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看来，“潜意识”这个词弦下之意就是某种形而上的东西，神秘至极。潜意识这一概念之所以蒙上了这样的特征，主要就在于这个原因：在一般人的言语中，潜意识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形而上的实体。比如，爱德华·冯·哈特曼就将潜意识称之为“普遍领域”。另外，这个词也受到神秘主义的利用，因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极度热衷于借用科学词汇，用“科学”的外衣来粉饰其胡猜乱断。与之相反的是，长期以来自认为——也并非毫无理由——代表着唯一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实验心理学家们，却对潜意识这个概念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任何心理性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意识就足以担得上“心理”这个名称。实验心理学家也承认，有意识的心理内容就清晰程度而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心理要比别的心理“光明一些”，而有的则要“黑暗一些”，但是潜意识的存在由于在名称上的对立却遭到他们的否认。

实验心理学派之所以持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总是单单局限于“正常”的事物，还有就在于实验本身的性质。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对最粗浅的心理过程进行实验。就其本质而言，复杂的心理功能根本不会进入基于精确测量的实验流程中，所以对它们的探究也就完全缺失。不过，就重要性而言，还有一个因素要远远超过以上原因，那就是实验心理学与心理病理学之间的隔离。自里博（Ribot）时期以来，法国心理学者一直专注于异常的心理现象。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奈甚至宣称，病态心理会放大某些背离正常的行为，使其变得难以捉摸；而如果把这些行为单独拎出来的话，它们就好理解了。另外还有一位叫皮埃尔·让内的法国心理学家。他在萨佩特雷里工作，几乎毕生都奉献给了对心理病理过程的研究，而且卓有建树。不过，最能清楚说明潜意识的存在的，恰恰是异常的心理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支持潜意识这个假设并对此予以激烈辩护的，就是医疗人员，尤其是精神疾病领域的医师。在法国，心理病理学的发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心理学，使之接受了存在“潜意识”过程的观点。与之相反，在德国是心理学丰富了心理病理学，向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实验方法，不过心理学却没有从心理病理学那里借鉴到对病理现象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的科学领域心理病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法国的发展道路。除了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关注之外，心理病理学研究还成了医务人物的一个课题。他们的专业工作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理解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心理现象。这样，后来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技术，即所谓的“精神分析法”。潜意识的概念在这个精神分析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要远大于法国学派的发展，因为后者更关注潜意识过程自我表现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其诱因及其特殊内涵。15年前，在没有弗洛伊德学派的参与下，我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证实了潜意识过程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时阐释了那些有可能表现这些过程的方法。后来，通过跟一些学生的合作，我还阐明了潜意识过程对于精神病患者的重要意义。

这些发展一开始纯粹都是医学领域的，因此潜意识的概念带上了根源于自然科学的色彩。在弗洛伊德学派中，这个概念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医学概念。根据这个学派的观点，人，作为一种文明生物，不可能表现出大量的本能冲动和愿望，而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东西不容于法律和道德。因此，只要一个人愿意去适应社会，他就会迫使自己去压制这些愿望。认为人有各种愿望的假设是完全有道理的。任何时候，只要稍微诚实一点，这一点就可以从每个人的身上得到证实。不过总体而言这种领悟只能证实一个一般性判断：即不容于社会和为社会所不许的愿望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经验表明：当谈到个体案例的时候，情况是极为不同的。这也就非常明确地说明：由于人会去压制那些不允许产生的愿望，就会导致砌在产生愿望和意识到愿望之间的那堵薄墙轰然倒塌，从而使愿望成为潜意识。愿望会被遗忘，或者——如果这个人去寻找任何动机的话——其位置会被一个大致合理的理由所取代。一个不允许产生的愿望成为潜意识，这个过程就叫压抑。它不同于压制，后者的前提是这个愿望会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不管是由愿望组成还是由痛苦的记忆组成，这些不相容的内容尽管会受到压抑，遭到遗忘，但它们依然存在，而且它们不为人所察觉的存在会影响到意识过程。这种影响会以对意识和正常功能的怪异干扰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称之为神经性障碍或心因性障碍。很特别的是，这些干扰不仅仅会作用于心理过程，而且还会扩展到生理过程。正如让内所强调的那样，当它们作用于生理过程的时候，受到干扰的从来都不包括生理功能的基本成分，而只会是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对这些功能的自发运用。比如说，营养功能的基本成分在于吞咽这一动作。如果说不管是吃固体食品还是液体食品都常常会哽住，那么这是一种解剖学障碍或器官障碍。但是，如果只有在进食某些食物或在某些就餐点时会哽住，只有当某些人在场时会哽住，或者只有在处于某些情绪之中时才会哽住，那么这就是神经性障碍或心因性障碍。因此，心因性障碍只会在某些特定的心理条件下对进食动作产生影响，而不会在身体条件下产生影响。

这种生理功能的障碍在癔症上尤为常见。还有一种常见的病，法国医生称之为精神衰弱。在这种患者身上，纯粹的心理障碍取代了生理功能的障碍。这种障碍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比如强迫意念、焦虑状态、抑郁、情绪、幻想、病态情感和冲动等等。我们发现这些障碍的根源都是受到压抑的心理内容，即那些已经成为潜意识的内容。在这些纯粹的实验性发现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这个概念：即潜意识是所有不容于社会、受到压抑的愿望的总和。

