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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荣格的这部颠峰之作呈现给英语读者之际，我想对作者的思想脉络进行一番简要的勾勒。因为，就像所有来源于现实的东西一样，荣格的观点也表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路，而我下面要进行的这些说明将有助于从这一方面增进读者的理解。
我很想避开乱无头绪的争论，但是在提到荣格观点发展历程的同时似乎又难以避免同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对比。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在同一名称之下的这两个不同学派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又证明了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到现在为止，一般人还都很难对这两种相互对照的观点做出明确的区分。
毋庸置疑，弗洛伊德（Freud）是一个精于分析的天才。只要读了他有关癔病病因学的早期著作，人们就会被他那细致的推理技巧所触动。正是这种极其敏锐的直觉能力揭示出了癔病综合征的隐含意义。因为，它开拓出了一条通向无意识这个全新概念的道路，而且还导致了对梦的再发现：梦同样是无意识活动的意味深长的产物，而癔病的表现则是这种无意识活动的躯体表达。
弗洛伊德就像是一位大师级的侦探，探索到无意识中负罪的情结，而他的同事布罗伊尔（Breuer）则满足于通过催眠状态下的精神发泄来驱除被抑制的因素。
在医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和态度，在对待治疗问题上，他们呈现出鲜明的差异。一种人的主要兴趣在于人类的福利和对病人的治疗；另一种人的兴趣则专注于病人症状所呈现出来的病理学问题，而较少关注对病人的治疗方法。一种人试图在理解问题之前就发现治疗方法；另一种人则变得完全沉浸在问题当中，以至于常常忽视了最初的目标，即对人的治疗。
我们并没有发现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存在这些缺陷，但是，对这样一些典型倾向进行概述并不算出格。因为，正像一种人对“科学”独有的热情给完美的人性造成了瑕疵一样，另一种人效果难测的善行和模棱两可的理解也远非科学所需。
因此，当布罗伊尔似乎满足于催眠状态下精神发泄的效果时，弗洛伊德却发现这种方法对于进一步探索被发泄的东西借以展现的那些途径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而且他颇为直率地承认，他比任何人都更惊诧地发现：对病人隐秘活动的这种更深入的探索产生了非常有价值的治疗效果。当然，某些最为有益的治疗方法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发现的，可以说，这就像是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样；但是，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弗洛伊德的方法明显是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方法，因为正是在他的这种方法中，我们发现了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长处和不足。后面我们展开更充分的描述时，会重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当弗洛伊德正在维也纳承受心理学先驱们的抨击之时，荣格则在苏黎世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语词联想试验先前曾被高尔顿（Galton）和冯特（Wundt）为其他目的利用过，通过对此试验的进一步发挥运用，荣格成功地完成了为无意识情结的认知制定客观标准这一最为棘手的任务。对与富有激情的表象相关的延迟反应时间、持续言语等的发现，使他对情结做出了意义重大的阐述，由此他对于压抑问题进行了同样重要的阐发。而这一点弗洛伊德则是通过临床方法完成的。因此，两位先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而且荣格在弗洛伊德巧妙的分析方法中发现了进入无意识过程的康庄大道。
纯粹就方法问题而言，弗洛伊德和荣格是一致的，但是对心理过程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方法问题；它迟早要使研究者形成一种哲学观点。正是在这里，一种基本的心理学差异表现了出来。弗洛伊德这个经验主义者想要把他的心理学原则限制在经验可以确认的事实范围之内。依据传统的科学决定论，他更偏向一种完全因果性和还原性的心理说明。另一方面，荣格则更赞同这样的事实：人不只是变化的紊乱的客体，他还是自我造就的主体。他主张，因果解释不能被看作是心理学问题的唯一解释，因为目的性解释在人类经验中具有同样的正当性。他开始觉得，一成不变的性解释，这个被广泛滥用的术语，对于激情的表现和人类灵魂明显多样的目的来说太过贫乏了。因此，与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在物理学领域中的概念相一致，他发展了关于力比多的能量概念，由此把整个主体从片面的、纯粹经验的立场提升到普遍观念的层次上来，在这里，科学和哲学能够相互理解。
