重新修订《被诅咒的部分》，为其中已经论述的主题赋予新的进展的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但是原因之一。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个新的《被诅咒的部分》或延续它的著作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巴塔耶留给我们的这部书所带来的东西，知道他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助我们回答正在眼前展开的世界历史所引发的焦虑疑问。无论人们如何理解他对20世纪40年代末苏维埃事件或美国事件的评价中的某些方面，总之，他竭尽全力地看到苏联在那里就像是为了“唤醒”世界，而确实，美国在这个始终存在的威胁的作用下，似乎意识开始觉醒；他领悟到“不合常理的交换”可能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得以建立并表明“世界的矛盾并非必然要通过战争来解决”；最后，他还隐约预感到世界两大强国在原子和空间消耗上越来越多的浪费有一天可能成为——就像一场巨大的夸富宴——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避免战争“这种对过剩能量的灾难性消耗”的一种方法。

因此，在《被诅咒的部分》中，乔治·巴塔耶既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馈赠理论和“普遍经济学”的先驱，同样也预言了“和平共处”——比这个词的出现早十多年——和各国空间竞争的惊人发展。对于一部书而言，这已经非常可观，这是一个人对最不出乎意料的那部分的一份遗赠，而这个人长期禁止自己企图带来某种教导。

让·皮埃尔（Jean Piel）

[1] 在《有罪者》（ Le coupable ）（第二版，修订版，伽利玛出版社，1961年，第35页）中，他指出：“……如果只有未完成的世界，每个部分的意义并不小于整体的意义。”并且，他对自己在驶入圣拉扎尔站的火车上体会到的微不足道的感受提出质疑，补充说：“在心醉神迷中寻找一种真理，这个真理把我提升到完美世界的层面，又将取消一辆火车进站的意义，对此我感到羞愧。” M00TNgeIkqxvSNGORdDmOjWB1Re670/Er2DTMgSqP6/c/fY/1yaWtXihKWUwMo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