绝大部分不相容的内容都与性这个现象有关。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阐明。众所周知，性是一种基本本能，是最私密、最微妙的东西。通过爱的形式，性可以导致最激烈的情感、最炙热的渴望、最深刻的绝望、最隐秘的悲伤，以及最痛苦的经历。性是一个重要的生理功能，也是一个后果众多的心理功能，人类的全部未来都依赖于此。因此，尽管性是另外一种本能，其重要性也是不亚于营养功能。我们能够容忍营养功能，不管是吃一块小小的面包，还是参加行会大餐，各式各样的吃法谁看见都可以，最多也就是在身受肠膜炎之苦或者是食品严重短缺的时候才会有所克制。然而，性却带上了道德的禁忌，要受到大量法律法规的限制。性不像营养功能那样，个人可以随意支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量迫切关注和强烈感情都会与这个问题有关了，因为普遍来说在人没有彻底适应社会的地方都能发现情感。不仅如此，我还说过，性是每个人的基本本能，这就足以解释著名的弗洛伊德理论了。弗洛伊德理论把任何事物都归之于性，它对潜意识的描绘使之看起来像某种储藏室，所有受到压抑和得不到允许的原始愿望以及其后产生的不允许的性愿望都储藏在那里。尽管这种观点令人不快，但是，弗洛伊德把许多事物都偷运到性这个概念中去了，如果我们打算把所有这些事物都挖掘出来的话，我们就必须公平地来看待这个观点。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大大地扩展了这个概念的界线，使其远远超过了所允许的界限。对于弗洛伊德实际上所指的意思，一个更好的词是“性爱”。在古代哲学中，性爱代表着能渗透万物的爱神，是创造和繁衍的力量。“性”是对这种力量最不雅的一种表达。尽管如此，如今性这个概念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似乎又有着确定的界限，所以人们甚至不愿将“爱”视为其同义词。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轻易地看出来，在他仅仅谈论性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指的都是“爱”。

整个弗洛伊德学派都坚定地认可性理论。当然，任何不带偏见的思考者或研究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性经验或性爱经验和冲突都十分重要。但是，这不能证明性就是基本本能和人的心理的激发原理。恰恰相反，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家会承认：心理是一种极端复杂的结构。尽管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寻求用生物学因素对其进行解析，但是，心理还会把大量其他的不解之谜摆在我们面前。要找到谜底，单单靠一门孤立的学科，比如生物学，是无法完成的。不论现在或者将来生物学家会假设或假定怎样的本能、内驱力或者动力，他们必定无法提出一种类似于性一样具有精确定义的本能，作为其阐释的一个基本原理。生物学，实际上包括所有学科，其发展已经逾越了这个阶段：我们不再像早期科学家处理燃素和电那样，把任何事物都简单地归因为某种显而易见的简单力量。我们已经学会了运用一个小小的名叫能量的抽象词，来作为对所有量变的解释原理。

我相信，在心理学上，真正的科学态度同样会引导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心理的动态过程不能简化成这种或那种明确的本能，这只会让我们回到燃素理论的时期。我们必须把各种本能视为心理的组成部分，然后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提取出我们的解释原理。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是假定一个假设性的量，“能量”，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原则。我们称之为“力比多”，指的就是这个词的传统意义，对其实体性不带任何偏见。在这个量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没有异议的方法来解释心理动力过程，而不会导致任何具体解释所无可避免会带来的扭曲。弗洛伊德学派认为，与精神领域相关的宗教感情或其他任何情感都“只不过”是受到压抑从而得到“升华”的没有获得允许的性愿望而已。他们这种方法就跟物理学家解释说电“只不过”是某个人买下一个瀑布然后把它装进一个涡轮机一样。换句话说，电只不过是“文化上畸形”的瀑布而已。自然生态保护协会也许会提出这种说话，但这绝不会是一个科学推理。在心理学上，只有证明我们存在的动力理由仅仅只有性而已，这种解释才合理。但要证明这一点就等于说，在物理学上瀑布本身就可以产生电。这样的话，我们说电只不过是由电线来传导的瀑布而已也就完全正确了。

因此，如果我们摒弃那种将潜意识不加区分地完全解释为性的理论，用一种心理能量观点来取而代之，我们就必须说：潜意识包括了没有到达意识阈值的所有心理状况，那些能荷不足以让其维持在意识之中的心理状况，或者那些只能在将来到达意识之中的心理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描述潜意识应该是如何组成的了。我们已经把对压抑的认知作为潜意识的内容了，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所有我们已经遗忘的事物。一件事物被遗忘了，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只是说这个记忆已经变成了下意识。它的能荷太低，从而无法出现在意识中了。但是，尽管在意识中遗失了，它并没有在潜意识中消失。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的话，自然就会遭到反对了。我想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假设有两个人，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另一个看了1000本。在10年之中，第一个人只是仅仅活着而已，第二个人读了1000本书。我们把这两个人这10年的记忆都抹去。现在两人都同样地无知了，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之间谁曾经读过书，并且，注意，读懂了这些书。尽管阅读的经历遗忘已久，但它依然留下了痕迹。我们从这些痕迹中就可以发现过去的经历。这种间接但持久的影响源于印象的固着。虽然这些印象再也无法到达人的意识中了，但它们依然被保存着。

除了被遗忘的事物之外，下意识知觉还构成了潜意识的部分内容。它们可能是没有达到意识听力刺激阈值的感官知觉，或者是处于视觉次要领域的感官知觉；也可能是统觉，也就是说内精神或外部过程的意识。

所有这些材料就构成了个体潜意识。之所以称之为个体，是因为它完全来自个人生活。因此，任何事物一旦成为潜意识，它就会被由这些潜意识材料所构成的关联网所吸收。高密度的联想性关联转变或上升为意识，就能以灵感、直觉、“好主意”等形式得到复制。

不过，个体潜意识的概念还是无法让我们完全把握潜意识的本质。如果说潜意识仅具有个体性，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就完全有可能把一个精神失常者的所有幻想都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印象上去。毫无疑问，这些幻想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简单归因于其个人历史的，但是还有某些幻想让人无法在其过去的历史中找到根源。那些都是些怎样的幻想呢？用一个词来说，它们是神话幻想。它们的内容与任何事件或者经历都毫无关系，只与神话故事有关。

