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与大地”这个词组稍微带着点诗意。但相反的是，一想到心灵 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心灵是受到上天的影响的。就像中国人一样，他们的神之魂是不同于鬼之魂的，前者与天有关，而后者与地有关。但是，因为我们西方人对心灵的内容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不敢说心灵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具有天的本质、又有什么具有地的本质。我们只能肯定地说，对于我们所称之为心灵的这种复杂现象，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或者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不假定心灵存在一个与天有关的神之魂，但我们可以认为心灵是一种无缘无故的、有创造力的原则；我们不会假定有鬼之魂，但可以设想心灵是一个因果的产物。后一种观点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会更合适，因为这样一来心灵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由土地环境所决定的适应系统了。这种因果观点肯定是一种片面观点，这一点我几乎就不需要强调了，因为它只正确把握了心灵的一个方面而已。由于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不属于我的主题，所以在此我就隐去不谈了。

在讲到要讨论的主题之前，我们最好先准确地解释一下“心灵”要怎么理解。有些观点会把“精神”或“心理”严格限制给意识。但是，今天我们再也无法满足于这种限制了。现代心理病理学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观察材料，看到了某些心理活动完全类似于意识功能，但却是潜意识。人可以潜意识地察觉、思考、感觉、记忆、决定，以及行动。在某些条件下，所有在意识中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潜意识地出现。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很好地解释清楚：假设我们把心理功能和内容视为黑夜中的一片风景，风景上空有一束探测灯。出现在这束感知灯光之下的是意识，而处在剩下的黑暗之中的就是潜意识，但它也一样是真实存在的、有效的。如果灯光转移，那些到目前为止都属于意识的内容就会滑落到潜意识中，而新的内容就进入了意识的光明地带。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内容会继续活跃，间接地让自己被感知，这最常见的就是通过症状的形式来表现。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中就描述了这些症状性障碍。潜意识的自然倾向和抑制也可以通过实验来展示，比如关联测验。

因此，如果我们把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也考虑在内的话，心灵似乎就是那些一部分是意识，一部分是潜意识的心理现象的一个延伸领域。心灵的潜意识部分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潜意识了，而仅仅可以从潜意识过程对意识的影响中进行推断。我们的推断永远都只能是“好像”。

在此，我必须进一步地来探讨潜意识的本质和结构，这样才能充分剖析土地对心灵的调节作用。这个问题关系到心灵的最初起源和基础——也就是那些自远古以来一直埋藏在黑暗之中的东西，它们不单单是关于感官知觉和对环境的意识适应而已，所以决不是老生常谈。这些东西属于意识的心理学，而如我所说，我并不认为意识就等同于心理。意识是狭窄而光明的领域，但心灵是一个更加有包容性，也更加黑暗的经验领域，因为心灵也包含了潜意识。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 中对潜意识的结构进行了概述。总的来说，潜意识的内容和原型都是意识心灵被隐藏起来的基础，或者用另外一个比方来说，是心灵不仅就狭义而言从地上沉陷而且从整个世界中沉陷下去的根源。原型是行动的准备系统，同时也是意象和情感。它们伴随着大脑结构自遗传而来——实际上它们是大脑结构属于心灵的那一面。一方面，它们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本能的保守倾向，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最有效的进行本能性适应的方式。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这么来表述的话，它们是心灵中的幽密部分，心灵通过这一部分与自然相连，或者说在这个部分里心灵与大地和世界的联系似乎最真实可及。大地对心灵的影响及其法则在这些原始意象中看得最为清楚。

这个问题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十分微妙。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非比寻常的困难，而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不要只把原型及其功能理解为一个可以理性想象的系统，而更要把它们理解为人类史前非理性心理的一部分。也许我可以打个比方：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要描述和说明一栋房子，房子的顶层建于19世纪，底层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仔细研究房子的石工的话，又可以发现它是在一座建于11世纪的塔上重建而成。在地窖里，我们发现了罗马时期的地基，地窖底下还有一个密封的洞，洞的表层有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下面有同一时期的动物遗骸。我们的心灵结构也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我们生活在顶层，只是注意到下面的楼层有点古老。至于说地底下埋了什么东西，我们完全是一无所知。

就像所有的比喻一样，这个比喻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心灵中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仅仅是一个了无生命的遗迹而已。心灵中所有的一切都有生命，而我们的顶层，也就是意识，会无时不刻不受到依然存活的、活跃的地基的影响。就像房子本身一样，地基维系着、支撑着我们的意识。正如房子可以在地面上随意扩建一样，我们的意识也好像是屹立在地面上，前景无限。但是，我们越往房子底下走，视眼就越狭窄，就会发现自己的处境越黑暗，最后我们会碰到光秃秃的岩基，看到史前时代驯鹿猎人仅仅为了获得悲惨的生存而要跟大自然的野蛮力量进行搏斗。那时候的人类还拥有所有的动物本能，否则他们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得到强劲发展的意识是无法容忍本能随意发挥其影响力的。原始人的意识就跟孩童的意识一样，只是零星可见的，他们的世界也跟孩童的世界一样非常局限。事实上，根据种系发生定律，我们依然在重述幼时记忆中物种和整个人类的史前历史。从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土地的黑暗禁锢；因此，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因素成为了“原型”，又因为那些原始意象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它们的力量看上去也最强。我之所以说“看上去”，是因为那些在生理上看上去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真的是最重要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一定始终是最重要的。

