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塞尔苏斯

1493年11月10日，卓越人物提奥弗拉斯特·帕拉塞尔苏斯 ，原名为菲利普斯·奥雷奥卢斯·保巴斯特·冯·霍恩海姆出生在一栋房子里。如果我们崇敬地缅怀有关他所处时代的习俗，并首先观察一下他出生时太阳的位置，这位具有中世纪思想和探索精神的人绝不会生气。那时，太阳处于天蝎宫，按照古代的传统，这一宫对医生和执掌毒药与健康的牧师十分眷顾。天蝎座的守护神是高傲好战的战神，他赋予强者以战斗的勇气，给予弱者以喜好争吵和暴躁易怒的性情。帕拉塞尔苏斯的一生显然没有背离他出生时星象所表达的神圣旨意。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从天上回到他所出生的尘世。我们看到他父母的房子位于一个幽深的峡谷之中，树木参天，周围峻峭高耸的山峰紧紧地封住了沼泽般的山坡和环绕着忧郁的艾因斯德恩斜地。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在眼前拔地而起，大地的威力明显地压抑了人的意志发展；她气势逼人地将它紧紧地裹入怀中，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在这里自然比人强大，谁也不能摆脱她的影响；水的寒冷、石的荒凉、树的盘根错节、岩壁的陡峭—所有这一切都会给出生在那里的任何一个人的灵魂中注入一些永远不能磨灭的东西，使他具有典型的瑞士人的执著、顽强、憨直和与生俱来的骄傲。对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赞成的人认为这是自力更生，反之则认为这是愚蠢顽固。一位法国人曾经写道：“瑞士人的性格特征中不仅有高尚的自由精神，而且有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冷漠。”

看起来，太阳父亲和地球母亲比帕拉塞尔苏斯的亲生父母更像他性格的缔造者。因为从他父亲的家族来说，帕拉塞尔苏斯无论如何都不是瑞士人，而是斯瓦比亚人，是圣约翰骑士会会长乔治·保巴斯特·冯·霍恩海姆的私生子卫礼贤·保巴斯特的儿子。但是，他生在阿尔卑斯山的符咒之下，在更加有力的大地的怀抱之中，无论他的血统如何，这块生他的土地已经把他变成了她的一部分。帕拉塞尔苏斯生来就有瑞士人的性格，这符合地形决定人的性格这一还不为人知的法则。

他的母亲来自于艾因斯德恩，她给他的影响无人知晓。从另一方面讲，他的父亲给他带来了问题。他漂泊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是一位医生，在朝圣之路沿途的穷乡僻壤定居下来。作为私生子，他有什么权利拥有他父亲的高贵姓氏呢？有人猜测，在这个私生子的灵魂中存在着悲剧成分：一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冷酷、孤独的人，在树木繁茂、与世隔绝的山谷中积蓄了对自己国家的怨恨之情，却又用一种从未言表的渴望去向那些来自他自己决不返回的外部世界的朝圣者了解新闻。贵族的生活和世俗的欢乐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并且依然深埋在那里。没有什么比父母未曾经历的生活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对于孩子们的精神上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父亲对年轻的帕拉塞尔苏斯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而他将以全然相反的方式作出回应。

一份伟大的爱—他真正唯一的爱—把他和他的父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是他用爱来记忆的唯一的人。一个像他这样忠实的儿子将会为父亲的内疚做出补偿。父亲的全部顺从变成了儿子的勃勃雄心。父亲的怨恨和无法抗拒的自卑感将使儿子成为父亲不公遭遇的复仇者。他将会挥剑反抗一切权威，将会向一切宣扬“父权”的事物宣战，好像那就是他父亲的敌手一样。父亲失去的或被迫放弃的—成功、名望，在伟大世界中自由流浪的生活—他将再次全部夺回。而且，遵循着悲剧的法则，他也必须背离他的朋友们，因为他命中注定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他的父亲—精神上的同族结婚是要处以重刑的。

大自然没有很好地武装作为复仇者的他，这并不奇怪。她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反叛的英雄人物，而是给了他仅五英尺高的身材，不健康的外貌，超短以至于没有完全包住牙齿的上唇（这通常是神经质的人的明显特征），还有当他的遗骨于19世纪在萨尔茨堡 被发掘的时候，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的是他女性特征的骨盆。甚至有人传说他是一个阉人，尽管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的证据。无论如何，爱神看起来从未用玫瑰来编织他的凡间生活，而他也不需要玫瑰的刺，因为他的性格本身就如玫瑰一样多刺。

