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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造的赞美诗

米勒一例第二部分的题目是:“‘荣耀归神’:梦中之诗。”

1898年,年仅20岁的米勒小姐游历了欧洲。我们且来看她的描述:

我们先是从纽约乘船渡海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又经圣彼得堡抵达奥德萨,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旅程;随后我们告别了城市,把那些喧嚣的街道、俗世的烦劳统统抛在身后,进入了波浪、天空和寂静的世界,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快乐 [une véritqble volupté] [1] ……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待在甲板上,把身子摊在躺椅中,做着白日梦。以前听过的各个国家的历史、神话和传说,在我脑海中混乱地重现,化为一片晶亮的薄雾;恍惚之中,真实的事物仿佛失去了其存在的真实性而变得缥缈,而虚幻的梦境和意念则成了惟一真实的现实。起初的一段时间,我甚至回避任何人的陪伴,只想一个人待着,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世界——在那个奇妙境界中,我从前见过、听过的那些真正伟大的、美好的东西全都再次浮现在我脑际,带着崭新的生机与活力。我每天还花很多的时间给久别的友人们写信,读书,或者在纸上胡乱涂抹些短诗,追忆我们到访过的地方。其中有一些相当严肃的诗作。

继续仔细品味这些细节似乎多余,不过只要想起我们上文讨论过的观点,即当人们让潜意识说话时,最隐秘的东西常常被脱口而出,那么即便最琐屑的细节都有着意义。此处米勒小姐描述了一种“内倾状态”(astate of introversion):从前城市生活同它衍生的数不清的印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如我们所了解,以其能够引发联想的强制力),但在海上她有意割断了与环境的联系,将自己孤立起来,重新开始自由的呼吸,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于是事物失去了它们的真实性,梦想变成了现实。精神病理学告诉我们,有一种精神紊乱 就起自病人把自己与现实割裂开来,越来越深地陷入幻想之中,结果,现实失去阵地而内心世界的决断力随之增长。当病人多少意识到自己与现实的分裂时,这一过程就达到了高潮:出于一种恐慌,他开始做出一些病态的努力以求重新回到原有的环境中。这一切努力都是出自某种补救愿望,希望能与现实重新获得联系,也似乎成了一种心理规律,不仅适用于病理状态下的人,也在较低程度上适用于正常人。

鉴于此,人们或许认为长时间的内倾状态暂时损坏了米勒小姐的现实感,但经历之后,米勒小姐会重新为外部世界新的印象所吸引,其影响所具有的启发作用至少与她的幻想一样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再继续看她的叙述吧:

不过,当旅行临近结束时,船员们表现得格外热情友好 (se montrèrent tout ce qu’il y a de plus empressès et aimables) ,于是我也开始教他们英语,大家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船近西西里海岸,靠泊于卡塔尼亚港(Catania)期间,我写成了一首海颂,不过有点接近于一首广为流传的以大海、美酒和爱情为主题的歌谣(“Brine,wine and damsels fine”)。一般说来,意大利人个个是天生的歌者;有一位船员,我听到他夜间在甲板上值更时唱起动听的歌,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是我忍不住想写点什么来配合他唱的曲调。

此后不久,我出了一点儿状况。不是有句老话说“见过那不勒斯死而无憾”吗?这句话差点儿应验在我身上——我们的船停靠在那不勒斯港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病(只不过还不至于要命罢了);后来,我的身体恢复了一些,能够上岸了,并乘着车子参观了该城的几处主要景点。我逛得疲惫不堪,而且我们还打算第二天去比萨游玩,所以我很快就回到船上,早早地上床就寝,睡前也没想什么正事,只想到船上的船员们相貌英俊,可城里的意大利乞丐们却是那么的丑陋不堪。

读到这里人们难免会略感失望,因为那种强烈的印象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这儿出现,恰恰相反,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段看似无足轻重的插曲——和船员们的插科打诨。但那位船员,那位歌手,显然已经给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上文结束时的那句话——“睡前也没想什么正事,只想到船上的船员们相貌英俊”——实在是缓和了这一印象的强烈程度。不过即便如此,这种印象还是对她的情绪有着不小的影响,因为一首为歌手而作的诗立刻涌上了她的心头。人们常常忽略这类经验,而宁愿去相信当事者的保证,说什么一切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重要的。不过我倾向于给它们以足够的重视,因为经验表明,在那种内倾状态以后所接受的印象有一种深刻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非常可能被米勒小姐本人所低估。米勒小姐突然发病也需作心理学上的解释,但由于缺乏数据我们不可能做到。不过,下边即将描述的现象只能被理解为是源于她内心深处的骚动所致:

从那不勒斯到莱戈恩(Leghorn)要走一夜的水路,那一晚我睡得还算不错——我平素鲜有睡到深沉无梦的时候——我是在下面所讲的这个梦快要结束时,被我母亲的声音叫醒的,那就是说,这个梦发生在我醒来之前的最后一刻。

最开始,一个句子出现在我朦胧的意识当中:“当众晨星同声歌唱”,如果打个比方说,这就有如一段序曲,引出了与此相关的神造万物,普天欢唱,颂赞响彻天宇的意念。然而,在梦境所特有的混乱与奇异的自相矛盾之中,这一切又同时伴随着纽约某顶尖乐团所演唱的清唱剧中的合唱,以及我本人对弥尔顿(Milton)《失乐园》的不甚清晰的记忆。随后,从这一片混响之中,渐渐有字词显现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字词们自动排列成行,形成了三段:那是我的字迹,写在一张带蓝格线的普通书写纸上,就是我随身常带的旧诗本子中的一页:简而言之,这些诗句在梦中写下的过程,似乎就和我几分钟后醒来时,在现实里所做的毫无二致。

米勒小姐随后记下了这首诗。几个月以后,她又略作改动,重新将诗编排了一次,据她自己说这是为了使它更接近于梦中的原貌:

First Version

When God had first made Soun,

A myriad ears spring into being

And throughout all the Universe

Rolled a mighty echo:

“Glory to the God of Sound!”

When beauty(light)first was given by God,

A myriad eyes spring out to see

And hearing ears and seeing eyes

Again gave forth that mighty song:

“Glory to the God of Beauty(light)!”

When God has first given Lov,

A myriad hearts lept up;

And ears full of music,eyes all full of Beauty,

Hearts all full of love sang:

“Glory to the God of Love!”

第一版

当上帝最初创造声音,

无数只耳随即生成

一个巨大的声音

回荡寰宇:

“荣耀归于上帝,声音之神!”

当上帝最初赐予美(光),

无数双眼睛随即开睁

那聆听之耳与瞻望之眼

再次齐声赞颂,声音洪亮:

“荣耀归于上帝,美(光明)之神!”

当上帝最初赐予爱,

无数颗心随之跳动;

充满乐音之耳,充满美之眼,

充满爱之心

齐齐颂赞:

“荣耀归于上帝爱之神!”

Second Version(more exact)

When the Eternal first made Soun

A myriad ears sprang out to hear,

And throughout all the Universe

There rolled an echo deep and clear:

“All glory to the God of Sound!”

When the Eternal first made Ligh,

A myriad eyes sprang out to look,

And hearing ears and seeing eyes,

Once more a mighty choral took:

“All glory to the God of Light!”

When the Eternal first gave Lov,

A myriad hearts sprang into life;

Ears filled with musi,eyes with light,

Pealed forth with hearts with love all rife:

“All glory to the God of Love!”

第二版(更准确)

当永生神

最初创造了声音

无数只耳随即诞生

聆听,

一个深沉清晰的声音

回荡在寰宇: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声音之神!”

当永生神

最初创造了光明,

无数双眼随即诞生

瞻望,

聆听之耳与瞻望之眼

再次齐声赞颂,声音洪亮: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光明之神!”

当永生神

最初赐予爱,

无数颗心随之诞生

跃动;

充满乐音之耳,注满光明之眼

与大爱满溢之心

齐齐赞颂,如万钟合鸣: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爱之神!”

米勒小姐试图找出该阈下创作的根源并展开大量联想。在仔细研究米勒小姐本人的分析以前,让我们先浏览一下已经到手的材料。那艘船的印象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强调,所以要把握这首具有启示意义的诗歌的动态形成过程,应该是毫不困难的。而后又有进一步的暗示表明,米勒小姐本人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低估了她所接受的情欲印象的范围。这一推测可能性较大,因为经验证明,相对微弱的情欲印象常常被过低估计。这一点在一些案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譬如在那些从社会或道德的角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情欲关系中(如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与姊妹之间,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等等)。如果这一印象相对比较微弱,那么它对相关的人来说几乎等于不存在;但如果这一印象非常强烈,就会在相关的人之间衍生出悲剧性的依赖关系,以至于导致出各种各样的麻烦。人们对这类关系缺乏判断力的程度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母亲会看见她的小儿子在她的床上勃起;妹妹会半开玩笑地拥抱兄长;20岁的女儿坐在父亲的大腿上,竟发觉她的“肚子”里有“奇怪”的感觉。然而谁要是将这些现象说成是起自“性欲”,他们都会表现出极度的愤慨。目前有这么一种教育制度,其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幕后说不出口的事实深深地掩盖在无知的状态中,使受教育者尽可能少地知道它们。 因此也就难怪大多数人对情欲印象的范围所拥有的判断力既不稳定也不充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米勒小姐完全准备好接受这样一种深刻印象,但这一印象所激起的感情并未浮出水面,于是梦就担当了重复这一课的任务。我们从分析经验得知,在分析初始时病人所做的梦是具有特别意义的,这样说完全不是因为最初的梦常常会显露出对医生性格的批判性评价,当然这是医生在此以前求之而不得的,而是因为这些梦常常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丰富了病人对医生的意识的印象。并且,这些梦里还经常有关于情欲的评论,它们无疑是潜意识为了平衡病人对此类印象过低和游移的估计而做出的。梦中这种印象都表现得猛烈而夸张,而象征的不一致又使得它出现的形式难以捉摸。更奇特的是,由于潜意识的历史沉积,当此印象没有得到意识的承认时它便会返回到一种较早期的关系形式中去。这一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少女初恋时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障碍是由于退行中父亲意象(father-imago)被激活所造成的。 [2]

