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使我们无法从一个合适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现代人是一个全新现象；现代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问题，其答案仍然在于未来。倘若我们对于未来会给予的答案有些许了解的话，我们在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也许会给出截然不同的框架。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问题还相当宽泛；它无疑跟非常普遍的东西相关，超过任何个人的理解范畴。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用极度谦虚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在所有问题中这些问题更容易让我们唱高调、放空词，我自己也会迫使用一些听起来不太适宜谨慎的语言，而且这些问题也很容易让我们走偏。很多人就已经倒在了我们自己的浮夸大论之下。

在一开始就举出一个明显不够谨慎的例子之前，我必须说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即了解当下的人，绝不是平庸之辈。现代人是站在群山之颠的人，是站在宇宙边缘的人，他的面前是未来的深渊，他的头上是天空，他的脚下是历史已经消失在原始迷雾中的人类。我们再说一遍，现代人，即当下的人，是极少碰到的，因为他的意识必须极度清醒。完全属于现在意味着彻底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这要求这个人具有最为细致而又广博的意识，同时只有极少的潜意识。要清楚，简单地活在现在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是现代人，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活着的每一个人就都是现代人了。只有完全意识到现在的人才是现代人。

获得了当下意识的那些人是寂寞的。任何时代的“现代”人都是如此，因为他们每向完全的意识走近一步，他们就更进一步地远离了属于整个群体的那种原始的、纯粹兽性的神秘参与，更进一步地避免了淹没在一种共同的潜意识中。他们每走一步，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芸芸众生所栖息的潜意识母体子宫中撕裂出来。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从心理上来讲组成了最底层的那些人仍生活在跟原始人相差无几的潜意识状态中。接下来那个阶层的意识水平相当于人类文化的开端，而最高阶层的意识则反映了最近几个世纪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意义上能称为现代的人才是真正地生活在当前。只有他们才拥有当下的意识，只有他们才发现那些早期阶层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吸引他们的魅力。除了历史角度的吸引力之外，过往世界的价值和奋斗已不再让他们产生兴趣。因此，从深层含意上来说，他们已经是“非历史”了，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些完全生活在传统禁锢之内的大众。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彻底的现代人，他就必须走到世界的最边缘，必须摒弃所有已经遭到抛弃和过时的一切，宣布自己站在可生万物的无物之前。

这些话听上去可能太堂而皇之了，让人怀疑很容易就会沦为笑柄，因为要影响当前的意识简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事实上，成群的鼠辈确实是可以跳过很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他们所代表的生活任务，给自己蒙上一层假模假样的现代神态。突然之间，他们就肩并肩地站在了真正的现代人的身边——但他们只是失去根基的幽灵，是吸血的鬼魂，而他们的空洞无物使人对身处艰难和孤寂之中的现代人产生了怀疑。因此，不辨是非的芸芸大众总是透过这些假扮成现代人的鬼魂的阴沉面纱来看待寥寥无几的现代人，两者莫辩一是。这种情况是无法改观的；“现代”人总是受到质问和猜疑，自苏格拉底和基督以来无不如此。

一个人要诚心诚意地接受现代性，就意味着他要主动宣布自己一无所有，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贫穷和忠贞的誓言，而且更痛苦的是，他必须摈弃历史所给予的神圣光环。“非历史”本身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原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人就是有罪的。意识的更高水平就如同罪恶的负担。但是，如我所说，只有那些脱离了属于过去的意识阶段的人，那些彻底履行了自己所处世界赋予自己的职责的人，才完全获得了当下的意识。要做到这些，他们必须极度健全、专业精通——必须取得和其他人一样的成就，甚至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有拥有这些品质，他们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水平。

我知道，假现代人对专业精通这种想法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让他们不快，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招摇撞骗。但是，这也不能阻止我们把这一点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是现代人的标准。我们这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倘若一个人称自己是现代人，但却专业不精，那么这样的人也只是骗子而已。现代人必须在专业上达到高度精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无法弥补他对传统的背弃的话，这个人就只不过是不忠于历史而已。仅仅为了意识到当前而去否定过去完全是徒然的。今天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因为它处于昨天和明天之间。它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当前的人才能自称为现代人。

很多人都自称自己很现代——尤其是那些假现代们。而那些真正的现代人却往往只能在那些自称为老旧派的人当中找到。首先，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与传统的分裂有负罪感，想有所弥补，因此就更加强调过去；其次，他们也是为了避免不幸被误认为是假现代。所有好事都有不好的一面，任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善在之初无一不会产生相应的恶。这是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对当下的意识往往会随之产生这种欢欣雀跃的感觉：我们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巅峰，是无数代人的成就和制成品；但上述情况总是让这种感觉显得十分虚幻。这种感觉最多也就是骄傲地承认我们的贫穷而已：我们也是时代令人失望的希望和期盼。想一想近两千年来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它带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归来和天堂般的千禧年，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是铁丝网和毒气。这是天地之间何其悲惨的一场浩劫！