在关于母亲意象这一问题上，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对梦中母亲意象的解释只和现实母亲或者替代母亲有关。荣格主张，父母意象的神秘影响对人生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一种动态效应，它不仅以秘密的、不可见的方式塑造人的行为、思想以及他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还创造了父亲和母亲在他的宗教和幻想生活中的神性形象，这在婴儿期或者青春期经验的现实事件中是找不到最终解释的。弗洛伊德承认这种困境，但是，认可遗传的种族经验作为心理历程的组成要素就会导向一种险恶的处境
——使得他精心设计出来并准备用以说明世界的解释体系陷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他假装看不到这种漫无边际的原始连续体的潜在价值。他只打算解释抽象的、个别的心理，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则打开了一扇通往丛林地带和原始森林中的未名事物的门户：他引入了一个具有未知自然力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定要无条件地被排除在科学体系之外。
但是，即便不考虑上面提到的因素，荣格的论证也是明显正确的。新生婴儿的肺知道如何呼吸，心脏知道如何跳动，相互协作的整个器官体系知道如何活动，只因为婴儿的身体是遗传性机能经验的产物。人类努力适应生活的整个过程，种系发育的整个历史，都体现在婴儿身体的那个知道如何当中。那么，是盲目和恐惧促使我们否认了婴儿心理同样具有那种在其他器官中明显存在的机能遗传吗？如果说，我们对远古时代无知的恐惧促使我们拒斥了我们个体生活之外所有可能的心理经验，那么，这种恐惧又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很明确的一点是：一旦承认这些遗传心理结构的存在是心理活动的基础，那么，那种主张它只源自于单个人生活中客观经验的无意识概念及其内容就注定要被丢弃了。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里要做出的选择至关重要。一种选择是，承认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主体的整个内在世界，这样，内部意象和原型就被赋予了和外部世界的对象相同的决定性力量；另一种选择是，坚持片面的、以经验为根据的体系，以及它颇有些武断的假定，而集体无意识令人烦恼的整个幻象都要被作为一种幻想的不可能之物加以拒斥。
荣格伟大的著作《无意识心理学》是他关于他与弗洛伊德观点之间的分歧并如何超越弗洛伊德的最终陈述，而弗洛伊德对这部著作的反应清晰地表明，他同样认识到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对立。因为在这部著作当中，荣格并不仅限于把米勒（Miller）的幻想还原为它们的本能基础；他还把个人心理的内容与普遍宗教和神话的观念联系起来，由此把它们提升到具有一般意义的层面。这样，他还证明了分析心理学中综合观点的必要性——这样一种论证方法无可避免地会对弗洛伊德的地位造成不利影响。
只要我们认识到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不仅存在着民族的而且还有类型上的巨大差异，那么，他们之间早晚要出现尖锐的分歧，在我看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弗洛伊德就其真正天性来说是外倾的，注定了要创造一种和内倾型根本不同的心理学，对他来说，经验科学的目的，连同其对可观察事实细致入微的分析，都是绝对的；而对荣格来说，纯粹的客观心理学是不够的，因为客观心理学完全忽视了理念那无可否认的实在性和力量。
篇幅所限，这里不能深入探讨外倾经验态度和内倾抽象态度在人类思维中的不同价值；就像荣格在这本著作中指出的那样，这两种要素的斗争与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同步的。作为相互矫正的产物，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有当一种倾向变成了片面的习惯态度，常识才会插手并做出令其不可思议的判断。在科学中，这两种一般倾向就像是一对孪生的能力：对事实进行经验观察的能力和从被观察事实中理性地抽象出一般有效原理的能力。但是，只有在天才人物身上，我们才会发现这两种能力都全面而且均衡地获得了发展。
在我看来，对弗洛伊德成就的批评不应当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他未能认识到对他的思想进行一般运用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认识得太清楚了——他应当是由于没有能力构造出具有一般有效性的概念而受到批评。
