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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而不为其新颖的、貌似毫无根据的大胆方法感到错愕骇然，对他那赤裸裸的梦的解析亦无所谓道学义愤，反而能持着平静无偏见的心态，让这部奇书浸淫于自己的想象世界，那么他必定会对书中的一句话留下深刻印象，弗洛伊德提醒我们，那部不朽的古代悲剧《俄狄浦斯王》
（Oedipus）
，归根结底是源于某种个人冲突，也就是弗氏所说的“乱伦幻想”。我把这句简单的话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印象好有一比：当我们走在熙熙攘攘的现代闹市街头，蓦然间有某件珍贵古物闯入眼帘——或许是一根长久不见天日的石柱顶端的科林斯式柱头，或许是一块古代碑铭残片——这时会有一种莫名的异样感觉掠过我们心头。前一瞬间，我们还完全沉浸在繁忙而倏忽即逝的眼前生活之中；而接下来的一瞬间，某种遥远而奇异的东西闪电般降临，引着我们凝视的目光转向事物的另外一种秩序。我们的目光从当前这一片喧嚣无序中移开，转而瞥视到更高层次上的历史延续性。突然间，我们想起，就在我们此刻为了生计匆匆来往的同一片土地上，两千年前也上演过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和人类活动场景；无论古今，推动着人类的都是极其相似的激情，而当时的人也和我们一样，对自己生活的独特性坚信不疑。当人初次见识到古代遗存的文物瑰宝时，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感受；而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书中对俄狄浦斯传说的提及，给人的印象也完全堪与上述感受相比。当我们还在吃力地与个体心理的无限多样性汇成的令人迷惑的纷乱印象搏斗时，却突然瞥见了俄狄浦斯悲剧散发出的简朴而高贵的辉光——这出名剧，乃是古希腊戏剧中永恒的华彩。我们的视野如此这般地得以拓宽，这件事本身便具有某种启示般的性质。在我们的心理感觉中，古代世界早已淹没在往昔的阴影里；当我们坐在教室里，大不敬地屈指算出珀涅罗珀（Penelope）
竟已到了徐娘半老的年纪，或者在心里暗自描摹着伊娥卡斯特（Jocasta）
那副慵散的中年妇人形象，便难掩嘴角那一抹怀疑的微笑，好笑地比较着这些形象与催动着传说和戏剧进程的悲剧性情欲波澜之间存在的反差。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即便在今天又有谁了解呢？——一个男人有可能下意识地对自己的母亲怀有一种炽烈的激情，从而损害了他的生活，悲剧性地令他的整个生活变得复杂化。因此，可以说俄狄浦斯在剧中遭逢的可怕命运并无一丝一毫的夸大成分。在实际生活中，像尼农·德·朗克洛（Ninon de Lenclos）与她儿子之间发生的事情
是一种罕见且具有病理学意义的例子，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得十分遥远，难以构成活生生的印象。然而，假如我们沿着弗洛伊德勾勒出的小径前行，便能切实地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尽管这倾向极其微弱，还不至于导致真正的乱伦行为，却也足以引起相当严重的心理紊乱。当我们试图承认自己身上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时，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必定难以抑制地油然而生，亦会不由自主地伴随着一种抵触心理，这大有可能蒙蔽我们的智识，影响我们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不过，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辨别区分客观知识和出于情感的价值判断，那就等于在隔绝当今时代与古代的鸿沟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将震惊地发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俄狄浦斯依然活着。不要低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冲突是古今相同的，它们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那些在古希腊人心中激起恐怖之情的东西，今日依然具有同样效力，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放弃那种自负的错觉，以为自己“不同于”——换言之，在道德上高于——古人。在我们与古人之间，连接着一条无法消解的纽带，我们只不过是成功地忘记了这点而已。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可能对古典精神达成前所未有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出于理性的了解。通过探察自身心理潜在层面上的条条暗径，我们得以把握古代文明中人的生存意义，同时在自身文明之外找到一个牢固的立足点，凭此我们便有可能对自身文明的基础取得一种客观的理解。我们重新发现俄狄浦斯问题的不伦之处，至少能够从中收获这样的一个希望。
上述这条研究思路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凭此我们在人类心灵及其历史这一领域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进展。其中包括里克林（Riklin）
、亚伯拉罕（Abraham）
、兰克（Rank）
、梅德（Maeder）
和琼斯
等人的著作，以及西尔帕尔（Silberer）在《幻想与神话》
（Phantasie und Mythos）
一书中做出的颇具价值的研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是普菲斯特（Pfister）在基督教心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以上所有研究著述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leitmotiv），就是运用研究现代人潜意识心理活动所取得的洞见，进而寻求解决历史问题的线索。读者若想了解上述洞见所涉及的广度和性质，必应考察我在此处提到的这一系列的著作。这些学者作出的解释，在具体方面有时未有定论，但实质上并不影响其总体结果。这些研究，即便是仅仅揭示出历史作品中的人与现代个体在心理结构上的广泛可比性，其意义也可谓十足重大。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类比还特别注重研究象征性（正如里克林、兰克、梅德及亚伯拉罕所揭示的那样），以及主管着对各个母题进行潜意识发挥的个体机制。
一直以来，心理学者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个体问题的分析上。然而，在当前形势下，我认为对心理学研究来说，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比较研究来拓宽心理分析的基础似已显得势在必行，就像弗洛伊德在对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研究中已经尝试过的那样。
这是因为，正如心理学知识能够增进我们对史料的理解，史料也能反过来为我们对个体心理问题的认识提供新的启发。出于以上考虑，我开始在历史方面投入更多关注，以期获得对心理学基础的全新认识。在此后的著述中
，我首要关切的问题就是探讨历史和民族学上的类同之处，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显荒僻的领域，其间时时处处难题丛生，而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的研究则为解决这些难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部核心著作《意识的起源与历史》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书中进一步阐扬了最初促动我写作本书的那些观点，并将它们置于人类意识进化的总体宏观角度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