如果说这些神话幻想不是来源于个体潜意识、因此也不是来源于个人生活经历的话，那么，它们又是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它们来自大脑。确实，它们是来自大脑，但不是来自个体的记忆痕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这些幻想总是别具新意，非常有创造力，就像新发明一样。很明显，这些幻想来自大脑的创造活动，而不仅仅是源于其助记活动。除了躯体之外，我们同时还得到了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脑，这个大脑携带着它的整个历史。当大脑进行创造的时候，它就是从这个历史——人类历史——当中进行创造的。对于“历史”这个词，我们通常指的是我们“制造”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客观历史”。大脑真正的创造性幻想活动跟这种历史毫不相干，只与年代久远的自然历史有关系。这种历史是自鸿蒙以来以生命的形式传递下来的历史，也就是大脑结构的历史。这个结构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人类的故事：死亡与重生生生不息的神话，同时也讲述着多如繁星般穿梭于这个未解之谜的人们的故事。

这种潜意识深埋在大脑的结构之中，只会通过创造性幻想这一媒介才会显露其未灭的存在，它就是超个体的潜意识。它在具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复苏，把自己展现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在思想者的灵感里，在潜修者的内心经历上。超个人的潜意识通过大脑结构而传播，就像一种无远弗届、无所不在、不所不知的精神。它对人的了解不限于此时此刻，它也了解人的过去；它了解神话中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与超个体意识或集体潜意识的关联意味着人对自身的延伸；意味着个人存在的死亡以及在另外一个新空间的重生。这在古代某些神秘故事中就确实发生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此时的人的牺牲，就无法获知人在过去是怎样以及在将来依然会如何。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福音书》中的信息的话，艺术家可以给我们讲述大量关于个体人的牺牲。

不管怎样，不要去想象会存在遗传观念。它毫无疑问是不存在的。不过，观点的先天可能性倒的确存在，它们近似于康德所说的范畴，是幻想产生的先验条件。虽然这些先天条件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内容，但是它们可以给已获内容提供确定的形式。作为大脑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它们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会存在象征识别和神话母题识别的原因。集体潜意识构成了黑暗背景，在其映衬下适应性功能和意识得到了凸显。人们很倾向于说，在心理当中，一切有所价值的东西都被吸收成适应性功能，而所有无用的东西就组成了初始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夜间幽灵会脱离令人恐惧的阴影；而在我们以生物学为导向的想法中，费尽心思的祭祀和仪式似乎都徒劳无功，毫无意义。这一切让原始人类心惊胆战。我们嘲笑着原始迷信，认为自己略高一筹，但是我们完全淡忘了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像原始人一样莫名其妙地受到这个背景的影响，而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习惯于讥之为蠢事博物馆的东西。原始人只不过是相信另外一套理论——一个与巫术和神灵有关的理论——而已。依我之见，这套理论饶有趣味，朴素合理，甚至比现代科学的学术观点还要有道理。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会努力找出哪些食物最适合自己的神经性肠膜炎，吃错哪些东西又会引起新的疼痛。而原始人会去寻找心理原因，寻求在精神上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是无比正确的。潜意识过程对我们的影响跟它对原始人的影响是毫无二致的；我们跟原始人一样受到疾病之魔的控制，我们的心理同样濒临受到某种敌对影响的威胁，跟原始人一样我们也是恶鬼的猎物，或者是被某个怪人施了魔咒的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东西，而这就是我们唯一比原始人高明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但这桩小事却改变了一切。一直以来，对人类来说，发明新的名称就类似于从噩梦中挣脱出来。

自远古以来，在这个神秘的背景中，原始森林夜幕下的阴影中有同样一群但又不断变化的人物。这个背景就像对白日生活的扭曲反射，在夜晚的梦里和恐惧中自我重复。亡灵，鬼魂，那些稍纵即逝、源自一去不复生的监狱的记忆意象，那些由某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产生、现在以鬼魂的形式所体现的感觉，这些东西统统都幽幽地聚集起来了。它们似乎只不过是白天喝剩的杯子里留下的苦涩余味，是无人问津的残渣，是一无是处的经历沉迹。但细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充满敌意的背景却可以派出强大的特使，对原始人类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代理有时是以魔法的形式出现，有时又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两者有时也会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在生存之斗结束之后，这两者就是原始人心理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了。两者中的精神内容会自动地以明显的感官形式向原始人展示，而原始人的本能反射完全跟动物一样。精神经验对原始人具有无比巨大的影响，影响之大有时甚至足以令我们欧洲人惊叹连连。对原始人来说，事物的感官直观性同时也属于精神现象。原始人不会想起一个想法，而是这个想法呈现给他们；几乎就像幻觉一样，或者至少就像一个栩栩如生的梦一样，想法是以一个明显的感官直觉的形式呈现给他们。因此，对于原始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想法是可以叠映在感官现实之上的。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有这种举动的话，我们肯定会说这个人疯了。

原始人的这些心理特征在此我就不赘述了，但它们确实对于了解集体潜意识至关重要。这一点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就可以得到证明。作为文明社会，我们西欧的历史或可追溯到2500年前。在那之前是相当久远的一段史前时期，当时人类达到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比如苏族印第安人。再往前就是长达几十万年之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新石器文化之前是一段无法想象的亘远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动物进化成人。哪怕只往前追溯五十代，许多欧洲人也比原始人先进不到哪里去。因此，跟原始心理牢固的各个表层相比，文化表层虽然光泽诱人，但实则薄如蝉翼。不过，集体潜意识正是由原始心理的这些表层构成，当然同时也包括了消失在时间的无底深渊中的残余兽性。

