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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出版这个微不足道的研究报告，完全按照其本来的面目，没有为这第二版做任何修改。尽管自从1910年首次发表以来，在很多方面我们的认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和拓展，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后来的改变能证明，我在第一版里提出的那些观点是错误的，我知道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人责难我了。相反，正如这里记录下的观察结果保留了它们的价值一样，那些看法本身也保留了它们的价值。然而，没有任何观点能永远做到面面俱到，因为它总是受到观察的视角的影响。本文所采取的是心理-生物学的视角。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视角，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视角。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观点，这种小小的儿童心理现象可以从纯粹的快乐主义（一种被认为是快乐原则所主导的心理活动）的角度来分析。这样，其主要动机就是渴望并努力使幻想以最快乐，同时也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实现。或者，根据阿德勒的观点，人们还可以从权力原则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心理学上，它跟快乐原则是同样站得住脚的。要不，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纯粹逻辑的方法，以揭示逻辑过程在儿童身上的发展历程。甚至，我们还可以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强调上帝这个概念最初的诞生过程。对于这个问题，我情愿走一条中间道路，既采取心理-生物学的观察方法，又不至于使它沦为这样或那样的假设性关键原则的俘虏。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否认这些原则，因为它们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部分；唯有偏执的专家会考虑宣称快乐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证明它只是对于他的学科或他自己的观察方法拥有独特的价值。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众多不同的原则，所以通过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人类心理的本质，唯有综合各个原则的独特之处才行。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 性欲在婴儿思维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应该不存在任何异议。与此相反的假设肯定会与许许多多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此外它还认为人类心理中这个如此重要的基本本能不应从婴儿出生时就出现在其心理中，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我也强调思维和概念建构（concept-building）对于解决心理冲突的意义和重要性。从下文应该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最初的性欲不仅是象征性地指向一个直接的性对象，而更多的是指向思维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心理冲突就只能通过达到性对象来解决了，而不是通过一个智力概念的调解来解决。尤其是后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婴儿的性欲并不完全等同于成人的性欲。因为成人的性欲无法完全由概念建构所代替，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真正的性对象来获得满足，即本性要求的正常的性生活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当心理冲突没有解决时，婴儿最初的性欲也可能导致一种真正的性活动——手淫。然而，概念的建构为力比多（libido）开启了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途径，因此它就可以继续、积极地实现。在心理冲突达到一定的强度后，概念建构的缺乏就会成为一种阻碍，将力比多抛回它最初的性欲之中。结果这些处于形成或萌芽状态的力比多就会永久性地进入一种不正常的发展高度。这就产生了婴儿神经官能症。尤其是有天赋的儿童，由于他们的智力上的特点，他们的精神需要很早就开始发展了。他们身上存在一种严重的危险，即他们有可能永远通过某种东西的压抑来实现性欲的满足，这种东西被他们的父母或老师们称为“不适合的求知欲”。
正如上文所示，我并不将思维功能当作性功能的一种权宜之计，性欲由于在其快乐实现过程中受阻，因此被迫转向思维。相反，在发觉婴儿性欲中未来性功能开始萌发的同时，我也看到了通向更高精神功能的种子。婴儿心理冲突可以通过概念建构来解决，以及甚至在成人生活中婴儿性欲的痕迹成为某些至关重要的精神功能的种子，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从这种多价性萌芽特征(polyvalent germinal disposition）中形成的成人性欲并不能证明婴儿性欲完全就是“性欲”。因此，我对弗洛伊德关于儿童的“多形性反常”特征（polymorphous perverse disposition）的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感到怀疑。这只是一种多价性特征。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我们再往前推，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胚胎学中）将外胚层（ectoderm）称为大脑，因为大脑是从那里最后发展而成的。然而，除大脑外，还有许多东西从外胚层中发展而来，例如各种感官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19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