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到上海后,受到梁启超和汪康年的欢迎,被安排在《时务报》任职。《时务报》是维新派的喉舌,每10天出版一期。1897年2月22日出版的《时务报》刊登了章太炎出任撰述后的第一篇时评文章《论亚洲宜为唇齿》。3月3日,章太炎在《时务报》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章太炎的两篇政论文章洋溢着一股豪情与冲动,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走出书斋的章太炎,以忘我的热情投身于火热的改良主义运动。章太炎与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却常常意见相左,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改良与革命的问题。章太炎认为,康有为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是难有出路的。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使馆幽禁,一时间海内外哗然。章太炎阅报时得悉其事,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孙逸仙其人。他问梁启超“孙逸仙如何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听了,心甚壮之,暗暗引为同志,说:“窃幸吾道不孤!”他发现康有为、梁启超既反对革命,也反对正在进行排满革命的孙中山,对孙中山多有诋毁,为此愤愤不平。
一天,康门弟子麦梦华在《时务报》里热火朝天地大肆吹捧康有为,章太炎听不下去,就说:“康有为能与孔子比吗?”麦梦华恼羞成怒,抓住章太炎就打。章太炎毫不相让,两个人抱打在一起。混战中,章太炎打了梁启超一个耳光。康门弟子见梁启超被打,对章太炎大打出手,场面非常混乱。从口水仗发展到拳头仗,章太炎只能选择离开。
1897年4月,在《时务报》工作了才几个月的章太炎告别了报社,从上海回到西子湖畔。这一年的下半年,章太炎连续发表10余篇论文,鼓吹变法维新。
1898年2月,章太炎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章,以十分谦恭的语言提出“联日抗欧”的外交建议。这是章太炎第一次给朝廷大臣李鸿章上书。章太炎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日本充满了幻想,对李鸿章充满了歌颂。甲午战争以后,国人对日人侧目而视、恨之入骨,章太炎在信中却主张摈弃一切在中国学堂、开矿、筑路等部门的所有欧洲顾问和技术人员,而一律改聘日本人。为什么呢?章太炎说,因为日本与中国属于“同种之国”。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夹在胶州湾和旅顺之间的威海卫已成为腐肉朽骨,与其让德国或俄国占领,不如让给日本;与其让日本来夺取威海卫,不如我们主动送给日本。主动送给日本,至少能够得到日本的好感。只要对中国有益,即使向日本乞怜又何妨。
章太炎对日本的想法与当时国人完全不同,实在是令人十分奇怪的。此时的章太炎既没有到过日本,也没有到过俄国,更没有到过欧洲,他对日本、俄国和欧洲只有书本上的些微了解。他对日本的爱及对俄国和欧洲的恨都是莫名其妙的。
1898年的春天,章太炎接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张之洞是封建主义坚定的卫道士,他反对今文经学,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言论嗤之以鼻。他准备筹办一份《正学报》,宣传《劝学篇》的观点,同时打击康有为、梁启超的议论。在物色《正学报》的人选时,张之洞的幕僚推荐了章太炎,称章太炎是年轻有为的古文经学家,又是坚定的维新志士,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章太炎兴冲冲地从上海来到武昌,进入《正学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正学报缘起》和《正学报例言》两篇文章,阐述办报宗旨。《正学报》问世后不久,章太炎就发现了《正学报》将他当枪使的真实意图。张之洞及其幕僚们表面上赞同维新,实际上反对社会改革。
在《正学报》期间,章太炎常常与张之洞幕僚梁鼎芬、钱恂、王仁俊等高谈阔论。有一次说到《春秋》,章太炎就题发挥说,《春秋》主张“弑君”,国人如果觉得国君不好,可以把他杀掉,这是替天行道,没有什么不对。梁鼎芬问章太炎,康有为想做皇帝,有没有这件事?章太炎冷笑说,“我只听说他想当教主,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他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章太炎惊世骇俗的一番话把张之洞的幕僚们吓得不轻。梁鼎芬等闻言后即密告张之洞,说章太炎不仅口无遮拦,而且直呼皇帝名字,还说什么“人皆有帝王思想”一类的话,实乃心术不正。张之洞接获密报后,非常恼怒,曾当面指责章太炎大逆不道。章太炎引经据典,认为自己没有说错。张之洞与章太炎的蜜月瞬间就结束了。