基督教把日耳曼野蛮人分成上半部和下半部，让其压抑住黑暗面，驯化光明面，来适应文明社会。但是那个黑暗的下半部依然在等待救赎，等待另外一次的驯化。在那之前，下半部会继续跟史前时代的残余联手，跟集体潜意识结盟，而后者可以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被激活，而且这种激活的需求会越来越迫切。由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其权威，“金发野兽”的声音听起来将更令人惊恐。它在地牢中不安地走来走去，随时准备破牢而出，为非作歹。当这一切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时候，就会带来心理变革，不过它也可能以社会形式出现。

我认为，犹太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犹太人早已拥有古代世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接收了他们所栖身之国的文化。犹太人身负两种文化，当然这听上去可能比较矛盾。犹太人的驯化程度比我们高，但他们也极度缺乏人的一种特质，使其无法扎根于大地，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日耳曼人的身上就能发现这种神秘特质的积聚，令人心悸。自然，很久以来欧洲雅利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迹象。通过目前的战争他们也许开始注意到了；不过当然也可能还是没有。这种特质在犹太人身上少之又少——他们脚下有哪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神秘性没有玩笑可开，也没有悖论可言。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在美洲第二代移民的身上，所有欧洲人种的颅骨和盆骨的尺寸都开始印第安人化了。这就是美洲土地的神秘性。

每个国家的土地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神秘性。这一点在我们的心理中有一种潜意识的反射：心灵和身体之间有一种关系，同样，身体和土地之间也有一种关系。希望读者原谅我这种打比方的讲话方式，尽量去理解我的意思。尽管这一点是那么明确无误，但描述起来非常困难。有些人，而且这些人为数还不少，活在自己的躯体之外、之上，像没有躯体的阴影一样飘荡在其土地之上；而土地是其土地性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他们的躯干。而其他人却完完全全地生活在自己的躯体之内。一般而言，犹太人跟土地关系和睦，但他们却无法感受土地神秘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接受能力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有一种独特的需要，想把任何事物都简单地归因于其物质起源的原因；他们需要这些起源来抗衡他们两种文化的危险支配。一点点的原始性根本不会令他们不快；与之相反，我非常能够理解：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都简化为原始的性愿望和权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于犹太人有益的，他们觉得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一种简化的形式。因此，弗洛伊德对我的异议视而不见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可是，这些独特的犹太教义在日耳曼人的心态里却是完全令人无法满意的。我们的心里还是存在一个不容轻视的真正的野蛮人，这个野蛮人的显示让我们很不舒服，这也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度日方式。要是人可以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多好！事实上，过于精巧或者过去荒诞的阐释是无法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潜意识的。犹太背景的心理治疗师唤醒了日耳曼心理中的那些从大卫王时期传下来的残留物，这些东西像是心血来潮，又令人伤感；不仅如此，这些心理治疗师还唤醒了昨日的野蛮人。对于这个野蛮人来说，各种事情会突然之间变得严肃起来，而且非常令人不快。尼采也认为野蛮人十分明显地具有这种令人厌烦的特征——无疑这是来自他的个人经历，因此尼采对犹太人的心理予以高度评价，鼓吹要尽情飞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但是尼采忽略了一个事实：把事情看得很严肃的不是我们心里的野蛮人，而是对尼采来说事情变得严肃了。他被精灵控制了。世间又有谁比尼采把事情看得更严肃呢？

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严肃对待潜意识的问题。基督教有着强大的向善强制力，又有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不仅仅是有利于基督教的论据，而且也证实了基督教受到压制和压抑的对手——反基督教的野蛮因素——的力量。我们的内心存在一些会反抗我们的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危险特质，而且也是一笔契合的宝贵财产。这仍然是一笔未曾被触及的财富，是一个尚未腐蚀的宝藏，是年轻的标志，是重生的热忱。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看到潜意识的正面特征，把它视为获得启示的一个源泉，从而去重视潜意识，那么这从根本上就是大错特错了。就其根本而言，潜意识是过去的世界，是由意识态度的片面性激发而成。有些因素在个体的意识存在中作用甚微，一旦生活片面地走向某个方向，生物的自我调节功能就会在潜意识中把这些因素积聚起来。因此，作为对压抑理论的补充，我提出了潜意识补偿理论。

潜意识的作用就是对瞬间的意识内容进行补充。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潜意识会发起反抗，因为有时候潜意识倾向也会与意识倾向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意识态度会接近于最佳结果。意识态度越接近于最佳结果，潜意识的自主活动就越会减弱，其价值就越会下降，在达到最佳结果的时刻，其价值会下降为零。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一切顺利，只要一个人所走的路对他而言是其个人和社会的最佳结果，潜意识就无从谈起。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会探讨潜意识，这就足以证明现在的一切事物并非都是井然有序。对潜意识的讨论不能完全推给分析心理学家。这种探讨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在麦斯麦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最初的一些迹象。确实，那时候人们不是说潜意识，而是说“动物磁力”。这只不过是重新发现灵魂力量和灵魂物质的原始概念，这些东西由于古老思想形式的恢复而从潜意识中复苏。动物磁力说后来旋风般地席转整个西方世界，最终导致人们再次接受拜物信仰（将生命赋予无生命的物体）。当时，罗伯特·迈尔把对能量的原始动态观点抬升到了一个科学概念的水平。罗伯特·迈尔自己描述说，这些观点从潜意识中冒出来，就像灵感一样冲到了他的脑海之中。与此同时，这股排山倒海般的旋风完全冲破了各种限制，迅速发展成唯灵论。这种现代理论相信神灵，认为人类远祖的宗教以萨满教的形式复活了。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在潜意识中挖掘被恢复的内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过程导致了更高差异化阶段的两极化——神智学和人智学的兼收并蓄的体系，或者说诺斯替体系。同时，这一过程还为法国精神病理学、尤其是法国催眠术学派，打下了基础。这些理论又相应地成为了分析心理学的主要源泉，让其试图以科学方式研究潜意识现象——也就是神智学派和诺斯替派以神秘预示的形式让智力稍低的人所了解的那些现象。

