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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形势的剧变——即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古代文明的衰落，那些争论湮没无闻了。但是，就像在很多世纪中重新形成的稳定一样，随着文明的演进，最初的稳定后来就演变成更加剧烈的动荡。那些将古代教会引入纷争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形式已经产生，然而在这种新形式下隐藏的却是同样的心理问题。
大约在9世纪中叶，修道院院长帕斯卡西乌斯·拉伯图斯（PaschasiusRadbertus）公开发表了一篇关于圣餐礼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圣餐变体论的思想，即主张在圣餐仪式中酒和面包转化成了基督的血液和肉体。众所周知，这种观念变成了教条，据此，转化就在“真实、现实或本质的”意义上完成了；虽然在“非本质上”保留了面包和酒的外观，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面对象征的这种极端具体化，拉伯图斯担任院长的那所修道院中的一个僧侣拉特兰努（Ratramnus）大胆地提出了某种异议。然而，拉伯图斯却发现斯各特·爱留根纳（Scotus Erigena）是一个更坚毅的对手。斯各特·爱留根纳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大胆的思想者；正如赫斯（Hase）在《教会史》中所说，他在他那个时代是如此的超凡独立、卓尔不群，以至于好几个世纪之后教会才诅咒了他。作为马姆斯伯里的修道院长，他大约在公元889年被自己的僧侣杀害。对斯各特·爱留根纳来说，真正的哲学也就是真正的宗教，他绝不盲从权威和“已被接受的公理”；因为，与其所处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坚持独立思考。他将理性置于权威之上，这或许非常不合时宜，但却使他具有了几个世纪之后才有的洞察力。即便是对那些被认为出离了纷争的教父们的著作，他也仅仅在包含人类理性精华的意义上将之视作权威。因此，他还主张圣餐礼不过是对耶稣与其门徒举行的最后晚餐的纪念，而且这种看法是每一个时代的有理性的人都应当接受的。尽管斯各特·爱留根纳做到了思维上的明晰易懂，而且丝毫无意背离这一神圣仪式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却没有切合他的时代精神，也没有满足他所处环境的需求。从他被自己修道院的同道出卖并刺杀这一事实中可以确定无疑地推断出这一点。正因为他能够理性地思考，所以成功总是与他失之交臂。相反，成功总属于拉伯图斯。拉伯图斯确实并不思考，但是他却完成了象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的“圣体化”，使之贴近世俗而且易于感知：这样一来他就准确无误地切合了他的时代精神，而后者渴求的正是宗教事件的具体化。
在这场争论中，人们很容易再次辨认出那些我们在早前的评论中已经遇到过的基本要素，即厌恶和任何具体对象交流——也就是说，转向客体——的抽象立场。
从理智的观点出发，我们尚且不能对拉伯图斯及其成就做出一个片面的、贬斥的评价。虽然对于现代人的心智来说，这些教条似乎显得有些荒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受到误导，而认为它在历史上没有价值。毫无疑问，它是人类错误大全的一个典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它毫无价值。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一定要细致地研究，这些教条在那几个世纪的宗教生活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时代仍有哪些东西应直接归功于它。例如，一定不能忽视：正是对这种奇迹真实性的信仰要求心理过程从纯粹的感性中解脱出来；而这又难以避免对心理过程本质的影响。比如说，直接思维过程在感性具有太高的阈限值时就完全不可能了。凭借过高的阈限，它不断对心理进行侵袭、瓦解并摧毁以心理为基础的直接思维机能，也就是说，恰好排除不相称的内容。依据这些初步的考虑，那些仪式和教条的实际重要性立刻显现出来，更不必说，个体经由对这种教条的信仰产生的直接而明确的宗教印象。这些仪式和教条不但从上述立场上，而且从一种纯粹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思维的生物学层面来捍卫自己。我们越是高度评价斯各特·爱留根纳，就越是不容对拉伯图斯的成就产生轻视。然而，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事例中认识到，内倾思维和外倾思维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这两种思维方式以及它们的决定因素都是完全不同的。有人或许会说：内倾型的思维是理性的，而外倾型的思维则是程序化的。
这些论断——而且这正是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两位著作者的个体心理的决定性要素。我们对斯各特·爱留根纳个人的了解还太少，根本不足以让我们对其类型做出任何确定的判断。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材料都有助于把他判定为内倾型的。对拉伯图斯，我们的了解几近于零。我们只知道他说了一些同一般的人类思维相违背的话，但是，凭借更为可靠的情感逻辑，他推测出了被他的时代认为适合而准备加以接受的东西。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把他说成是外倾型的。然而，由于认识上的不充分，我们必须对这两种人格保留判断。因为，尤其是对拉伯图斯来说，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他同样有可能是内倾型的，不过，他的智力水平总的来说未能超出他所处社会的观念之上，他的逻辑缺乏创造性，不足以从教父著作中既定的前提里得出明确的结论。反之亦然，可能斯各特·爱留根纳也会是外倾型的，如果能够证明他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话。这种社会环境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常识为特征，而且能够找到一种适宜的表达。我们完全无法证明后一种情况会出现在斯各特·爱留根纳身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知道那个时代是多么向往宗教奇迹的发生。对那个具有这一特征的时代来说，斯各特·爱留根纳的观点必定显得索然无味。相比之下，拉伯图斯的论断则必定是充满了活力，有一种预见的意味，因为他将每个人都渴望的东西具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