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问：

我要提到的是昨天晚上的内容。在讲座的最后，荣格教授讲到了较优势和较劣势的机能，并且说思考型的人会以一种古老原始的方式使用他的情感机能。我想知道：反之亦然吗？情感型的人，当他想要思考时，会以一种古老的方式思考吗？换句话说，思考和直觉是比情感和感觉更优越的机能吗？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从讲座中的某些地方获悉，感觉是最劣势的有意识机能，而思考则是更优势的。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这样，思考好像就是比较优异的。教授——不是这里的这位教授——在研究中所进行的思考，不但他自认为是而且也被认为是最优越的，高于“有时我坐着思考，有时我只是坐着”的乡巴佬。

荣格教授：

我希望没有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我曾把某种机能作为优选物。特定个体的显性机能始终都是最具辨别性的，而这可以是任何一种机能。我们根本没有一种评判标准，据此来认为这种或者那种机能本身是最优的。 我们只能说，个体的辨别机能是最有利于适应的，而优势机能被排斥的人，因受到忽视而处于不利地位。有些现代人说直觉是最优势机能。爱吹毛求疵的人偏爱直觉，直觉就是优等的！感觉型的人总认为别人非常低劣，因为别人不像他一样真实。他是真实的家伙，其他所有人都是荒谬的、不真实的。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优势机能是世界之最，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极具盲目性。想要认识我们意识中实际的机能次序，严格的心理批判必不可少。有很多人相信，世界的各种问题是由思考决定的。但是，离开了全部四种机能中的任何一种，就不可能有真理被确立起来。当你对世界进行了思考之后，你只是认识了它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或许会与你为难。

埃里克·斯特劳斯博士：

荣格教授说过，语词联想测试只是人们能够借以研究个人潜意识内容的一种方法。在他举出的例子中，被展示的素材确实是病人有意识心灵中的素材，而不是其潜意识中的。的确，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找潜意识素材的话，就不得不更进一步，让病人对异常反应进行自由的联想。我对关于词语“匕首”的联想有些看法，在那里荣格教授非常聪明地呈现出了那个有关不幸意外的故事。它确实是在病人的有意识心灵中的，但是，如果词语“匕首”产生了潜意识联想，我们或许会——如果我们受过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假定它是与潜意识阉割情结等类似东西相关的。我并不是要说它就是如此。但是，我确实不理解在荣格教授说联想测试是为了设法了解病人的潜意识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在今晚给出的病例中，它的确是被用来了解潜意识的，或者是被用来了解可能会被弗洛伊德称为前意识这样的东西的。

荣格教授：

如果你能对我讲的东西更加留意的话，我会非常高兴。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潜意识事件是非常相对的。当我对某种东西是潜意识时，我只是相对地对它潜意识，在某些别的方面，我或许会了解它。个人潜意识的内容在某些方面是完全能意识到的，但是，在特定状况或者在特定时间里，你却不能认识到它们。

你怎样能确定事件是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呢？只有靠问别人。我们没有别的标准来确定某物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你问道：“你知道你曾有某种犹豫吗？”他们回答道：“不，我没有犹豫。据我所知，我的反应时间相同。”“你意识到有某些东西干扰了你吗？”“不，我没有。”“你没有回忆起你曾对词语‘匕首’做出的反应吗？”“一点也没有。”这种对事实的无意识是常有的事。当我被问到是否认识某个人时，我可能会说不认识。因为我没有回忆起他，所以就没有意识到我知道他。但是当我被告知，我曾在两年前见过他，他就是曾做过某某事的某某先生时，我就会说：“当然，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但是我确实不认识他。个人潜意识的所有内容都是相对地处于潜意识的，即便阉割情结和恋母情结也是如此。在某些方面它们是完全为人所知的，尽管在别的方面它们是处于潜意识的。潜意识的相对性在歇斯底里病例中非常清晰可见。你会很经常地发现，某些看似潜意识的东西，只对医生是潜意识的，而对护士或者助手则或许并非如此。

我曾在柏林一个著名的诊所巧遇了一个有意思的病例，一个患有脊髓多重肉瘤病的病例。因为做出诊断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神经症专科医生，所以我对此诊断感到有些担忧，但是在询问了既往病史之后事情就搞清楚了。我询问了症状从何时开始，并且了解到：她的症状是从她唯一的儿子离开她而结婚的那天晚上开始的。她是一个寡妇，很明显深爱着她的儿子。所以我说：“这不是肉瘤病，而是普通的歇斯底里症，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证明。”那个教授对我的智力匮乏、不够机敏，或者我自己不明所以的某些东西显得极为厌恶，所以我不得不走开了。但是有人却在街上追上了我，原来是护士，她说：“我要谢谢你，因为你说那是歇斯底里症。我也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埃里克·格雷厄姆·豪博士：