这一发展过程显然可以让我们看出：分析心理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确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我认为，关于潜意识的纷争或者复苏之所以会在1800年左右出现，是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这场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政治革命，不如说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是自启蒙时期以来所有积聚起来的那些一触即发的事物的大爆发。大革命对基督教的正式废黜必定给我们心中的潜意识异教徒留下了深刻烙印，因为自那以后这个异教徒就再也无法平静了。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歌德——的身上，他能够真正地呼吸生活；在荷尔德林的身上，他起码可以大声歌颂希腊的辉煌。自那以后，尽管不时会有反对之声，但人类世界观的去基督教化一直飞速发展。与此齐头并进的是对各种怪力乱神的引进。除了已经提及的拜物教和萨满教之外，最主要的进口是佛教，由叔本华负责进行兜售。神秘宗教得到迅猛传播，其中包括高级形式的萨满教、基督教科学派等。这幅画面让我们想起了人类社会的前几个世纪，那段时期有如历历在目。那时候，罗马开始寻找那些可笑的古老神灵，认为必须大规模地引进新的神灵。就像今天一样，他们大量引进了五花八门的东西，从最低级、肮脏不堪的迷信，到人类精神最高尚的成果，无所不有。那时候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之中，潜意识挣脱樊笼，带回了那些埋葬于远古时代的东西。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令人无可避免地想起了那个时期。如果说这两个时代有所不同的话，也许就是那时候心理的混乱程度还不如现在明显。

读者也许会说，我在这里没有提到潜意识的医疗方面，比如潜意识如何产生神经症状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先搁置一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离开我的主题，因为心理治疗不仅关系到家庭纠纷、伤感的恋情等等，而且还关系到普遍的心理适应问题，关系到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以及自处的态度。治疗身体的医生必须了解身体，治疗心理的大夫则必须了解心理。如果他只了解性方面的心理，或者个人权欲方面的心理的话，他就只了解一部分的心理。当然，这一部分的心理是必须了解的，但是其他方面的心理也同样重要，尤其是我刚刚谈到的问题，也就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从生物学角度来训练的眼睛是不足以抓住这个问题的，因为实际上这不单单是优生学的问题，而且从自我保存和繁殖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生活也太过片面。毫无疑问，潜意识向我们展示了它的许多不同方面；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注意力还是过于聚焦在表面的特征上，比如潜意识的古代语言，而且我们对这些特征的理解一直过于僵硬。我们的梦已经证明：潜意识语言的影像是十分丰富的。但这是一种原始语言，是对这个多姿多彩、变化无穷的世界的真实反映。潜意识具有相似的本质：它是世界的补偿性影像。我认为，我们既不能说潜意识只有性本质，是一种形而上的现实，也不能称其为“普遍领域。”我们要像对意识那样把潜意识视为一种心理现象来了解。我们对心理的认知不会多于对生命的认知。它们是相互渗透的谜，给了我们所有令人难以把握的原因，让我们去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不管怎样，潜意识都是真实的，因为它真的会“起作用”。我喜欢把潜意识想象成从镜子中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的意识会向我们展示外部世界的画面，但同时也会展示内心世界的画面，这是对外部世界的补偿性镜像。我们也可以说外部世界是对内心世界的补偿镜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或者说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觉心理系统之间；即对外部感官刺激的知觉和对潜意识的知觉。外部世界给我们的画面让我们从生理影响和生理学影响的角度来了解一切，而内心世界的画面则从精神媒介影响的角度下展示各种事物。这样，把万千星辰连成一片的就不是地球引力了，而是造物主的生花之手；爱不再是性刺激的影响，而是心灵的宿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正确的方法也许可以从两个世界彼此接近的过程中找到。席勒认为自己在艺术中找到了这种方法，他称之为艺术“象征”。因此，艺术家应该是获悉了中间道路的秘密。我自己的经验让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与其说是在艺术当中找到理性真理和非理性真理的结合，不如说是在象征本身上找到的，因为象征的本质既包含了理性成分又包含了非理性成分。它总是通过一方来表现另一方；总是包含双方，而不会成为其中的任何一方。

那么象征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潜意识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象征创造功能。这个功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只是相对存在。与之相反，补偿性功能是潜意识天生的自发功能，它无时不在。其存在在于一个简单事实：所有有悖于日常生活理性取向的冲动、想法、愿望和倾向都得不到表达，被扔进背景之中，最后沦为潜意识。我们所压抑和压制的那些东西，我们有意忽略和贬低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会逐渐累积，最终获得力量，开始影响意识。如果潜意识仅仅由受到压抑和压制的材料构成，那么这种影响就会直接反抗我们的意识取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潜意识还包含本能和直觉的黑暗萌芽，包括所有那些仅靠世俗存在的合理性、行为规范和合理发展所无法唤醒的力量，包括所有那些指引人类走向新发展、新形式和新目标的创造力。由于直觉萌芽的枯竭，由于我们固定地去追求单个目标，有的东西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而潜意识却把这一切加给了意识。因此，我认为潜意识不仅具有补充性影响，而且还具有补偿性影响。