面对这样的一幅画面，我们可能又回复谦卑了。确实，现代人是巅峰，但是明天他们就会被别人超越。他们的确是长久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见到的人类希望最严重的沦灭。现代人对这一点是有知觉的。他们知道科学技术和组织机构可以带来巨大的帮助，但他们也清楚这些东西可以造成深重的灾难。同样，他们也看到，那些基于“和平时期准备战斗”的原则以及完全为和平铺平道路的本着良好意愿的政府是怎样几近毁灭的。至于理想，无论是基督教会、人类之间的手足之情，还是国际社会民主以及协同一致的经济利益，都无法经受现实的残酷考验。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10年， 我们又一次地看到了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机构，同样的政治抱负，同样的标语和口号。除了担心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灾难之外，我们还能怎样？尽管我们希望那些宣布战争非法的协议能大获成功，但它们仍然让我们深感疑惑。从本质上来说，任何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都会令人苦恼、引人生疑。我想说，从心理角度来看，现代人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惊吓，并因此陷入到深深的不稳定感当中。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毫不夸张的。

以上论述充分表明，我的观点带上了专业的偏见。医生总是寻找疾病，而我则无法停止当一个医生。但是，对一个医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当疾病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不应该去没病找病。因此，我不能断定说西方人，尤其是白人，是有病的，也不能说西方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我的能力根本不足以让我做出这样的判断。

无论何时，只要你听到有人谈论文化问题、甚至是讨论关于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问一问讲话人的真实身份。问题越是一般化，讲话人在论述的时候就越会偷偷注入自己的东西，其中主要是自己个人的心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只会产生令人无法忍受的扭曲和错误的结论，导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一个普遍性问题能控制住并同化掉一个人的整体，这也确保了这个讲话者有过切身的经历，或许他是能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有所收获。因此，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切身生活为我们反思这个问题，从而把真相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心理投射到这个问题上，他的个人偏见就会篡改问题，他就会伪装成就事论事的态度来扭曲问题，如此一来最终产生的不会是真相，而仅仅是误导的虚构之词。

当然，我对现代人精神问题的了解完全都是来自于我跟他人以及我自己本人的接触经历。我多少了解成百上千个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内心心理生活，他们来自白人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有的健康，有的病痛缠身。我所说的话都是基于这些经历之上。无疑，我只可能得到整个画面的一个片面而已，因为我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来源于心理——都是内心。我必须马上就加一句，这个现象本身就不同寻常，因为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总是只可以在内心找到心理。在有些民族和时代中，心理也可在外在找到，因为这些民族和时代完全都是非心理的。我们可以在古代文明中任举一例，不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古埃及文明，它以客观公正著称于世，甚至会天真地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犯下任何罪过。就像我们在巴赫的音乐背后感觉不到什么心理问题一样，我们在撒卡拉的阿匹斯坟墓和金字塔的背后也感觉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只要存在某种外部形式，不管是理想还是宗教意识，让灵魂所有的渴盼和希望都能得到充分表达——比如通过一种仍然存在的宗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时心理是外在的，而且也不存在心理问题，正如这时在我们对世界的感官中也不存在潜意识一样。与这一真理相呼应的是，尽管此前人类也善于反省，极度睿智，能够认识到哪些现象是心理学的题材，但心理学完全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才发现的。技术知识也同样如此。罗马人熟知足以让他们建造蒸汽发动机的所有机械原理和物理现象，但这一切创造出来的只是亚历山大城的希罗发明的玩具。这中间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并不存在迫切的需要，让他们无法走得更远。只有在18世纪形成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时，这一需要才出现。因此，同样地，心理学的“发现”也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需要所产生的。当然，那些心理现象在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它们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人关注到它们。没有它们人们也活得很好。但是在今天，如果不对心理加以关注的话，我们就无法再好好地生活下去了。