我想回到斯特劳斯博士所讲到的内容上去。前一天晚上，荣格教授只用了寥寥数语就向我们做出了证明，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话能够被大家理解清楚。我非常想知道，如果你把联想实验用在“神秘的”或者“第四维度”这些词语上面，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你会有一个较长的延迟期，并且每次它们被提到时，你都会有很强烈的激动。我力主回到第四维度上去，因为它是帮助我们理解的一个必要的关键环节。斯特劳斯博士使用了“潜意识”一词，但是据我对荣格教授的理解，这种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种依赖于意识相对度的相对的潜意识。根据弗洛伊德主义者的看法，存在着一个地方、一种东西、一种实体，被称为潜意识。但是根据荣格教授的看法——这是我对他的理解——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荣格教授贯彻的是一种变动的关系观念，而弗洛伊德坚持的则是一种未涉及实体的静态的观念。明确来讲，弗洛伊德是三维的，而荣格在他所有的心理学中都是四维的。因此，我可能要对荣格的整个框架理论提出批评了，因为他给我们的是一种四维理论的三维表达，一种在功能上变动着的东西的静态表达。除非把这解释成是对弗洛伊德术语的混淆，你得不到其他的解释。我还是坚持认为，一定要对某些说法进行澄清。

荣格教授：

我希望格雷厄姆·豪博士不要太过轻率。你是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这样说。正如我解释过的，我想从一种最温和的立场出发。而你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置得当。你提到了四维度，提到了“神秘的”一词，而且你还告诉我，对这样的一些刺激词，我们所有人都会有一段很长的反应时间。你非常正确。每个人都会对这些词起反应，因为我们恰好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让心理学成为一种鲜活的东西，而不消解在静态实体之中，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点上，我与你的看法一致。当你把时间因素引入一种三维体系中时，自然就需要用四维的方式做出表达。在你谈到动态和过程的时候，就要用到时间因素了。那么，你也就因而造成了全世界对你的偏见，因为你使用了“四维的”一词。这是一个不应被提起的禁忌之词。对这些词你应该非常谨慎。你对心理的理解越深，对术语的使用也要越谨慎，因为它是被历史造就和定格了的。你洞察的心理学基本问题越多，接触到哲学、宗教和道德上的偏见也就越多。因此，对某些东西的处理一定要格外小心。

豪博士：

刚才那位听众可能会让您恼怒。我有一个草率的想法。您和我都不把自我当作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看作——三维框架的——四维中的自我。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在四维中运动的自我的范围有多大？”我觉得答案是：“宇宙自身。它包含了你的集体种族潜意识概念。”

荣格教授：

请重复一下这个问题。

豪博士：

四维自我的范围是怎样的？我不禁给出了答案：它和宇宙一样大。

荣格教授：

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对它的回答需要大量的认知理论。世界是我们的意象。只有幼稚的人才会认为，世界就是我们以为它是的那种样子。对世界的意象是自我世界的一种投射，即世界的内投作用。只有哲学家的特殊智慧才能出离世界的一般意象——在其中是静态的、孤立的事物。如果你出离了那种意象，就会在普通人的心灵中引发一场地震，而且整个宇宙都会震动，最神圣的信念和希望都会被颠覆。我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去引发人们的不安。这对病人没有好处，对医生也没有好处，或许对哲学家们会有好处。

伊恩·萨蒂（ Ian Suttie ）博士：

我想回到斯特劳斯博士的问题上去。我能领会斯特劳斯博士的意思，而且我想我也能理解荣格教授的意思。在我看来，荣格教授所讲的与斯特劳斯博士所讲的根本是两回事。斯特劳斯博士想要知道，语词测试如何能显示出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即实际上出离在心灵之外的那种素材。据我对荣格教授的理解，他意指的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用“本我”来意指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应该先把自己的思想界定清楚，以便可以对它们进行对比，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拿出来用。

