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要研究我们国家民族在二十世纪这百年来文化教育的问题，就需了解推翻清朝而称共和民国到今年，还只九十五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年，还只八十八年。如果按照传统古老的观念，以十二年为一小变数，称之为纪；以三十年为一大变数，称之为世。那么，在这九十余年间，小变八纪，大变有三世而已。
借用这个数字来说民国以来文化教育的衍变。我们必须要知道，由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这一阶段，国内正处在军阀割据、互争权力的内乱时期。无论在地方或中央，除了少数留洋（多数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之外，大体上仍是前清遗老，或是趁机而起的投机分子。这个时期在上位的当权执政者，都是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出身的人士。领兵割据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北洋系所办“保定军校”的学生，极其少数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人。至于下级军官，大半是在清末民初各省所办的初级军士学校出身；各省名称不一，有称为讲武堂的，有称为武备学堂的，也有称为陆军小学的，甚至还有在军队中自办的弁目学堂等。大家试想，在这样的局势中，只有古语可以形容它的大概了，那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而且当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教育更不普及。初期在北洋政府时代的一二任教育总长，和后来改称的教育部长，也正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曾有暇为国家民族的教育定出百年大计而精思擘划呢！即使有心，亦无先知远见，谁知半个世纪后的天下变化大势啊！
当时全国只有一个著名大学，就是由清廷的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各地的公私立中小学还正在萌芽。唯一受人注视的，就是新办的法政学校与北京师范学校；因为法官和教师，不可能由军人完全包办。除此之外，各省各地也有少数民办师范学校和高等小学，其目的，都是先以普及教育最为重要。至于其他各地的地方首长，先有称为督军的，后有称为省长的，也有从清末举人或秀才出身的书生扮军阀的，都不少见。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如果是提过考篮、中过秀才的，那就视为特殊人才了。少数新毕业的大学生或留洋回国的学生，也只好在军阀的帐下，依草附木存身而已。
凡此等等，都是我童年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亦自少要习武，要进军校，意在纵横天下，据地称雄；同时也想研究政治和法律，以求治平。到了国民军北伐的时期，有一位举人出身的老师还对我说：什么军事北伐，那是虚晃一枪，没有用的。其实啊！军事北伐是空言，政治南伐是事实。我就问什么是政治南伐？他说，你还年轻，你看到吗，他们抢到了天下，懂得什么民政啊！所谓刑名（即法治的刑律和民法），所谓钱谷（即经济、会计、统计），他们懂吗？还不是靠一班清末遗老来办公撑场面啊！你们年轻，骂清朝贪污、腐败，割地求和、丧师失土。我看啊！照这样下去，将来的这些情形，比现在还严重。所以我告诉你，这便是政治南伐。这一番话，真把我当时听呆了，心里念着古文：“其然乎！其不然乎！”我的天哪，中国的苦难还有多久才完啊！
到了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外患内乱，还正在纷纷扰扰之中。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等，鉴于中国过去历史上非武功不足以统一的经历，正如杜甫诗所谓：“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便在他到北京之先，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欲以现代崭新的军事教育，收拾北洋旧军阀们的恶势力。稍后，在文治思想方面，又开办了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国民党党校，以配合随军北伐的政治工作。但以当时交通和信息的困难，又加上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老观念，全国青年，要艰难到达广州进入这两所革命大本营的学校，实在很不容易。尤其家族中人深怕子弟到广州参加革命，那是杀头的事，多半阻止不前。所以对第一、二、三期的黄埔同学而言，谁也没料在一二十年后，就跻身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资兼党政军三合一的文武重任，更借此而接替了保定一系老一辈的权力，岂非异数。