那么，哪些原型是最直接的呢？这个疑问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关于原型是如何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带到了这个难题的核心。我们要从哪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从孩童的角度、原始人的角度，还是我们成人的现代意识角度？我们怎样可以辨认出一个原型？又在什么时候才去借助于这种假设？

我想建议，如果一个心灵反应与其诱因的强度完全不成比例的话，我们就必须研究这种反应是否有可能同时受到某个原型的影响。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阐释清楚。假设有个孩子很怕他母亲。我们首先要告诉自己，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合理原因的，比如说，并不是孩子心里有什么不好的意识，或者母亲对孩子有什么暴力行为，或者孩子身上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情。如果孩子的恐惧不能用这一类的原因解释的话，我就会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视为一种原型情况。这种恐惧通常会在夜晚出现，而且容易在梦中表现出来。小孩在梦里会把母亲想成追小孩的巫婆。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梦后面的意识材料就是韩塞尔和葛雷特的故事。因为人们认为这种神话故事是让小孩产生恐惧的原因，所以大家说不能给小孩讲这种故事。这种解释虽然错误，不过也包含着一些真相，因为巫婆母题是儿童表达恐惧最合适的方式，而且历来如此。这就是这些童话故事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儿童的夜惊是一种会不断自我重复的典型事情，而且一直是通过典型的童话母题来表达的。

但是，童话故事只是来自原始人的“夜宗教”的传奇、童话和迷信的初始形式。我们所称的“夜宗教”是宗教的魔法形式，这种宗教的意义和目的是作为与黑暗力量、魔鬼、巫婆、魔法师和鬼魂进行沟通的方式。儿童的童话故事是对古代夜宗教种系发展上的重复。同样地，儿童的恐惧也是对原始心理的重演，是种系发展的遗迹。

这种遗迹会表现出来一定的活力丝毫也不异常，因为即使是对生活在文明环境中的成人来说，夜惊也不一定是什么异常现象。只有过度强烈的夜惊才能视为是不正常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夜惊会加剧呢？童话故事中的巫婆原型能否完全解释夜惊的这种加剧？还是要举出其他解释的原因？

我们只能认为原型仅仅为一定的、极少的、正常程度以内的恐惧负责，任何让人感到非常显著的恐惧加剧都必有其特殊原因。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对这种恐惧的解释是说这是源于儿童的乱伦倾向跟人们禁止乱伦之间的冲突，因此他是从儿童的角度进行解释。从弗洛伊德的延伸角度上说，我不怀疑儿童可以有“乱伦”的倾向。但是，我非常怀疑我们可以毫无问题地说这些倾向就在于儿童的独特心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儿童的心灵仍然受到父母，尤其是母亲心灵的影响，儿童的心灵甚至可以视为是父母心灵的功能性附属。儿童心灵的个体性是后来形成的，是在建立起意识的可靠衔接之后形成。我认为，当儿童开始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的时候，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心理上的非个人性。

因此，就像所有的儿童神经症都要首先从父母心理的角度来考虑一样，我也愿意从儿童父母的角度来解释小孩身上有可能出现的这种乱伦倾向。这样来看的话，儿童恐惧的加剧往往是由父母一种特别的“情结倾向”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他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压抑和忽视所造成。沦为潜意识的任何东西都会多少带上一种原始的形式。比如说，如果母亲压抑某种令她痛苦的可怕情结，她就会觉得这是某个在追赶她的恶鬼——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橱柜里的骷髅”。这种表现说明这一情结已经获得了原型力量。它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压在她身上，让她受到噩梦的折磨。不管这个母亲是否把“梦魇故事”讲给孩子听，她都会感染她的孩子，弄醒孩子心中来自她自己心灵中的那些原型恐惧意象。这个母亲可能有一些关于性爱的幻想，但其中的男子并非她的丈夫。孩子是他们俩婚姻关系的可见标志，那么她对婚姻关系的抗拒就会在潜意识中冲向孩子，因此孩子会遭到拒绝。在原始层面上，这就相当于杀婴。这样，这个母亲就成了一个邪恶的吃孩子的巫婆。

就像母亲一样，孩子身上也潜伏着远古再现的可能性，人类历史上一开始导致原型产生、施效的那些成因今天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激活。

