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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心理学便一直存在；然而，客观心理学却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对以往的科学做出断言：客观心理学的缺乏恰好对应着主观因素的应机而盛。因此，虽然古代的作品充斥着心理学，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分能被称为客观心理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古典和中世纪时期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古人——如果要这样说的话——对他们的同胞只有一种生物学上的评价；这在古代生活习俗和法律规章中随处可见。就价值判断找到的任何一般性表达而言，中世纪世界的人对其同胞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评价；这在人类灵魂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中有其根源。这种形而上学评价可以被看作是对古老观点的一种补偿，它和生物学评价同样都有问题。就那种个人评价而言，生物学评价可以独自作为客观心理学的根基。确实有不少人认为，心理学能够被写成一种有权威性的东西。然而，现今大多数人都坚信，客观心理学首先要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只要能做得到，这种基础就应当是很理想的。但是，科学的理想和目的不在于对事实给出最精确的有可能如何的描述——科学尚且不能与摄像机和留声机媲美——它只能通过法则的确立来实现其目的。而法则的确立不过是对样式繁多且相互关联的过程的一种简略表达。凭借概念，科学的目的超越了纯粹的实验；而概念尽管具有一般的、经过证明的有效性，但也始终是研究者主观心理丛的一种产物。在形成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很多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牵涉进来。在这里不仅有一个精神——物理的关系，还存在着一个心理上的个人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各种颜色，而不是波长。这一人所皆知的事实在心理学中应该受到更认真的对待。个人因素的作用早在观察活动中就开始了。一个人看到的是他从自身出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东西。这样，一个人首先看到了他的兄弟眼中有刺。无疑刺就在那里，但是梁木却横在他自己眼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看的动作。我并不相信所谓客观心理学中“纯粹观察”的原则，除非一个人使自己完全局限于瞬时计的目镜，或者测力计等诸如此类的“心理学”仪器。通过这样的途径，一个人也可以确保自己产生大量的实验心理学事实。
但是，个人心理因素在观察资料的呈现和交流中变得更为重要，更不用说实验素材的解释和抽象了！没有任何领域像是在心理学中这样，基本要求如此之必要使得观察者和研究者要想胜任其对象，就必须既要注意主体又要兼顾客体。一个人只应当客观观察的要求是不值一提的，因为这不可能。只要我们能不太过主观，就已经十分完满了。只有当解释不以普遍性自居，而仅指望对当下观察的客体的范围有效时，主观观察和解释与心理对象的客观事实相一致才能够成为此种解释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个人能够觉察到其兄弟眼中有刺的正是这个人自己眼中的梁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己眼中的梁木并没有证明（正如已经提到的）兄弟的眼中没有刺。但是，视觉的缺陷可能很容易引发一种普遍理论：所有的刺都是梁木。
认识并切实把握一般知识与特殊心理知识之主观限度，对于那种不同于观察主体的、科学而且精确的心理评价来说，是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观察者充分了解其自身个性的倾向和本质时才能被满足。然而，要想能够充分地了解这些，他就只有极大程度地将其自身从集体观念和情感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并由此达到对其自身个体性的一种清晰认识。
我们越是回溯历史便越是会发现个性消失在集体性的笼罩之中。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回归到原始心理，就会完全找不到个体观念的踪影。我们仅仅能够发现集体关系或者“互渗律”（列维-布留尔语），而不是个体性。但是，集体态度妨碍了对那种与主体心理不同的心理的理解和评价，因为具有集体倾向的心灵除了投射之外完全没有能力以其他方法展开思考和情感活动。我们理解为“个体的”的概念在人类心灵和文化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对新近的习得物。因此，这就难怪早先无所不能的集体态度几乎完全杜绝了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而且不容许个体心理过程的任何带有一般科学性的对象化。正是由于心理上的思考的这种严重缺乏，知识才变成了“心理化的”，即充满了被投射的心理。有关于此的一些鲜明事例出现在对宇宙进行哲学解释的首次尝试当中。造成了人的心理分化的个体性发展，与客观科学研究的去心理化携手并进。