还没到佩剑的年龄，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就佩带了一柄对他而言简直是超大的剑。从此以后，他很少让这柄剑离开他的身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自己的劳丹酊药丸放在了剑柄的圆头之中。带着这身装备，这位不乏喜剧色彩的人开始了他向广阔世界进发的惊人而冒险的旅行。他游历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和俄罗斯。他被认为是一个古怪的奇术士，几乎是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第二，传说他还游历了非洲和亚洲，并在那里发现了最了不起的秘密。他从来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学习，因为屈服于权威是他的禁忌。他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句贴切的座右铭: Alterius non sit, qui suus esse potest ，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瑞士人的情感。降临在帕拉塞尔苏斯漫无止境的旅途中的一切只能永远存在于臆想之中，然而，这也可能是他在巴塞尔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断重复。1525年，他已经是一位负有盛名的医生了，巴塞尔镇议会召见了他。镇议会的这一行为显然是明智的。类似的行为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比如对年轻的尼采的任命也是同样的例子。对帕拉塞尔苏斯的任命存在着某种危难的背景，这是因为当时欧洲正在经历着从那不勒斯战争之后就开始流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梅毒的困扰。帕拉塞尔苏斯担任了该镇的医生，但是他给人以低俗的印象，不符合大学和虔诚的公众的品位，他用只有马夫和厨房用人才使用的语言—德语—所作的演讲使大学产生了反感；因为他上街不穿官服，而是穿着劳工的紧身上衣而激怒了公众。在同事之中，他是在巴塞尔最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医学论述也被批评得一无是处。他被人冠以“疯牛”和“艾因斯德恩的野驴”的称呼。他故意变本加厉地用猥亵的谩骂予以回击，这与教导者的形象相去甚远。

在巴塞尔，命运给了他重重一击，他的一生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他失去了朋友、最得意的弟子、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奥普吕纳斯。约翰内斯·奥普吕纳斯卑鄙地背叛了他，还给他的敌人提供了最有力的弹药。后来，约翰内斯·奥普吕纳斯对自己的不忠懊悔不已，但是为时已晚；伤害永远也无法弥补。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帕拉塞尔苏斯高傲任性的行为；相反，背叛只能使之愈演愈烈。很快他又踏上了常常贫困潦倒，时而行乞度日的旅途。

在他38岁的时候，他的著作中出现了一种典型的变化：哲学的文章开始伴随着医学的文章出现了。用“哲学的”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精神现象并不恰当—称为“诺斯替教”（Gnostic）则更好一些。这种显著的精神变化通常出现在人的中年以后，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精神流的逆反。这种方向的细微变化很少明显地出现在表面；当它在大部分人身上出现时，就像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情一样，仅仅发生在意识域限之下。在那些大思想家那里，它常常表现为由理性向某种思辨或直觉精神的转化，例如牛顿、史威登堡和尼采等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对帕拉塞尔苏斯来说，对立双方的紧张关系尽管已经足够引起注意，但还并不是那么显著。

在简要介绍了帕拉塞尔苏斯的生活环境和一生的兴衰变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精神世界，现在我们进入他的思想世界，除非对中世纪后期的思想有一些专门的了解，否则将是一个对于现代人来说无比黑暗、充满迷惑的世界。首先，帕拉塞尔苏斯—尽管他对路德高度尊敬—死时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与他的异教哲学大相径庭。人们很难想象天主教教义仅仅是他生活的方式。对他来说，也许天主教显然是一件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因此他甚至从未对此进行过思考，不然他一定会在教会与自我感情上陷入困境。显然，帕拉塞尔苏斯属于可以将理智和情感截然分开的这类人，他们可以愉快地用理智去思考，而不用冒着与感情上的信仰发生冲突的风险。当一只手不知道另一只手在做什么的时候的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想要知道两手真正相撞会怎样，只是毫无价值的好奇心而已—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典型特征，这就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16世纪的高级教士的思想一样使人迷惑。就像在艺术上，当一种欢快的异教信仰在教会的裙子下面出现的时候，在学院派争论的幕后，一种异教的精神在新柏拉图主义和自然哲学的复兴中兴盛起来。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中，特别是人文主义者马尔西里奥·费西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了帕拉塞尔苏斯，也同样影响了当时热心“时髦”的思想者。没有什么比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的书《怀疑与科学的无用》（1527）中的格言更能具备这一时代的爆炸性、革命性和未来性的精神特征—将新教主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并预见了19世纪：