我们并非随随便便地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原型在儿童身上的显示。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哪些是最直接的原型？最直接的原型是母亲的原始意象。从各方面来说，母亲是一个人生命中的最亲近、影响最大的人，母亲也是出现在人一生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时期。因为童年时期的意识发展得还相当薄弱，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个人”经验。与之相反，母亲就是原型体验；潜意识中的小孩不会把母亲体验为一个具体、个体的女性，而会体验为一个具有无限可能含义的原型。随着小孩慢慢长大，原始意象会逐渐消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意识的、相对个体的意象，这应该就是我们唯一的母亲意象了。但是，在潜意识中，母亲会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原始意象，会终身影响甚至决定我们与女性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感觉和事实世界的关系，但这种影响非常微妙，一般而言对这个过程我们不会产生意识知觉。我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个比喻而已。不过这个比喻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确定的事实了：有的人之所以会娶他的妻子，只是因为她在某个方面像他的母亲，或者因为她根本完全不像。就像法国人有亲爱的法兰西一样，德国人有德意志母亲，她们都是政局后面最为重要的人物，只有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才会对她们视而不见。教会母亲的子宫无所不包，这只是一个比喻，大地母亲、自然母亲等类似的“事物”都是如此。

母亲原型是小孩最直接的原型。不过，随着小孩意识的发展，父亲也会进入到他的视线中，激发一个原型，而这个原型本质上在很多方面都与母亲原型截然对立。正如母亲原型与中国人的阴相对应一样，父亲原型与阳相对应。它决定了我们与男人的关系、与法律和国家的关系、与理性以及自然精神和动力的关系。“父国”暗指的是边界，是空间里一块具体的区域，而土地本身是大地母亲，它静谧而富饶。莱茵河是父亲，尼罗河、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都是。父亲是“创造者”，代表着权威，因此法律和国家也是如此。父亲是在世间行动的人，就像风一样；他指导和创造着无形的思想和漫不经心的意象。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风之呼吸——是精神、是灵魂、是阿特曼（印度教中“灵魂”、“真我”的意思）。

因此，父亲也是栖息在小孩心中的一个强大原型。一开始他就是父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意象，是一则充满活力的信条。在孩子的生活中，这个权威意象会渐渐褪变成背景：父亲变成一个有局限的、常常过于人性化的人。但另一方面，父亲意象则会完全发挥出其潜在的重要性。正如人发现自然总会比较晚一样，人也只会渐渐地发现法律、责任、职责、国家和精神。随着新生意识理解能力的逐渐加强，父母的重要性会日益萎缩。父亲的位置会被由人组成的社会所取代，而母亲的位置则会被家庭取代。

依我之见，如果说取代父母位置的那些事物只不过是来替代无可避免会丧失的原始父母意象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取代这些意象的不仅是替代物，而且是与父母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它通过父母意象已经在小孩的心中留下了烙印。施与小孩温暖、保护和滋养的母亲同时也是家，是存身的洞穴或者木棚，是周围的一草一木。她是精心耕作的田地，她的儿子是神圣的谷物，是人的兄弟和朋友。她是能挤出奶水的奶牛，是牧群。父亲则四处奔走，和其他男人交流，狩猎，游走，投入战争。他的情绪可以像雷雨般地爆发，哪怕是一点点难以察觉的想法也可以让他像一阵暴风雨似的改变整个形势；他是被激怒的公牛，又可以无动于衷地慵懒。父亲的意象代表着所有有益或是有害的自然力量。

这些都是小孩最早接触到的最直接的东西，它们通过孩子的父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小孩。当父母的意象渐渐萎缩、变得更人性化的时候，所有这些一开始看上去仅仅只是背景或者只像边缘影响的事物就会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小孩玩耍的土地、让自己温暖的火、让他感到寒冷的风雨，这些一直都是现实存在，但是由于他的意识还很朦胧，他只会把它们当成、理解成父母的特征。然后，就像拨开迷雾一样，大地的那些物质和动力方面就会破雾而出，展现为名副其实的力量，不再蒙着父母的面具。因此，它们就不再是替代物，而是对应于更高水平的意识的现实。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缺失了一些东西，那就是那种不可替代地感到与父母直接连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事实，列维——布留尔在另外一个大相径庭的情境中称之为神秘参与。这种让人无法当即理解的感情所意指的事实对于分析心理学和原始人的心理都起着重大作用。简而言之，这就是指相互的潜意识的一种认同状态。也许我应该进一步来加以解释。如果两个人的身上同时丛集着同样这种潜意识情结的话，那么这个情结就会产生巨大的情感影响，产生一种投射，导致这两人要不就相互吸引，要不就彼此排斥。当我和另外一个人对于同样一个重要事实都有一种潜意识的关系的话，那么我在一部分上就认同于这个人。而且，因为这一点，我就会让自己去适应他，正如我如果意识到这种情结的存在就会让自己去适应它一样。