如我所说，这个功能会自动产生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由于文明人的本能会萎缩，所以这个功能通常是相当脆弱的，从而无法让其片面的意识取向跟社会压力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往往需要人为辅助来帮助潜意识发挥其治愈力。这个工作主要是由宗教来完成。宗教把潜意识的显现视为神灵或精灵的迹象、启示或者警告，并就此提出一些想法或者观点，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利梯度。通过这种方式，宗教把人们的某些注意力引导到潜意识起源的所有现象上去，不管是梦境、想象、感觉、幻想，还是同一事物在奇人异士身上、或在任何异乎寻常的官能性或非官能性过程中的投射。注意力的这种集中使得潜意识的内容和力量流溢到意识生活中，从而对其产生影响，造成改变。从这个角度上说，宗教观念是一种有益于潜意识的人为辅助，它们让潜意识的补偿性功能对于意识而言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如果置之不理的话，这一功能依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信仰、迷信或者任何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观点赋予了潜意识内容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潜意识内容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拥有的，不过或许迟早会获得，但形式会非常令人不舒服。因此，当潜意识内容由于不断受到冷落而积聚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必定会产生一种病态的影响力。文明的欧洲人当中有着和原始人一样多的神经症患者。非洲癔症患者在非洲肯定也不罕见。潜意识这些令人生厌的显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原始人会害怕恶魔、会有相应的挽回仪式。

尽管潜意识的补偿功能完全取决于意识的思维方式，但它本身自然是并不包含意识价值的。潜意识最多也就能提供意识信念或者象征形成的胚芽。因此，我们可以说，潜意识的象征创造功能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要看情况。从总体上来看，潜意识跟象征都具有这种矛盾特征。这让人想起一个年轻拉比的故事。这个拉比是康德的学生。有一天，一个老拉比想要把他引回到他父辈们的信仰上去，但他说破了嘴也无济于事。最后，老拉比拿出了不祥的羊角号，就是在异教徒诅咒时吹响的号角（斯宾诺莎就碰到过这种事）。老拉比问年轻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年轻人冷冷地说：“我当然知道，这是公羊角啊！”听到这个老拉比当场晕厥过去，惊恐地跌倒在地。

羊角号是什么？它也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公羊角。有时候一个象征也不过如此而已，不过这只是在这个象征已经死亡的时候。当我们成功地把羊角号简化为一个公羊角的时候，这个象征就被杀死了。但是，同样地，通过赋予象征，一只公羊角又可以成为羊角号。

补偿功能通过对心理材料的明确布置来表达自己，比如梦。在梦中，就像在一只公羊角上面一样，是找不到任何“象征性”的东西的。要发现它们的象征性，需要有确定的意识态度，也就是去象征地解析梦的内容的意愿，即首先是把梦境当成简单的假设来理解，然后让经验来决定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梦是否必要、是否可取。我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可以帮助解释这个棘手的问题。有个老年女性患者，她跟很多人一样受到战争问题的困扰。她告诉我说，她在来找我之前不久做过下面这个梦：

她唱着圣歌。这些圣歌诉说着她对基督的信仰，其中有这样的赞美诗：

基督的血液与正直

当是我节日的盛装和首饰；

故我当站在我主面前，

而上天将赐我以酬谢。

审判之日我们必将获赎，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基督。

在她唱着这首歌的时候，她看见窗前有头公牛在四处狂奔。公牛突然猛地一跳，一条腿断了。她看到这头牛很痛苦，于是她移开了眼睛，心想应该有人去把这头牛给杀了。然后她就醒了。

这头公牛的痛苦让她想起了动物所受到的虐待，这是她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所亲眼所见。她憎恨这种事情，这些事情让她非常生气，因为她在潜意识中会把自己等同于受虐的动物。她身上有些东西可以用受虐动物的意象来表达。她在圣歌中特别强调了对基督的信仰。很显然，这个意象是由这种强调所唤起的，因为正是在她歌颂上帝的时候公牛受到了刺激、折断了腿。这种奇特的观点组合让人马上联系到她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宗教不安，这种不安动摇了她对上帝之善的信仰，让她怀疑拥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是否就足够了。这种震撼本应通过圣歌中对基督信仰的强调而得到缓和，但反而唤醒了潜意识中的兽性元素，这种兽性元素在这里表现为公牛。它正是受到基督教象征压抑、遭到征服而成为祭品的元素。在基督教的神秘仪式中，它是用来祭祀的羔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小公羊”。基督教的姐妹宗教拜日教也是基督教最为成功的对手。拜日教这种宗教的核心象征并非是用公羊来祭祀，而是公牛祭祀。在祭祀台的背景画中，通常是画着救世主密特拉神征服了公牛。因此，基督教和公牛祭祀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历史关联。基督教压制这一动物性元素，但当基督信仰的绝对正当性受到动摇时，这个元素又再一次被推到了一个瞩目的位置。动物本能想要挣脱出来，但这时它折断了腿——换而言之，本能伤害了自己。从纯粹的动物性内驱力那里，同时涌现了所有那些限制本能施展其影响力的因素。从产生野蛮、野性和盲目的本能的那些根源那里，生长出自然法则和文化形式，它们驯服并摧毁了这些本能的原始力量。但是，虽然我们心中的兽性可以被压抑住而与潜意识分离开来，它轻易之间也可以爆发出全部力量，完全不受约束和控制。这种爆发往往会导致灾难——兽性会自我毁灭。原本危险的事物如今成了可怜的对象，成了我们确实应该同情的东西。战争释放的巨大力量会带来其自身的毁灭，因为没有人类之手可以庇护和指引它们。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世界观太过于狭隘，根本就无法把这些力量引导为一种文化形式。