他想要使无限复杂的心理现象与那些从临床素材中直观获得的理论相一致；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扩充并重构他的理论体系以便更大范围地涵盖人类经验和文化。在病理学方面，正常人也是受到重视的。
当前时代，理智的主张明显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渐行渐远，在我看来，这是对包含在心理的还原性评价中的核心人类价值遭到破坏性贬斥的一种常识反应。因为，还原的观点没能够看到每一种情结都是有两面性的，而且用在这种情结上的能量绝不是纯粹回归的，而是以退为进。如果假定婴儿期情结完全是一种回归倾向的话，那么它非凡的活力就完全无法说明了。但是它要求以一种综合的观点来认识到：生活中每一种发端的可能性都是由儿童意象、永远年轻的象征预告的，而且婴儿期情结以及它在生活中的质朴和信任也都是人格发展的生长点。每一个儿童都认识到了——研究者却有可能未能认识到——一个人在其最热切、最有创造力的时刻会呈现出儿童期的某种本质特征。创造性活动既要求成人的能力和复杂性，又要求儿童的简单态度。对于纯粹还原观点的局限性，荣格论述得非常充分，而且他也更有能力这样做，因此，我在此就不需要再阐述这一问题了。
有人争论说，精神分析不应是治疗技术和研究方法以外的东西，让心理学家关注人类发展的问题，或者关注道德、宗教以及人际关系这些老套的附属性问题是不恰当的。在这场争论中，这种观点的根本局限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种把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排除出其责任范围的心理学是没有必要深入批评的。它已经没有出路了。当然，事实上一种把所有个体形式都切割成其基本元素而不做出任何补充的心理学虚无主义，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只能造成灾难性的治疗结果。但是，弗洛伊德确实用某些积极而且明确的东西进行了补充；因为总是有向分析者的移情作用。在主动移情的情况下，它涉及病人对分析者生活态度的一种逐渐同化；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对这个人或者其生活方式的明显拒斥。
对分析者的无意识同化完全在后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它是分析关系中固有的。但是，对分析者来说，不再过问这种对病人随后的发展具有深远道德影响的无意识作用，是不负责任的；那就像是外科医生完全无视其病人大出血和败血症的危险一样。因此，道德责任的问题是内含于分析实践当中的。而且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有权利要求一种实践的心理学体系：它应该努力发现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对之加以阐明。
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讲到，弗洛伊德是一个依据经验的研究者，而这既是他的优势又是他的不足。说这是他的优势是因为，发现和创立精神分析技术需要以经验为依据的态度；说这是他的不足是因为，仅仅被客观事实和客观因素所支配的那种对待生活的一般态度是不足以用来评价作为主体的人的。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人类道德能够被追溯到最原始的弑父行为，追溯到父母权威和儿子对他父亲妻子的欲望之间某些遥远冲突的派生物，那么，道德就只能作为从众心理的构成要素存在，而且个体的道德律就像自由意志之于决定论者一样，是一种妄想。很明显，纯粹的客观立场必定也要把内在世界的全部现实都解释成为仅仅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或者派生物。因此，人就是完全由外在于他的事物所决定的。人只不过是“孤独的一类”，只不过是脱离了秩序的一种机制，而且，通过适当的方法，他还能够得到更正。
这种观点已经被有关于梦的弗洛伊德式解释相当清楚地表现出来，这种解释总是把梦的形象阐释成为真实的人或者具体事物那经过仔细伪装的意象，而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这些意象也可以是独立存在的主观实在的象征。
那么，弗洛伊德式的观点依据客观事实来解释人类心理的所有现象，就仍然是片面的，而且，对于那些胆敢超出它所圈定的界限的观点，它表现出的带有褊狭性的非议和漠视恰好验证了它的局限。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精神生活的对象和经验要比客观世界的事实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性。很明显，对心理过程纯客观的报告说明不可能在它自身特有的能力限度之外获得任何支持。然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荣格充分应用的主观评价和综合方法可以被看成是对人类基本需要必然的心理回应。荣格应该获得极大的荣耀，因为他不仅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些需要的心理学家，而且从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表达：不仅包容了心理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领会了其形式的多样性。