这些反思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从古代流传给我们的素材中，客观心理学的奔涌之泉竟干涸如斯。从古代记录中整理而来的关于四种气质的描述几乎不是心理类型意义上的，因为这些气质的心理——生理样貌几乎一样多。但是，这种信息的缺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古典文献中找到关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心理差异问题的线索。
诺斯替哲学构建出三种类型，或许正对应着三种基本的心理机能：思维、情感和感觉。圣灵对应着思维，心灵对应着情感，物质对应着感觉。对心灵的低估符合诺斯替教的精神——它与基督教不同，坚信知识的价值。基督教关于爱和信仰的原理则于知识无益。就圣灵主义者仅仅凭借诺斯替教的财富，即知识，就使自身声名显赫而言，他在基督教世界则会相应地遭受价值上的拒斥。
当我们思考基督教教会对诺斯替主义所进行的漫长而且多少有些险恶的斗争时，类型上的不同也应当被记起。在那种毋庸置疑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的实践倾向中，只有当一个依照其好斗本性的理智者没有沉醉于自我辩护的论战时，他才能获得成功。“信仰准则”太过狭隘了，并且不容许独立的活动。此外，它在确定的理智内容上是贫乏的。它包含的一些理念尽管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但是对思维却是明显的妨碍。理智者与有情感的人相比更加难以受到“知性牺牲”的触动。因此，很容易理解诺斯替教具有巨大优越性的理智内容一定对教会内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最大可能的吸引。诺斯替教的这种理智内容依当前的理智发展来看不但没有遗失，而且在价值上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增长。对理智者来说，它其实是世界的诱惑。特别是，持有此种论点的幻影说给教会带来了致命的烦扰：耶稣具有的不过是一个表象的身体，他的整个世俗存在和受难仅仅是一种假象。在这种论点中，纯粹理智以人类情感为代价被赋予了太过重要的角色。
或许，与诺斯替教之间的战斗在两个人物身上更清晰地呈现给了我们，这两个人物不但作为教会的教父而且作为人格形象都极具影响。这就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和俄利根（Origen），他们生活在大约2世纪末期。舒尔茨（Schultz）这样谈到他们：
一种有机体能够近乎随意地摄取营养并将之同化为自己的本性；另一种则以同样的执着对这些营养一再拒斥，强烈的回绝不断表现。因此，对立是根本上的。俄利根把自己等同于一边，把德尔图良等同于另一边。他们对诺斯替教的反应不但表现出两种人格和他们生活哲学的特点，而且从根本上表明了诺斯替教在那个时期的宗教倾向和心理生活中的地位。
——《诺斯替教文献》，耶拿，1910年
德尔图良于大约公元160年出生在迦太基某地。他曾是一名异教徒，在他35岁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前，一直在他自己的城市中过着放荡的生活。他著述甚多，这些著作将他的个性——这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他的无可比拟的、高贵雅致的热诚，他的灵感，他的充满激情的气质以及对宗教理解的深刻透彻都是显而易见的。他是狂热的，会为公理而巧施偏袒，急切难安；他是个无可匹敌的精灵，一个毫不容情的对手；只有敌手的完全消灭才算是他的胜利；他的言辞就像挥动的利器，带着一种非人的神秘气息。他是延续超越千年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创立者。而且，正是他创造出早期教会的术语。“一旦他持有了一种观点，就必定会追索出它的每一个结论，就像是被魔鬼驱使着一般，即便是正义早已不站在他这一边，即便是他面对的所有合理规则都已残缺不全。”他思考的激情不可抑制，以至于他要一次又一次地疏远那些他曾为之灌注了心血的东西。因此，他的伦理法则是极为严厉的。他提倡殉道而不得逃避。他不允许再婚，而且要求女性永远戴着面纱。实际上，诺斯替教是热衷思维和认识的，但是他却带着坚定不移的狂热对诺斯替教展开了攻击，并将与之关系密切的哲学和科学也连带在内。下面这句庄严宣告就被归属于他：正因它有违理性，我才相信。然而，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他只不过是说：“上帝之子死了；这之所以可信，正是因为它是荒谬的。而且他从坟墓中再次站起；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不可能。”他因心智敏锐而洞察了哲学和诺斯替教学问的贫瘠，并因而轻蔑地予以拒斥。他援引自己内心世界的箴言来反对这种学问。而箴言则是他附之以信仰的内在现实。在这些现实的形成和发展中，他变成了那些直到今天仍作为天主教体系之根基的抽象概念的创造者。对他来说，非理性的内在现实具有一种基本的物力论天性；这是他的原则，是他面对世界、面对具有集体约束力、或者面对理性的科学和哲学所固守的阵地。我将他的原话翻译如下：