这种神秘参与状态存在于父母和孩子之间。举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继母会把自己认同于女儿，通过女儿与女婿结婚；又或者，父亲会觉得自己是为了儿子好，因此糊涂地强迫儿子去完成他的——父亲的——愿望，比如娶谁、选择怎样的职业。将自己认同于父亲的儿子大家同样也都知道。但是，母亲与女儿之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纽带，在某些案例里实际上可以用联想方式来说明。 对于所涉及的人而言，神秘参与是一个潜意识中的事实。但尽管如此，当这个事实不再存在的时候，他还是能感觉到有种变化。对于父亲依然活着和父亲已经过世的人来说，他们在心理上总会存在某种差异。只要跟父母的神秘参与依然存在，人就可以维持一种相对属于幼儿期的生活方式。通过神秘参与，生活以潜意识动机的形式从外界奔涌到我们心中，又因为它们属于潜意识，我们也不会感到要负任何责任。因为有这种幼儿期的潜意识，生活的负担减轻了，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轻了。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潜意识中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而存在。在想象中，儿子坐在母亲的腿上，受到父亲的保护。父亲在儿子身上重生——至少也是作为永生之链的一环。母亲则通过年轻的丈夫恢复了父亲的青春，这样也就没有失去自己的青春。我也不需要从原始人心理那里举例子了。提一提就已足够说明问题。

这一切随着意识的扩大和加强会逐渐离去。接下来父母意象会延伸到整个世界表面，或者更准确地来说，世界会冲破童年时期的迷雾，从而导致潜意识与父母的结合一刀两断。原始人的成人礼甚至会有意识地来实施这一过程。这样，父母的原型就被赶到背景中去了；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个原型不再“丛集”。相反，部落、社会、教会或者国家却开始有了一种新的神秘参与。这种参与是普遍性的、非个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几乎不给潜意识任何空间。如果有人太依赖潜意识、太老实厚道、太过于相信他人，法律和社会马上就会让他回归自己的意识。不过性的成熟也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个人神秘参与，因此也可能会取代在与父母的认同过程中所失去的那一部分人格。一个新原型丛集了：在男人身上是女人的原型，而在女人身上是男人的原型。同样，这两个人物过去都躲藏在父母意象的面具之后，但现在他们不加掩饰地出来了，尽管他们还是受到父母意象的强烈影响，而且往往几乎完全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把男性身上的女性原型称之为“阿尼玛”，把女性身上的男性原型称之为“阿尼姆斯”，具体原因我稍后会谈到。

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潜意识中受到父母意象的影响越大，他们所爱的人就越有可能会被他们选来以正面方式或者负面方式来替代其父母。不要认为父母意象具有这种深远影响是不正常的；恰恰相反，它十分正常，因此也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事实上，这种影响的存在也十分重要，否则的话父母就无法从孩子身上重生，父母意象就会完全丧失，而个体生命的延续就会终结。这个人就无法把自己的童年和成年生活连接起来，因此他在潜意识中会一直是一个小孩——这种情形是最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基础。然后，他就会出现困扰那些社会新贵的弊病，不管这些新贵是个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都会出现这些弊病。

在某个意义上，孩子与父母结婚也是正常的。从心理上而言，这跟在生物学上为了让宗谱产生优良血统而必须向其注入新鲜血液一样重要。这确保了延续性，确保过去合理延伸到现在。只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过多或过少才会有害无益。

不管是好还是坏，只要一个人还把跟父母相似与否作为他选择爱人的决定因素，这个人就没有完全从父母的意象中释放出来，因此也就没有完全从童年时期释放出来。为了历史的延续童年是不能抛弃的，但这也不能以人接下来的成长为代价。当人走向中年的时候，童年幻想的最后一丝光芒会渐渐黯淡——必须承认这只在近乎完美的生活中才会出现，因为很多人走进坟墓的时候还只是孩子而已——这时，成熟男性或女性的原型就会从父母意象中出现：女人打一开始就认识了的男性意象，和男人永生都会携带的女性意象。

确实，有许多男人可以非常准确地、甚至惟妙惟肖地描述他们心中带着的女性意象（我没有碰到几个可以同样细致地描述一个男性原型图像的女性）。原始的母亲意象是所有之前的母亲的一个合成意象，同样，阿尼玛意象也是一个超个体的意象。因此，有些男性在个体上虽然截然不同，但这个意象却能揭示他们身上紧密相关的特征，人们几乎可以通过这个意象重建一种确定的女性类型。阿尼玛类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完全没有母性元素。从有利的角度看，她是伴侣、是朋友。从不利的角度看，她是高级妓女。在奇幻传奇小说中，例如赖德·哈葛德的《她》和《智者之女》、贝努特的《亚特兰梯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以不完整的形式，在海伦这个人物形象里，这些类型往往都得到了十分精准的刻画，包括她们人的特征和半人半神的特征。但是，阿尼玛类型在诺斯替教关于西门·马古斯的传奇中以最为简练而饱满的形式得到了描述。西门·马古斯还以漫画形象出现在《使徒行传》中。 ^[2] 他在旅途中总有一个女孩相伴，女孩的名字叫海伦。他是在推罗一家妓院碰到海伦的，她由特洛伊中的海伦转世而来。我不知道歌德的《浮士德》中海伦的母题是否是作者有意根源于西门的传奇。同样的关系也出现在赖德·哈葛德的《智者之女》一书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不存在这种有意识的连续性。