人类类型的主要范畴依据的是一些基本的对立面，通过这些主要范畴内倾和外倾这两种机制得以建立起来。荣格已经阐明了，系统地表述出人类心理的一种一般有效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理论对于它由之而来的那个心理来说是毋庸置疑具有有效性的，但是对另一种类型的个体来说则是毫无价值的，甚至会产生误导。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没有能力设计出任何一种严格的或者独断的范式，使之能够公正地充当一种一般心理治疗理论。一位医师曾抱怨荣格把分析搞得如此复杂。弗洛伊德所宣称的东西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分析工作者的负担。他并不需要问自己：这个特殊主体的个体体现方式是什么？他只需要按照规定了的“正统”范式把病人的心理素材化减到其基本要素就可以了。如果病人不满意的话，他或者会证明病人在心理上不善于接受真理，或者会说他陷入病态过深，难以使分析治疗获得全效。
荣格将本书的副标题定为“个体心理学”，而且在这里他确认了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因为对荣格来说，心理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包含着一个更大世界的所有要素；它还同样具有毁灭性和建设性的力量——一个多元的宇宙，在这个宇宙当中，个体或者实现或者忽视其创造者的基本角色。
个体性就是这一领域内的中心基点原则，就类似于国家中的王权原则一样。该原则会对各种相互冲突的、总是倾向于扰乱该领域的元素发挥有效管理，就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才有正当的理由提及分化的个体。
个体性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通常它主要存在于无意识当中，常在梦中和幻想中通过一种高贵的形象获得表达。因此，它是一种原则，这种原则通过接受个体化作为一种蓄意的和有意识的目标，在无意识中被创造出来。
或许有人会问：个体化与神经紊乱的治疗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源自于这样一种设定，即精神生活的现实和身体的症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且，在宗教创立者的活动当中，每一个人都见证了：身体的治愈与内在生活无关。
如果机能的分化和协调被作为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那也就不难发现人们是如何把精神或者机能的紊乱看作其他东西，而不是该个体中这些原则相对压抑的状态了。因此，心理一定要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而非本能和能力的生拉硬凑起来的集合。因为，如果人不只是一种被动的机制——被塑造成选中范式的一种样式，那么，他就会作为一种自创造的主体呈现在我们面前，该主体的个体方式可能完全和分析工作者最珍爱的理论相反。
荣格常受到这样的批评：他的体系是学究式的理论，他试着教人如何生活，如何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指出无意识的事态，让他们自己找到出路。我们已经被告知，医生应局限在这些情况的纯粹医学的那一方面，而对道德和宗教立场作出的任何批评都是对他并无资格进入的领域的僭越。这种观点非常有代表性而且有一定道理，实际上是受到了整个社会传统习俗的支持。但是，尽管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具有压倒性的论点，个体心理仍然始终凌驾于各种社会范畴之上；尽管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企图用“机制”和机能对它进行认知，但它的诉求在整体上看却未曾有一次不得到满足。
既然这些诉求似乎具有一种社会颠覆倾向，而且时常在人们心中造成恐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其特征进行一番探究。如果我们设定——离开了这种设定，任何心理治疗体系都不具有合理的基础——神经症是一种未能完成的适应行为，那么，对个体来说，我们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个体未能适应的那个实在的本质是什么？唯物主义者想要让我们相信：要求心理进行适应的唯一实在就是由物理环境中完全具体的事实所呈现的。但是，如果具体事实是唯一的实在，那就不会再有精神问题了，相应地也不会再有神经症了。被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对客体状态最小限度的适应，除了低能儿以外对任何人来说都并不具有无法克服的困难，除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本质的实在，它总在和具体物质世界争夺对我们能量的优先支配权。