我召唤一种新的见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见证比任何杰作都更加广为人知，比任何生活秩序都更值得讨论，比任何公告都发布更广，比人的全部都更加伟大而且还构成了完整的人。那么现在就来研究这个见证。我的灵魂啊！如果你就像很多哲学家所相信的，是某种神圣而且永恒的东西——那你就不会撒谎；或者你果真就像伊壁鸠鲁独自坚信的那样，因为有死而非完全神圣——那你就更不会撒谎了——无论你来自天上还是生于地下，无论你由数还是原子构成，无论你和身体一起产生还是后来才进入身体中去；你到底从何处萌生，或者你如何使人成为他所是的样子，即能够具有知觉和知识的一种理性存在。但是，灵魂啊，我不会把你称作受人赞扬的智慧——曾在学园中受过训，具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还曾在雅地加的圆柱厅和学院中深造。不！我要责备你，灵魂！你只是难以想象的简单，而且缺乏教养，笨拙而且毫无经验，就像那些除了拥有你之外就一无所有的人一样，甚至你就像来自山野的莽夫。我要的正是你的无知。
德尔图良在知性牺牲中受到的自我伤害将他导向了对非理性内在现实，即对其信仰的真正基础的完全认知。他将自身觉察到的宗教过程的必要性理解为一个无可比拟的表达式，即“灵魂自然是个基督徒”。由于知性牺牲，哲学和科学乃至诺斯替教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
在他人生的后期，上面我提到的那些特征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当教会迫不得已越来越向大众妥协时，他表示出反感，并且成了佛里几亚先知蒙塔尼斯（Montanus）的一名追随者。蒙塔尼斯是一名狂欢者，他描述出的原理是对世界的绝对否定和完全精神化。德尔图良从那时开始在言辞激烈的小册子中指责教皇克利刻图斯一世（Pope Calixtus I）的政策，并因此和蒙塔尼斯主义一起几乎沦落到了教会之外。根据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说法，他后来必定是又反对蒙塔尼斯主义，建立了自己的教派。
德尔图良是内倾思维型的一个典型代表。他那种非常典型的、敏锐成熟的理智明显受到了感官享受性（sensuality）
的迂回攻击。我们称之为基督徒时期的那段心理发展过程将他导向了这种牺牲——即祛除最有价值的机能。而祛除最有价值的机能是一种在基督献身的伟大示范性象征中也包含着的神话观念。他最有价值的官能便是理智，包括把理智作为工具的洞察力。由于知性牺牲，纯粹理智发展的道路对他来说已经封闭了。这迫使他将他灵魂的非理性潜能作为他存在的基础。诺斯替教的理智及其灵魂物力论现象的特殊创造都必然引起他的反感，因为这正是他要认识情感原则所不得不背弃的东西。
在俄利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截然相反的德尔图良。俄利根约于185年出生在亚历山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殉道者。他本人曾在一种极为独特的精神氛围中成长，在那种氛围中东西方观念融汇在一起。带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他急切地汲取一切值得获取的东西，而且广泛接受亚历山大时期富饶的知识世界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无论是基督徒的、犹太人的、希腊人的还是埃及人的。他作为传教学校的一名教师而声名鹊起。普罗提诺（Plotinus）的学生、异教哲学家波菲里乌斯（Porphyrius）曾这样谈到他：“他的外在生活是基督徒式的，而且与律法相违背；但是，在他看待异常和神圣的事物时，他却是一名希腊学者，而且用希腊的概念替换外来神话。”
早在公元211年之前，他就已经自阉了。他这样做的内在动机确实值得猜测，但是在历史上却并不为人所知。就个人而言，他具有极大影响，而且演讲起来引人入胜。一群学生及大量的速记员总是簇拥着他，认真地收集这位值得尊敬的大师口中吐出的如花妙语。作为一名作者，他极为多产，而且他还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在安提阿他甚至为皇帝的母亲玛玛耶举办了一些神学讲座。在卡萨内，他是一个学派的领袖。他的教学活动经常被频繁的游学所打断。他拥有极为渊博的学识，并且具有令人赞叹的对一般事物的研究能力。他查找古老的《圣经》手稿，并通过校勘使其获得了特殊的价值。“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确切地说，是古代教会拥有的唯一真正的学者。”哈纳克如是说道。与德尔图良完全不同，俄利根并没有将诺斯替主义的影响拒之门外；实际上，他甚至以温和的形式把它传输到教会的内核当中；至少这是他的目的。的确，根据他的思想和基本观点来看，他本人大概是一个基督教的诺斯替教徒。他对待信仰和知识的立场被下面哈纳克具有心理学意味的重要文献描绘出来：