一方面，母性元素的缺失表明了从母亲意象中的完全释放，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这一点：一种纯粹的人与人的关系缺少繁衍后代的自然本能。在现在的文化层面上，绝大部分的男性都从未超越女性在母性上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阿尼玛的发展很少会超越幼儿期、原始的妓女层面的原因。这样，娼妓就成了文明婚姻的一个主要的副产品。不过，在西门的传奇中，我们可以找到完全成熟的阿尼玛象征，在《浮士德》第二部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成年期的成长就相当于脱离了自然。基督教徒和佛教徒的清修理想都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总要牺牲肉身。女神和半人半神的女性取代了应当带着阿尼玛投射的那个个人的、人性的女性。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领域，目前我不想进一步探讨。我们最好还是回到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意识到这种女性原型的存在？

只要一个原型没有被投射，没有在一个客体中受到爱或受到恨，它就完全认同于个体，个体就会迫使自己把这个原型演绎出来。这样，男人就会在行动中表现出他自己的阿尼玛。我们有一个词可以恰当地形容这种态度的特征：“敌意”。这个词可以很好地理解为“阿尼玛占有”，暗指一种情感失控的状态。“敌意”这个词只用来表示不愉快的情感，但阿尼玛实际上也可以引生出令人愉悦的感情。

自我控制是一种典型的男性理想，要实现自我控制就必须压抑感情。感情是特属女性的一种美德。因为男人想要成为他理想中的男人，他就会压抑自己所有的女性特征——就如男性特征是女性心理的一部分一样，这些特征其实也是他的一部分，因此他也会压抑某些情感，认为它们是过于女性化的弱点。这样，他就会把那些女性化的特征或者多愁善感的部分堆积在潜意识里，而当潜意识爆发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来他身上有一个女性存在。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最容易受到那些女性化感情支配的“硬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反之，为什么极为女性化的女人往往会具有令人瞠目的力量和果敢了。如果我们去仔细查看一个男人失控的情感、试图去重建这些情感后面可能隐含的人格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形象，如前所说，我称之为阿尼玛。基于同样的原因，古人设想出了一个女性的灵魂，一个“心灵”或者“阿尼玛”，而中世纪的教士提出 “女人有无灵魂”这个问题也就不无合理的心理理由了。

对于女人来说，情况就反过来了。当女人身上的阿尼姆斯爆发的时候，出现的不是像男人那样的感情，而是女人会开始辩驳、开始运用理性。正如男人的阿尼玛情感总是蛮横武断、反复无常一样，女人的这些辩论也是毫无逻辑和理性可言。可以说，阿尼姆斯思维总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必须要讲最后一句话，结尾也总是“这就是原因”。如果说阿尼玛是毫无理性的情感，那么阿尼姆斯是毫无理性的思维。

根据我的经验，男人总是可以轻松理解阿尼玛的意思。实际上，如我所说，由于男人往往对于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因此男人可以从不同时期一群各不相同的女人当中找出最接近于阿尼玛类型的那个女人。不过，基本上我发现女人就很难明白阿尼姆斯是怎样的；我也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女人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基于这一点，我推断阿尼姆斯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个性；换而言之，与其说他是个联合体，不如说他具有多元性。这肯定是跟男人和女人的具体心理多少相关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女人的主要兴趣是拥有男人，而男人的主要兴趣是征服女人，本性使然男人极少会止步于征服一个女人。因此，对女人而言一个男性个性就可以起到决定作用，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强的确定性，因为男人可以只把自己的妻子视为许多女人中的一个。这使得男人会强调婚姻的法律特征和社会特征，而女人却把婚姻视为一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关系。因此，一般而言，女人的意识只限制在一个男人身上，而男人的意识却倾向于僭越单一的个人关系——这种倾向有时会与任何个人限制格格不入。因为如此，我们在潜意识中也许就期待会有截然相反的补偿。男人明确清晰的阿尼玛形象完美地满足了这一期待，而女性阿尼姆斯无以名状的多型性也是如此。

我在这里对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所进行的描述相当简略。但是，假如我把阿尼玛仅仅描述成一个由非理性情感构成的女性原始意象，把阿尼姆斯仅仅描述成一个由非理性观点构成的男性原始意象的话，这就过于简略了。这两个形象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问题，因为它们是从原始时期以来就被称为“灵魂”的心灵现象的基本形式。它们也是人类具有谈论灵魂或精灵的深层需要的起因。