我们可以设想某种类似的事情在米勒小姐身上发生了,因为关于男性创造神的观念明显地来自于父亲意象, 抛开众多其他含义,其目的在于以另一种关系来代替婴儿期的父女关系,以便从狭窄的家庭圈子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当然,这一梦象的含义到此还远没有穷尽。

据此看来,这首诗和它的序曲便是作为内倾心理经过宗教程式化以及诗歌程式化后的产物而出现的,这一内倾心理回归到了父亲意象的早期形式之中。尽管对那个举足轻重的印象缺乏足够的理解,但其基本成分还是被造就成一种替代物,可以说作为其起源的标志存在。那个举足轻重的印象便是那在守夜时唱歌的英俊船员——“当众晨星同声歌唱”——他的形象在这位姑娘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创造”)。

这个“造物者”首先创造了声音,然后创造了光,然后是爱。声音应该是第一个被创造的事物,这与《创世纪》中的“创造语”是相一致的,它还契合了术士西门(Simon Magus)的说法,即声音相当于太阳, [3] 《波侬曼德拉》 (Poimandres) 中提到的悲惨的哭喊声, [4] 还有莱顿纸草古卷(Leiden Papyrus)中描绘上帝面对世界的创造 (ĸoσμοποιία) 所发出的大笑 [5] ,这一切都支持了此观点。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大胆的推测,这一推测后来被充分地证实,即米勒小姐的联想链是这样的:那位歌手——唱歌的晨星——声音之神——创造者——光之神——太阳之神——火之神——爱之神。所有这些词句还具有另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典型的爱情语言,在任何被感情升华了的言辞中都可以发现它们的存在。

米勒小姐试图用一种在原理上符合心理分析方法的程序化手段来理解这一潜意识的创造,并且希望得出与此方法相应的正确结果。但是,正如外行和初学者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她在联想这一环碰了壁。联想只有通过间接的办法才会将潜在的情结显露出来。无论如何,即使是简单的程序也足以帮助人们找到其含义,即根据思想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首先令米勒小姐吃惊的是,她的潜意识幻想并没有像《圣经》记载的创世纪一样,将光放在创造物的首位,而是把这一位置给予了声音。下边是一段真正特殊的理论性的解释。她说:

有意思的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也说过,宇宙从混沌中诞生,是因了一股旋风的功劳 [6] ——既是有旋风,通常就必会发出风声。然而,当时我还没学过哲学,既不知道阿那克萨哥拉是何许人也,更不了解他关于奴斯(νο s)的理论,竟然在潜意识中按照他的观点构筑了梦中的思路。同样,我对莱布尼茨(Leibniz)及其“神在运算中创造世界”(dum Deus calculat fit mundu)的理论也是一无所知。

提及阿那克萨哥拉与莱布尼茨是要说明创造是通过思想进行的,因此,神圣的思想本身就被认定了具有产生一个新的物质现实的能力——这一援引初看似乎有点难以捉摸,但之后马上就会变得明白晓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联想吧,米勒小姐的潜意识创造主要是衍生于它们:

首先是来自弥尔顿的《失乐园》这部作品的影响。我们家里藏有的版本装订精美,内有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绘制的插图,我从童年时代起就非常熟悉这本书。其次是《约伯记》的影响,打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人就时常为我大声朗读其中的内容。现在,如果你把我诗中的首行拿来与《失乐园》开头的部分做个对照,你会发现二者的韵律完全一致(∪-/ ∪-/ ∪- / ∪-):

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

When the Eternal first made soun.

(从人类的第一次叛逆……

当永生神第一次造出声音。)

另外,我的诗在总体思路上与《约伯记》当中的一些段落多少有些相似,还有一两处令人想起亨德尔 (Handel)的清唱剧《创世纪》(出现在此梦开头的朦胧状态中)。

据我们所知,“失去的乐园”是与世界之初紧密相连的,而弥尔顿的诗行“从人类的第一次叛逆”——很明显是指人类的“堕落”——赋予了它更为确切的含义。这样说来“失去的乐园”与“堕落”的联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对此提出异议,说米勒小姐也可以选取另一行诗作为例子,她是偶然选取了第一行,而其恰当的内容也同样纯属巧合。对联想法的批评往往都持这种论点。这一误会起自于没有严肃对待心理因果关系(psychic causality)的规律:偶然事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正是如此,而且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一事实。米勒小姐的诗确实是与“堕落”联系起来的,这样一来,我们注意力的焦点就集中到我们已推断出来其存在的问题上。不幸的是,作者本人忘记告诉我们,《约伯记》中的哪些段落曾出现在她的头脑里,因此我们只能进行大致的推测。首先是与《失乐园》的类比:约伯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因为魔鬼撒旦使上帝怀疑他的正直。同样,失去伊甸园也是由于蛇的诱惑造成的,人类被逐出乐园,投放到现世劳役的生活之中。通过回忆《失乐园》而表达出的这种念头,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情调,正好契合了米勒小姐怅然若失的感觉,而这一失落感在某个方面与魔鬼撒旦的诱惑联系在一起了。像约伯一样,她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因为她并没有屈服于这一诱惑。约伯的受难不为他的朋友们所理解; 他们谁也不知道这是魔鬼撒且一手操纵的,约伯是完全无辜的。确实,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护。也许这能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吧?我们知道,某些精神病患者老是喋喋不休地捍卫着自己的清白,而实际上他们所面对的攻击根本就不存在;不过通过密切的观察,我们发现,这种看似毫无理由的自卫实际上是一套自欺欺人的把戏,它从某些冲动中汲取能量;而那些冲动本身所带有的令人不快的特征则清楚地呈露在病人们臆造的毁谤中伤之中了。

约伯遭受着双重折磨,首先他痛失所有财产,而后又不为他的朋友们所理解。这一主题贯穿在整个《约伯书》里。被人误解的痛苦使我们想起了西拉诺·德·贝格拉克这一人物形象,他也同样遭受双重折磨——一方面是得不到回应的爱情,另一方面是人们的误解。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于是陷入了与“虚伪、妥协、偏见、背叛和愚蠢”斗争,是最后一次,也是绝望地:

你强夺了我的月桂与玫瑰!

约伯也悲叹道:

神把我交给不虔敬的人,

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

我一向安逸,他却折断我:

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成碎片,

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

他的弓箭手四面包围我,

他劈裂我的肺腑,毫不留情,

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

一下一下,将我击碎,

如同巨人直冲向我。

情感因素方面能够加以类比取决于他们都必须对压倒一切的不利因素作无望的挣扎。这种挣扎好像伴随着远处铿锵的“创造”声,它似乎在潜意识中聚集了一个奇妙而又神秘的意象,这一意象还没有冲出潜意识来到上层世界的光明中。我们并不是确切地知道,而仅仅是推断出,这种挣扎是与创造、与肯定和否定间无尽的斗争有着某种关系的。提及罗斯坦德的作品《大鼻子情圣》,与克里斯蒂安取得认同,引用弥尔顿的《失乐园》,并联想起约伯被朋友误解的悲哀,都明白地泄露出在诗人的灵魂里是有一些东西与这些想法相符的。她也同约伯一样在受苦受难,也同样地失去了乐园,并做着“创造”之梦——通过思想的创造——以及宇宙元气的疾风经过后的结果之梦。

我们再次跟随米勒小姐的引导往下走吧:

记得在我15岁的时候,母亲曾经给我读过一篇文章,令我十分兴奋。文章是关于“意念(Idea)自动创造其对象”的,我听后几乎整整一宿没睡着觉,心里一直琢磨,那里面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9~1 6岁之间,常去一个长老派教堂办的主日学校听课,那儿的神父是个极有修养的人,现在担任着一所知名学院的院长。在最初关于他的童年记忆中,我看到还是个小姑娘的自己,坐在教堂的宽大长椅上,竭力抵御着瞌睡的侵袭,耳中听到他讲的“混沌”、“宇宙”、“爱的赠与”等等,却不明白那都是什么意思。

看来,这儿还有青春期(9~16岁)萌动的早期记忆,它与宇宙通过“爱的赠与”从混乱中产生出来这一观点相互联系起来了。这一幸福的连接是借由对神父的记忆形成的,是那位令人尊敬的神父说过一通晦涩难懂的话。她还记得在同一个时期由“意念自动创造其对象”这句话在她心里所引起的兴奋。这里暗示了两种创造方法:创造性的思想,以及带着神秘色彩提到的“爱的赠与”。

