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情报系统小组

在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看来，苏联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似乎正不可阻挡地朝着与美国匹敌的军事地位发展。特别令人警惕的是苏联在核武器领域的发展。在1949年夏末，苏联比美国原先预计的早了近三年成功试爆原子弹。1952年11月美国情报机构估计，苏联到1953年年中大概拥有100枚原子弹。但由于当时苏联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数字，因此美国中情局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认为这一数量也可能少到只有50枚，或多到200枚。生产反应堆以及扩散工厂的启动问题 表明，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拥有的原子弹数量可能在中情局估计的50枚或更少的水平。1953年5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评估组提交的报告认为，到1953年中，苏联的核武库内可能有约8万吨级的核弹120枚，到1955年中则达到300枚。 而据另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苏联1953年核武器储备约600万吨当量（其中最大当量核弹为50—100万吨）,1954年苏联核武器储备约达2500万吨（其中最大当量核弹为100万吨）。 实际上，美国在50年代中前期核弹数量大大超过了苏联。1952年美国拥有832枚核武器,1953年达到1161枚,1954年达到1630枚。

当然,50年代中前期热核弹技术的突破使美苏核力量有了实质性跃升。1953年8月，在美国第一次试验氢弹后近9个月，苏联爆炸了一枚氘化锂制成的氢弹，这一技术被认为比美国科学家使用的重水方法要更先进。 美国的第一枚热核概念装置麦克-4(Mike-4)1952年11月1日爆炸，但这是一个不可投送的概念性热核装置，重约60吨，非常笨重，所使用的热核燃料液态氘需要贮藏于摄氏零下250度。苏联在1953年8月试验成功的氢弹估计在40万吨当量左右，相当于其第一颗原子弹威力的20倍，比美国麦克试验的氢弹装置威力小25倍左右。但不同于美国麦克试验的是，苏联的氢弹装置是可投送性的，尺寸跟第一颗原子弹差不多大小。它使用氘化锂和氚作为燃料，而美国人直到1954年才开始使用氘化锂。就此而言，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彼·列·卡皮察的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卡皮察在1955年1月说，“苏联人在1953年8月到1954年3月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在热核弹制造方法和技术上的突破，其热核能力一度远远超过了美国”。 但是，从此后1954年至1955年热核弹试验的爆炸威力来看，美国试验的氢弹威力远远超过了苏联。从1953年8月至1954年10月，苏联先后进行了11次核试验，除1953年8月12日进行了一次4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试验外，其余皆为裂变弹试验。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7月底，苏联没有进行核试验。1955年下半年进行了4次核试验，其中1955年11月22日试验成功首枚爆炸当量为160万吨的热核弹。美国1954年春在南太平洋进行了6次氢弹试验。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具威力的一次试验是1954年3月1日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的。这是一枚可投送的氢弹，使用氘化锂作为热核燃料，爆炸当量达到1500万吨级。

但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看来，敌对的苏联掌握这种强大的核武力量和热核弹技术是极其令人不安的。而且，令美国人担心的还有苏联轻型核弹可能与远距离弹道导弹结合而形成的极大威胁。1953年秋，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已经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开发方面领先美国几年，并进展顺利；由苏联一支大型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发动的携带核弹头导弹的突然袭击，可以在半小时毁灭美国。

令美国人担心的还有苏联的空军力量。1953年4月15日，兰德公司提交了一份研究成果，题为“美国战略空军在1956年面临敌人突然袭击时的脆弱性”，指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在面对苏联远程轰炸机突然袭击时的极大脆弱性。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话，可以用比较小的代价，破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三分之二或者更多的轰炸机与侦察机。 这份兰德报告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吸引了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空军力量的关注。

为了应对苏联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不久，就开始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新的评估。1953年5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特别评估组对当时苏联的力量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如果苏联要对美国空防力量造成关键性的损伤，苏联的攻击就必须在完全奇袭的条件下进行。文件估计，苏联到1955年中可能拥有1100架图-4型中程轰炸机，还拥有180架重型轰炸机，航程约为图-4的两倍。不过该文件也指出，图-4显然大大落后于美国空军使用的新式轰炸机。 其实，若论力量对抗，这时美国方面拥有足够对付苏联的空中力量。早在二战末期，美国就试飞成功了B-36型远程重型轰炸机，该机加挂副油箱后无须空中加油可进行持续高空飞行48小时以上。此时美国的新式远程洲际轰炸机B-36的航程可达8000英里。此外美国还有1951年服役、航程6400公里的B-47中程战略轰炸机千余架。