另外的这种心理或者精神实在，构成了主体整个的内在生活，就如同外部世界的客体一样，总是要求其能量具有新的形势和表达方式，尽管它不会引起我们同样的注意。精神狂乱的病人或者妄想狂患者的幻觉，就如同宗教神秘仪式令人入迷的经验一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内部诉求的实在性；只不过在前者当中它们是以颠倒的方式出现的。这种实在的证据必定是主观的。精神错乱的病人看到了蛇和青蛙，这是对客观见解的一种扭曲，但是它对这个人本身而言却拥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因此，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实在。当这两种实在对我们的适应能力分别提出其诉求时，在忽略了其对对方有效性不利的意义上，它们是相互依赖的。
再者，成千上万的人徒劳地把精力花费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正像无数人在寻求着脱离集体权威的无意识暴政一样。成长的儿童要求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同不可思议的父母影响区别开来，完全就等同于个体化的驱动力要把它自身作为一个“单独的、个别的人格”从集体的“整体”中分化出来。但是，冒险超越家庭魔力范围的成长中的儿童所要遇到的，不仅是老一代的权威和守旧性，而且还有他自己心理的更为危险的惯性和幼稚情感。
无论是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无论是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无论是外部权威还是内部惯性占优势，本质上都是个体因素和集体因素之间的冲突。但是，无可置疑具有优势地位的内部必然性总能够对抗每一种攻击。
真正的叛逆者在他对法律的对抗中无论如何都能够赢得我们的同情。尽管存在着理性的抗阻，内部优势仍然使我们认识到它的力量。真正的神经症患者（不同于社会的背弃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能在传统形式和价值的诉求与隐蔽的、不妥协的、内部律令的诉求之间进行调和。对他而言，内部和外部诉求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当恺撒已经认识到上帝至高无上的诉求时，他还为了应对税收官不断的要求，只能保证对恺撒进行逾期偿还。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把他交给传统价值的正统代表，其实无论如何都只不过是把他移交给了他的债权人。在他能够公平对待传统形式或者履行其社会责任之前，他必须首先要无条件地服从他自己生命的基本律法。这是他的据点，是他根植于其中的一种不朽的实在；有了这重保障，他便能够步入外部世界当中：不仅可以满足古老的要求，而且可以激活带有预见性的形式。
对那些指责荣格具有学究性的批评家，我们应当这样回应：荣格并没有教一个人如何行为，如何思考，如何生活，但他却给人提供了一种技术，凭借这种技术，人们能够领会并最终服从他自己的本性。人类发展的那些基本原理并不在于任何能力当中——它们没有理论范式，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行为的每一种机能。它们和生活是相匹配的。因此，丝毫也不奇怪，正是在权威主宰的地方，在“真理”已经僵化成教条的地方，这种特殊的批评常常会涌现出来。与试着解释生活的意义相比，学习并践行一种范式要容易得多。但是，理性的范式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因为通过提供一种稳定的范式，它总是诱使人们去反对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东西：因此，它和生活相对立，而且它内在的破坏能力决定了它的宿命。
心理学范式无法解释生活。它最多只能用一种可以想象的方式把生活的过程呈献给我们的理性。一旦它宣称对一种生活过程进行了解释，那它的影响就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在个体的和生活所呈现的真正问题之间介入了一种权威的、业已成型的解释，并因而使人放松了寻求他自己个体解决方案的要求。
这便是荣格描述为消极的东西，对应于积极的或者创造性的思考。对我们来说，个性只不过是真诚的程度，据此，个体就可以对生活的基本问题进行积极的适应。
范式是一种人造物，是一种严格的、专断的构造，在范式中，生活可塑可造的形式受到了压制。对这种强制的无意识抗阻在把范式接受为生活之解释的人的教条主义中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原则的有效性不是来自于制定原则者的权威，而是来自于生活本身，来自于和生活相关并产生抽象形式的生活过程。范式就像其创造者一样有生有死——这里或者可以用范式的创造者来表述；而抽象原则的有效性就像它包含并领会的过程一样持久。它既不需要权威也不需要辩护。它不能超出它自己拥有的权限。
荣格的分析阐释诚然是依据本书当中建立起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的实践应用，即其向生活的再次转变，则完全取决于个别的主体。