在我进行医学研究的后期,我曾有机会通过长期的观察深入了解了一个15岁的女孩子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奇的是,我发现潜意识幻想的内容是什么模样,它们与一个15岁的女孩子的外表是多么的大相径庭,又与一般人所猜想的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呵。它们是异常深隐的幻想,具有一种肯定的神话性质。在她分裂的幻想中,这个女孩子竟把自己看成是无数代人的种族母亲。 [7] 即使考虑到她的想象具有明显的诗般情怀,其中有些因素对和她同龄的女孩子来说仍然是普遍的,因为和个人意识的内容比较起来,潜意识对所有的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有着更为广阔的无限性。潜意识实际上是一般趋势历经岁月后的凝缩。

米勒小姐在这种年龄上产生的问题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我怎样才能有创造性?自然对此的答复只有一个:通过孩子(爱的赠与)。但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孩子呢?由此便生出了另一个问题。经验表明,这一问题与父亲相关, 于是我们就不能恰当地对待这个问题了,因为有关父亲的那么多先人之见立即给我们设置了一道障碍,这道障碍就是乱伦。那种把孩子与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强烈的、自然的爱,在孩子长大不再限制于家庭圈子以后,就会转向父亲的更高形式,转向权威,转向教堂的神父以及这些尘体凡胎的神父所代表的圣父。如此一来,把握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但神话中是绝对不缺乏安慰的,耶稣基督不也是道成肉身?圣灵(pneuma)不是也进入到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去了吗?(插页图4)阿那克萨哥拉的旋风也是同样的精神(nous),从自己之中创造出世界。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还仍然怀抱着圣洁之母(Immaculate Mother)这一意象呢?因为这一意象对那些寻不到安慰的人们来说仍不失为一种安慰,它无须语言,无须喧嚷的说教,它的存在就已经向人们明示:“我也变成了一位母亲”——通过“意念自动创造其对象”。我相信,如果那些青春期幻想得悉了这一理念,那个不眠之夜就大有缘由了——后果真是无法预测的。

每一个属于精神的事物都有一个较高层次的和一个较低层次的意义,这正如后期古典神秘主义那句深刻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天上有天,天下有天,星上有星,星下有星,一切在上的亦是在下的,知此理而后欣悦。” [8] 在此我们便已指出了一切精神事物的秘密的象征意义。但是,如果对作者在那个不眠之夜的兴奋状态仅仅追寻到狭义的性问题上便满意而归,那么我们就没有给予她的智慧所具有的创造性以公正的评价。性,在这里只是意义的一半,而且是较低层次的那一半。另一半则是用来代替真实创造的那种理想的创造。

对能够从事智力劳动的人来说,能在精神领域里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他们的最高期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还是一种必需。因此,在解释米勒小姐的兴奋状态时,还可以从幻想的另一面着手,因为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包含着未来预感的想法——用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话说, [9] 就是那些源自“高层潜意识”(inconscient superieur),源自阈下综合之“预期潜能”的想法之一。 [10] 在我日常的诊疗工作中,我曾有机会观察到(不过对这一经历的确定性我必须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资料的复杂性质使然),在某些长期不愈的精神病病例中,病人在发病或马上发病之前,总会做非常清晰的梦,其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这个梦在病人头脑中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一经分析,它就会向病人显现一种能够预示他以后生活中的事件的隐秘意义。 据此,我倾向于认为那一个不眠之夜的兴奋具有与上述所说相类似的意义。因为,米勒小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向我们叙述的以后发生的事,都肯定了我们的设想,即那一时刻预示了一个将来的生活目标。

米勒小姐以下面的评论结束了她的一连串的联想:

它(指梦)似乎只是我头脑中关于《失乐园》、《约伯记》和《创世纪》等作品的印象,加上“意念自动创造其对象、“爱的赠与”、“混沌”、“宇宙”等概念糅合作用的结果。

像万花筒里那些五彩缤纷的玻璃片一样,哲学、美学、宗教的断片也在她的头脑里熔为一炉了。于是她告诉我们——

……在旅行和走马灯般游历的各国景象的刺激之下,再加上大海的空阔寂廖和难以捉摸的魅力——这一切作用于我的心灵,就产生了这个美丽的梦。仅此而已,别无他般。“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仅此而已,别无他般!)

以这句话米勒小姐非常委婉但语调坚定地向我们透露了什么。她最后那句带着否定意义的结语令人好奇,想要探查它究竟想否定的是哪一点。“仅此而已,别无他般!”这句话指的一定是“大海的难以捉摸的魅力”;由此可以推测,那位在守夜时唱着如此美妙歌曲的英俊船员早已被忘记了,没有人会知道,做梦的米勒小姐更不可能知道,他就是一颗迎接次日黎明的晨星。 [11] 但我们应该避免使用“仅此而已”诸如此类的话来安抚自己抑或读者,因为紧接着出现的情景很可能与我们所说的截然相反。米勒小姐就正好说了“仅此而已”这样的话,并且很快又毫不说明原因地加上了“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这句引语是出自爱伦·坡的诗歌《乌鸦》,这一节是这样写的:

While I nodded,nearly napping,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

As of someone gently rapping,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Tis some visitor,”I muttered,“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Only this,and nothing more.”

我开始打盹,几乎入睡,突然传来一阵轻擂,仿佛有人在轻轻叩击,轻轻叩击我的房门。

“有人来了”,我轻声呢喃,“正在叩击我的房门——

仅此而已,别无他般。”

一只鬼怪的乌鸦在夜晚敲打房门使诗人想起了他失去的丽诺尔(Lenore)已一去不返。这只乌鸦的名字叫Nevermore(永不复还),它在每一节诗里都用凄惨的叫声重复着Nevermore。旧日的悲伤记忆又浮上心头,而那幽灵还是一遍遍毫不更改地重复着:“Nevermore。”诗人想方设法要吓走这阴险的不速之客,对那乌鸦叫道:

“Be that word our sign of parting,bird or fien!” I shrieked upstarting——

“Get thee back into the tempest and the Night’s Plutonian shore!

Leave no black plume as a token of the lie thy soul hath spoken!

Leave my loneliness unbroken!——quit the bust above my door!

Take thy beak from out my heart, and take thy form from off my door!”

Quoth the raven,“Nevermore!”

“让这话做我们的道别之词,怪鸟或恶魔!”我突然跳起来尖声叫道——

“你回到暴风雨中去吧,回到那夜之地狱的岸上!

别留下黑色的羽毛,别留下你灵魂说谎的标记!

留给我完整的孤独!——快从我门上的雕像滚蛋!

别让你的尖嘴再啄我的心口,别让你的模样在我门上逗留!”

乌鸦叫道“永不复还”!

很明显“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这句话是在当时的情景下轻跳出来的,而引自的诗歌是在以深情的笔触描写诗人痛失所爱的绝望心情。 米勒小姐引用这个句子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明显地低估了那守夜的歌手留在她心里的印象,低估了那印象的深远后果。这一过低的估计正是她不能有意识地解决问题的原因,而由此制造了那些“心理谜语”。 [12] 那印象一直留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不断生产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幻想。首先是“众晨星同声歌唱”,随后是《失乐园》,然后是那个披上了宗教外衣的渴望,隐晦地说着什么“世界创造”,最后升华至一首宗教颂歌,并于此找到了通往自由的路。但这颂歌于其自身的独特性质中带着它起源的印记:走过了一条父亲意象关系的曲折路径,守夜的歌手变成了造物主,变成了声音之神、光之神、爱之神。但这并不是说神这一观念是由于失去爱人而生,只作为人的替代物而已。我们显而易见在此讨论的是力比多被替换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对象,结果这个有着象征性的对象又被变成了某种替代物。这本身是绝对真实的经历,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事物,这种经历可能被不恰当地使用。

力比多的曲折路径看来是一条痛苦的道路;无论如何,《失乐园》以及对《约伯记》的平行引用使人得出了这个结论。与基督认同,实际上指的是与西拉诺的认同,其最初暗示就已经证明这一条漫长的路途是苦难之路,它就像人类堕落后必须承受人间生活的重负,或者如同约伯在上帝与魔鬼的股掌中备受煎熬,变成了这两种超人力量的盲信的玩物。浮士德在与上帝的一场赌博中也呈现了同样的惨状:

魔鬼梅非斯托:你赌什么?你还会将他失掉,

如果我得到你的允许

慢慢引他走我的大道。

把这一段与《约伯记》里撒旦的话比较一下: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降祸于你。 [13]

在《约伯记》中,这两个巨大的力量被简单地冠以善恶之名,而在《浮士德》中,同样的问题却完全是爱欲的问题,魔鬼在这里被贴切地刻画成诱惑者的形象。这一面在《约伯记》里是没有的;但与此同时,约伯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灵魂内的冲突,他不断地痛骂他的那些朋友,那些企图说服他承认自己心中邪恶的人。从这方面看来,可以说浮士德是更有意识的,他公开承认他精神上的冲突。

米勒小姐的行为正像约伯一样:她什么也不承认,假装认为善和恶都是来自外部。她与约伯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值得一提:生产的强烈欲望——这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认识的爱欲?——仍然是神的基本属性,那个使米勒小姐从爱欲印象衍生而得来的爱之神,因为这一原因,他才在赞美诗里被誉为创造者。我们在《约伯记》中看到了同样的情形。撒旦是约伯全部财富的摧毁者,而上帝是一切丰裕之源:因此在书的末尾,他为自己的创造力咏唱了一首充满诗意饱含崇高之美的颂歌。但让人奇怪的是,他主要考虑的是动物王国里的两个最缺乏同情心的代表,河马与鳄鱼,而这两种动物所表现的是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自然界中最凶残的力量。

米勒小姐用了《圣经》英皇钦定权威版(Authorized Version)里的一段话,钦定本同路德(Luther)译的德文版一样,都是非常富于启示意义的:

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它,

它吃草与牛一样。

它的力气在腰间,

能力在肚腹的筋上。

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

它的大腿筋互相联络。

它的骨头好像铜管,

它的肢体仿佛铁棍。

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

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

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

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

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

它岂向你连连恳求,

说柔和的话吗?