首先发现这个真相的是医疗人员。对于神甫来说，心理只可能是需要顺应某种已知的信仰形式或体系的东西，这样的话就能确保这个信仰形式或者系统的运作不受干扰。只要这个体系能真实地表达生活，心理学就只能是对健康生活的一种技术佐药，心理就无法被视为是一个独特因素。只要人还是作为牧群中的一员而生存，他就不会有自己的心理，而且也不需要有自己的心理，只要大家都信仰灵魂不死就够了。不过，一旦这个人的发展脱离了他一出生就接受的当地宗教形式——一旦这种宗教再也无法覆盖其全部生活的话，心理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因素，就再也无法用传统的办法来处理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的心理学是建立在经验之上，而不是关于信仰的文章和任何哲学体系的假设之上。我认为，我们拥有这样的心理学，这一事实就表征了集体心理的深刻巨变。集体心理会表现出来跟个体心理一样的变化模式。只要一切平顺，我们内心所有的能量都能有控制地得到充分发泄，我们就不会受到内心的任何干扰。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不安和疑虑，就无法与自我相分离。但是，一旦有一两个心理活动的渠道受阻，梗阻现象就会出现。溪流想要反江河而行，内心的人所想要的跟外在的人不同，我们就会跟自我相搏斗。只有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心理是能化解我们意志的东西，它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也与我们意识中的观点完全不相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工作就详尽地展示了这个过程。弗洛伊德首先发现的就是犯罪的性变态幻想的存在。从表面来看，这些东西是完全有悖于文明人意识中的见解的。拥有这些幻想观点的人就是十足的叛逆、罪犯、疯子。

我们无法假设说这个侧面直到近期才出现在潜意识或者人类心灵的腹地。它很可能一直就存在，在每一个文化中都是如此。尽管每个文化都有破坏它的对立者，有将其神庙烧为平地的赫罗斯特拉斯，但在我们之前没有任何文化会被迫如饥似渴地去研究这些心理的暗流。那时心理只不过是隶属于某种形而上的体系而已。但是，尽管存在着艰苦卓越、坚持不懈的反抗，有意识的现代人已不能不承认心理的力量了。这把我们的时代与其他时代区分开来。我们不再否认潜意识隐秘的萌芽已经成为活跃的力量，不再否认存在着至少目前来说无法顺应我们的理性世界秩序的心理力量。我们甚至把这些东西提升为一门科学——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以前的世纪中，人们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对我们来说，它们是我们脱不下的涅索斯（Nessus）的衬衣。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给我们带来了意识观点的巨变。通过我们对于自我和自身价值的信仰的破灭，这种巨变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得到展示。我们过去常常把外国人视为政治和道德败坏之徒，但现代人已被迫认识到自己在政治和道德上其实根本就无异于他人。我曾经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要让别人遵守秩序，但如今我必须承认我应该要求自己遵守秩序，我认识到与其要求别人我不如先把自己的事整理好。我能这么从容地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已清醒地认识到我对于世界理性机构的信任已经逐渐消淡，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梦想，是一个希望拥有一个充满和平跟融合的千年的梦想。现代人对于这一点的怀疑冷却了他们对政治和世界改革的满腔热血；不仅如此，这还为心理能量向外部世界的平缓流动奠定了最为恶劣的基础，就好像对朋友道德的怀疑肯定会导致友谊遭受偏见、友情的发展会受到摧残一样。由于这种疑虑，现代人会回归自身；他们的能量会回流到其本源，这一冲突会把那些虽然始终存在但只要溪流顺着河道平稳流动就一直会隐藏在淤泥之中的心理内容冲到河表上来。这个世界在中世纪的人眼中是多么的截然不同！对他们而言，地球永恒不动，处于寰宇中心，环绕它的是慈祥的太阳，散发着它的温暖。人类都是天主的孩子，得到至高无上的主的悉心照看，主会迎接他们走向永恒的幸福；那时人人都清楚自己要做哪些事情，知道应该如何自处，才能从肮脏的世界得到升华，获得纯洁无瑕、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我们的心中，甚至在梦里，这样的生活已不再真实。很早之前科学就已经把这具诱人的面纱化为碎片。那个年代就像童年一样遥远，只有幼童会觉得自己的父亲毫无疑问是天底下最英俊、最强壮的人。

现代人失去了中世纪兄弟所有形而上的稳定感，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所确立的关于物质安全、大众福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不过，如果这些理想在有些人那里还得以坚持、尚未破灭的话，这些人一定是拥有多于常人的信心。现在连安全都已沦为一句空话，因为现代人已开始看到物质“进步”每前进一步都无疑把人类置于更大灾难的威胁之下。一想到这种画面不禁让我们不寒而栗。当今天的大城市忙于完善针对毒气袭击的防御措施、甚至进行真枪实弹的演练的时候，我们该作何感想？这只能意味着已经有人规划、发动这样的袭击，同样又是在“和平时期准备战斗”的原则之下。让人类去堆积大量的毁灭引擎吧，他们心中的恶魔很快就会无法抗拒，会把这些引擎天生的用途利用起来。众所周知，只要把足够多的火器堆在一起，火器就会自爆。