荣格教授：

我必须要再次向大家申明：我的方法不是要发现理论，而是要发现事实，我告诉大家的，都是我用这些方法所发现的事实。我不可能去发现阉割情结，或者被抑制的乱伦情结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只会去寻求心理事实，而不是理论。恐怕你太过于将理论和事实相混淆了，而且你还可能会对此感到失望，即实验没有揭示出阉割情结或者类似的事实，而是证明阉割情结是一种理论。你用联想方法所发现的是一些明确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以往并不知晓，受测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同样也不知晓。我没有说他在其他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当你在工作时，会意识到很多你在家中意识不到的东西。同样，你在家中也会意识到很多你在办公场合意识不到的东西。在某些地方能够被意识到的东西，在其他别的地方却不能够被意识到。这便是我们称为潜意识的东西。我必须要再次申明，我们不能在经验上洞察潜意识，并发现阉割情结的弗洛伊德式理论。阉割情结是一种神话观念，但是却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发现。我们实际上发现的是某种以特殊形式归类的事实，并且我们还依据神话的和历史的类似物对它们进行命名。你不可能找到一种神话主题，而只能找到个人主题。这种个人主题，从来不会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出现，而只会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鲜活事实出现。但是，你能从中抽象出一种理论：弗洛伊德式的、阿德勒式的，或者别的形式的。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对世界上的事实做出构想，而且有多少对它进行构想的头脑，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论。

萨蒂博士：

我反对！我不对这样那样的理论感兴趣，也不关注什么样的事实能够被发现。我现在关注的是要有一种交流的方式，依靠这种方式，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别人在思考的是什么。为此，我主张我们的概念一定要界定清楚。我们必须清楚别人对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的理解是什么。至于“潜意识”一词，它正变得越来越为大家所熟知。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示例价值。但是，荣格却拒绝用弗洛伊德赋予“潜意识”的意义来理解该词，并且我们认为他是在弗洛伊德称为“本我”的意义上使用“潜意识”一词的。

荣格教授：

“潜意识”一词不是弗洛伊德的专利。很久以前在德国哲学中，康德、莱布尼茨和别的一些人都知道该词，并且他们每个人都给出了该词的定义。我很清楚，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潜意识概念，而我想要做的不过是说出我对它的理解。我并不是在贬低莱布尼茨、康德、哈特曼等伟大人物的贡献——包括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等人的贡献。我只是在解释我所理解的潜意识，并且我假定你们都知道了弗洛伊德对它的解释。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任务：以这样一种方式做出解释，以导致深信弗洛伊德理论并且偏爱那种观点的人颠覆自己的信念。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观点呈现出来，如果它能使一些人觉得它也是有道理的，那对我也就够了。对潜意识的一般构想是什么，我完全不在意，否则我就要对莱布尼茨、康德和哈特曼们理解的潜意识概念做出一番长篇大论了。

萨蒂博士：

斯特劳斯博士问到了你确信的潜意识和弗洛伊德确信的潜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否简单明了地介绍一下这一问题？

荣格教授：

格雷厄姆博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寻找的是静态的心理过程，而我则是在动态和关系上展开的。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确定的潜意识。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还未曾呈现于有意识心灵的东西。你可以对此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即为什么一事物在一方面是可知的，而在另一方面是不可知的。我给出的唯一例外是极度潜意识的神话模式，这一点我可以用事实做出证明。

斯特劳斯博士：

在把联想测试用于犯罪侦查和用于发现潜意识内疚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差别。您的那位犯罪分子，意识到了他的内疚，而且意识到了自己害怕这种内疚被发现。您的那位神经症患者，没有意识到他的内疚，而且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害怕内疚。同样的技术能够被用于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案例吗？

主席：

那个女人让孩子吮吸了海绵，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疚。

荣格教授：

我在实验上向你们展示这种差别。图7是联想测试中的一个简单的呼吸图示。大家会看到出现在刺激词后的四个系列的七组呼吸记录。这个图是许多受测者在中性和临界性刺激词出现之后呼吸情况的概括。

“A”给出的是中立刺激词之后的呼吸。刺激词之后的第一个呼吸受到了制约，而随后的那些呼吸大小是正常的。

在“B”中刺激词是临界性的，呼吸量明显受到了制约，有时超过一半的正常大小都受到了制约。

在“C”中的刺激词是同受测者意识到的一种情结相关的，呼吸行为出现在该刺激词之后。第一个呼吸基本上是正常的，而随后不久就会发现某种制约。

在“D”中的刺激词是同受测者没有意识到的一种情结相关的。出现在该刺激词之后的第一个呼吸明显比较小，随后的那些也在正常水平之下。

这些图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有意识和潜意识情结之间的反应差异。例如，在“C”中，情结是有意识的。刺激词触动了受测者，那里有一次很深的吸气。但是当刺激词触动一种无意识情结时，呼吸量受到了制约，就像在“D”1中那样在胸部有一种痉挛，以致几乎没有呼吸发生。这样，我们就对有意识和潜意识反应之间的生理差别有了经验上的证据。