它岂肯与你立约

使你拿它永远作奴仆吗?

上帝这样说,完全是为了在约伯面前有力地展示自己的力量与无所不能。上帝就如同那河马和那鳄鱼 [14] :是自然的繁茂与丰饶,是自然的狂野与不羁,是那无以控制的力量带来的无以抵挡的危险。 [15] 是什么摧毁了约伯的人间乐园呢?是自然的无以控制的力量。因此诗人让我们明白,上帝这一次只是显露了一下他的另一面,我们称作魔鬼的那一面,他将自然的一切恐怖释放出来加之于不幸的约伯头上。我们这些脆弱的生命一想到创造出这一切恐怖的上帝就吓得全身僵直,而他自身当然会藏着一些本领,正是这些本领使人们遇事踌躇三思。这个上帝驻在人们心里,驻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这就是我们对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怖之所以害怕的原因,也是我们抵抗这种恐怖力量的源泉。人,也就是说他的有意识的自我,仅仅只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像一片随风飘摇的羽毛,有时成为牺牲品,有时又牺牲别人,他也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约伯记》向我们揭示了上帝作为创造者和破坏者的双重功能。那么究竟谁是这位上帝呢?它就是一个强加在人们头上的观念,它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它绵延于从古至今的每一个时代,总是以相似的面目出现:它是一个置我们于其仁慈之下,操纵着我们的生死大权的冥冥中的力量——它是代表生活中一切必需与不可避免的总体意象。从心理学上来说,既然这个上帝意象只是一系列具有原型性质的观念的聚集,那么它就应该被看作是代表了在投射中出现的一定量的能(力比多)。 在大多数现存的宗教里,构成神性的因素似乎都是父亲意象,而在古老的宗教里,母亲意象则是构成因素。这些属性就是全能,一位严酷的父亲形象以恐怖统治着一切(《旧约全书》),或者一位慈爱的父亲眷顾苍生万物(《新约全书》)。在某些异教对神的概念中着力强调母性因素,甚至动物或兽形神的因素也有着广泛的基础。 (插页图5)上帝概念不只是一种意象,它还是一种自然的力量。约伯的“创造颂”所维护的那种原始力量,实际上就是本能与命运这一自然力真实确凿的特性,它绝对而不可更改,它不公正但凌驾于人类之上,它“引导我们进入生活”,使“全世界在上帝面前变得罪孽深重”(《罗马书》3:19),使一切逆它而动的行为都终归于徒劳。人类再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与此意志和谐相处。与力比多和谐相处并不意味着随它任意摆布,因为精神的力量并没有一致的方向,它们常常表现为彼此直接的对立。简单地放任自流,会使一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最绝望的混乱状态。要想感觉到深处的那股暗流,知道它真正的方向,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通常是极其困难的;无论如何,碰撞、冲突以及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

正如我们所见,米勒小姐潜意识创作的宗教颂歌出现在原本属于爱欲问题的位置。这首颂歌的材料大部分来自内倾的力比多所复活了的回忆。如果“创造”一事没有发生,那么米勒小姐将会不可避免地屈服于爱欲印象,要么导致出通常的结果,要么引起一个否定的结局,失去幸福,而空留满腔的的遗憾。如我们所知,对米勒小姐如此解决情欲冲突的看法存在深刻的分歧。有人认为,让情欲的紧张悄然融入宗教诗的崇高情感之中是一种更为优美高尚的方式,它或许还能使其他人得到欢乐和慰藉,至于对这种方式的潜意识状态的抱怨只不过是出自于对真理的过分的狂热罢了。对这一问题,我不置可否,更倾向于在这一所谓非自然、无意识的解决方法中找出力比多追随的那条曲折路径以及那种明显的自我欺骗的意义与目的。“无目的”的精神过程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精神从其本质上就是有目的性与倾向性的,这一设想具有最大的启发价值。

那一段爱情插曲便是这首诗的根源已经为人所知,但在目前,这样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目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只有目的的发现才能给心理问题提供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没有一种秘密的目的性与我们所设定的力比多的曲折路径或者假定的潜抑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就肯定不会如此带有自发性地轻松自然地发生。并且,它也不可能以这种形式或者其他类似的形式如此频繁地发生。毫无疑问,广义来说,力比多的转换与自然驱力向文化领域的变更、转换或为文化活动所代替属于同向运动。人们已经如此熟悉这条转换的路径,仿佛走在上面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许偶尔有所察觉,但我们自己很难注意到它的转换。不过,本能驱力所进行的正常的精神转换与米勒的案例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嫌疑,即关键性的经验——那位歌手——被别有用心地略去;也就是说,在米勒案例中有一定“潜抑”的成分。“潜抑”这一术语只可用于说明某种主动的行为,一个人会不自禁意识到这种行为的。精神紧张的人能够在自己面前掩藏这类主动的行为,其有效程度会使这类潜抑行为看起来完全是无意识的。米勒小姐为自己的联想提供的背景资料 [16] 令人印象深刻,她一定也非常真切地感觉到了这一背景材料,因而多多少少通过有意识的潜抑改变了这一情景。

但是,潜抑是逃避冲突的一种不恰当的方法,因为它意味着漠视冲突的存在。那么被潜抑的冲突结果变成怎么样了呢?很清楚,它仍然继续存在着,即便主体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潜抑导致某种早期关系或关联类型(type of relatedness)的恢复,米勒一例导致的是父亲意象的恢复。“聚集的”(恢复的)潜意识内容,目前就我们所知,都是被投射到外部的;也就是说,它们或者被发现于外部事物之中,或者存在于某人自身的精神之外。被潜抑的冲突及其情感基调必然要在某个地方重新出现。由潜抑引起的投射(projection)并不是个人有意识地进行或造成的;它是自发产生的,而且,同样的,除非某些特殊条件迫使其退却,投射是不会被发现的。

投射的“优点”在于人们看起来一劳永逸地摆脱了痛苦的冲突。现在,转而由其他什么人或者外部环境承担了责任。在米勒一例中,恢复了的父亲意象引发出一首旨在颂扬神的父性一面的赞美诗——因此引出了对万物之父、造物主等等的强调。这样神代替了那位世间的歌手;天国之爱代替了人间的恋情。现有的材料虽然还不能证明,但米勒小姐绝不可能对该情况所具有的冲突性质一无所知,以至于不能将爱欲印象向宗教兴奋感所进行的轻而易举的转化解释为一种潜抑行为。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父亲——神的形象就是一种投射,为此而设置的程序就是一种自欺行为,而其背离常理的目的则是要使一种真实的困难变成非真实的,即把它驱赶出存在的区域。

但是,如果像这首赞美诗之类的作品的形成不伴随着某种潜抑,也就是说,它是无意识地、自发地产生的,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种完全自然和机械的转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源于父亲意象的创造神就不再是潜抑的产物或者某种替代品,而是一种自然的、并且必然的现象了。这类自然的转化不伴有任何冲突的半意识因素,它们总是存在于一切真正的创造活动中,存在于艺术创造以及其他任何创造之中。但是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与潜抑行为相关联,情结便开始对它们进行神经质的歪曲,给它们贴上替代品的标签。我们只需不多的经验就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它们的特征来判明它们的起源,并找出在多深的关系上它们是潜抑的结果。正如自然生育并不需要潜抑来将一个新的生命带进或是投射到这世界,同样,艺术和精神的创造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使其投射的形象是具有神性的。这远远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哲学的或者派别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构成了我们有关上帝的所有观念的基础,而这些观念古老得谁也说不清楚究竟它们是来自于父亲意象,还是父亲意象来自于它们(母亲意象的情况也是如此)。