这样，统治盲目的偶发事件的那条可怕规律，也就是被赫拉克利特称为反向转化（朝反方向转变）的那条规律，会以暗示的形式从现代人心中的小路偷偷地溜进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不寒而栗、胆战心惊，让他们在这些恐怖力量的面前不再相信社会措施和政治措施具有任何长效。如果他们扭过头来，不再紧盯着一个可怖的前景，即建设和毁灭在一个盲目的世界中交替占据上风，转而关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们就会发现那里存在着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混乱和黑暗。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都被科学毁灭了；曾经的避风港变成了污水坑。

不过，能够在我们的心理深处发现这么多邪恶的东西，这几乎也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我们想，至少这就是人类所有邪恶的来源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震惊，觉得幻想破灭，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地控制它们就能纠正它们，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压制它们。我们愿意假设：如果这一点能成功的话，我们至少就可以消灭掉世界上某一些邪恶了。由于大家都知道潜意识是什么，所以当有政客被自己的不良动机引入歧途的时候人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报纸就会点他的名：“请去做个心理分析；你患上了被压抑的恋父情结。”

我是有意举了这个荒诞的例子，来说明认为心理的东西就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这种错觉是何其荒谬。不过，确实，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恶都是因为一般民众都令人绝望地缺乏意识，而且随着认识加深我们可以在自身中从源头来对付这些邪恶，就跟科学让我们得以有效应付外界加诸的伤痛一样。

在过去的20年中，全世界对心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毫无疑问，这说明现代人已经把关注的目光从身外之物转向内心活动。艺术上的表现主义就预言般地预见到了这种主观发展，因为艺术能本能地捕捉到集体潜意识中即将出现的变化。

现在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表明了现代人希望从心理获得外部世界所没有给予他们的一些东西：这无疑是我们的宗教应该包含，但至少对现代人来说并没有包含的东西。对于现代人来说，各种宗教形式看起来不再是来自内心，来自心理；它们更像是来自外在世界库存中的什么物件。任何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的精神都无法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启示；相反，他们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信仰，就好像它们是什么节日盛装一样，但最后都会像破衣烂衫一样被弃之一边。

但是，现代人对于心理腹地几近病态的表现还是非常着迷，尽管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以前遭到排斥的东西现在会突然变得这么有趣。不管这有多么不符合好的品位，我们无法否认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想起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兴趣，也不仅仅是更狭隘的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兴趣，而更是普遍的对于各种心理现象与日俱增的兴趣，这些心理现象包括了唯灵论、占星术、神智论、超心理学等等。这是自17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只有基督之后的第一和第二世纪时诺斯替学说的繁盛可与之相媲美。实际上，现在的这些精神潮流就跟诺斯替主义有着深厚的关联。现在甚至有一个“法国诺斯替教堂”，而且我还知道德国有两个学派公开宣称自己是诺斯替信徒。从人数来看最慰为奇观的运动无疑是神智论了，包括它在欧洲的姐妹学说人智论；这些学说纯粹就是旧瓶换新装的诺斯替主义。相形之下，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些诺斯替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完全是建立在潜意识的显示之上，它们的道德教化会渗透到生活的黑暗面，这在修饰后的欧洲版昆达利尼瑜伽中就展露无遗。超心理学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每个熟悉这个题材的人都会同意。

人们对这些运动的狂热无疑是来源于已无法再注入过时的宗教形式当中的心理能量。正因为此，尽管伪装成科学，这些运动实际上都具有宗教特征。当鲁道夫·施泰纳将其人智论称为“精神科学”，当爱迪夫人创立“基督科学会”时，一切都没有改变。这些掩盖的企图仅仅表明：宗教已令人生疑——几乎像政治和世界变革一样令人生疑。

如果我说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相反，现代人他们满怀期待地研究心理，在此过程中除了诺斯替经验之外他们没有参考任何传统信念，我想我是没有夸张的。刚刚提到的所有运动都给自己蒙上一层科学镶饰，这不单单是荒谬的模仿或者掩饰，而是充分表明他们是真的追求“科学”，即知识，而不是信仰，而信仰是西方宗教形式的精髓。现代人对信仰和基于信仰的宗教充满厌恶。要得到现代人的认可，宗教的知识内容看上去要与他们对心理背景的亲身体验想契合。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去体验。

