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和现代物理学有一相似之处,即其研究方法比其研究对象更受人们认可。其对象,即心理,有极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之所下的各种定义,如果不是不可解释的,也至少是很难解释的,而建立在观察及观察方法之上的定义却有,或至少应该有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些经验地或武断地定义的因素出发的,并且或经验地或武断地观察心理。因此,心理表现为这些研究方法所预设的可能行为方式的错乱。这个过程属于自然科学的过程。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研究方法及其预设。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果。实际的研究对象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但它不会像自主的存在处于不受干扰的自然状态中那样行为。在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精神病理学中,长久以来就有一种共识:特定的实验程序并不能直接理解心理过程,而且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将自己置于心理过程和实验之间。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实验情境”。这种心理“情境”有时会同化实验程序及目的,从而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我们所说的“同化”指的是受试的态度,而受试会误解实验,因为他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倾向,即把心理实验当作智力测验,或当作窥见实验背后的目的的努力。这种态度会遮蔽实验者试图观察的心理过程。
这种情况在联想实验中很常见。在联想实验中,我们发现,研究方法的目的,即测试反应平均速度和反应性质,相对来说成为次要的了,而被心理的自主行为扰乱,即被同化所扰乱的研究方法,却成为更重要的了。正是由此我发现了以情感为基础的情结。这种情结在反应失败前,就已进入了心理过程之中。
人们发现了情结及情结导致的同化现象,它们清楚地表明,那种可追溯到孔狄拉克的观点的基础是多么的脆弱。那种观点认为,人们可以研究孤立的心理过程。但实际上不存在孤立的心理过程,恰如不存在孤立的生命过程一样,无论如何,目前还没有把它们孤立出来的实验方法。 只有通过对注意力进行特殊训练,受试才能把一种心理过程孤立出来,使其看上去符合实验的要求。但这是另一种“实验情境”。它和前面所述“情境”的不同仅仅在于,“同化”情结的角色这次由意识心理所承担,而前面则更多由无意识中的自卑情结所承担。
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质疑实验的价值,只是说其价值极为有限。在心理生理学领域,例如在感官感知和运动反应中,纯粹的反应机制居支配地位,并且几乎没有同化效应,因此,实验不会受到很大干扰,实验的目的就比较容易实现。但在复杂的心理过程领域,情况则很不相同。在这种领域,实验过程无法限定在特定的可能性中。没有特定目的的限制,各种可能性就会显现出来。有时,这种情况一开始就会引发一种我们称之为“整合”的实验情境。这种“整合”是指外部情境导致了一种心理过程,特定的内容在此过程中的集合起来并为心理反应做准备。当我们说一个人被“整合了”的时候,我们是说,他采取了一种立场,并且他会从这一立场出发,以确定的方式进行反应。但“整合”是自动的过程,它不由自主地发生,并且没有人能控制它。被整合的内容是有自己特定能量的确定的情结。如果这种实验就是联想实验,情结有可能通过引发不安的反应,或藏在特定的反应模式后面(很少是这样),从而极大地影响实验进程,而这种反应由其不再对应刺激词的意义,而被认出来。意志坚定、受过教育的受试借助于其身体的语词装置,在短暂的反应时间内,将刺激词的意义屏蔽掉,从而使其不能达至他们那里。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受试极力想掩饰个人的隐私时才发生。特雷兰德(Talleyrand)的以词语掩饰思想的艺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掌握。智力平平的人,特别是妇女,通常是用价值谓词来掩饰自己。这常导致喜剧化的情况。价值谓词是描述感觉属性的语词,如美丽的、善良的、可爱的、甜美的、友好的等等。我们常常发现,在谈话中有些人把一切都说成是有趣的、有魅力的、美好的、可爱的、甜美的、精彩的、豪华的、极好的,迷人的(这个词是大家最爱用的)。但这些词要么是为了掩饰他们完全缺乏兴趣,要么是为了使自己和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但大多数受试都会不由自主地听从情结的安排,选取特定的刺激词,并将一些障碍症状与这些词联系起来。主要的症状是反应时间的延迟。人们还可以将这些实验与电阻测量实验结合起来,测量心理电流反射现象,从而为研究情结带来的反应障碍提供进一步的材料。威拉古兹(Veraguth)最先进行了这种结合。 [2]