讲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提前插进一桩有关“黄埔军校”史料的一件事。时在一九八四年秋天，当时我情不得已，正值要离开台湾赴美国的前夕，“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资深同学萧赞育（化之）兄（湖南邵阳人），特别约我和他两人在台北一个咖啡厅见面，他对我说：“时事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一件重要的心事，要想请你帮忙代办了。”
他说：黄埔同学有一笔经费，由我保管到现在，我也年纪大了，又不能随便交托给人，大家正想编著一部黄埔同学的史实，我再三思维，只有你才能担当此任。我想把这一笔经费和这个任务，交托给你办。我听了便说：此事最好由令弟萧天石兄来做（他是黄埔第八期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他便举手阻止我说：“君才……”我听到这里，也立即举手阻止他说：“我知道你在引用刘备在白帝城对诸葛亮说的话：‘君才十倍曹丕。’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一、我如答应了你，此事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我实在力不从心。二、第一期的前辈同学，还有几位在台湾，也许另有想法。三、我再直截了当地说，此事叫我下笔很难，因为修史要直言无隐。你知道宋儒张南轩，是南宋名将张浚的儿子，宋史上的张浚传，是和他主笔有关。但张浚对处理岳飞的事很有意见，因此古人说‘为有南轩下笔难’。黄埔先后期的长官、教官、同学那么多，是非功罪，各有千秋。这个任务，我实在不能接受。”
最后，我告诉他，我也正要出走番邦以避地了。他听了我最后一句，目瞪口呆，几乎有泫然欲泪的样子。我也为之动容而深感难过。他是一个笑不露齿、木讷寡言的诚笃君子，他和邓文仪等素来担任政治工作有年，到台湾以后，他从中将转任立法委员。而且他受过校长的训斥，曾经命令他到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去进修一段时间。而我与马先生又是师友之间的交情。所以当时临别握手，彼此极其依依。这件个人的小故事，好像和本题无关，其实，“道是无关却有关”，亦不必细说了。
换言之，在民初到抗日战争开始的三十年间，我们的文化教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还在“军政时期”。他那时所说的“民智未开”，是说国人文盲太多，对于民权和民主，实在还没有个人自主的思辨能力，故要先求军政的统一，所以叫“军政时期”。同时，要积极提倡教育的普及，使大家明白真正的民主是什么，这便叫作“训政时期”。所以在这个阶段，随军所在的政治工作，也就到处办“民众识字班”，张贴大字的“壁报”，借此以开发民智，以补公私立学校教育的不足。这种“壁报”，也就是后来诸位所讲的“大字报”的前身，有民间文艺，有民意言论等等。当然，我所说这一时期，也有人叫它是大革命时期，是两党合作阶段的先后期，各地所谓“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的成立，“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等的宣传推广，都在这个时期。
在这同一时期，外侮“蚕食”的侵略，与清末差不多，压力甚大。列强敌国的日本，随时都在施展“鲸吞”的外交手段，并非只求“蚕食”了。在这种时局情势之下，整个国家民族都处在寝食难安的状态中，异常紊乱，所以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可想而知就更无余力能及了。祸患随之而来的三十年中，又有两党分裂，两党中党内有党，党内又各自有派系，而且党内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外来的学说和传统固执的意识，也随之莫衷一是，紊乱如麻。
这时正反两派，口诛笔伐的地盘，大多在上海一隅和香港，这两地几乎足以代表了全国。因为上海还有英法等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香港还是英国的租借地，可以借此以避祸害。所以在民初三十年间，一切正反派的言论报刊，都以上海、香港为革命或反革命的温室基地。
接着便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发生，对日抗战的战火点燃了，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撤到大后方的重庆，将全国分为十二个战区，全民奋起而抗日。