在当今时代，发现的年代刚刚终结，地球上已没有哪块地方未被探索；人们不再相信极北人都是单足怪物，他们想要亲眼发现和见证已知世界的疆界之外到底存在什么东西。显然，我们的年代注定就是要发现意识之外的心理到底存在什么。每个唯灵论圈子都会提出的问题是：灵媒失去意识之后发生了什么？每个神智学者会问：我在最高意识层次上要体验什么东西？每个占星家问的问题是：那些置我意识中的意图于不顾决定着我命运的是哪些作用力？每个心理分析师都想知道：神经症背后有哪些潜意识的本能？

我们的时代要的是亲自去体验心理，是第一手的经验，而不是假设，但是又愿意利用所有即存的假设来达到这一目标，包括宗教和真正科学的假设。如果以前的欧洲人细细凝视这些探索的话，他们会觉得脊梁骨一阵阵发凉。他们不仅会认为这所谓的研究题材隐晦难解，令人胆战心惊，而且会义愤填膺地认为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滥用了人类最精华的智力成就。如果对一个天文学专家说，现在星盘用得比300年前至少要多1000倍，他会怎么说？看到这个世界从古以来并没有因为哪个迷信观念而日渐贫困，哲学启蒙时期的教育家和倡导者会作何感想？作为心理分析学说的建立者，弗洛伊德本人就千方百计不辞辛劳地去尽可能照亮心理背景的污垢、黑暗和邪恶，他的阐释方式甚至让我们根本就不愿去审视隐藏在这背后的东西，想予以拒绝和玷污。弗洛伊德并没有成功，他想吓住我们，但产生的效果正好相反——产生的是对所有这些污秽的欣赏。

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初开始——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心理已经越来越走入人类兴趣的中心地带，其吸引力也是稳步上升。巴黎圣母院里理智女神的升座对西方世界而言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就像基督教传教士之砍倒沃旦的橡树一样。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上天并没有发出什么复仇的闪电把亵渎神明的人击倒。

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个名叫安克蒂尔·迪佩龙的法国人住在印度。19世纪初，他从印度带回了《奥义书》的译本，这是由50部奥义书组成的集子。这本书让西方首次深入地了解到东方人扑朔迷离的思想。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一次令人哑然失笑的怪事罢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跟历史的因果关系毫不相干。我的医学偏见却让我无法把它简单地视为偶然。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会符合一条心理学原理，在个人事务中这条原理屡试不爽。根据这条原理，如果在意识生活中某个重要东西遭到贬抑而消亡，那么在潜意识中就会产生补偿。这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能量守恒，因为心理活动也有一个量化的能量层面。任何消失的心理价值都会由另外一个等量的心理价值所取代。这是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心理治疗师的日常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从未失灵。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不需要符合心理学原理，作为医生的我必须对此毫不保留地予以否认。对医生来说，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只不过是比一个个体的心理要更加复杂而已。不仅如此，不是有位诗人曾经说过“灵魂国度”吗？对我来说，没错，从某个方面来说心理并不是个体的，而是来自于国家，来自于集体，甚至来自于全人类。在某个意义上，我们都从属于一个涵盖一切的单一心灵、一个单一的“总体人”，用史威凳堡的话来说就是至大之人。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打个比方：在我这个单一的个体心中，黑暗会向光明发出求助的呼唤；同样地，一个民族的心灵生活也会如此。在一心想要毁灭、涌入巴黎圣母院的人群中，无名的黑暗力量让个人神魂颠倒；这些力量也作用在安克蒂尔·迪佩龙身上，它们所引发的答案从历史上流传下来，透过叔本华和尼采的嘴跟我们对话，因为安克蒂尔·迪佩龙把东方思想带到了西方，而东方思想对我们的影响，现在还难以估量。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影响！确实，到目前为止，在知识分子层面上这种影响还较为少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东方学学者、一两个狂热的佛教徒、几个阴沉的名人，像布莱瓦茨基夫人、安妮·贝赞特以及她的克里希那穆提。这些显示就像零星分散在人类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小岛一样；但事实上它们是海底山脉的巅峰。直到不久前，文化上的腓力斯人（庸人）才相信占星术在很久以前就遭摒弃，早已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嘲笑的东西了。但是到了今天，占星术穿过层层社会变化，又在敲击着大学的大门，而早在300年前它就被逐出大学校门了。东方的观点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底层，然后逐渐浮出表面。多纳奇的人智论者在寺庙里五六百万的瑞士法郎从何而来？当然不是来自个人。不幸的是，没有数据可以确切地告诉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公开承认自己是神智论者，至于没有承认的就更无从谈起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数百万之多。这个数字上面我们还要加上数百万信奉基督教或神智论教义的唯灵论者。