不像其他相对简单的心理实验,联想测试之所以被普遍应用,是因为它复制了“对话”的心理情境,同时也使相对精确的定量和定性评价成为可能。受试除了要面对以确定的句子形式表达的问题外,还会遇到模糊的、歧义的,导致心理紧张的刺激词。对这些刺激词,他不是予以回答,而是一定要以一个词作出反应。通过对反应障碍的准确观察,在一般谈话中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就能显现出来并留下痕迹。通过这些,我们能发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指向未明确地说出的背景,指向准备的状态或前面提到的整合。联想实验中发生的一切在两个人进行的谈话中也经常出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种实验情境把情结整合起来,并同化所讨论的话题和整个情境(情境包括了所涉及的东西的各个方面的)。由于整合情结会阻碍说话者的意向,他们可能会说出了答案,但事后却记不起来,这就使谈话失去其客观性和真正目的,这一事实已被实际应用到对目击证人的交叉讯问中。重复实验给出了这一事实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并发现及确定了记忆中断的位置。在上百次反应之后,受试被问他给每个刺激词的回答是什么。在受情结干扰的联想的各个地方,记忆中断或虚假记忆出现的次数大致一样。
到目前为止,我假定大家都知道情结的本质,所以有意地避开讨论它的本质。在英语和德语中,“情结”的心理学意义进入了日常语言中。人人都知道人具有“情结”;但在理论上重要得多的是他们却不太知道,“情结”也具有我们。情结的存在使意识是统一的朴素假设受到了质疑。统一的意识和“心理”相当,并高于意志。情结的每次整合都预设了意识受到了干扰:统一的意识受到了干扰,意志的意向受到了抑制或变成了不可能的,甚至记忆都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因此,情结是一种心理因素,其能量有时超过我们意向的能量,否则,意识秩序就不可能发生混乱。实际上,一种活跃的情结会暂时将我们置于一种强迫状态,置于强迫的思考和行动状态。在特定状况下,恰当地表达这种状态的只有一个术语,即司法中的责任减轻概念。
那么从科学上看,什么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情结”呢?这是特定的心理情境的意象。这种意象不同于意识的通常态度,而具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它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性,还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性,因此它只是有限地受制于意识的心理,在意识领域中像是一个活跃的异己分子。情结常常能被意志抑制住,但不会彻底消失,而且一有机会就会再度出现,并且以同原初力量同样的力量出现。一些实验研究显示,其强度和活动曲线具有波状特点,波长可能是以小时,以天或以周计算。这个复杂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阐明。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意识是完全可分的,这得感谢法国的精神病病理学家们,特别是皮埃尔·珍妮特。珍妮特和莫顿·普林斯成功地把人格分为四到五个片段。每个片段都有自己的独有的特点和自己特殊的记忆。这种片段相互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并能随时取代其他片段的地位。这是说每个片段都有高度的自主性。我对情结所做的研究及获得的发现证实心理分裂的可能性。这是令人有些不安的可能性,因为,从根本上说,分裂的人格和情结没有原则的区别。它们有共同的本质特点,只是在分裂意识这一微妙问题上才有不同。毫无疑问,人格的各种片段有自己的意识,但这种微小的心理片段(它们是情结)是否能够成为自身的意识,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因为情结就如笛卡尔的魔鬼,似乎以顽皮捣蛋为乐。它们使人产生口误,使人忘记他要介绍的人的名字,使人在音乐会演奏最柔美的旋律时想发笑,使正蹑手蹑脚走进来的迟到者绊倒椅子,发出声响。它们使我们在葬礼上向哀悼者表示慰问时说出庆贺的话,它们是所有这些荒唐事情的策动者—维舍尔认为是“客体的恶作剧”导致了这些事情。 [3] 它们是我们梦里的行为者,我们无力抵抗它们。它们是丹麦民间故事中描述得活灵活现的小精灵。当牧师教两个小精灵主祷词时,他们努力随牧师正确地重复祷词,但一开口就不由自主地说成“天父,不在天之父”(应为:天父,在天之父)。从理论上看,这些恶作剧的情结不是可教的。
尽管不抱多大希望,我仍希望人们不会否认对科学问题进行隐喻解释的价值。在情结现象学中,即使那种最严格地依据情结所做的陈述,也不能躲开情结的自主性这一显著特点。越深入地理解情结的本质,越能看出它们是心理的片段。梦心理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不受意识的抑制时,情结将如何以人格化的形式显现出来:它们像民间故事里的妖怪那样,在深夜喧闹着闯进房屋之中。在某些精神性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情结变得很“喧噪”,显现为完全具有人格特点的“声音”。