这些现代史的事故，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但细说其详，也非易事。至于这十二个战区的司令将官，大多仍是如前面所说，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人物。因为人生际遇的不同，后来多位都与我有友生之间的关系。所以其中的得失是非，颇难细说了。
抗战期中，无论普通大学或中小学，除了在沦陷区之外，大部分的学校成员都变为随政府迁移到大后方的流亡师生。有的或转入“战干团”等进行各种战时军训教育，名称不一。这种流徙播迁文化教育的情形史无前例，我也几乎是亲身经历并目睹耳闻。
例如大学方面，在西南的，就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西北的，就成立了西北联大；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和望江楼的，便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朝阳大学”等；在四川本土的，如“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全国的老少菁英聚集，也可算是济济一堂，际遇特殊了。
至于在东南、西北各地，以及全国的中小学生，随学校流亡迁移，寸步维艰而到战地后方继续求学，那一幕幕的景象，一点一滴的艰辛血泪，也是史无前例地说之不尽、知之难详。
那些学生在流亡途中，自身背着书包、小板凳，随地上学，他们用的课本，虽然纸张不像纸张，装订不像装订，却又是哪里来的？这就使我要讲后来在台北街上摆地摊出租武侠小说的一位朋友宋今人。他在战时，担任“正中书局”的重要人物，负责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时战地的课本，虽然是粗制滥造，但他眼见青少年的爱国壮志，为了职责所在，他尽了无米之炊的最大供给能力了。所以我很佩服他，也为大家所不知而感激他。他到了台北，不向任何机构报到，不去求人，自己把随身所带最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摆地摊出租，维持最低生活。同时又发动同好写武侠小说，后来他就成为出版武侠小说的老祖师，这便是我给他的封号。因此我也戏笑他们为凭空捏造、乱了中国武侠文化的罪人。他们答复我说：“那大多是从你著作佛道两门的书中所启发的，我们对武术一无所知，只好写左手打右手，捏造从无到有的武功啊！”
为了保存文化，我把手边仅有的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叫他翻印出来，以免绝版。我们两人还笑说，把梁先生的大作，交给出武侠小说的“真善美出版社”来印行，也是大变乱中的奇事。因为我怕前辈者的心血，就此丧失在乱离之中，未免罪过。
我们所谓对日圣战的“八年抗战”，正是前面所说民国成立的三十年阶段，也就是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从来便是中国的一个大省，共有一百多个县份。其实，四川有东川、西川的界别。成都是西蜀四川的首府，也是省会；重庆，是川东的重镇。可是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兴起，全国还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内乱初定时期，无暇西顾。而在四川境内这二三十年中，各派系的军阀，拥兵自重而互争地盘，如同全国缩小型的内乱。谚语相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我在一九三六年的初冬到重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到成都，随时可以看到沿途的饿殍。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地方军阀们已经预行征收全省的苛捐杂税到民国一百年了。秀丽雄伟的山川，对照一副悲切切民不聊生的情景，当场的心境，只有无语问苍天。
当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再迁重庆，作为抗战的根据地，在文宣的名义上，便称重庆为“陪都”，这是中国文化正统观念特定的用语。
可是进四川，到重庆，就这么容易吗？不然！当时整个四川，由大军阀吞并了小军阀而存在的军头，还有好几个。名义上接受中央节制而任省长的是刘湘，在川边新建省的西康省长是刘文辉。其他如邓锡侯、潘文华等，都不甘心听命于刘湘，更不诚心臣服于中央。川东的重庆，则是老军头杨森的地盘。当时为了国家对日抗战，要杨森让位做抗日根据地，虽亦经过一番周折，但他毕竟深明大义，可以说是川军将领中值得赞许的人物了。因此，你就可想而知，在这八年抗战的时期，要粮、要钱、要兵，如四川这班老军阀们，真肯甘心输诚吗？