《圣经》对两者同样必不可少：信仰者从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事实和圣训，而学者则解读其中的思想，并从中推测出那种引导他们对上帝默祷和热爱的力量——这样，所有物质的东西，经由精神诠释（讽喻的解释，解释学），似乎都又被重新融入到一套完整的理念当中，直到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种“提升”中被超越，并留作身后的阶石，而此时保留下来的仅有：被上帝创造的造物的灵魂与上帝之间的那种神圣永恒的关系（即爱与显现）。
与德尔图良不同，他的神学在本质上是哲学的；也就是说，他的神学完全被局限在新柏拉图派哲学的框架之中。在俄利根那里，一方面是希腊哲学和诺斯替教这两个领域，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理念的世界，它们完美而且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但是，这种大胆的理智容忍和正义感亦将俄利根导向了被教会批判的命运。可以肯定，最终的批判是在他死后发生的，在德修斯迫害期间，他曾受到过刑罚，此后不久便溘然离世。公元399年，教皇安奈斯达希尔斯一世（Anastasias I）对他发出谴责，而在公元543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组织的宗教会议对他的异端学说颁布了禁令，并且该裁决稍后获得委员会的支持。
俄利根是外倾型的一个典型个例。他的基本定向是趋向客体，这一点在他对客观事实及其条件认真负责的考量中彰显出来；同时它也显示在那个至高原则的表达当中：爱和神灵并立。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在俄利根身上遭遇到了一种类型，这个类型的基石就在于对客体的关系；该类型在性欲中已经象征性地自我表达出来，而且它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某种理论把灵魂的每一种核心机能都归结为性欲。因此，阉割就是对最有价值的机能进行牺牲的充分表达。极具特色的是，德尔图良表现出了知性牺牲，而俄利根则被导向了阳物牺牲，因为基督教过程要求完全禁绝对客体的存在的欲望。换言之，它要求对当前最有价值的机能、最可宝贵的财富、最强烈的直觉做出牺牲。就生物学而论，这种牺牲被用助于驯化；但是，在心理学上，它却为解脱旧的束缚，发展出新的可能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德尔图良牺牲了理智，因为正是理智将他有力地束缚于世俗。他得和诺斯替教战斗，因为对他而言，诺斯替教代表着向理智的偏移，而理智则同时也涉及了感官享受性。与这种事实相对照，我们会发现，诺斯替主义实际上被分化为两种流派：一种流派追求那种超越所有界限的精神性，另一种却在伦理的无政府主义中——即一种恶劣放荡、执迷不悟的绝对自由思想中迷失自身。我们一定要明确地区分自我节制者和对抗秩序与法律者，后者会为遵守某些教条而触犯原则，并有意地自我放荡。后一种流派的成员包括尼哥拉党人、阿齐诺替斯党人等等，而且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堕落者。
阿齐诺替斯党人的例子说明，鲜明的对立是多么紧密的共存着：因为这同一个思潮分成了节制派和放纵派，而两者又都合乎逻辑、前后一致。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冒失的理智主义大规模实施的伦理结果是什么，那就让他去学习诺斯替的道德史吧！他会彻底地理解知性牺牲。这些人在实践上也是前后一致的，而且按照他们所构想的去生活，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但是，俄利根在自残中牺牲掉了他对世界的感觉享受。很明显，理智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危险，还不如说是一种执着于客体的情感和感觉。通过自阉，他将自己从那种与诺斯替主义为伍的欲望中解脱出来，然后他就可以使自己不必畏惧诺斯替主义思想的丰富。德尔图良则通过其理智的牺牲来克制诺斯替教，但是却由此达到了一个我们在俄利根那里没有发现的宗教情感深度。“在一方面他比俄利根高明，”朱尔兹说，“因为他在灵魂的最深处践行他的每一句话；和别人一样，打动他的不是理性而是心灵。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暗暗地支持着俄利根，因为他这个最富激情的思想者已经濒于拒斥知识的边缘，因为他对抗诺斯替教的战斗就相当于对人类思想的完全否认。”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基督教过程中，原初的类型是如何在实际上变成其对立面的：敏锐的思想者德尔图良变成了富有情感的人，而俄利根则成了学者，并沉醉在知识当中。从逻辑上讲，颠倒事实状况，说德尔图良一直都是情感型的人，俄利根是理智型的，这当然要简单得多。但是，类型的不同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还一如既往地存在着。