伟大的创举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它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由下而上出现，就像大树只会从地上往上长而不会从空中往下长一样。世界剧变跟我们意识的剧变就是一体，毫无二致。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因此令人心生疑窦。这个世界让人目不暇接，一面是和平协定和友好条约，一面是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人类犹豫着、迟疑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在精神上渴望获得一个答案，帮助他们减轻纷纷扰扰的疑虑和不稳定感。正是那些处于鲜为人知的阶层的人会去追溯心理的潜意识本能；是那些屡遭揶揄、沉默不语的人，他们不像耀眼的名人那样习惯于沾染上学术偏见的流毒。从高高在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往往会觉得他们演出的是一场枯燥无味，甚至荒诞可笑的戏码；但他们就像那些曾经被称为获得神佑的加利利人一样简单到极点。如果把人类心灵中的废渣都聚集起来，编成一本一英尺厚的大汇编，难道不令人心动吗？在《人类繁衍》 的卷集中，我们看到作者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最微不足道的胡言乱语、最荒诞不经的行为举止、最异想天开的幻想，而哈维洛克·艾利斯和弗洛伊德等人像对待重大协定中的条款一样，早就研究过获得各种科学荣誉的题材了。这本年鉴的读者遍布整个白人文明世界。我们要怎样来解释这种狂热、这种对恶心事物近乎癫狂的崇拜呢？这是因为这些东西跟心理有关——它们是心理的内容，因而像从古代贝冢当中挖出来的手记碎片一样珍贵。在现代人的眼中，哪怕令人厌烦，心理当中那些秘密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符合现代人的目标。那么是什么目标呢？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扉页上题了一句格言：“如果我不能制伏诸神，我将搬走地狱。”但是，目的是什么？

我们挺身而出去推倒的神祇就是我们意识世界中受到尊崇的价值。我们知道，最能让古代诸神名声扫地的莫过于他们的情爱丑事了，现在历史又在重演。人们戳穿了构成备受我们激赏的美德和无与伦比的理想的可疑基石，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大喊大叫：“这就是你们人造的神，它们只不过是沾满了人类卑贱的圈套和骗局而已——充斥着死人遗骸和各种不洁之物的白色坟墓罢了。”我们看到了一种熟悉的张力，我们在坚信礼时没有仔细咀嚼的福音教义又复活了。

我深信，这些不仅仅是模棱两可的比喻而已。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书还要宝贵；而对另外许多人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义比公民道德还要重大。但是，他们又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起码有一个声音在附和着他们，因为最终会有一个心灵把我们所有人都涵盖在其中。

这种出人意料的发展结果让这个世界蒙上了一个丑陋的面目。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之丑，以至于没有人可以继续爱它；我们甚至无法再爱自己了。到最后，外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心生活的现实转离。无疑，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这整个发展过程的真正意义。毕竟，除了告诉我们这个表象世界只不过是道德缺陷者暂时的休养场所之外，神智论及其因果报应和轮回教义还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对当今世界内在价值的贬抑与现代观点几乎不相上下，只是运用的技巧不同而已；它没有诋毁我们的世界，但只给予这个世界一个相对的意义，即它预示着更加高级的其他世界。这两种观点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承认，这些观点都是极其不符合学术性的，但事实是它们触及到了现代人最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面。现代思想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谋而合，与核理论不谋而合，让我们背离决定论，与不堪设想的东西为伍。难道，这一切又只是巧合而已吗？甚至连物理学也在让我们的物质世界为其所用。因此，在我看来，如果现代人回归到心理生活的现实中去，希望从中获得世界所拒绝给予他们的那种确定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从精神层面来说，西方世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当中。我们越是蒙蔽自己的双眼，以为自己拥有美好的灵魂，用这种错误观点来掩饰残酷的事实，那么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就更大。西方人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片，生活在香片散发的阵阵浓烟当中，好让烟雾把自己的脸罩住，让自己看不到。但是，我们会给其他肤色的人留下怎样的印象？中国和印度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们在黑人当中会激起怎样的情感？至于所有那些被我们夺走了土地、被我们用朗姆酒和性病灭绝的人，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我们？

我有一个美国印第安人朋友，他是普韦布罗的酋长。一次，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起了白人，他对我说：“我们不理解白人。他们总想得到什么东西，总是不知疲倦，总是寻找着什么东西。他们要找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不明白他们。他们的鼻子那么尖、嘴那么薄，那么冷酷、脸上那么多皱纹。我们就觉得他们都是些疯子。”