从1953年5月开始，美国政府围绕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深入讨论和战略推演。根据这次讨论和推演的结果,1953年10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8次会议通过了名为《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162/2号文件。文件认为，苏联对美国的根本敌意及其巨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控制，构成了对美国安全、自由制度及其根本价值观的基本威胁。NSC162/2号文件虽然认为苏联以核武器攻击美国的能力在不断增长，但指出苏联飞机还只能用“单程的方式”对美国投掷炸弹。 文件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问题便是应对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需要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发展和维持必要的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吓阻并在必要时反击苏联对美国或者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其他地区的军事入侵。另外文件也提出，为了支持国家更强有力的安全态势，美国应该发展和维持情报系统的能力，包括能够收集和分析敌对性意图的迹象，从而对世界任何地方可能出现的侵略或颠覆进行最大程度的提前预警；准确评估友好、中立和敌对国家施行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颠覆性行动路线的能力。 从官方的文件可以看出，这时美国人对自身的战略力量优势还有着相当大的自信。但美国人显然担心的是，苏联拥有对美国本土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

当时苏联的轰炸机和米格战斗机很多部署在苏联边境地区，离美国的地理距离很近，加上苏联拥有核武器，尽管当时苏联的轰炸机并不具备空中加油能力，但从苏联远东东端的普罗维杰尼亚、阿纳德尔等基地起飞，执行一次3200英里的任务，以执行单程任务的方式，可以打击加利福尼亚全境，以及亚利桑那的基地。苏联飞机从科拉半岛的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一次3200英里的任务，不需空中加油，可以到达芝加哥和纽约。

战略空军在应对苏联突然袭击威胁方面首当其冲。当然，准确掌握苏联力量动态的情报尤其重要，因为这是采取措施应对突然袭击威胁的前提。1953年7月，空军成立了由相关情报技术领域专家组成的一个情报系统小组，即美国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以讨论对苏情报侦察事宜。小组主席是哈佛大学天文台(Havard College Observatory)研究员詹姆斯·G.贝克(James Gilbert Baker)，他长期从事光学设计和航空侦察，是后来著名的“贝克·纳恩”系列光学卫星追踪照相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还设计了后来运用于U-2飞机、SR-71 “黑鸟”以及“萨摩斯”卫星等诸多先进侦察手段的照相系统。该情报系统小组包括的专家有：宝丽来公司创办者埃德温·H.兰德(EdwinH.Land ）；伊士曼柯达公司物理学家卡尔·F. P. 奥威尔哈格(Carl F. P. Overhage)，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阿伦·F.多诺万(Allen F. Donovan ）；贝尔实验室的斯蒂沃特·E.米勒(Stewart E. Miller)等人。应空军要求，中情局也参加了该小组，由中情局研究和报告办公室的爱德华·L.艾伦以及科学情报办公室的菲利普·斯特朗为代表。

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于1953年8月3日在波斯顿大学第一次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的菲利普·斯特朗向其他小组成员介绍了美国对苏联情报获取方面的欠缺，他告诉其他成员，当时可得到的关于苏联境内的最好情报还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空军的拍照。由于德国拍照覆盖的仅仅是苏联乌拉尔山以西地区，主要是伏尔加河以西，许多关键地区并未覆盖。因此，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不得不寻找方法以获取对苏联全境的最新拍照。数家空军机构向小组成员报告了航空侦察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建议的未来方案，包括新的照相机、侦察气球，甚至卫星。当时讨论的空军侦察项目中，一些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另外一些可能带来危险的国际政治后果。而寻找一种新的高空侦察机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得到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同。