为自发的创造行为所抛出的上帝意象是一个活着的形象,它自己就具有存在的权利,因此它自主地面对其表面意义上的创造者。作为对此的证明,我们可以指出,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并且如经验所证明的那样,人常常是被陈说的对象。头脑天真的人由此得出结论,不管这个结论正确与否,认为这一创造出的形象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并为其自身而存在,并且他愿意认为不是他创造了这一形象,而是这一形象本身在他的头脑之中形成了——既然该形象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这就成了用任何批评都无法驳斥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带有一种目的论的倾向,其间原因预见了目标。既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上帝意象究竟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它创造了自己就成了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天真的智慧不禁要将上帝意象的自主性纳入考虑并将这种辩证关系付诸实际的用途。也就是说,它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情境中都将求助于这一神圣的存在,以便将所有无法忍受的困难都倾泻给这万能的上帝,并指望从那里获得帮助。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重压在灵魂上的情结都被有意识地转移到了上帝意象那里。应该注意,这是与潜抑行为直接对立的,潜抑行为中人们情愿将这些情结忘记才将其交付给了一个潜意识的权威。然而在任何宗教训律中,人们对自己的困难——换言之,对自己的罪恶——保持清醒的意识状态是有着至高的重要性的。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彼此间对罪恶忏悔(《雅各书》5:16),它有效地阻止了人们转向潜意识状态。 这一方法的目的是使人们对冲突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实际上,心理治疗的目的也正在于此。正如医学治疗是让医生把病人的内心冲突承受过来一样,基督教的实践则是让救主承担这一责任,“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他是我们的罪恶的传递者和赎救者,是超临罪恶之上的神,“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钉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这样,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这样一位神其自身是清白无罪的,而且他具有了一个自我牺牲者的特征。基督教的教育所针对的有意识的投射因此就有了双重的心理益处:首先,它使人意识到两种彼此对立的倾向的冲突(“罪恶”),这样就避免了使已知的痛苦由于被潜抑和遗忘而转化成一个更加折磨人的未知的痛苦;其次,它使人们向知晓一切解决方案的上帝卸下自己的包袱。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神圣的形象首先是一个心理意象,是原型观念的情结,它使信仰等同于形而上学的实体。科学在这个等同上没有判断的能力:相反,科学在追寻它自己的解释时绝不能诉诸任何这类的实体。它只能证实说,在此出现的这样的神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人的形象,而是一个显然主观的形象,即,观念的情结。这一情结正如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具有某种功能的自主性,并证明它本身是一个心理的存在物。心理学经验最为关心的正在于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一经验可以被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只能证实心理因素的存在,并假设我们并不以信仰的表白来超越这些界限,那么我们就会在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中毫无例外地遭遇心理存在物。这些心理存在物与个人的个性紧密地交织为一体,因而富于各种形式的变化,这是它们的本质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它们不同于信仰的那些基本原理,其一致性和永久性是由传统和宗教制度加以保证的。由科学观点所设置的认识论疆域使得这一点成为不可避免,即宗教形象基本是作为一种心理因素而出现的,这种因素只能在理论上与个人心理分隔开来。但既然这一心理因素的外在形式及其生命力都完全得自于与个人心理的密切联系,那么越是将它与个人心理分隔,它就越是丧失了可塑性和具体性。这种科学的探究尽管还不能怀疑神的形象的真实性(在心理学意义上),但它把视信仰为最高确定性的神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可变的与难以限定的量。因此科学以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代替了信仰的确定性。这种随之而来的态度的转变对个人来说并非没有严重的后果:他的意识看到自己在一个心理因素的世界中被孤立起来,只有用最大的谨慎和良知才能避免使他和这些因素同化,避免将它们与他自己等同起来。这种危险尤其严重,因为在他的梦、幻景等直接经验中,宗教形象都表现出明显倾向,即以最为多变的形态出现;它们时常披上个人心理的外衣,并让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人们一直无法确定它们究竟是不是由主体自身制造的。这是意识思维的一个幻觉,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幻觉。 实际上,一切内在经验都是从我们无力控制的潜意识中涌现出来的。但这个潜意识是本性,它从不欺骗:只是我们自己在欺骗自己。因此,只要科学探索忽视了形而上学,而完全只基于可供证实的经验之上,那么它就会把我们直接投入不确定性中去,而任何关乎心理的事实的可变性都会造成不确定性。它完全强调宗教经验的主观性,由此而公开威胁了信仰的一致。这一长久以来被人感受着的、无时不在的危险被基督教社团的制度抵制着,其心理意义在《雅各书》的训谕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你们向彼此忏悔自己的罪过吧。” 同样,通过相互的爱来维持这个社会也被作为尤其重要的一点来加以强调的;保罗(Paul)的训谕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可供怀疑的地方:

通过爱做彼此的奴仆。

让兄弟般的友爱继续下去吧。

让我们思考怎样激发彼此的爱心,勉励行善,同时并不忽略聚集在一起……

基督教社团内的兄弟关系似乎是获救的一个条件,要不然就是人们有意选择了描述这个让人向往的境界。在《约翰一书》里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

爱他的兄弟者住在光明里……唯独恨他的兄弟者住在黑暗之中……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我们已经论及了彼此间对罪孽的忏悔以及把心理困难向神圣形象转移的问题。由此在人与神圣形象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但人不能通过爱单单与上帝联系起来,他还应该与自己的同胞建立联系。后一种关系似乎真的和前一种关系同等重要。如果说只有当我们爱自己的兄弟时上帝才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可能就有理由认为爱甚至比上帝更为重要。当我读到维克多·雨果的下面这段话时就不会觉得这一点那么荒诞无稽了:

啊爱情,你有伟大的力量;你独自就能将上帝从天上拉到地面。啊,你的纽带多么强韧,连上帝也挣脱不了……你用纽带将他绑缚至人间,身上带着你爱情之箭的创伤……你射伤了他的不坏之躯,你缚住了他无敌之体,你将他这巍然不动者拖了下来,使永恒俯就了凡人……啊爱情,你的胜利多么巨大!

由此看来爱并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便是上帝本身。 但在另一方面,“爱”也是神人同性论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同饥饿一起都是人类最为古老的心理驱力。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一方面是关系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以情感为基调的心理状态,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心理状态实际上是与上帝意象相吻合的。毫无疑问,爱具有一种本能的决定性;对人类来说它是一种独特的活动,而且,如果宗教语言定义上帝即为“爱”的话,那么就总是存在着一种巨大危险性,即把人类之爱与作为上帝的神迹而出现的爱混为一谈。这正是上述事实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原型与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彼此缠绕,无法分开,因此需要用最大的关注来将集体类型,至少从概念上,同个人心理区分开来。然而在实践中,如果人类之“爱”被当作了神显现的先决条件,那么这种区分也是不无危险的(《约翰一书》4:12)。

这无疑给那些希望把人对上帝的关系与心理学剥离开来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对心理学家来说情形就并非如此复杂。在他的经验中,“爱”被证明为是最为卓越的命运的力量,无论它把自己表现为卑贱的肉欲还是最高级的灵性情感。它是人性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如果它被认为是“神圣的”,那“神圣”的字眼绝对是实至名归,因为精神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总是被描述成“上帝”。不管我们是否信仰上帝,也不管我们是惊叹还是诅咒,“上帝”这个字眼总为我们津津乐道。一切强有力的心理力量都毫无二致地被称为“上帝”。而与此同时,“上帝”又与人对立起来,明白地与人割裂开。但是爱同属于二者。只要人控制住这种爱,它就属于人;但一当人变成了爱的猎物或是牺牲品,它就属于魔鬼。这一点从心理学的角度意味着,被视为欲望之力与最广泛意义上的心理能量的力比多,部分地受着自我的支配,部分地与自我相对抗而不受其驱使,有时候,力比多竟如此强烈地影响自我,以至于若非使自我处于一种情非所愿的紧张之中,就是在力比多之中发现了一种崭新的、出乎意料的力量之源。既然潜意识对意识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机械的或者补充性的,而是补偿性的,它从有意识态度的诸多错综曲折中得到暗示,因此,这种潜意识活动具有才智的特性就很难否认了。这些经验使我们立即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帝意象如此频繁地被看作一种个体的存在。

既然在其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人的灵性使命被潜意识强加于人而达到一个不断增长的程度, 这就自然会引导出这样的观点,即上帝意象是一个需要“人之灵性”的灵。这并不是基督教或者哲学的新发明,而是普通的人类经验,即使无神论者也能提供证明(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而不是他赞同与否)。因此上帝的另一个定义是:“神是个灵。” 这一虚幻的上帝意象被进一步削减为逻各斯,因而就把那种尤其抽象的性质给予了“上帝之爱”,这种性质在“基督之爱”的观念里也表现得非常清楚。

人们认为:正是这种实际上对上帝意象远比对人来说更为适宜的“灵性之爱”将人类社会紧密团结在一起: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显而易见,既然基督以“神圣”的爱来“欢迎”人类,人类对彼此的爱也应该,并且真的能够拥有一种“灵性”的、“神圣”的性质。但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事,因为按照惯例原型的能量是不受意识领域控制的。因此,人类之爱的具体形式理所当然地并不被当作是“灵性的”或者“神圣的”。只有当自我已经被原型的一个自主行为所影响或抓住时,原型的能量才将其本身传递给自我。依据这样一个心理学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在施行灵性之爱时就已然为某种接近恩典之物所抓住,因为单凭他个人的才智是不可能拥有诸如爱这样神圣行为的,而恩典之爱的美德却让他能够在这一方面替代上帝的位置。原型能够掌握自我并强迫自我按自己的意志去行动,这是一个心理学事实。一个人还可以采取原型的维度并产生相应的效果;他能够取代上帝的位置,这样一来其他人就会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他。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明智的。我们知道在天主教教会内,这种可能性已经变成了制度,其心理功效是不容怀疑的。于是具有原型秩序的团体便从这密切的关系中诞生,它区别于其他团体之处就在于其目标或者目的不是人类所固有的,不是导向功利主义的,而是一种超验的象征,其本质正契合了主导原型的独特性。