阿格里帕不宽恕任何人；

他藐视一切，他无所不知，他一无所知，他流泪，他大笑；

他激怒起来，谩骂，对一切吹毛求疵；

他是哲学家、魔鬼、英雄、上帝，他无所不是。

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教会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哥特时代人们的形而上学的信念也随之一同消失了。然而，在拉丁语系国家中古代遗风千方百计突围的时候，野蛮的日尔曼语系的国家不但没有回复古典时代，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直接屈服于原始的精神体验，这是以伟大而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像爱克哈特大师、阿格里帕、帕拉塞尔苏斯、安格鲁斯·希勒西乌斯和雅各布·波墨等人为代表的。他们全都以脱离传统与权威的激烈语言表现了他们原始而有力的独创性。除了波墨以外，帕拉塞尔苏斯可能是最有破坏力的叛逆者。他的哲学术语是如此独特、如此武断，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在古怪和浮夸的风格上已经超越了诺斯替教派的“权力词汇”。

与诺斯替教派中的造物主相一致的最高天体演化法则是伊里亚斯特或者希拉斯特，这个词是由物质（hyle）和星（astrum）两个词复合而成的。这个概念可以被翻译成“宇宙的物质”。它就像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或者斯多葛学派的海玛门尼所说的“一”—一种对原始物质或能量的原始观念。希腊拉丁语的构词方法只是一种流行的风格化的华丽辞藻，也是一种使前苏格拉底学派着迷的远古思想的文化虚饰，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推测帕拉塞尔苏斯是从这些人那里继承了它。这些典型的意象本来就普遍属于人类，只要具备使它们重现的理想条件，它们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发地出现在任何人的心中。适当的时机常常是当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土崩瓦解，意图为生活中重大问题提供最终解答的一切准则都被一扫而光的时候。事实上，与心理法则一致的是，当所有被根除了的神在人身上找到归宿时，人就应该大声呼喊“我是哲学家、魔鬼、英雄、上帝，我无所不是”；而且，当一种赞美精神的宗教消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创造性事物的原始意象取而代之。

严格地对照基督教的观念，帕拉塞尔苏斯的最高法则是完全唯物主义的。精神上的法则是次要的，这是世界灵魂, 来自于物质，即“宇宙的灵魂”或“理念”、“伟大的神秘”或“大循环，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不可眼见和不可感知的事物”。一切都以柏拉图所说的“原型”（eidola）的形式包含于其中，这种原始的观念或许是通过马尔西里奥·费西诺灌输给帕拉塞尔苏斯的。灵薄狱 是一个循环。有生命的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循环，人是小灵薄狱，就是一个更小的循环。他是微观世界。结果是，世间万物外即是内，上即是下。“对应”（correspondentia）主宰着在大循环和小循环之间的万事万物。对应这一概念在史威登堡的“最大的人”（homo maximus）即巨大的人格化宇宙的说法中达到了顶峰。帕拉塞尔苏斯的概念比较原始，缺少人格化的倾向。对他来说，人和世界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有生命的物质的聚合，除了帕拉塞尔苏斯没有机械地从惰性的、化学的方面来思考问题，而是以原始生命力的方式来思考之外，这种观点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的概念密切相关。对他来说，自然界充满了巫师、梦魇、女妖、魔鬼、精灵、水女神等等。他所经历的精神上的生机同时也是大自然的生机。科学唯物主义中一切具有灵魂的事物都会死亡的观点还远没有出现，但是他为此作了铺垫。他虽然仍就是信守自己原始的观念万物有灵论者，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唯物主义者。物质作为无限分布于宇宙中的事物与有机体集中—精神完全对立。精灵和水女神的世界很快就会走到尽头，只有在心理学的时代，当人们怀疑为什么这种古代真理竟会被遗忘时才会重新出现。但是一种更易于被接受的观点是：我们不懂的事情就不存在。