英国此时进行的对苏高空侦察也为美国侦察专家和科学家们提供了实践上的经验借鉴。1952年，英国皇家空军开始改装“堪培拉”轰炸机以进行高空侦察。皇家空军给新的堪培拉PR7装上了劳斯莱斯埃汶(Avon)-109发动机，并装上可用于装载燃料的长翼。经过这种改装的“堪培拉”航程可达4300英里,1955年8月并且达到了65880英尺的高度。1953年上半年，英国皇家空军应美国请求出动了“堪培拉”侦察机对苏联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区进行了一次相当惊险的高空侦察飞行。空军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詹姆斯·贝克在围绕航空侦察问题对欧洲进行的为期6周的考察中，向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官员详细了解了“堪培拉”飞机越境苏联飞行的情况。无疑英国对苏航空侦察的经验以及“堪培拉”飞机遇到的情形，使美国科学家加深了对苏高空侦察飞行的理解。这种高空侦察如果要执行的话，显然必须要达到比现有的“堪培拉”更高的飞行高度。

1954年4、5月间，贝克主持了空军情报系统小组的多次会议，对用于高空侦察飞行的美国马丁公司RB-57“堪培拉”的改进进行了讨论和评估。马丁航空公司的改装主要是加长机翼和减轻机身重量。小组成员、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阿伦·多诺万认为,RB-57的这些改装不能满足高空侦察的需求。理论上，他跟情报系统小组解释说，根据军事标准生产的任何多引擎飞机，包括RB-57,都太重而无法飞到6.5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因此都易于被苏联拦截。由于此前中情局的菲利普·斯特朗已经告诉多诺万，洛克希德公司已经设计了一款轻型的高空飞机，多诺万因此跟情报系统小组报告说，这样一种飞机已经在开发进程之中。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贝克因此敦促多诺万去洛克希德公司对这种新的设计进行评估。但多诺万的这次去洛克希德公司的行程一直拖到夏季的8月份。

1954年8月2日下午，多诺万与曾在空军服役的老熟人、时任洛克希德副总裁尤金·鲁特见面。凯利·约翰逊设计师参加了这次会见，并向多诺万介绍了CL282设计方案。多诺万本人终生热爱滑翔机，他马上认识到CL-282设计是一种能够达到他认为要执行成功侦察苏联所必要高度的喷气式滑翔机。

多诺万1954年8月8日回程后，向情报系统小组主席詹姆斯·贝克进行了汇报。1954年9月24日，情报系统小组在康奈尔航空实验室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多诺万的报告。不过，埃德温·兰德和斯特朗等数位成员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多诺万首先强调，高空侦察机需要飞到7万英尺高空以上，这样才能安全，免于拦截。他继而提出，高空侦察飞机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要求：单引擎、滑翔机机翼，以及结构性低负荷。多诺万强烈地支持单引擎飞机，因为这种飞机更轻，而且比多引擎更可靠。尽管双引擎飞机理论上能够依靠仅仅单一引擎返回基地，但是多诺万解释说，这只能在相当低的高度约3.4万英尺才能做到，而这一高度必定会被击落。多诺万强调的第二个基本要素是滑翔机机翼，从技术角度说，即大展弦比(a high-aspect-ratio)、低诱导阻力(lowinduced-drag)机翼。第三个基本要素，即结构性低负荷，这对于减少重量以达到最大高度是必要的。 多诺万坚持认为，要达到7万英尺以上高度，唯一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CL-282方案，因为它基本上是一架翱翔机。在多诺万看来,CL-282不需要满足一架战斗机的要求，因为它可以在苏联战斗机以上的高空安全飞行。

多诺万的观点使空军情报系统小组确信了CL-282方案的价值，情报系统小组向空军报告，但空军将领在1954年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并已经致力于马丁公司的RB-57与贝尔公司的X-16。因此，到1954年,CL282方案虽然得到一些重要支持，如情报系统小组成员以及空军内部一些高级文官如加德纳等的支持，但他们无法给CL-282方案提供政治支持和建设资金。而且，在1954年苏联的“野牛”引发“轰炸机差距”讨论之前，在美国政府方面，似乎对苏联威胁的感知还没有那么紧迫，高空越境侦察的动力也就显得有些不足。 k52Hxh0w1obNTx7XGolVxi2VtrhjruasbcDQSEr/AS1dfKO26SoEbu2oJLuemcK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