如今,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情结就是“心理片段”。其起因通常是创伤、情感打击等类似的东西,它们将心理分裂为片段。可以肯定地说,最常见的起因是道德冲突,而冲突根本上是由于明显不能完整地保持自己本性。这种不可能性预设了一种直接的分裂,无论意识心理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通常,所有情结都有一种特定的无意识,而这自然而然地保证了它们有更多行动的自由。在这些情况下,它们的同化力量非常明显,因为无意识甚至能帮助情结来同化自我,从而导致人格暂时的、无意识的改变。这种改变被认为是与情结一致的。中世纪时期,它有另一个名字,即附魔。可能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状态是无害的,而且实际上,情结引起的口误和最粗野的亵渎行为没有原则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语言史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明。一个人情绪异常激动时,我们惊叫“他怎么了”,“他被魔鬼附身了”,“他被女巫施咒了”,等等。在使用这些有点陈腐的比喻时,我们实际上并不会想到它们的原始意义,虽然这些意义显而易见,而且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毫无疑问更淳朴更原始的人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心理化”干扰情结,而是把它们看作是魔鬼。意识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如此强烈的自我情结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情结失去了其最初的自主性,至少在日常话语中是这样。例如,人们常说:“我有一种情结。”医生也是以劝诫的方式,对歇斯底里的病人说:“你的痛苦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你想象着它在折磨你。”显然,病人害怕传染只是一种任意的幻想,至少大家都试图让病人相信,他在虚构一种幻想。
不难发现,有关这个问题的现代观念认为,情结毫无疑问是被捏造的或由病人“想象”出来的。如果病人不有意地把它带入生活,它根本就不存在。但相反的是,现在已经证明,情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我们没有找到其生理基础的所谓的“想象的”痛苦像真实的痛苦一样伤害人;甚至是病人、医生及日常语言都一致断言,某些恐惧只是一种“想象”的情况下,恐怖症状也没有丝毫消失的趋势。
我们有一个有趣的“驱邪”思维的例子,它相当于古人使用委婉名称,如把黑海(Black Sea)称作好客海(the hospitable sea)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正如以前的人们谨慎而邀宠地把复仇女神(Furies)叫做善良女神(KindlyOnes)那样,现代人把内心的错乱设想为自己的行为:他简单地将之同化。这当然不是通过公开使用驱邪委婉语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另外一种与此相当的将情结的自主性当成非真实的无意识倾向,这种倾向是通过给情结另外一个名字而使情结变成非真实的。意识就像一个人那样,听到阁楼有可疑的声音,但却冲向地下室来确定没有盗贼破门而入,所听到的可疑声响只是一种想象。在现实中,他不敢爬上阁楼。
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恐惧可能是推动意识将情结解释为自己的活动的动力。情结显现为如此微不足道的典型、如此荒诞的“乌有”,以致我们实际上以之为耻,并尽所有可能去消除它们。但如果它们真的是“乌有”,它们就不会给人带来如此的痛苦。感到痛苦就是造成痛苦的东西,它肯定是不舒服的,因此感到痛苦本身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对待。但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准备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当作是不真实的。神经症的发生,标志着不再能通过原始的驱邪方式和委婉语来解决。从此刻开始,情结出现在意识层面;它不能再被回避,并且一步步地同化自我意识,就像以前自我意识试图同化它那样。这最终导致了人格的神经分裂。
这种发展揭示了情结的原始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有时会超过自我情结的力量。只有这时,我们才会理解,自我为什么要给予情结一些有魔力的名字,因为,很明显,我惧怕的是威胁着要吞噬我的邪恶的东西。很多被认为正常的人都有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一面。这一面不能在他们在场时提起,因为他们对此怀有很大的恐惧。所有仍在把情结非真实化的人,都将情结与神经症联系起来,从而证明说情结明显只与病态情况有关,而他们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就好像在说,只有已经生病的人才有资格生病。