我的朋友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他认出了那只雅利安猛禽，认出这只猛禽欲壑难填，想要统治每一片土地，甚至那些与它毫不相关的土地。我的朋友还注意到了我们的狂妄自大，它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就是唯一的真理，白皮肤的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世主，等等等等。我们先是用科学和技术让亚洲陷入动荡，从中榨取利益，然后甚至把传教士送到了中国。而基督教在非洲的闹剧简直就是可耻。他们在那里扫除一夫多妻制，无疑这是很让上帝欣慰的，但却导致大规模的卖淫嫖娼。单在乌干达一个国家，每年就要花两万英镑来防治性病感染。而那些善良的欧洲人还要为这些教化成就付钱给传教士！我们还要不要提一下波利尼西亚所遭受的苦难、提一下鸦片贸易的好处？

这就是欧洲人脱离自己的道德烟雾笼罩之后的本来面目。无怪乎对心灵进行挖掘就像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排污去垢的作业了。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才会毕生致力于这样肮脏的工作。发出臭味的不是他，而是我们所有人，是由于彻底的无知和令人恶心的自欺欺人认为自己清白无瑕、正派有礼的我们。因此，我们的心理学，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灵魂的了解，在各方面来说是从最令人排斥的一端着手的，也就是说，是从所有我们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着手的。

然而，如果心灵当中只有邪恶和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正常人觉得心灵是具有吸引力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在通神学里只令人遗憾地看到智识上的浅薄，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只看到了感官主义论，这些都预示着这些运动只会在黯淡中草草收场。人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这些运动的力量都源自心灵的魔力，在被更好的方式取代之前，心灵就是会通过这些形式来表现自己。这些形式都是过渡性的，或者说还处于胚胎期，从它们这里必然会产生更加成熟的新形式。

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西方的神通学只不过是在拙劣地，甚至是野蛮地效仿东方而已。我们才刚刚再次把占星术捡起来，而占星术在东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们对性生活的研究发源于维也纳和英格兰，但印度教在这方面的教谕早就足以匹敌甚至超越我们。1000年前的东方典籍就让我们认识到了哲学上的相对论；西方才刚刚开始谈到非决定论，而这种思想正是中国科学的基础。至于我们在心理学方面的发现，卫礼贤向我表明，某些复杂的心理过程其实早就在中国古籍中得到明确描述了。我们以为心理分析学说及其所产生的思路是为西方所独有的发展，但是，跟东方源远流长的艺术相比，这只是邯郸学步而已。人们或许还不知道，奥斯卡·施密茨已经找到了心理分析跟瑜伽之间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用技术优势把东方的物质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与此同时，东方也在以其优越的心理成就让我们的精神世界陷入混乱之中。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当我们在外部世界压倒东方的同时，东方竟然有可能在内心世界紧紧地控制我们。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失心疯，因为我们的双眼只盯住具有因果关系的联系，而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智识中产阶级的混乱归咎于马克斯·穆勒、欧登堡、杜伊森、卫礼贤以及其他跟他们一样的人。罗马帝国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在征服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变成一个亚洲化城市，欧洲受到亚洲的感染，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罗马军团的宗教密特拉教就源于西里西亚，它从埃及传播到了烟锁雾笼的英伦。我还有必要指出基督教也是起源于亚洲吗？

神通学论者有一个很好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喜马拉雅山上或西藏的某个地方，坐着某些玛哈特玛（伟大灵魂），他们启发着、指导着人世间的所有心灵。东方对于魔力的信仰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甚至于一些头脑健全的欧洲人都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我所说出的所有真言警语都是因为我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玛哈特玛的启发，我自己的灵感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关于玛哈特玛的神话在西方得到了广泛流传，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它完全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像任何神话故事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事实。对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精神转变，其始作俑者似乎真的就是东方。只不过这个东方不是一个住满了玛哈特玛的西藏寺庙，它从本质上说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心灵不断地产生新的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把雅利安人对猎物的无边贪欲压制下来。视野的日益狭隘在东方已经变成了令人可疑的清静无为，或许我们应当对此有所了解；另外，当精神的要求变得像社会生活的必须品一样不可或缺时，人类的生存就需要稳定，或许我们对这种稳定也要略知一二。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里，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些，我认为我们还仅仅站在一个新的精神时代的门口而已。我并不想以先知自居，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勾勒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就必须提到人们在动乱之中对于安宁的渴望，必须提到人们在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对于安全的渴望。新的生存方式是来自于需求和苦闷，而不是来自理想主义的要求或单纯的愿望。