假如我当时跟这个老年女性患者解释说那头牛是一个性象征的话，这种解释不会对她有任何裨益。相反，她只会失去自己的宗教观点，而这将于事无补。这种案例不是给出这种或那种解释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采用象征的角度，哪怕只把它当成一个假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梦是潜意识的一种努力，它试图通过理解和同情来调和基督教信条和动物性本能之间的矛盾，而后者显然与前者势不两立。正式的基督教与动物性毫无关系，这并非偶然。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与佛教相比截然不同。敏感的人群往往能感受到这一删略。在这种情况的触动之下，有一位现代诗人歌颂了为那些哑巴牲口牺牲自己生命的基督。基督教对邻人的爱也可以延及到动物性身上，即我们身上的兽性，也可以用爱来环绕那些被僵硬的拟人化世界观残酷压抑的事物。我们身上的兽性由于被压抑到潜意识中，也就是兽性的起源中，因而变得更像野兽。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宗教像基督教一样，会被溢出的无辜之血深深亵渎，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战争会比基督教国家的战争更加血腥的原因。当被压抑的兽性峥嵘毕露的时候，它会以最野蛮的形式爆发，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也导致跨国界的杀戮。假如一个人能善待自己内心的兽性，那么他会更加珍惜生命。生命会成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那么，对于那些强大到足以大规模毁灭生命的机构和组织，人们就会本能地加以反抗。

因此，这个梦只是向做梦的人显示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将其与未驯化的自然之力进行对比，而这一比较惹怒了自然之力，导致它自我伤害，从而索要人们的怜悯。如果仅仅只做一种简化的分析，把这种宗教情感追溯为受到压抑的动物性本能，那么在这个案例中，这种方法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具有毁灭性。相反，如果我们坚持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梦，认为它是试图给做梦的人一个机会，让她跟自己和解，那么我们就跨出了解析过程的第一步，而这一解析会让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解共生，从而开辟内心发展的一条新路。这样，根据这一假设，接下来的梦就会提供一些方法，让我们了解动物性成分与人类精神最高道德和智力成就相结合的广泛意义。在我的经验中，这就是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因为潜意识在行动中会永不间断地对当时的意识情况进行补偿。因此，我们的意识对潜意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越是否定、批判、心怀敌意、轻视，我们的意识也越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潜意识的真正价值也会更加远离我们。

因此，只有当我们愿意承认潜意识的象征元素的时候，潜意识才会具有象征创造功能。潜意识的产物完全是自然的。就像古人所云，“以自然为向导，永无歧途” 。不过自然本身并非向导，因为它不因人而存在。船只并不是由磁场现象来导航的。我们必须用指南针来做向导，另外还要允许进行某些纠正，因为指南针的针头并没有精准地指向北方。潜意识的向导功能也是如此。潜意识可以作为象征的来源，但是要让它为我所用的话，我们对任何的自然现象都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必要的纠正。

从这种方法当中，很多人看不到把问题归究到基本原因上去，无法让他们肯定地宣布这样那样的事就是如此或者那般，所以他们就认为这种观点非常不科学。对于那些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切的人来说，性作为一种成因是极为便利的。事实上，在我刚才谈到的案例中，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给出一个性解释。但是，病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对于一个步入黄昏之年的女性，如果她的问题得到的是这样的解释，这对她来说有什么用处？难道说心理分析应该只针对四十岁以下的患者？

相应地，我们自然也可以提出这些问题：患者可以从一个严肃对待宗教问题的答案中获得什么？宗教问题又是什么？科学方法又与宗教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患者是回答此类问题的真正权威。不管答案怎样，他能得到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费神去想什么科学？如果这个人信仰宗教，那么他跟上帝的关系对他而言就无限重要，远远比任何合乎科学的解释要重要，就如同对于一个痊愈的病人一样，病是怎样好的他丝毫也不会关心。只有将我们的病人，包括所有病人，都作为个体来看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正确的治疗。这也就是说要进入到他们的具体问题里去，不要给他们一个基于“科学”原理的解释。尽管这些原理从生理学上来说非常正确，但病人只会把它们当耳边风。

在我看来，科学的心理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密切关注心理中那些还存活着的真实情况，去仔细观察这些事实，以便让自己接触到那些他们到目前为止还一无所知的被深埋着的经验。这样，当看到这些个体的心理具有性冲突、而那些个体有宗教问题的时候，真正的科学家首先就可以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不管生理学家的信条是否允许神灵存在，他们会像对待性问题一样去研究宗教问题。真正不带偏见的研究人员不会让自己的主观信念影响或者以任何方式曲解摆在自己面前的资料，其中肯定也包括病理学资料。今天，把神经症冲突完全视为性问题或者完全是权力问题，这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天真表现了。这种方式就跟声称根本就不存在潜意识和神经症冲突一样武断。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观念的力量是如何之大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不管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观念在个体心理中肯定也是同样的强大。没有人可以置疑性是一个有效的心理学因素，同样谁也无法怀疑观念也是有效的心理学因素。然而，观念世界和本能世界之间存在着判若两极的差异，因此一般而言只有一极是有意识的，而另一极统治着潜意识。这样，如果一个人在意识生活中完全受本能的控制，他的潜意识就同样会片面地重视观念的价值。由于潜意识的影响最终会间接到达意识之中，悄悄地改变意识的态度，因此它会导致妥协的形成：本能偷偷地成为固定观念，丧失其现实性，被潜意识摧毁成片面的普遍信条。我们也会看到相反的过程发生。有人有意识地站在观念世界的一边，然后渐渐地被迫看到自己的本能不知不觉地让观念成为了潜意识愿望的工具。

当今世界和各种报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宛如巨大的精神病院的奇观，让有心的观察者有充分的机会去目睹这些情节在自己的眼前一一发生。研究这些现象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在分析心理学中已经强调过了：一个人的潜意识会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投射，因此前者会基于自己所忽略的东西而指责后者。这条原则付诸四海而皆准。因此，一个人在抨击他人之前，最好是先坐下来，仔细想想这块石头是不是应该先扔到自己头上。