威尔弗雷德·彼翁博士：

你对身体的古老形式和心灵的古老形式进行了一种类比。这是一种纯粹的类比，还是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呢？昨天晚上你讲的一些东西表明，你认为在大脑和心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一观点最近被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内容来自于你对一个身体失调者的梦的诊断。 ^[1] 如果那个病例的报道完全正确，它就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在这两种古老残余物的形式之间存在一些更密切的联系？

荣格教授：

你再次触及了心身平行论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据我所知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它超出了人类认知可及的范围。就像我昨天试图解释的那样，这两种东西——心理事实和生理事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共存的。它们同时发生，所以据我推断，它们对我们的心灵来说只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心灵绝对没有能力将它们一起思考，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两种东西。由于这两种东西的可能的同一性，我们必定指望着发现这样一些梦——它们与心理层面相比更侧重生理层面，就像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与身体层面相比更侧重于心理层面的梦一样。你提到的梦很明显是官能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官能表现”在古代文献中是很常见的。远古和中世纪的医生把梦用做他们的诊断。我当时并没有为你提到的那个人做身体检查，而只是了解了他的过去和梦，随后就给出了我的判断。我有过其他的病例，例如，一个年轻女孩患有一种可疑的进行性肌肉萎缩。我询问了她的那些梦——两个非常有趣的梦。一位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的同事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歇斯底里症。确实有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而且是不是进行性肌肉萎缩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根据这些梦，我得出结论：这一定是一种官能疾病。最终的结果验证了我的诊断。它是一种官能紊乱，而那些梦很明确地涉及了官能状况。 根据我有关心理和身体一致性的思想，它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那才真是奇了。

彼翁博士：

您在随后关于梦的讲演中会提到这个吗？

荣格教授：

我不能深入这样的细节中。它太特别了，真的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验，而且把它呈现出来也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简明扼要地向大家描绘出，我是依什么标准对这些梦作出判断的。你可能还记得，被你提到的那个梦是有关小乳齿象的。要解释乳齿象在官能方面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把那个梦作为一种官能症状，对此我要做出的说明可能会被你指责为非常极端的蒙昧主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非常晦涩的，谈到它们我就不得不提及原型模式中的基本思想。当我谈到原型模式的时候，知道这些东西的人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对此不清楚，你就会想：“这个家伙简直是疯了，因为他在讨论乳齿象以及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我应该先给你们开四个学期的象征学课程，这样你们才能领会我所说的。

这是一个大麻烦：在这些东西的常识与我这些年对它们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个间隙。即便要对一些从事医学的听众证明这些东西，我也不得不谈到精神水准——引自珍妮特（Janet）——的特性。其中还可能要谈到中国人的一些东西。例如，我会讲到，精神水准的降低到了正道轮 的水平，也就是说到了肚脐的水平。我们欧洲人不是地球上的唯一人种，而只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上。在这个大陆上还存在着古老的文明，那里的人们已经在内省心理学中修养自己的心灵长达数千年时间了。相比之下，我们甚至不是从昨天，而只不过是从今天早上才开始我们的心理学的。那些人们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所以我必须要通过研究东方的东西来理解某些潜意识事实。我不得不去理解东方的象征。我打算仅就象征性主题出版一些书， 而这里的工作量就足以让你们感到恐惧。我不但要研究中国和印度，而且还有斯里兰卡文献和中古拉丁手稿。这些东西即便是专家也不知道，只能让人们到大英博物馆中去查找相关资料。只有你掌握了这些类似的材料，才能做出诊断，并断定这个梦是官能性的，那个梦不是。除非人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否则我看起来就好像是魔法师一样。他们说这是一种魔法。在中世纪时，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你怎么能看到木星有卫星呢？”如果你回答说你有一个望远镜，那么对一个中世纪的听众来说，望远镜又是什么呢？