抗战时期，四川重庆的内幕是如此。那么，其他各地呢？内在的形势也差不多。只是不明内情的不知道，所谓无知的老百姓，毕竟是善良的，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西藏、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主脑军头，一言以蔽之，都是各怀二心，意存观望。谁也不愿以自己的全部实力投入战场，都不甘与强敌同归于尽。但是我们终于把日军的战线拉得这样长，把自己本身的战区也划分为十二个。若有意，若无意，抗日战争的坚挺苦忍，硬拖了八年。这真是历代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可以大书特书的奇迹。
现在为了诉说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免稍微牵涉每一时代的情况，不可离题太远，所以只略作交待。我在少年时读书，大家经常会戏说一句成语：“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因为身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而又比较略知内在的形势，然后翻思唐史，才知道郭子仪的恢复两京，真正可说是千古表率的榜样，谈何容易。
唐朝在安史之乱时，玄宗出走，长安失守，各方藩镇尚且拥兵自重，坐以观变。唯有郭子仪一接到诏令，立刻带领自家十八骑的老兵上马，一路走，一路招收散兵游勇，随即成军，而赴前敌；终于收复两京以后，他便又潇洒痛快地交出兵权，优游于富贵林下。这便是读书贵在明理，学以致用，并非只是为做官或赚钱。可惜在我们八年圣战前后，为国家，为民族，能艰危受命，功成身退，提得起、放得下的并不多见。这都是数十年来军政教育的败笔，值得后人借鉴。
读书、学史，由现实的经历而体认学理，这是读书明理的实践经验。我每在行年九十的迟暮生命中反思，有时真会伤感一生的遭遇，有时却也庆幸一生的际会。例如，讲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往事，由幼闻推翻清朝到眼见北伐，继而亲身自历八年抗战的过程，等于实践了历史记述上的变乱和大战争实况。因为牵涉太大，并且不是本题主旨，只是略说其大概幕影而已。
有两件重大的事故，必须告诉大家以及后人，备作重要决策的参考。大家须要知道，我重复述说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八年抗战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局者在战前及抗战期中，自己触犯了历史中难定其是非的过错。那是什么事呢？一，是内政上实行保甲制度。二，是军政上实行征兵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历史上强国的典范：一是从周朝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度而来；二是在春秋时期管仲用以辅助齐桓公称霸；后来商鞅亦据此帮助秦国而使之富强。
书多读有用，但书读多而不知变化运用之妙，反而有害。从周朝建国，以及管仲的霸齐、商鞅的强秦，那都是社会变革形势初定的革命时期。犹如在残破的废墟上，正是需要开始建设的时候，当然是事半而功倍。但用在天下未定或安而不安的时代，如东汉时期的王莽改革新政，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那便完全是适得其反了。
可是在抗战前后的当局者，先即在全国实行保甲制度，成立乡镇公所，下辖保长和邻长，遴选农村地方社会上的人士，担任乡长、镇长、保长、邻长的任务。这在理论上很像民主的先驱，但在事实上，一切皆由农村社会强有力的特别分子所把持，逐渐形成农村地方恶势力的膨胀。甚之，到了抗战后期，更有各乡镇联保制度的产生，地方恶势力者，有的当上了联保主任，那种作威作福、鱼肉善良懦弱民众的作风，实在非常可怕。于是，真正的民怨沸腾，并统统归罪于最高当局了。
接着，抗战军兴，兵源确实成最大的问题。于是就废除募兵制而提倡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当然事先也经过审慎的研究讨论，如当时的知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杨杰、史久光等人，皆曾参与讨论，各有专文。但终于决定实行征兵制，借以充实兵源，作长期抗战的决策。独子的家庭，当然可以免除兵役；一家三子，先抽一个服兵役，再从剩下的二子中抽一服役。各省设立军管区，主管称司令。省以次的有师管区司令，有团管区司令。这在当时民智尚未尽开的中国，一边是日寇侵掠，已是家破人亡，鸡飞狗跳；一边又是抽壮丁服兵役，等于家庭破碎。有钱有势的，便出钱买兵痞子来冒充替代；无钱无势的家庭，为了逃避兵役而被追捕的，便等于强行拉壮丁充军，那种景象，比起杜甫的《兵车行》所说“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还更悲惨。