心灵中任何自发的东西都不是非个人的、中立的。非个人性这个范畴只与意识有关。从疯子的“声音”，到通灵者的幽灵控制和潜修者的幻象，所有自发的心灵因素都具有人格特征。同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也有人格特征，这种特征用“灵魂”这个词来表示是再好不过了。

在此，我想要反驳一个误解。我现在所使用的“灵魂”这个概念最好是用灵魂的原始观点来进行比较，比如埃及人的巴和卡，而不要用基督教关于灵魂的观点来进行比较，因为后者是试图对形而上的个体物质进行哲学构建。我对灵魂的理解完全与之无关，因为灵魂纯属于现象学范畴。我并非沉溺于任何的心理神秘主义，而只想用科学方式去理解那些让人们相信灵魂存在的基本心灵现象。

由于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表现出的情况相当复杂，其程度与各个时期各个民族所一直描述的灵魂最为相当，因此毫不奇怪只要有人试图进一步查看他们的内容，他们通常就会蒙上一种神秘的气氛。只要阿尼玛一经投射，她立刻就会把自己包裹在一种特异的历史感当中。歌德这样形容了这种感觉：“光阴中由你而去的是我之娇妻姐妹”。 而为了表达这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感，赖德·哈葛德和比奈只能回溯到希腊和埃及。

令人奇怪的是，阿尼姆斯似乎并没有这种历史神秘感。我几乎可以说，他更在乎的是现在和将来。他有追求普遍法则的倾向，喜欢夸夸其谈，或者对最隐晦、最富争议的事物也给出必然判断。他的语气是如此肯定，以至于女性完全不会再做进一步（可能也是太痛苦）的思索了。

我再一次只能用相反补偿来解释这一差异了。在男人的意识活动中，他会提前规划，试图去创造未来，而绞尽脑汁地去想诸如谁是谁的姨奶奶这样的问题则是专属女性的特征。不过，女性对家谱的这种热衷恰恰以盎格鲁－撒克逊情感为掩饰十分清晰地出现在赖德·哈葛德的作品中，在比奈的作品中同样的东西则以可口、胡拌的慢性丑闻而出现的。对灵魂转世的暗示会以无理情感的形式强烈地缠绕男性的阿尼玛，而女性只要没有太受控于男性的理性主义的话，有时就会有意识地承认自己有这种情感。

这种历史感往往带有意义重大和宿命的特征，因此会直接让人想起永生和神圣的问题。即便是比奈这样十分理性、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他在形容那些因爱而死的人的时候也说他们通过一种神奇而有效的木乃伊方式得到了永恒的保存。而赖德·哈葛德就更不用提了，他的《阿依莎：她的归来》）整个就是一部上乘的心理学档案，在这本书中Haggard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秘主义者。

而阿尼姆斯因为并没有这些情感特征，因此似乎完全不存在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方面。但是，就其最深层的本质而言，阿尼姆斯也跟阿尼玛一样具有历史感。不幸的是，关于阿尼姆斯我们并没有非常好的文学例子。女性作家似乎无法进行某种率真的内省；或者至少可以说，可能由于她们的反省不带任何感情，所以她们更愿意将其反省结果放在另一个地方。这方面我所知的只有一个不带偏见的文件，玛丽·海伊的小说《邪恶的葡萄园》。在这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当中，阿尼姆斯的历史元素在极其聪明的掩饰下出现了，不过这种掩饰显然并非作家有意而为之。

阿尼姆斯是由基于有欠思虑的判断而形成的由因及果的假设组成。之所以存在这些判断，这只能是从女性对某些事物的意识态度推断而来。我必须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给她儿子最为庄重的照顾，认为他具有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重要性，结果是儿子青春期过后没多久就变成神经症患者了。这个女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极不明智的态度，一开始原因还很难识别。不过，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个女人心中有一个无意识的信念，说“我的儿子是未来的救世主弥赛亚”。女人普遍都有英雄原型，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这个原型会投射到她们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身上，其形式是某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会无意识地控制她们的行为。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安妮·贝赞特，她也是发现了一个救世主。

在玛丽·海伊的小说中，基于潜意识中一个无法言表的判断，女主人公认定丈夫是个可怕的暴君，像……一样把自己囚禁起来。她的态度最终把丈夫逼疯了。女主人公让丈夫自己去揣摩这个没有完成的比喻。丈夫最后发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暴君很适合这个比喻，于是他把自己认同于那个人物，结果失去了理智。因此，阿尼姆斯根本就不缺乏历史因素。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阿尼玛。同样地，在跟阿尼姆斯有关的宗教问题上，判断官能会起到主导作用，正如同对男人而言情感官能会起主导作用一样。