通过同化把情结非真实化,并不能证明情结是没有力量的,而是相反,恰恰证实了情结的重要性。原始人对黑暗中的不可见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惧怕,而把情结非真实化则是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本能的惧怕。对原始人来说,这种恐惧随着黑暗的降临而降临;对我们来说,情结在白天淹没在其他东西之中,晚上则发出噪杂的声音,赶走我们的睡眠,充斥我们的梦乡。情结是内心经验的对象,不能大街上或公共场合遇到的。个人生活的幸福和悲伤都依赖于它们:它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和财神,在火炉旁等着我们,但赞扬它们是宁静平和的是很危险的;它们是小精灵,常用恶作剧来搅扰我们的夜晚。当然,如果它们只打扰我们的邻居,则和我们没关系;如果它们搅扰我们,要判断这个情结的危险有多严重,我们就必须是医生。只有在看到一家人在道德和身体上都被情结所摧毁,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悲剧和绝望的痛苦,你才会感受到情结的深刻影响。那时,你才会理解,认为人们能够“想象”一个情结的看法是多么的无意义和不科学。如果想要与医学进行比较,我们完全可以把情结与传染病或恶性肿瘤进行比较:两者的产生都不需要意识心理的任何支持。但这种比较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情结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心理的表征,与这种心理是否被区分、是否原始无关。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民族、在所有时代,都有它们的痕迹,这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找到,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极其巧妙地描绘了权力情结,《旧约》的次经之一《托比特书》则记录了性欲情结和治疗这种情结的历史。
人类普遍地信仰精神。这是无意识的情结结构的直接表现。实际上,情结是无意识心理的活的单元。只有通过这些单元,我们才能推出无意识心理的存在和构成。如果不存在情结,无意识就只是一种黯淡的痕迹或模糊的表象,或者用威廉·詹姆士的话说,是“意识边缘”。冯特的心理学就是这样看待它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弗洛伊德是心理无意识的真正发现者,因为他研究了那些黑暗的角落,而不是简单地用委婉语,把它们当作极其不重要的“行为倒错”而忽略掉。他认为,通往无意识的道路并不是梦,而是情结。情结是梦和病症的构建者。情结所指的路并不“高贵”,它是一条崎岖迂回的小道,常迷失于丛林中,还经常没把我们引向无意识的深处,反而是错过了无意识。
但是,害怕情结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它经常从无意识转回到意识状态。情结是如此令人不快,以致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不可能会认为,那种推动着情结的动力预示着美好的事物。意识心理都认为,情结是不适宜的,应该被消除。尽管大量的证据证明情结无时无刻地存在着,人们却拒绝承认情结是生活的常态。对情结的恐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对任何令人不舒服的东西都有一种迷信式的恐惧,而我们自大的启蒙还没有触及这种恐惧。只要对情结进行研究,这种恐惧都会引发强烈的反抗,要克服它,需要有极强的意志力。
恐惧与抵制是通往无意识的道路的路标。很明显,它们首先意指的是对于现在所指的事物的预先假想。自然而然,恐惧感指向危险事物,抗拒指向排斥事物。病人如此,公众是如此,分析师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无意识的最初医学理论必然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压抑的理论。从情结的本质引出结论,自然会把无意识理解为由一些不相容的倾向组成。这些倾向因为其不道德而被抑制。该观点的提出者纯粹是从经验中得出结论的,丝毫没有什么哲学的考虑。弗洛伊德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在讨论无意识。莱布尼兹首次把该概念引入哲学,康德和谢林也都对之有所论及,加鲁斯则把它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哈特曼创建了其颇有预示性的无意识哲学。但最初的无意识医学心理学理论和这些先驱者的联系还比不上它和尼采的联系。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他研究情结的实际经验的真实表述。但由于这种研究通常是两人之间的对话,所以在创建理论时,不仅要考虑一个人的情结,还要考虑另一个人的情结。每次对话都推进到恐惧和抵制围起来不让他者进入的领域。这些对话都指向极其重要的东西,并通过迫使一个对话者保持其完全性,迫使另一对话者采取视野更广的立场。