我认为，对于今天的精神问题，其核心是在于现代人对于心灵的迷恋。假如我们是悲观主义者，那么我们会称之为堕落的迹象；但假如我们具有乐观主义的倾向，那么我们会在其中看到它预示着西方世界将发生深远的精神转变。无论如何，这个现象都是意义重大。而且，由于它源自于更深层次的社会阶层，因此就越发值得注意了；由于它触及到了那些非理性的心理力量，历史也表明这些无法估量的力量以前所未见和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文明，因此它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了。虽然如今在许多人身上都看不到这些力量，但它们就是当前导致人们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的原因。对心灵的迷恋决非病态的反常行为，这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即便在人们发现厌恶的东西时也不会减弱。

在世界的通衢大道上，一切都看上去那么荒凉和陈旧。现代人本能地离开了前人之路，去探索偏径和小道，就像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一样，他们抛弃了已不再有用的奥林匹斯山众神，转而信仰亚洲的神秘宗教。我们的本能转向外界，盗用了东方的神通论和魔法；但同时它也转向内心，引导我们去思考心灵的黑暗背景。只有原始体验才具有说服力，为了获得这种体验，佛祖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无情地全然无视他那两百万个神的存在。而本能也是以这种怀疑和无情把我们引向心灵的黑暗背景。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了。我刚才对现代人的这些论述是否属实？又或者是个幻觉？毫无疑问，不管结果如何，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来说，我所列举的事实完全是毫不相干的巧合，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视之为令人遗憾的离经叛道。但是，当一个文明的古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底层阶级中传播时，他的想法是否跟这些人有所不同？今天，在无数人的心目中，西方的上帝依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像真主安拉在地中海彼岸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样，但这两派宗教信徒都认为对方是低人一等的异教徒，倘若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的话，就只能予以同情和容忍了。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受到启蒙教育的欧洲人认为，宗教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就适于群体和女性，但跟紧迫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比就影响就不大了。

因此，我就像一个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预报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人，所以一直以来都遭到反驳。风暴也许是隐藏在地平线以下，又或许永远也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心理生活中那些重要的东西一直都会藏匿在意识的地平线之下；当我们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谈论的其实是近乎无形的东西，是最隐秘、最脆弱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只在黑夜中绽放的花朵。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清晰可见，但夜晚跟白天是一样的长，而我们在夜间也是生活着的。有些人会做噩梦，这些噩梦甚至能破坏他们的白天。而对有些人来说，白天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他们渴望夜晚的降临，让精神苏醒。我相信，这样的人现在是比比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大致来说就是像我所呈现的那样。

不过，我必须承认，我的确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具有片面性，因为我默默地略过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是如此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每个人都想对此各抒己见。它体现在国际主义的理想中，具体表现为国际联盟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另外，我们在体育上，尤其是电影和爵士乐中也能看到时代精神。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表征，它们清楚地表明即便在肉体上也要体现人道主义理想。体育赋予了肉体极为特殊的价值，这一倾向在现代舞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电影则像侦探小说一样，让我们没有危险地亲身体验到所有的刺激、激情以及幻想，而这些东西在一个人文时代是必然会遭到压抑的。我们不难看出来，这些表征是跟我们的心理状况息息相关的。对心灵的迷恋导致人们进行新的自我评价，对我们的基本人性进行评价。长期以来，人们在对肉体一直是压抑的。倘若因为对心灵的迷恋导致人们重新发现肉体，那么我们也无须大惊小怪，我们甚至忍不住想说肉体是在以牙还牙。凯西林嘲讽地把私人司机挑出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跟他的一贯做法一样，他可以说是所言不谬了。肉体要求获得同样的承认；它散发出跟心灵一样的魔力。如果我们再局限在过去的观念中，认为心灵跟物质是截然对立，那么我们会觉得目前的状况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矛盾。但是，倘若我们让自己接受这个神秘的事实，即精神是从内心的角度看到的肉体生活，而肉体则是精神生活的外在体现，两者实则为一，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要通过接受潜意识而力求超越目前的意识水平，就必须对肉体予以承认；而要承认肉体，就不能容忍以精神之名去否认肉体的哲学思想。肉体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强烈要求跟过去相比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许可以视之为堕落的迹象，但它们也有可能是预示着一种复兴，因为正如荷尔德林所说：

危机所在之处，

也产生了拯救者

的确，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已经奏响了一种更快的节奏，奏响了美国的节奏，这正好是与清静无为和消极厌世截然对立的。内心与外界之间、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局面。也许，这是垂垂老矣的欧洲跟朝气蓬勃的美国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又或许这是人们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或者说是最后的孤注一掷，以期摆脱自然规律的黑暗统治，夺取更伟大、更英勇的胜利，让意识在民族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3B1ztHScEb6K4Pv34SlztCvagK/WSNwNJG4dEeLJAtur1p9wbT1lJ1V0lmylTH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