最后我想说，尽管实际中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但它们并非是潜意识中仅有的形象或“灵魂”。不过，因为我还想探讨关于心灵和土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也许我得先离开这个属于高度微妙的内心体验的棘手领域，转到另外一边去了。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在心灵的黑暗背景中辛勤摸索，而可以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宽广世界了。

正如在进化过程中心灵受到了土地条件的塑造一样，同样的过程现在也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重复。试想某个欧洲国家的一大群人被移植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气候条件也大相径庭。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即使没有混入外国血统，几代之后，这群人一定会产生某些精神甚至身体上的变化。我们在不同欧洲国家中的犹太人身上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他们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只能用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的特征来解释。要把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和一个北非犹太人，或者德国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区分开来并不困难。我们甚至可以区分出各种不同的俄罗斯犹太人，比如波兰人、北俄罗斯人、哥萨克人。虽然他们种族一样，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原因不明的显著差异。尽管一个研究人类本性的学生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差异的存在，但要准确定义它们却极为困难。

现代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种族移植实验就是对北美大陆的殖民，其中绝大多数的殖民者是日耳曼人。由于气候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预期原来的种族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改变。印第安血统的混入日益减少，因此起不到什么作用。博厄斯早就说明在第二代移民的身上就开始发生了解剖结构上的变化，主要就是颅骨尺寸的改变。不管怎样“扬基佬”形成了，他们跟印第安人是那么相像，以至于我在首次去美国中西部 的旅途中看到一大群工人从工厂里出来的时候，我跟同伴说自己还真没有想到这些人的印第安血统所占的比例会那么高。同伴笑着回答我说，他愿意打赌，这几百个人当中一滴印第安人的血都找不到。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对美国人神秘的印第安人化还没有一丝概念。只有当我用分析的方法来治疗许多美国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了这件神秘的事情。跟欧洲人相比，我在美国人身上发现了显著的差异。

另外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是黑人的巨大影响，这自然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混血的原因。在美国报纸的副刊插图中就可以很好地研究美国人情感外露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的大笑；泰迪·罗斯福（老罗斯福－译注）的大笑就可以在美国黑人中找到其原始形式。美国人走路很奇特，关节松松垮垮的，或者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走路时臀部会晃来晃去，这些也是来自于黑人。美国音乐的灵感主要就是来源于黑人，舞蹈也是如此。他们表达宗教感情的方式、他们的陪灵会、“圣滚者”以及其他异常事物，都是受到黑人的强烈影响。还有美国人闻名遐迩的天真，不管是令人着迷还是令人不快，都令人不得不拿它跟黑人的孩子气来做比较。美国人一般都活泼好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棒球赛场上，而且也尤其体现在他们对谈话的高度热衷上——美国报纸的滔滔不绝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一点极少是来源于他们的日耳曼祖先，而更像黑人村庄里的喋喋不休。在美国几乎完全没有隐私，群体交际无处不在，这让人想起了露天草棚里的原始生活，那时候部落中的所有成员完全彼此认同。在我看来，美国人的房子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门洞大开，正如美国村镇里的花园都没有篱笆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是大街。

自然，我们很难判断说这些现象有多少是在于他们跟黑人的共生，又有多少是在于美国还是一个在处女地上进行开创的国家。不过总而言之，毫无疑问的是黑人对这个民族的普遍性格是有着广泛影响的。

当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这种原始人的影响，虽然其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比如，在非洲，白人是占人口越来越少的少数，因此他们必须要恪守最严格的社会习俗才能使自己不受黑人的影响，否则他们就有可能会“变黑”。如果他们屈服于原始人的影响，他们就会失去自我。但是在美国，因为黑人还只是占少数，所以他们不是一种退化影响，而是一种虽然怪异但无法用贬义词来形容的影响——除非那个人正好得了爵士恐惧症。

让人吃惊的是，印第安人的影响却看不到，或者说非常罕见。上面所说的那些外貌上的相同点都不是指非洲，而只在美洲发生。是不是他们的身体对美洲有反应，而心灵却对非洲有反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说他们只有外在的行为受到了黑人的影响，而心灵中的活动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

自然，在我的美国病人的梦中，表现其人格低级面的黑人应当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同样地，欧洲人会梦到流浪汉或者其他低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绝大部分的梦都相当粗浅，尤其是分析初级阶段的那些梦，所以只有在非常深入透彻的分析过程中我才碰到了跟印第安人相关的象征。就比如英雄母题所表现的那样，潜意识具有进步倾向，它选择了印第安人作为其象征，正好像美国的某些硬币上刻有印第安人头像一样。这是对一度遭到痛恨的印第安人的致敬，但同时也见证了一个事实：美国人的英雄母题选择印第安人作为其理想人物。美国当局绝对不会想到要把塞太瓦约或者其他黑人英雄的头像放到他们的硬币上去。君主政体喜欢君王的头像，而民主国家会尊崇他们其他理想的象征。在我《转化的象征》）一书中，我详细地举了一个类似的美国人英雄幻想的例子，我还可以举上十几个其他案例。