上述团体使人际间形成更紧密的关系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了某种心理亲密性,它触及了“人类”之爱的个人本能领域,因而包藏着一定的危险性。更为重要的是,权力本能与性本能不可避免地被聚集在一起。亲密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创造了许多捷径,它有太大的可能性把人们引向那些过于人性化的诱惑及其必然后果,虽然基督教正在努力将人们从中解救出来,然而它们早在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就已经成为高度文明的人类的祸根。古代的宗教经验常被设想成肉身上与神的结合, [17] 并且一般祭礼都掺和着各种性活动。性和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实在是紧密相关。基督教时代初世纪的道德沦丧引发了一场道德反抗,这场道德反抗在以后的二三百年时间里从社会最低阶层的黑暗中萌生了它的胚芽,继而以其最纯洁的形态同时表露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宗教——基督教和米特拉教之中。这些宗教都一丝不苟地追求着社会关系的高级形式,它以某种投射的(具体化的)观念(逻各斯)作为象征。正是依靠着这种观念,人类一切最强烈的冲动——从前把人类从一种激情抛向另一种激情的冲动,对古代的人们来说无异灾星之犯的激情,即海玛门尼(Heimarmene) [18] ——或是像我们心理学家所说的力比多强制 [19] ——都能够用来维系社会了。我将引证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阿里庇乌斯(Alypius)的命运的描写为例:

但是在迦太基(Carthage)不良风气大行其道,闲人们沉醉于观看各类表演,这股风浪吞噬了他,使他整日耽于各类角斗游戏中……他听了我的话,便从他自愿堕入的黑暗深坑中跳出来,他曾可悲地被这黑暗带来的快感蒙蔽了双眼。他用坚强的自制,刷新了自己的心灵,摆脱了角斗游戏带来的污秽,不再涉足其间了……

他的父母不断地向其灌输追求世俗场中的前途必要性,因此他在我之前赶到罗马,攻读法律;在那里他又怀着一股不可思议的热情再次被角斗表演所吸引而难以自拔。开始他已经远离角斗场,对此深感厌恶。但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和同学们饭后归来,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他们用一种友好的暴力,不顾他的严词拒绝和坚决反对,把他拖到圆形剧场,当时场中正在表演这种残酷的杀戮竞赛。他说:“你们能把我的身体拖到那里,可是你们能强迫我思想和我的眼睛注视这种表演吗?我身在而心不在,就会战胜你们和这些表演。”

听他如此说,朋友们更要拉他去,想看看他是否言行一致。当他们到达剧场找到座位时,全场已经被一种喜悦所笼罩,这种喜悦惨绝人寰、几近疯狂。他闭上双眼,严禁思想去注意这充满邪恶的场景。可惜没有将耳朵堵塞住!角斗中的一个紧要关头使得全场咆哮起来,那喊叫声刺激到他。他被好奇心战胜了,自以为不论看到什么,总能以轻蔑对待;他睁开眼睛,那一刻他的灵魂受到了创伤,这创伤比他所见的角斗者身上的伤来得更重。他痛苦地跌倒了,比因受创跌倒而引起叫喊的角斗者跌得更很。叫喊声进入他的耳朵,打开了他紧锁的双眼,他的灵魂受到打击被彻底击垮。其实他本来也是意气用事,鼓起的勇气本该依仗你,而现在越依靠自己,越显得软弱。他一看见鲜血,便畅饮这野性,非但不转过头去,反而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他不自觉地吸下了狂热,从未想过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爱上了罪恶的角斗,陶醉于对血腥的渴望。他已不再是初来时的他,已成为观众之一,成为拖他来的朋友们的真正伙伴了。

还有什么可说呢?他目光钉在那里,大喊大叫,浑身燥热。离开时他带走了催促他再来的狂热,他不仅跟随过去拖他来的人,而且后来居上,去拉别人了!

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人曾付出过最惨重的牺牲来使自己得以驯化。一个创造了斯多噶理想的时代无疑是知道这种理想为什么以及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尼禄(Nero)时代为我们理解塞涅卡(Seneca)给鲁西流(Lucilius)的第四十一封信中那段著名的话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

我们把彼此推向罪恶。当他的同类都在催促他向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前阻止他的时候,一个人怎能想到获救这一点呢?……

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身处险境而毫无惧色,面对欲望却不为所动,在逆境中愉悦,在风暴中平静,他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俯瞰人类,在平等的基点上平视众神,难道不会有一种敬畏之情偷偷地潜入你的心里吗?难道你不会说:“这种品质过于伟大、高贵,简直不可能与他栖息其中的这个弱小的躯体相匹配。神力降到了这人身上。”当一个灵魂超越于其他的灵魂之上,当它处于控制之中,当它视每一次经历仿佛微不足道一般,当它微笑面对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祈祷时,它都是为一种天力所撼动。如此凡品要是没有神授异质,是不可能这样矗立挺拔的。因此,它的大部分仍然寓居于天界,那个它由来的地方。这就像阳光触抚了大地,但它仍寓居在那光之源。那伟大而神圣的灵魂为了我们能对神性获得更切近的知识而降临下界亦是如此,它虽与我们结合为一,但又分裂而归其所源;它依赖于那个源头,它转过头凝视那个方向并努力地向它奔去;它是作为一个高于我们的存在才来关心我们行为的。 [20]

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成熟得能够认同道成肉身,能够建立一个为一种理念 所联合起来的集体了,在这理念的名义下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称为兄弟。 一位先哲(µєσírηs)的古老的理念变成了现实,这也是一位中保的理念,以他的名义,全新的爱的方式产生了,人类社会因此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并不是任何思辨的、复杂的哲学的结果,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的结果。这种需要生长在精神的黑暗中。很显然,人们无疑是被其最深刻的内在的必需驱向了这种境况,因为在一个恣意放纵的环境里人类是不会得以繁荣的。 这些教义的意义——基督教以及米特拉教——都是很清楚:道德对兽性本能的征服。 这两种宗教的传播透露出了赎罪的情绪,虽然在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赎罪感,但它却振奋了基督教和米特拉教最初的皈依者。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横扫罗马帝国街头巷尾的那股由野蛮与脱缰的力比多混合成的旋风,然而只要我们清楚地懂得我们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要我们懂得这事情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我们就同样会认识到那种疯狂的感觉。今天的文明人似乎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那个时代。他只是患了神经症而已。对我们而言,对基督教群体的各种需要早已被弃置一边;我们再也不能够理解这些需要的意义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它要保护我们免受什么样的伤害。 [21] 对具有启蒙思想的人们来说,对宗教的需求几乎和神经症相差无几。 不容否认,基督教对精神的强调必然导致人们对肉体方面难以容忍的贬斥,由此而产生了对人性的漫画似的乐观描述。人们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太美好、太精神化,同时也就变得太天真、太乐观了。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里,那深渊又再一次打开了,它教给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最为可怕的一课。我们现在知道了人类能够做些什么样的事,知道了一旦群众心理又占上风时,将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群众心理是上升到极权的自我主义,因为它的目标是固有的而非超验的。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上吧,即米勒小姐是否在她的诗中创造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记住基督教是在什么样的心理和道德环境中产生的,也就是那个最残酷的野蛮行径是家常便饭的时代,我们就能够理解整个人性向宗教发生的激变以及宗教的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保护生活在罗马文明领域内的人们不受那些触目惊心的邪恶的攻击。对罗马人来说,让他们对罪恶随时保持头脑清醒是毫不困难的,因为他们成天都看见罪恶在他们的眼前发生、扩散。米勒小姐不单单低估了她的“罪恶”,而且那“痛苦的无情的需求”与她的宗教产物之间的联系也完全逃离了她的注意。这首颂诗因此而失去了作为一件宗教艺术品的存在的价值。看来它最多不过是以多愁善感的笔调重新改写了一次情爱经历,它非常警醒地只在意识的边缘徘徊,它的道德价值几乎相当于一个梦,同样都不能算作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头脑会以洋溢的热情去关注除宗教以外的任何事物,这种现象导致了宗教及其主要对象——原罪——几乎完全地消失在潜意识之中。这就是今天再没有人相信宗教和原罪的原因。人们谴责心理学对丑恶肮脏的幻想进行研究,但即使随意瞥视一下古代宗教和道德历史作一番非常草率的巡视,也足以让他们相信在人类的灵魂里确实潜藏着恶魔。这种对人性邪恶的怀疑与对宗教及其意义的缺乏理解相辅相成。本能冲动向宗教活动的潜意识转换在伦理学上来说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它无异于歇斯底里的爆发,尽管它的产物或许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了冲突的各方面时,道德决策才成为可能。宗教态度同样如此:如果它想让它所表明的东西超出潜意识模仿的范畴,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意识到它自己以及它的基础。

经过几个世纪的训导,基督教最终征服了古老年代以及随后的野蛮时代的动物本能,从而把大量的本能能量释放出来用于文明的建设上面。这种训导的效果首先显示在一种态度的根本转变之中,也就是与现实的疏离,或者说早期基督教的人们对来世的信仰。那是一个追求内在性和精神抽象的时代,自然对人们来说面目可憎。我们只需想想雅各布?布克哈特引自圣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这种情绪了:

人们走上前去,赞美高耸的山峰与广阔的海洋……于是背离了他们自己。 [22]

然而,并不仅仅是世界之美转移了他们的官能,把他们从精神的超越现实的目标中引诱开去。还有从自然本身散发出来的魔鬼的、魔幻的影响也在诱惑他们。

米特拉教派研究的绝对权威丘蒙是这样描述古时对自然的情感的:

神无处不在,他们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件融合在一起。对信徒们来说,那煮熟食物、温暖身躯的火焰,那解渴除垢的清水,供他们呼吸的空气,以及照耀他们的阳光,都是热爱的对象。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米特拉教一样在如此高的程度上为它的信徒提供了那么多的祈祷机会与崇拜动机。当新教徒在夜晚引导自己去那隐藏在幽静的森林中那神圣的洞穴时,他每迈出一步,新的感受都在他的心中唤醒一些神秘的情感。天空中闪烁的星光,叶丛中低语的微风,匆匆流向山谷的汩汩泉水与潺潺溪流,甚至踩在脚下的土地,在他的眼里都是神圣的,周围的一切自然物都激发起他对统治着宇宙的各种无限力量的敬畏之情。 [23]

塞涅卡也以优美的笔触描写过这种与自然的宗教一体性:

当你走进一片古树环绕的墓场,看见这些古树比一般的树要高,它们交错的繁枝密叶遮盖了天空,树影威严,四周静寂,仿佛一个带有穹顶的黑洞笼罩在一片可怕的阴郁当中,这时,难道你不会感到神的存在吗?或者当你看到幽幽的洞穴直通悬崖底部的岩石,深不可测,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全是大自然的造就,难道你的灵魂不会充满一种宗教的畏惧感吗?我们崇拜大江大河的源泉,我们在泉水喷涌的地方筑起神坛,我们热爱温泉,我们把某些池沼视为神圣,只因它们阴沉的黑暗和无量的深度。

然而基督教对现世的厌弃与上述那种古老的自然崇拜形成了异常尖锐的对比,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以辛辣的语言将此表现得相当充分:

我爱天主,究竟爱天主什么?不是爱形体容貌的美丽,时代的美好,不是爱愉悦眼睛的光明璀璨,不是爱各种歌曲的甜美旋律;不是爱花卉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美丽躯体。我爱我的天主,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主,是爱另一种光明、另一种旋律、另一种芬芳、另一种味道和另一种拥抱,是我内心的光明、旋律、芬芳、味道和拥抱;那光明照射在我的灵魂深处而不受空间的限制,那旋律不随时间而消逝,那芬芳不随风而飘散,那味道不因暴食而减退,那拥抱不会被厌腻所分开。我爱我的天主,就是爱这一切。

世界以及它的美丽是应当被躲避的,这不仅仅因为它们催生虚荣、转瞬即逝,而且因为对自然的热爱会使人成为它的奴隶。这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X,6):“……他们过于热爱这些事物,已经变得依附于它们了,而依附者们是不能够进行判断的。” 我们当然认为一个人完全可能热爱某种事物,并对他所热爱的事物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对它俯首帖耳丧失自己的理性判断力。但圣奥古斯丁深刻了解他的同时代人,他也深刻了解自然美里面有着多少神一般的力量。

既然惟有你统领宇宙,那么惟有你能带来光的明亮天地,惟有你才能带来喜悦和欢快…… [24]

卢克莱修(Lucretius)就是如此把“阿尔玛的维纳斯”(alma Venus)称颂为自然的统治法则。人是极易沦落为这一“精灵”(daimonion)的卑怜的受害者的,除非他能够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抵制这一诱惑的影响。问题并不仅仅涉及感官享乐以及美感的腐化,还涉及异教和自然崇拜——这才是关键所在。(参见内文图1)因为神栖息在创造物里,人就陷入了对这些事物的崇拜之中,为此人们必须完全远离它们以避免被其吞噬。在这方面阿利比乌斯(Alypius)的命运极其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从世界的逃逸成功了的话,那么人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在感觉印象的冲击下毫不动摇的内在精神世界。与感觉世界的抗争导致了一种独立于外部因素的思维方式的诞生。人为自己赢得了观念的统治权,它能够承受美感的冲击。这样,思想就不再为感觉印象的情感因素所束缚了,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在后来还能够上升到反思与观察的高度。如此,人便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上面,他可以与自然形成一种崭新的、独立的关系,可以在古典精神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建功立业, [25] 可以重新恢复起那条由基督教的避世所斩断的与自然的纽带。在这个刚刚达到的精神层面上已经锻造了一种与世界和自然的同盟关系,它不再如同过去的旧态度一样在外界事物的魔力下分崩离析,而是在反思的坚定光芒中凝视它们。然而,对自然事物过多的关注中仍然充斥着某种古老的宗教虔诚,以及某种已被传递给科学事实与诚恳的古老的宗教伦理。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对自然的古老情感明显地在艺术 [26] 和自然哲学 [27] 中破茧而出,暂时把基督教的原则抛到了身后,但人类头脑新达到的理性和智力的稳定性却千方百计地坚守阵地,开始了对自然层层深入的探求,而自然的这些层面在早期时代几乎从未曾被怀疑过。新的科学精神的深入与前进越是顺利,它就越是被囚禁于它所征服的世界——对胜利者来说情形总是如此。在本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卡尔特霍夫(Kalthoff)还把现代精神当作逻各斯的第二体现。他写道:“现代绘画和诗歌中对自然精神的更深刻的理解,以及甚至在最辛勤的劳动中科学也不愿废弃的直觉,都表明曾给予早期的基督理想以宇宙位置的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正在抛弃它自身的超验性质而进入一种新的体现。” 然而无须多作考虑我们就能意识到,问题并不是什么逻各斯的体现,而更在于人类(Anthropos)或者精神(Nous)已经走进了自然(Physis)的黑暗的怀抱。这个世界不但丧失了众神,而且丢掉了灵魂。随着我们的兴趣从内心世界转移向外部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与早些时代相比增加了一千倍,但我们对内心世界的了解和经验却相应减少了。宗教兴趣原本该是最伟大、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现在也离开了内心世界,教义里的伟大人物成了陌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遗迹,成了各类批评指责的牺牲品。甚至现代心理学在维护人类灵魂存在的权利时也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它难以使人相信灵魂是一种存在的形式,而且它的特征是可以被研究的,因此可以成为适合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不依附于某一外物,而是有着一个自主的内在以及它自己的生命;它不仅是一个自我意识,而是一个存在物,它的本质决定了它只能被间接地加以推测。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们来说,教会的神话与教义无疑是一堆荒谬的毫无可能性的胡言乱语。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假启蒙主义,它甚至在其破除因袭的倾向中求得道德上的自豪感。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一种并不聪明的观点,即教义的全部目的只是陈述一种完全的不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些教义可能会是对某种具有明确内容的明确观点的象征性表现。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那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我”所不知道的即是不存在的。因此,对这种启蒙的愚蠢来说,没有非意识心理这回事。

图1 万物之母

选自《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威尼斯,1499

象征不是比喻也不是符号:它们是大部分超越了意识内容的意象。我们还必须去发现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去证实它们就是那些我们不仅可能而且绝对必要与之达成协议的原动力。 在进行这一发现时,我们就不会不理解教义的作用、它所阐述的内容以及它存在的原因了。

[1] 词汇和比较的选择意义重大。[“a real pleasure”(一种真正的快乐)可能并非米勒小姐原本用英文写作时的确切词语,也可能并非弗鲁尔努瓦翻译的 “une véritqble volupté” 所表达的确切含义,此处评注。———英编者]

[2] 此处我特意使用了“意象”(imago)这个术语,而没有用“情结”(complex)。选用这样一个技术性的术语是为了澄清一点,即我归于“意象”这个术语名下的心理因素在心理等级上有一种生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具有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作为以情感为主基调的情结的基本特征,已经被广泛的经验所证明。这是“意象”这一术语的含义。[参见本人《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我的批评家们由此看出了一种向中世纪心理学的回归,因而拒绝接受这一观点。但这一“回归”在我看来却是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因为关于古今迷信的心理学为我的论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患精神病的施勒伯在他的自传中也给了我许多有价值的洞见和肯定。我使用的这个术语“意象”与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同名小说有着非常紧密的一致性,也契合了古代宗教中“家庭守护神”(imagines et lares)的观点。在我以后的著作里,我则用原型“archetype”这个术语代替了它,以此来表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些非个人的、集体的力量。

[3] “但声音和名字是太阳和月亮”。《希波吕托斯》 (Hippolytus) ,“诘问”,第六部,13——在《东方圣典》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的前言(I,p.25)中,马克思·缪勒(Max Müller)谈到圣音(Om)时说:“因此,静坐时吟诵 ,他的思想始能契接与……太阳的精神别无二致的人类精神。”

[4] 舒尔茨(Schultz),《诺斯替派》(Gnosis),P.62。亦见斯哥特(Scott),《何米狄克》 (Hermetica) ,I,p.115:解放,I,4。

[5] 莱顿纸草古卷,J 395,引自迪特里希(Dieterich),《秘符》 (Abraxas) ,p.17:“然后造物主大笑七声,哈、哈、哈、哈、哈、哈、哈、伴随着造物主的笑声出现了七个神。”

[6] 在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理论中,奴斯原初的猛烈力量让无生命的物质运动起来,当然这里并没有提到声音。而且,和古代传统比起来,米勒小姐更加强调奴斯所具有的风的性质。另外,此处奴斯与晚些时候神(πνє μα)的概念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宇宙的主导原则逻各斯(λóγοs σπєρματικós)相关。我的一个病人曾有过乱伦的幻想。在幻想中,她的爸爸用双手蒙住她的脸将鼓励的暗示吹进了她张开的嘴巴。

[7] 此案例发表在本人《论所谓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与病理学研究》 (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 的论文中。