章太炎与梁鼎芬等交恶,终于再一次发展到大打出手。一天,章太炎将洋洋六万余言的《排满论》交梁鼎芬审读,梁读罢此文竟怒不可遏,高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梁鼎芬命人用轿棍将章太炎饱揍一顿并立即轰出报馆。章太炎在《正学报》仅仅一个月时间,尚未食得武昌鱼,便十分郁闷地东下上海了。
章太炎回到上海,一时没有合适的去处,一边读书颂经,一边密切关注着时局。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章太炎闻之非常兴奋。6月,北京传来了更令人兴奋的消息,光绪皇帝于6月11日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章太炎高兴了没有几天,9月21日北京传来了政变的消息,慈禧太后扼杀了维新运动。此后从北京传出的消息令章太炎目不暇接:光绪被囚禁于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章太炎从震惊到迷茫,继而变为愤慨,他连夜撰写了《祭维新六贤文》,热情讴歌为变法而献身的六君子。
康梁事败,清政府通缉多人,章太炎的名字赫然在目。在好友的帮助下,章太炎避地台湾。章太炎到台湾后,被《台湾日日新报》聘为特约撰述。章太炎放下简单的行李,立即以笔作枪,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矛头直指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以及袁世凯、张之洞之流,同情康梁及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日本期间,创办《清议报》,继续鼓吹变法改良,攻击慈禧,拥戴光绪。有人撰文对此责问,章太炎撰写《答学究》一文,诘问这些非难者,交康、梁发表于《清议报》,对康有为、梁启超表示支持。
康有为看到章太炎的文章后非常感动,致信章太炎,对章太炎在危难中仍然支持变法深表感谢。章太炎接信后,立即复书一封,即《康氏复书》,将康有为来信与《康氏复书》一并刊登于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章太炎在文中表示,他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笔锋犀利,但是晦涩难懂,不仅日本人难懂,连台湾人也说难懂。章太炎在台湾期间,亲眼看到日本官员压制中国百姓,于是撰写文章予以披露,赢得中国百姓的叫好之声,却引起台湾总督的关注。《台湾日日新报》社长守屋善兵卫被台湾总督狠狠地训诫了一番。守屋善兵卫怒气冲冲地来到章太炎寓所,让章太炎立即滚蛋。章太炎一笑置之,自言自语地说:“名为善兵卫,竟是恶兵卫!”
梁启超写信给章太炎,邀请他到日本。接获梁启超的邀请后,章太炎十分高兴。他在台湾无亲无友,无依无靠,因此倍感寂寞。守屋善兵卫发出驱逐令,他并不介意,决定立即东渡日本。
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在基隆登上一艘开往日本神户的客轮,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4天以后,章太炎搭乘的海轮靠上日本神户码头,这是章太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在日本,他受到梁启超等人的热情接待。梁启超为《时务报》报馆发生的那一场武力冲突向他表示道歉,章太炎十分感动,与梁启超等尽释前嫌。
1899年6月,章太炎在横滨梁启超家中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他们“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孙中山对章太炎说,排满“即浴血之意”,章太炎闻之极为赞赏,认为“可谓卓识”。因为初次会面,章太炎没有与孙中山深谈,但这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章太炎回忆说:“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7月17日,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回忆说:“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章太炎既钦佩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同时又与改良派的首领康有为、梁启超交好,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1899年8月底,章太炎秘密从日本潜回上海,9月再由上海回到浙江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