我不是想要对这些进行夸耀。当我的同事们这样问时，我总是感到很为难：“你是怎样做出这样一种诊断结论的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出说明，如果你允许我向你解释你要理解它就必当具备的那些知识。”当著名的爱因斯坦在苏黎世作教授时，我对此深有体会。我那时常见到他，而他才开始探索相对论。他常到我房间里去，而我就会从他那里了解他的相对论。我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赋，大家可以预见到那个可怜的人向我解释起相对论来要遇到的困难。他完全无计可施，我如坠入云里雾里。而且看到他的难处，我自惭形秽。但是有一天，他问了我一些有关心理学的东西。我终于争回了面子。

专业知识是一种非常不利的东西，它将你引得太远，以致你无法再进行解释。你必须让我告诉你一些似乎是基础性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些东西，我想，你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要做出某某结论了。很抱歉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把所有这方面的东西都告诉大家。当我遇到一些梦时，就不得不露出马脚，冒起被你们当成傻瓜的风险，因为我不能把所有那些引导我做出结论的历史证据都呈现在你们面前。我不得不经常引用中国和印度文献、中世纪文本，以及所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东西。这对你们怎么可能呢？我和其他知识领域的专家工作在一起，有他们在帮助我。我已故的朋友卫礼贤（Wilhelm）教授，曾是一位汉学家。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他翻译过一部道家文献，让我从心理学方面来做评论。 对一个汉学家来说，我是很令他感到新奇的，但是他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会让我们感到新奇。中国哲学家不是傻子。我们认为古人很傻，但是实际上他们跟我们一样聪明。他们是非常智慧的人，而心理学从古代文明中有学不完的东西，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那里。英国人类社会学院的一位前主席问过我：“你能理解像中国人这样高智慧的人居然没有科学吗？”我回答道：“他们有科学，但是你不理解。这种科学不是建立在因果法则基础之上的。因果法则不是唯一的法则，它只是相对的。”

人们会说：“把因果性说成是相对的，真是太愚蠢了！”但是看一看现代物理学吧！东方人把他们的思考和价值建立在另外一种原则之上，对这种原则我们甚至没有词语能够表达。东方人很自然地有一个词来表达它，但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个东方人的词语就叫作“道”。我的朋友麦孤独（McDougall） 有一个中国学生。他曾问这个学生：“确切地说，你们的‘道’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思维！中国人解释了什么是“道”。但他回答：“我还是不理解。”中国人走到阳台上说：“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街道、房屋、行路的人群和驶过的电车。”“还有什么？”“还有一座山。”“还有呢？”“还有树。”“还有呢？”“轻轻吹过的风。”中国人只好作罢，说道：“这便是道。”

情况就是这样，“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用另外一个词来指示它，那就是共时性。东方智慧在看待事实的集合体时，是把这个集合体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的，但是西方智慧则会把它划分成各种实体和各个部分。例如，你看到在这里集会的人，就会说：“他们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呢？”东方智慧对此则完全不感兴趣。它会说：“这些人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对西方智慧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你们感兴趣是你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东方智慧则不是这样，它感兴趣的是“在一起”。

这就像是：你正站在海滩上，波浪冲上来一顶旧帽子、一个旧盒子、一只鞋子和一条死鱼；它们都躺在岸边。你说：“纯属巧合，毫无意义！”中国人的智慧则会问：“这些东西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人的智慧体察了在一起和在正确的时间相遇。并且它有一种西方人不知道的实验方法，在东方哲学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是一种预测可能性的方法。这种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日本政府用于处理政治事务。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公元前1143年就被阐发出来了。

[1] 参见戴维（T.M.Davie）：“对一个脑癫痫案例的一些评论”，《英国医学杂志》，第3893号（1935年，[8月17日），第193-297页。这个梦是由戴维的一个病人报告的，其内容是：“我旁边的某个人一直问我有关给机器上油的事。牛奶被认为是最好的润滑剂。我明显认为软泥一样的润滑液是更好的。这时，一个池塘被抽干了，在稀泥中有两只不同的动物，一只肯定是乳齿象，另一只我忘记是什么了。”

戴维的评论：“我想把这个梦呈给荣格，征求他的看法，这一定很有意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这表明了一些官能紊乱，疾病主要不是心理的，虽然梦中存在大量的心理衍生物。他会把抽干水的池塘解释为脑脊髓的动态循环。”] V0++AM++cZj6/qB0HNGCalwUu/egE0jNbhCLFPRJcbd1J9/6v5+5wCQkF9HQSx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