英雄总是一个人最高、最有力的渴望的化身，或者说代表了这个渴望应该如何，代表了一个人最喜于实现的东西。因此，英雄母题由哪种幻想构成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人的英雄幻想中，印第安人的性格起到了主导作用。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轻松随意的欧洲人的观点；只有印第安人的成人礼才可以与美国人残酷甚至野蛮的严格训练相媲美。因此美国运动员的表现才那么令人赞叹。只要是在美国人真的用心投入的事情上，我们都能捕捉到一丝印第安人的影子。美国人在一个具体目标上会全身心投入，他们总是咬紧目标不放松，他们面对巨大磨难也具有不屈不挠的忍耐力——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印第安人传奇般的美德。

英雄母题不仅影响到对生命的总体态度，而且也影响到宗教问题。任何绝对的态度往往都是宗教态度，在一个人变得绝对的地方，你就能看到他的宗教。在美国病人的身上，我发现他们的英雄形象具有来源于印第安人宗教的特质。印第安人宗教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萨满，他们是巫医或者招魂者。这方面美国的第一个发现——后来传播到欧洲——就是招魂术，第二个是基督科学会和其他的精神治疗形式。基督科学会是一种驱邪仪式。疾病之魔受到拒绝，在病入膏肓的躯体上方哼唱着适合的咒语，作为最高层次文化产物的基督教就被利用成了能治病救人的魔力。虽然说基督科学会的精神内容极度贫乏，但它是一股活生生的力量；它拥有来自于土地的力量，并因此得以制造正统教会虽孜孜以求但徒劳无功的那些奇迹。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真言”，也就是魔咒、口号或者广告词都没有比在美国更有效的了。我们欧洲人对此是一笑置之，但我们忘记了：如果人们具有认为字词拥有魔力的信仰，那么其撼动力要超过高山。基督本人就是一个词，那个词。我们已经远离了这种心理，但是它在美国依然还活着。至于美国会如何处理这种心理，这还有待观望。

这样美国人就呈现出了一幅奇怪的画面：举止像黑人却带着印第安人灵魂的欧洲人。他们有着所有霸占外国土地的侵占者的命运。澳大利亚有些原始人坚信不可征服别人的土地，因为那些土地上住着祖先的灵魂，他们会通过新生儿而轮回转世。这一信仰里面具有很强的心理学真理——异国会同化其征服者。不过，跟征服中南美洲的拉丁人不同，北美的人保持了最严格的新教教义的欧洲标准，尽管他们无法阻止其印第安敌人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灵魂。不管在哪里，处女地至少都可以使其征服者的潜意识沉沦到原著民的水平上。这样，美国就有一种不见于欧洲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落差，一种高度的意识文化水平和潜意识的原始性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潜力，赋予了美国人所向披靡的企业精神和令人羡慕的热忱，这些都是欧洲所没有的。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祖先的精神，对我们而言任何事物都充满历史底蕴。这些事实都使我们与潜意识保持着联系。但是，这一联系也过于密切，我们也被历史的钳子卡得过紧，以至于如果要把我们松绑、要让我们的政治行为与五百年前有所不同的话，必须发生最重大的灾难才行。与潜意识的联系把我们绑在土地上，使我们难以动弹。如果是谈到心灵的发展进步和其他可取的活动的话，这当然不是什么优势了。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诋毁我们跟亲爱的大地母亲的关系。人来人往——但只有扎根于那片土地上的人才会坚持下来。对潜意识及其历史条件的异化就意味着丧失根基。这个危险会等待着那些征服异地的人们，等待着由于片面忠诚于某个主义而脱离其存在的黑暗的、母性的土地根基的每一个人。

[1] [最早发表于由赫尔曼·凯塞林伯爵编辑（达姆施塔特，1927年）的《人与土地》中一篇题为“心理的结构”的文章，第83-137页。这篇论文后来被荣格重写，内容得到很大扩充，成为两篇文章：一篇题为“Die Struckturder Seele”，翻译过来是“心理的结构”，英文版《荣格文集》，第8卷，第300页，从翻译中可以看到它沿袭了之前的题目。另一篇是现在的这篇文章，《当代心理问题》（ Seelenprobleme der Genenwart ）（苏黎世，1931年）中的“Seele und Erde”（心灵与土地——中译者）。原来的那篇文章由C.F.贝恩斯和H.G.贝恩斯翻译成“心灵与土地”，见《对分析心理学的贡献》（伦敦和纽约，1928年），编辑中参考了这一版。——英编者]

[2] 8:9-24。有关海伦的传说见《爱任纽》， Adv.haer .9,二十三。 9Ed0VoIO5owt21q7Dr+Ly6904woXSD2pem0zzxSoCQEAZuShPoBvPVh8qoR6G+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