[8] ούρανòs άνω,ούρανòs κάτω,äστρα äνω,äστρα κάτω,πάν τούτο äυω,πãν τούτο κάτω,τούτο λαβέκαί єνχєι.——对赫耳墨斯《翠玉录》 (Tabula smaragdina) 的古老释义,亦出自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提及的经文[《埃及情结》 (Oedipus Aegyptiacus) ,II,p.414]。本人在《移情心理学》 (Psychology of the Transference) 中的P.189援引了该经文。

[9] 《智慧与命运》 (Wisdom and Destiny)

[10] 这次我无可避免要谈到神秘主义的作用。但是也许我们该更进一步考虑这些事实:毋庸置疑,潜意识所包含的心理混合物无法到达意识的门口。分析能够揭示这些混合物后面的历史决定因素。像历史学一样,这类分析是要追根溯源的。过去的岁月中有一大部分因太过久远而超越了历史知识的范畴,这些潜意识决定因素当中更大的部分也同样令人无法企及。然而,历史对隐藏于过去和未来的事件毫不知情,只能用某种程度上的可能性来加以推测,过去的叫做假定,未来的称为政治性预后。因此,明天既然已经包含在今天之中,未来的线索也已经确定,那么更加深入的了解当前就可能对未来做出相对具有远见之明的预测。如果将此推理应用到精神范畴,我们必然得到同样的结论。如同很久以前掩埋在门槛下的记忆仍然走进潜意识中,某些指向未来的极其琐碎的阈下混合物也同样能够做到。由于后者取决于我们的心理状态,因此对未来的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历史学不愿劳烦去研究未来事件的混合物,因为这样的研究更像是政治学的课题,那么指向未来的心理混合物也很难成为分析的对象;这些混合物应该属于更为精确的心理合成法的研究领域,该方法知晓如何跟随力比多的自然流向。我们做不到,也做不好;然而这很容易在潜意识当中发生,仿佛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该活动的重要片段不时显露出来,至少在梦中便是如此,也由此证明了很长时间以来迷信一直宣称的梦的预言意义。我曾在关于精神能量与梦的论文中解释道:梦经常能够预期到意识的未来变数。 [Über psychische Energetik und das Wesen der Träume; 后来在英文版《荣格文集》第八卷中被译为《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Psyche) 。——英编者]

[11] 从下面这首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构成类似经历中的要素也是多么相同。在众多变体中,我引用伊庇鲁斯(Epirus)的现代希腊语版本[《人种学协会杂志》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 ,XII,1902,p.159]:

哦纯洁的少女,是谁见了我们,在夜间亲吻?——

一颗明亮的星斗瞥见了,月亮也望见了,

它俯身海面,对潮汐轻声诉说,

海浪告诉船舵,船舵传给水手,

水手浅唱歌谣,邻居们侧耳倾听,

牧师亦有耳闻并转告我的母亲,

借由母亲之口,父亲脸色铁青,

父母大人絮聒不休,叮咛我,责备我,现在已经禁止我

走出房门,或向窗外张望,

然而,我会佯装走向花儿们,来到窗边,

直到我的爱人回来身旁,才肯停歇。

[12] 此处确实再次使人联想起纳瓦尔对奥蕾丽亚的态度,他拒绝承认其重要性。他不愿相信一个“femme ordinaire de ce monde(这世上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居然具有如此的魅力,然而他的潜意识已经认可。今天我们知道了此类影响深远的印象源于原型的投射,即阿尼玛或者阿尼姆斯的原型。见《自我与潜意识的关系》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Unconscious) ,p.186,以及本人《柯尔的心理学问题》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Kore) (1950/1951版,p.239ff.)。

[13] 《约伯记》1:11。[参考这些段落以及荣格的《答约伯》 (Answer to Job) 。——英编者]

[14] 参见荣格《灵的象征》 (Symbolik des Geistes) 中沙夫(Schärf)的《〈旧约〉中魔鬼的完全形态》 (Die Gestalt des Satans im Alten Testment) ,p.288。

[15] 《约伯记》41:19—29节:

从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迸的火星。

从它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

它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

它颈项中存着劲力,在它面前的都恐吓蹦跳。

它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

它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

它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

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它,都是无用。

它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

箭不能恐吓它使它逃避。弹石在它看为碎秸。

棍棒算为禾秸。它嗤笑短枪飕的响声。

[16] 见本人《梦的本质》 (The Nature of Dreams )一文(瑞士版,p.237)。

[17] 参见赖岑施泰因(Reitzenstein)的著作《希腊秘教》 (Die hellenistischen Mysterienreligionen) ,p.20:“在原始民族想象中至高无上的宗教圣礼———与神的结合———形式繁多,其中必然有通过性取得结合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人类吸取神的精液,神的真髓与力量的象征。在世界各处,这个起初完全世俗的想法都各自独立地变成了一种神举,其中神由人或是他的象征———阳具代表。”进一步的资料见迪特里希的著作《米特拉教祷文一篇》 (Eine Mithrasliturgie) ,pp.121ff.。

[18] 参见所谓的米特拉教祷文(迪特里希,1910年出版,同上)。我们在主祷文中发现了类似这样很有特点的段落:“在经历了眼下压迫我身的痛苦的必然性后,我灵魂的力量将再次恢复,毫无损失。”以及:“因为这压迫我身的痛苦的冷酷的必然性”,等等。大祭司伊西斯(阿普列乌斯,《金驴记》,XI,15)的演讲反映了相似的思路。年轻的哲学家卢修斯被变成了一头不停发情的驴子,一头令伊西斯生厌的牲口。后来,他从魔咒中解脱出来并皈依了米特拉教。(参见插页图9)在解除魔咒的过程中,牧师说道:“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你走在危机四伏的路途上,受欢愉之事的诱惑,沦为它的奴隶,为鲁莽的好奇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厄运对那些用生命潜心侍奉女王的荣耀之人无济于事……现在,你安全了,那保护你的命运之神不会视而不见。”在献给天后伊西斯的祷文中,卢修斯赞颂道(XI,25):“……是你那救死扶伤之手解开了缠绕虬结的命运之网,安抚了命运的狂乱与骚动,让无数星辰远离灾祸的轨道。”总之,秘教(插页图6)的作用在于用魔力抑制“灾星的强制”。

只有当一切都违反我们的意志时,也就是说,当我们与我们本身不再和谐的时候,命运的力量才会让我们感到不快。据此,古人把与斯多噶学派关于宇宙的根本成因的概念原光或原火联系起来,这温暖生成万物无处不在,因此它就是命运。参见丘蒙,《米特拉教秘仪》 (The Mysteries ot Mithra, p.114)。我们会从下文得知,这里的温暖是一个力比多意象(参见内文图4)。根据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著的 IIєрί Φύδєωs 《论自然》 (On Nature) 一书,阿南刻(Ananke)(必然性)另外的概念是空气。通过风的形式,这一概念与繁殖者的身份再次连接在一起。

[19] 席勒(Schiller)在《皮希洛米尼》 (Piccolomini) 第二章第六节中说道:“构筑未来的命运之星存在于胸中。”爱默生说:“播种性格的种子,收获命运的果实”,选自《论和谐生活的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 [《爱默生文集》,VI,p.41]中“命运”(Fate)一文。

[20] 塞涅卡,《致鲁西流书信集》 (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 ,格默里(Gummere)译,I,pp.278f.,274f.。

[21] 我有意让上面数行与从前的版本区别开来,原因是它们代表了虚伪的世纪末安全感。从此,我们品尝了数次面对荒芜景象所生发的厌恶之感,而这是罗马时代从未想象过的。谈到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我推荐读者们阅读珀尔曼(Pöhlmann)《古代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史》 (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und Sozialismus) 以及毕歇尔(Bücher)《受压迫的无产者之反抗》(Die Aufstande der unfreien Arbeiter,公元前143——公元前129年)。恺撒时代人们饱受奴役之苦,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着的人数目之多,令人咋舌。无疑,这一历史事实是造成整个恺撒时代长期笼罩在阴郁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长远看来,整日寻欢作乐之人在潜意识的神秘作用下,眼见同胞兄弟们在深深的苦难与凄惨中生活,也难免沾染这种气息。结果,前者纵欲到疯狂的地步,而后者还好一些,陷入了陌生的世界之苦(Weltschmerz)与世界厌倦(world-weariness)当中,而这些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所拥有的特质。

[22] 《忏悔录》,X,8,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中加以引用,p.181。

[23] 丘蒙,《米特拉教秘仪》 (The Mysteries of Mithra) ,p.149,略作修改。

[24] 卢克莱修,《物性论》 (De rerum natura), I,21-24[参见劳斯(Rouse)的译本,pp.4-5]:

“Quae quoniam rerum naturam sola gubenas,

Nec sine te quicquam dias in luminis oras

Exoritur,neque fit laetum neque amabile quicqua.”

[25] 参见凯伦依的《自然女神》 (Die Göttin Natur) ,pp.50ff。

[26] 参见哈特劳伯(Hartlaub)的著作《乔尔乔内之信仰》 (Giorgiones Geheimnis)。

[27] 特别是在炼金术中。见本人所作《作为精神现象的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as a Spiritual Phenomenon)。 (瑞士版,pp.109,132ff,169ff) tlk3r+JsPOeA9YHFroH15u6T9Mzo/GBadTuCts43k2nz/hUa82DoVg1KbOx2Iy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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