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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威丹，一作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1902年留学日本，投身民主革命，次年回国加入爱国学社。
在爱国学社，章太炎与邹容、张继、章士钊意气相投、过从甚密，四人约为兄弟，常常聚会，纵论天下。邹容倜傥不群，但对章太炎一见倾心。章太炎这一年35岁，邹容年方19岁，两人相见恨晚，成为忘年之交。邹容封章太炎为东帝，自称西帝，平日称章太炎大哥，自称小弟。
邹容在日本时，编写过一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凡两万余言。邹容在《革命军》一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在爱国学社期间，邹容对《革命军》进行了修改，并请大哥章太炎为之润色。章太炎对邹容说：“革命的文字应当使人人易解，这本书还好，不要改的。”章太炎一字未改。
章太炎一遍又一遍地朗读邹容的《革命军》，读到动情处，忍不住拍案叫好。他对邹容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
邹容
邹容请章太炎为《革命军》写一篇序，章太炎慨然应允。章太炎于是撰写《序〈革命军〉》一篇。在这篇序里，章太炎提出“革命”与“光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章太炎说：“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
邹容当时缺乏印刷资金，章太炎与黄宗仰四方奔走，设法筹措了资金，交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出版。1903年6月9日，《苏报》发表章士钊的文章《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接着，《苏报》又发表了章太炎的《序〈革命军〉》。
《苏报》于1896年在上海创刊，报馆设在汉口路20号，主编胡璋，是上海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份报纸。经过《苏报》的宣传，《革命军》一书不胫而走，风靡一时，数年中重印20多次，印数达到100多万册。
庚子之变后，康有为接连撰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说明立宪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中国万万不可行革命。章太炎阅读了这些小册子后，义愤填膺，在为《革命军》作序的同时，挥笔撰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政论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说，满清王朝严重阻碍中国发展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因此必须要推翻。章太炎斥责光绪是一介孱夫，说“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指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人保国保民保天下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写成后，章太炎托广东人沙耳公带至香港转寄新加坡交康有为。康有为是否收到，不得而知。在寄信的同时，黄宗仰出资将此文以《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刊印发行。1903年6月29日，《苏报》刊登了此文的摘要，题目改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通过不同的方式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为邹容的“中华共和国”摇旗呐喊；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痛斥光绪皇帝；又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合写《驳〈革命驳议〉》，呼吁革命。章太炎的这些文章先后刊载于锋芒毕露的《苏报》。
《苏报》文章的作者们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拔刀提剑，欲与大清王朝一决雌雄。这些文章称“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对学生说，“望诸君自重，诸君壮胆，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燕市之月，易水之风，敢为诸君祝曰：中国万岁！中央革命万岁！”
文章鼓励学生“撞自由钟、树独立旗、杀皇帝、倒政府”。文章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文章鼓吹以暴制暴，“今者断头台上，黄旗已招n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誓不休，壮哉杀人！”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勇形象跃然纸上。《苏报》的许多文章即使今天重读，亦令年轻人读后热血沸腾。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鲁迅先生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