个体性是荣格体系的重要因素，然而，它并不像自我主义者所领会的那样是个人力量的一种表达。在根本上，它是一种作为整体的机能。这本身就足以驳倒有关学究式的批评，因为旨在个体自律的体系肯定不能被说成是学究式的。自然，不存在完全没有立场的阐释。因此，实际上我们所能要求的最多只是分析者的立场应该始终定向于个体的方式，或者主体“最应当”的方式。当然，实际上分析者可能会尽力来认识这个目的，他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观条件决定的。这在心理学上是无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其随意支配的素材，他借以阐释其病人基本需要的那种真诚必然有助于个体的自律。然而，那种把心理经验归结成专断机制的相反的立场必定倾向于使人标准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判断的主要标准就是和正统范式相一致的相对程度。
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看，旨在创造个体的心理技术要比旨在一致性的体系更有社会价值。因为自身统一的个体寻求着内在必然性的一种创造性的集体表达，而受到强制的神经症患者则像不愿意服从的士兵一样，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但是，或许有人会问，如何才能让一个医生学会放弃其同行习以为常的集体化观点，转而适应不会不利于其病人的观点？
我认为，显而易见，在一个医生充分认识并尊重其病人的个体性之前，他自身必须首先忠实于这个原则。这并不是说只有分化的个体才适合于实际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适合的个体了——它只是要求，分析者自身应该受到过分析，而且在他承担病人的问题之前，他要真诚地试着去处理他自己的生活问题。
离开了主体的生物学或者本能生活，个体性的目的就绝对不会被充分地理解；实际上，正像一件艺术品不能用能量来解释一样，个体性的目的也不能用本能来解释。有人可能会把个体性的首要目的说成是创造出他所能够创造的最有价值的产品。从生物学的层面来看，这种产品明显就是下一代，但是在心理的层面上，这种产品必定要被更宽泛地解释为某种和个体相关的东西，在“产品”这一词语最广泛的意义上，其重要性至少要类似于下一代的重要性。最大的个体价值总是蕴含着对人类的价值。
因此，正在发育中的人格，无论潜能如何，都常常以下一代的形式呈现在梦中。
再生的象征从单纯的生物学观点来看，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专注于本能阐释的体系对力比多的完全转化或者精神化倾向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阻碍。在我看来，梦中再生象征的重要意义如此明显，让人不仅想要谴责还原学派的粗心大意。但是，这样肯定是不合情理的，而且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梦就像田野中的百合花一样，是不被人注意的一种自然造物。把百合花看成是基本的有机元素幸运的偶然组合，就跟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象征一样都是完全合理的。因此，立场最终决定了解释，就像它同时也决定了体现解释的方式一样。
现在我已经揭示出了真正的实际动机，该动机促使我把立场潜在对立的整个问题推上了讨论的前台。虽然注定要引发争论，但我仍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表述，希望这种努力能够有助于情况的澄清。
这本著作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事实上它是对心理学领域的一种成熟的、有意识的概观。观察者的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成果，其心理经验惊人的财富使整本著作熠熠生辉。荣格的思想领域与其经验协同发展。《无意识心理》是主干——这本著作则是主干的充分伸展。
对这本著作进行翻译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常常让我丧失将其完整翻译成英语的信心。幸运的是，我罕见地获得了作者本人的帮助。作者不厌其烦、慷慨大度地了解我的翻译情况，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对此我不胜感激。
在该著翻译的准备阶段，以下这些人为我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感谢，他们有：我的妻子，莉莲·克莱尔（Lilian A.Clare）女士，加迪夫（Cardiff）大学的约翰·M.索邦（John M.Thorburn）先生。最后还要感谢斯万·斯泰利布拉斯（W.Swan Stallybrass）先生，他在本书标点符号以及排版方面提供了温情帮助和不倦关怀，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激。
除了对康德的引用之外，文本无论对东方的还是欧洲作者的引用都没有现成的英语译文可资利用，这是因为我居住的苏黎世可以利用的著作实在缺乏。
H.G.贝恩斯
卡姆登山，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