颠倒了的观点虽然无视这种事实，但是却仍然有待做出解释；德尔图良在理智中看到了他最危险的敌人，而俄利根则是在性欲中看到的：这是何缘由呢？有的人会说，他们两个都受到了蒙骗；还有的人会提出，他们两个都是靠辩论为生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一定要认为，这两个人牺牲的都是不太重要的东西，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和命运进行了某项交易。这也是一种包含着可承认的有效法则的观点。原始人中没有这样的二流演员，他们胳膊下夹着一只黑色的母鸡，走近他们的恋物对象说道：“看啊，这就是给你们的祭献，一头漂亮的黑猪。”然而我认为，尽管存在着那种在贬低伟大事物时普通人都能够感受到的明显的慰藉，但是，这种贬斥性的解释方法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即便它似乎是非常“生物学的”。但是，根据我们在心灵世界中对这两个伟大人物的个性的了解，我们必须要说，他们的整个天性和本质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真诚：他们皈依基督教丝毫没有欺诈的迹象，有的只是虔诚和坦率。
如果我们借这个机会试着去把握自然本能的过程中断的（这似乎是付出牺牲的基督教过程）心理学意义是什么，就不会误入歧途。从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皈依也意味着向另一种态度的转变。而且，下面这些问题也更加清晰了：倾向于皈依的强烈动机从何处产生，德尔图良把灵魂构想成“天生的基督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像自然中的所有东西一样，自然、本能的过程遵循着最小阻抗的原则。一个人在一个方面更具天赋，另一个人则会在另一方面有所见长。另外，根据父母的特征和其他一些条件，对婴儿期早期环境的适应，可能或者要求相对而言更多的抑制和反省，或者要求相对而言更多的同情和参与。因此，某种优先态度会被自动塑造出来，导致不同的类型。那么，作为相对稳定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拥有所有基本的心理机能，就此而言，根据完美适应理论，一个人也应该能够同等程度地利用所有这些机能，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对于为什么有心理适应的不同方式，必定有其原因：很明显，单独一个原因是不够的，因为，客体似乎仅仅被做出了片面的理解，例如，它或者只是被思考，或者只是被感觉。由于这样一种单面（典型的）态度，作为其结果的心理适应便形成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在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适应的紊乱就从这种缺陷中发展起来，迫使主体趋向于补偿。但是，补偿只有通过对持续至今的单面态度的祛除（牺牲）才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心理能量临时堆积起来了，而它们泛滥汇集，虽然早已无意识地存在着，但却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运用过。这种作为皈依过程动因的适应缺陷，变成了主观上所谓的一种模糊的不满足感。这样一种情形在我们时代的转折点上颇为盛行。一种令人诧异的补偿需求左右着人类，而且带来了各种闻所未闻的、在古罗马或可能或不可能的仪式。此外，“过完满生活”的代表者在理论上并不匮乏，虽然对“生物学”一无所知，但是却也在舞弄着那些建立在那个时期科学基础上的类似论据。他们也永远不会结束关于人类为什么处于这样一种不良境况的猜测。与我们的科学相比，那个时期只有因果论受到稍微少些的限制。他们的“向后追溯”远远超过婴儿期，进而深入到宇宙进化过程中去，而且很多理论体系被发明出来，把遥远古代的各种事件作为对人类来说难以忍受的那些结果的祸根。
德尔图良和俄利根做出的牺牲太过激了——按我们的尺度来说太过激了——但是它却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在那个时代，它是完全真实的。与这种精神相一致，诺斯替教简单地把幻象当作现实，或者至少是当作与现实直接相关的东西，因此，对德尔图良来说，他的情感现实里有一种客观校准。诺斯替主义把态度转变过程的主观内在知觉投射到宇宙起源论的形式当中，并且相信其心理形象的现实性。
在我的《无意识心理》
一书中，我将——基督教过程独有的力比多进程的起源——这一问题保留成开放式的。我谈到了力比多一分为二的分裂，每一部分都同另一部分相对立。心理态度的单面性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这种单面性发展得如此极端，以至于补偿需求在无意识方面变得极为迫切。正是基督教早期几个世纪的诺斯替运动最为清晰地展示出补偿时刻无意识内容的爆发。基督教本身就暗示着古代文化价值，即古典态度的没落和消逝。对于当前的问题，无论我们谈到的是今天还是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都是不偏不倚的，这一点几乎无须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