乡保长，正是抽壮丁、服兵役的基层执法人员。秉公执法，就得罪于乡里，演变成仇恨。稍存偏私，便厚此薄彼，更加怨结。征兵制的抽壮兵，与卖兵痞冒名顶替的逃亡情形，互相矛盾，终于形成天怒人怨，加重乱源。这是抗战时期的实况，足为鉴戒。
其实，保甲制与征兵制的本身，应该属于善政，只是在行政的运用上，首先要把握时与位的关键。更要知道渐变与突变的要点。时代与社会的转型，是形势的趋向。一个大小的国家，在时代形势的转向中，必须先要了解自身所处的本位。我们的国家命运，在这一百年的大变革中，自身冒犯了突变的失误太多，这就值得在文化教育上深切反省检讨了。
例如保甲与征兵两个制度，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后，用之于台湾方面直到现在，虽经稍加修整，但并无如抗战时期的缺失。
一、台湾省人民经受日本管制统治五十余年，已经比较惯于守法。接收光复之初，把这两种体制，照例用在当地，自然没有什么新旧变革的不同，认为这就是国家的体制，当然就安之若素了。
二、台湾地区，在清末，只是福建省行政体制的一个厅。等于是抗战时期江西赣南的一个行政区。地小，人口不多，自然容易施政。后来又经法律规定，到了法定年龄，人人均有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生来不健康，或有特殊残疾者，皆一律平等，没有话说。至于所谓“二二八”事变，开始是因小市民对烟酒公卖的反感，一经闹事，便受潜伏在台的日本浪人与别有野心者的怂恿，所以酿成祸变。这与保甲、兵役两制无关。
但法久弊深，邻里乡村保甲的体制，到现在已成为民主选举的重要“桩脚”，为票选胜负的基本影响，仍然属于农村社会中强有力者所可左右；不过，流弊还未太深而已。至于受过教育的大专学生，必须要受军训，服满兵役，方可出国留学，亦已养成惯例，不足为异。只是高层次学历的知识分子，在受军训时，对于政治意识，便另有观点，并不如已往的普通士兵们容易统率了。例如一个学生服完兵役回来，便说“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样的问题，就非只靠军训教育中必须绝对服从的教条所能解答了。这也便是文化教育上的大问题，颇难预期。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史上，我们所谓的抗战，是指一九三七年起，日本发动九一八及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我国，因此而使全民奋起反抗。但从人类的国际史来讲，先由日本发起侵略中国，同时也是日本先与德国取得默契，终于互相同盟，由德国发动对欧洲的侵略战争，就此而展开分为东西两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应对全民长期抗日战争，我们将抗战的根据地定在重庆，同时将代表全国中央的国民政府也定都在此。除了已被日本侵略占据的沿线城市地区称为沦陷区之外，全国任何地方，都是前线的后方，并非只有重庆才是大后方。概括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西康、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是整个的大后方。但在人们习惯的观念上，都只把中枢所在地的重庆，视为是代表自己的大后方。于是不愿沦陷于敌区者，都竞相奔走聚集，尤其是四川的重庆、成都各地，成为战时人才荟萃之地。当时对人力、物力、粮食、资源等，负担最重，出力最多者，当然莫过于四川，由此也可见古称“天府之国”的名副其实了。有一位川军老将领还对我说，有人担心川军不可靠，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也有此想法。蜀中有一位书生写了两句诗献给他说：“君王切莫忧巴蜀，称伯（霸）由来非蜀人。”听了他的语意，彼此会心一笑。
我在八年抗战时期，经常往来于成都、重庆各地；过后思量，正是因此际遇，才结识了平时仰望难及的老一辈学者名人，交游新一辈的留洋学者，还有失意名宦，以及草莽英雄，乃至川军下野的将领，彼等大都成为忘年之交的好友。因此，有人笑我是年纪轻轻、辈分老大的小子。如果我会写小说，夸张一点来讲，可写一本现代的游侠传，或新的《儒林外史》，乃至宗教人物志。可惜我没有写文章写小说的天才。但我也常对同学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不够，要再加一句，“交万个友”，才可体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名言内涵。这和人生的文化教育看似无关，却很重要。日本投降以后，大家忙着“复员”，还乡接收，我还在云南多留了一年，体会昆明与大理之间的史迹。
二〇〇六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