另一对话者也被迫保持完全,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使对话越来越深入,直到达至恐惧围起来的领域。无论多么公正客观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忽视自己的情结。因为研究者的情结和他人的情结有一样的自主性。实际上,他不可能忽视情结,因为情结不会忽视他。情结是心理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每一个体中最具偏见的东西。因此,个人的构成将决定一个观察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看法。这正是心理观察法不可避免的局限所在:它的可靠性因观察者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而受到影响。
因此,心理学理论首先明确阐述一种心理情境。这种情境通过对话建立,对话双方分别是一名特别的观察者和多名被观察者。对话主要在因情结而产生的抵制中进行。这些情结的特点必然会融入理论中,也就是说理论具有进攻性,因为理论是作用于公众情结。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心理学的所有观点不仅在其客观意义,也在其煽动性上备受争议。它们迫使公众激烈地支持或反对它们;而在科学讨论中,它们又引发情感方面的争论、教条主义的泛滥、人身攻击,等等。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现代心理学对情结的研究已经开启了一片心理学的禁忌领域,充满希望和恐惧的领域。情结是心理不安的真正焦点。这种观点的反响是如此深远,心理学家短期内不可能在平静中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这需要形成一致的科学观念。但是目前,情结心理学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在我看来,达成一致的希望比任何悲观的估计都还要遥远。随着“不相容倾向”的发现,潜意识只有一部分得到研究,恐惧也只有一种来源被揭示出来。
人们不会忘记,当弗洛伊德的著作为大家所知的时候,各方都是义愤填膺。公众情感的激烈反应将弗洛伊德孤立起来,他和他的学派被控诉为教条主义。他所在领域的所有心理学理论家都冒着同样的风险,因为他们的研究直接影响人类中不可控的部分,用鲁道夫·奥托的话说,就是超自然的东西。情结的开始,意味着自我自由的终结,因为情结是心理的动力,它最深层的本质尚待发掘。研究者每次成功地在理解心理畏惧方向稍微进了一小步后,就像以前那样,就需让公众释放反应,这就像因为治疗的原因,让病人拿起武器反抗自己情结的不可侵犯性那样。
对新手来说,我的情结理论,听起来可能像是在描述原始鬼神学和禁忌心理学。这完全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情结和分裂的心理片段,是原始人心理留给我们的可察觉的遗迹。原始人心理的显著特点是高度的可分离性,例如原始人认为人有多个灵魂,有一个原始社会甚至认为人有六个灵魂—除了不可胜数的天神和妖怪之外。它们不仅仅与我们交谈,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心理经验。
我想借此机会指出,我所说的“原始的”一词的意思是“在时间顺序上最早”,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同样,我提到原始状态的“遗迹”,并非说这一状态迟早会终结。相反,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不与人类一起延续下去。无论如何,目前为止没有改变很多,而且因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影响,它的力量增强了很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自主情结是生活的正常现象,它也构建了无意识心理的结构。
我满足于仅仅描述情结理论的基本特征。我需要就此打住对这幅不完整图像的描述,转而阐释自主情结的存在所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三个:治疗问题、哲学问题和道德问题。这三个方面都有待探讨。
[1] 本文是1934年5月在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说。[首次以《情结理论评述》( Allgemenines zur Komplextheorie )为题发表(收录于《苏黎世联邦高等工学院文化与社会科学文集》〈Kultur und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chriften der Eidgenössischen Technischen Hochschule〉,12,阿劳,1934年)。稍作修改后再版于《论心理能与梦的本质》(《心理学论文集》,第Ⅱ卷,苏黎世,1948年)。—英编者]
[2] 《心理-电流反射现象》( Das psycho-galvanische Reflep nomen )。
[3] 参见《第二个体》( Auch Einer )。[另见《心理类型》(1923年版,第369页,注释 1 )。—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