帕拉塞尔苏斯的世界，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是由有生命的分子或事物的存在组成的。疾病也是事物的存在，同属于事物的存在的还有星星、药物、天性、精神或理念。那时，瘟疫横行，他在一封写给国王的信中解释说，这是由妓院中的女妖引起的。存在是另一种“精神的存在”，因此，他在他的《评论书》（ Paragranum ）中写道：“疾病不是身体，因此必须用精神来对抗精神。”他这样写的意思是根据“对应”的原理，对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自然的“万灵药”，可以被用来作为治疗对应病症的特效药。出于此种原因，他并没有从临床或解剖的角度来描述疾病，而是用特效药的名称来描述；例如，有一种病叫酒石病，这种病可以用与它对应的特效药来治愈，这种药就是酒石。因此，他对植物外形特征的理论十分推崇，在当时这种理论似乎成了民间医药的主要理论之一，被助产婆、军医、巫婆、庸医和刽子手广泛使用。根据这种理论，举例来说，树叶形状像手的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手部的疾病等等。

帕拉塞尔苏斯认为，疾病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精神上有生命的事物，是一粒种子”。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对他而言，疾病是生命中正常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是与人一同生活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憎恨的“异体”。疾病是自然中存在的万灵药的亲朋好友，作为大自然组成部分的万灵药与自然的关系就像疾病与人的关系一样必不可少。在这件事情上，现代医生将会握住帕拉塞尔苏斯的手并对他说：“我虽然不认为这就是真理，但是它离真理并不遥远。”帕拉塞尔苏斯说，整个世界是一家药店，上帝就是药店的老板。

帕拉塞尔苏斯具有一种处于关键的时代变革期的人的典型思想。他的探索和思考的智慧挣脱了他的感情所依附的精神世界观。教会以外无幸福—这对那些由于精神转型而使其超越了传统的神圣意象的魔幻圆圈的人是最高的评价。作为最高真理的传统的神圣意象封闭了人的眼界：他失去了一切使其感到安慰的成见，他的整个世界土崩瓦解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事物的不同顺序。他变得思想枯竭，就像小孩子一样无知，对于新的世界也全然不知，他只能艰难地回忆起血脉中召唤他的古老的经验。一切权威都已离他而去，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经验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漫长的旅途中，帕拉塞尔苏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对于那些最污秽肮脏的原始资料也从不放弃，因为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对于这些原始资料他毫无偏见地全盘接受，同时，他从自己精神的原始黑暗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作为他工作的基本哲学思想。他把那些存在于民众的最黑暗的迷信思想之中的异教信仰挖掘出来。帕拉塞尔苏斯把基督教的精神归纳到了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并且由此出发，用他所接受的经院哲学的训练创造了一种与基督教的原型毫无关系，却与教会最痛恨的敌人—诺斯替教派的思想更为相像的哲学。就像每一个反权威和反传统的冷酷的改革者一样，他也后退到了那些曾经被他所抛弃的事物那里，并且进入了一种毫无生气的、完全破坏性停止的危险状态。但是，或许由于当他的智慧向更远更广阔的领域前进，并向深远的过去探索的同时，他的感情仍然依附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因而避免了这种完全倒退的后果。由于这种无法容忍的对立，倒退才变成了进步。他不否认他的感情所信仰的精神，但是他在其旁边建立了物质的对立原则：地与天相对、自然与精神相对。因此，他不是盲目的破坏者，不是像阿格里帕那样的天才加骗子，而是自然科学之父，是新精神的先锋，所以直到今天他仍被恰如其分地加以尊敬。他肯定会摇头否认他的那些被现代的信徒们所推崇的思想。他的来之不易的发现绝对不是“泛心论”—泛心论仍像他的原始的与自然分享神秘的残存情感一样依附于他—而是物质和它的质量。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势与知识的存在状态不允许他把自然框架以外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人与世界永恒的无意识的同一性仍然是一种绝对的事实，但是他的理智已经开始用科学经验主义的工具对之加以思考了。现代医学还不能理解精神仅仅是身体的一种附属品，但是已开始越来越多地把“精神因素”考虑在内了。现代医学在这方面已经接近了帕拉塞尔苏斯提出的自然的有生气的物质概念，其结果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全部精神现象将得到新的认识。

因此，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是他所处时代的伟大的医学先锋一样，今天他是我们对疾病的本质和生命本身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的象征。 yS461bAlCbD6hapOQAxSKYZRkpXYR+cC7xT52oftz7MpOjrM5tQd2yCyb/DH/b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