这看上去是无关主旨的一段插曲，但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潜意识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可以说，潜意识把所有内容都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观察。

潜意识之所以有这种矛盾特征，是因为只要它以任何方式被少量的能量激活，它就会投射到某些大致合适的客体上去。读者会问那谁会知道这一点。如果发现心理适应过程中出现干扰或者毛病，而它们的起因似乎又在于客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发现投射的存在。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那个“起因”是主体的潜意识内容。因为没有得到主体的承认，显然就转移到客体身上，把自己的特点极力放大到看上去足以成为干扰起因的程度。

投射现象首先是从心理适应的干扰中被发现的。后来，在那些推进适应过程的东西中也发现了投射，那些东西就是客体明显的正面特征。在这种情况里，主体所忽视的自己性格当中那些可贵的特征会出现在客体身上，让其显得极为可爱。

但是，潜意识的这些投射之所以完全得到认知，是通过分析那些模糊隐晦、令人费解的感觉和情感而来的。这些感觉和情感让某些地方、某些自然变化、某些艺术作品、某些观念和人带上了难以形容的魔力特征。同样，这种魔力也来自投射，只不过是集体潜意识的投射。如果有这种“魔力”特征的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往往它们在统计上的出现频率就足以证明：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们对集体潜意识中神话内容的投射。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我们从神话传说中就已经知道的母题。我来举个神秘房子的例子。这个房子里住着一个巫师或者魔法师，发生着或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还有一个鬼魂，埋葬着一笔宝藏，等等等等。当某天一个人不知怎样看到了这座神秘的房子——换言之，一座普普通通但给他留下了魔法印象的真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原始意象的投射。总体而言，这个地方的整个氛围都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也是一个清楚的潜意识体系的投射。

在原始人的身上，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发展得十分完善。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其潜意识的地形。那棵巍峨的大树上住着雷神；老巫婆经常会在这眼泉水旁出没；那片树林里埋着传说中的国王；没有人可以在那块岩石旁边点火，因为那是魔鬼的住处；那边的那堆石头里住着祖先的灵魂，女子经过的时候，必须马上念一句驱邪咒，否则就会怀上孩子，因为有鬼魂可以轻易地进入她们的身体。这些地方标满了各种记号，人们对被标记的地方则充满了虔诚的畏惧。原始人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也这样生活在自己的潜意识中。他们的潜意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栩栩如生地扑击他们。而我们与我们所栖息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同！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那些感觉怎么会无时不刻地伴随着原始人。谁会知道听到一声鸟鸣是什么意思，看到那棵老树又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而言，一个充斥着各种感觉的世界已经关闭，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美学主义。但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原始人的感觉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活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用自己所受到的启迪和理性的优越感让自己远离这个世界，离得越远，这个世界越就会消退到内心深处。但是，在我们片面理性的冲击下退进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也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强大。这仅存的一点自然性想要复仇，于是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比如伪装成探戈热、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还有其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疯狂之举、粗鄙之事。

原始人不信任邻近的部落。由于我们的全球化，我们以为自己早已不再如此了。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这种不信任又卷土重来，而且还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已经不是把邻村烧光的事，也不是砍几颗人头的事了：现在一个个国家沦为焦土，数百万人惨遭屠杀。敌国的体面荡然无存，我们自己的过错出现在他人身上，而且还被无限放大。今天，具有反省能力的高尚心灵何处可寻？即使他们存在，也没有人会留意：相反地，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胡作非为的现象，普遍存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宿命心理，让个体无力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但是，这种集体现象也是个体的责任，因为国家是由个体组成。因此，个体必须去思考自己该如何去抵抗这种暴行。我们的理性态度让我们相信，只要有国际性组织、法律，以及其他善意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创造奇迹。但是事实上，只有改变个人的态度，国家精神方能复兴。一切始于个体。

有些出发点很好的神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想要破除权力信条——他人身上的权力信条。但我们首先必须先破除自己的这种信条，才会让人信服。自然通过潜意识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聆听它的声音。这样，每个人都会专注于自身，从而放弃想要让世界归位的雄心。

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吃惊，我怎么会在讨论一个心理学概念的时候谈到这些普遍性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像大家所看上去的那样偏离我的主题，而是这个主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世界观息息相关的问题。很多东西之所以是潜意识，只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不给它们容身之地，因为我们的教育和训练根本无法让我们应付它们。这样，当它们偶尔以幻想的形式到达我们意识中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对其予以压制。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界线就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对待潜意识这个概念就必须讨论这些普遍性问题的原因。而且，如果想要抓住潜意识的本质，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当代的问题，而且还要了解人类心理的历史。

对潜意识的思索不仅是个实际问题，而且也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世界观对潜意识及其内容的形成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地，顺从潜意识的主动力量来重塑我们的观点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件实实在在、不能不做的事情。依靠个人的秘方是无法永久地治愈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因为人无法脱离社会、单单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一个人生活中所凭依的信条必须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信条，否则这个信条就不会具备人作为群体之一员所不可或缺的自然道德。不过，如果这种信条没有留在黑暗的潜意识中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种成型的世界观，而那些习惯于有意识地审查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世界观。这也许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虽然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完全展示清楚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1] [最初曾以“论无意识”（Ueber das Unbewusste）为题在瑞士发表：《瑞士艺术与劳动月刊》（ Monateshefte für Schweizer Art und Arbeit ）（苏黎世），IV（1918年），第9卷，第464-472页，以及第11-1卷2，第548-558页。——英编者] oSWc2J4Yx1AcL5kof9LG6NJ2RAxeTdmE47k2Us1QRBH23nsqYejfcTo7DsHdjk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