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作者本人没有以任何最终方式阐明的理论总是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弗洛伊德从未提出一个简洁明了的癔症理论,他只是不时地尝试系统化那些与自己当时的经验一致的理论性结论,他的理论性阐述能够诉诸完全符合经验的有效假设的地位。因此不存在对完全确定的弗氏癔症理论的谈论,只有对具备某些一般特征的许多经验的谈论。由于我们所对待的不是任何完成的和结论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发展过程,因此一个历史性的考察可能是对弗氏教义作描述的最好形式。
为弗洛伊德的考察奠基的理论性预设要到彼尔·珍妮特(Pierr Janet)的实验中去寻找。布鲁尔(Breuer)和弗洛伊德在他们对癔症问题的首次系统阐述中,是从精神分裂和无意识的精神自动症入手的。进一步的预设是被宾斯万格尔 着重强调的情感的病因学含义。这两个预设连同根据暗示理论获得的发现最终形成癔症是心因性神经症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弗洛伊德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产生癔症病候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然而,在提供初始原因和最终症状这一长链中的缺失环节上所作的尝试是最少的,这种环节还没有人找到。情感在癔症病候的形成中扮演一个病因学的决定性角色,这一对任何留心的观察者都显而易见的事实,使第一个布鲁尔-弗洛伊德报告的发现在1893年立即成为可理解的。两位作者提出的以下观点尤为正确:癔症患者受回忆即观念的情绪性情结的伤害最剧,在特定条件下,它们阻止最初的情感自身消耗并最终消逝。
这个最初只以粗略纲要形式被提出的观点被布鲁尔完成。他在1880~1882年间有机会观察并治疗了一个有卓越智力的女癔症患者,临床图片以意识的极度分裂连同一些具有继发重要性和持久性的身体症状为主要特征。布鲁尔让自己被患者所引导,观察到源自早年的回忆情结在她模糊的陈述中被再现。在这些陈述中,她幻觉到大量对她具有创伤性含义的事件。布鲁尔进而注意到这些创伤性事件的复现和复述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缓解和改善了她的状况。如果布鲁尔中断治疗,病情很快就会出现相当的反复。为了提高和加快治疗效果,布鲁尔在自发的模糊陈述之外又诱导出一个人为暗示的陈述,更多的材料通过它被“宣泄”出来。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实现了重大改进。弗洛伊德立即认识到这些发现的极端重要性并润色了与其一致的自己的一些发现。这一材料可在布鲁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出版的《癔症研究》( Studies on Hysteria )中找到。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由两位作者共同建构的全新理论大厦。他们以正常个体的情感症候学为出发点,情感产生的兴奋被转化为一系列躯体动觉(innervation),从而耗尽自身并恢复“神经中枢的痉挛”,情感通过这种方式被“宣泄”。癔症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此创伤性体验伴随着——用奥本海默(Oppenheim)的术语讲——“情绪冲动的反常表达”。 [2] 大脑内的兴奋并未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被直接释放,而是产生了一些病理症状,它们要么是新的症状,要么是旧病复发。兴奋被转化为反常动觉是作者们称之为“兴奋量的逆转”的现象。情感被剥夺了它的正常表达,被剥夺了它在适当动觉中的正常排出。它没有被宣泄出去,而是被“阻滞”,癔症症状因而被当作这种滞留的表现。
这阐明了我们在患者那里看到的情况;但情感为何被阻滞和转化这一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并且弗洛伊德正是对这一问题投入了特别的关注。在1894年发表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The Defence Neuro-psychoses )一文中,他试图详尽分析情感的心理反射。他发现两组心因性神经,它们存在根本差别,因为在其中一组中,病理性情感被转化为躯体动觉,而在另一组中,它被置换为一个不同的观念情结。第一组与典型的癔症一致,第二组与强迫性神经症一致。他发现情感的阻滞或其转化或置换的原因是创伤性情结与意识的正常内容不兼容。在许多病例中他能够提供这种不兼容已触及患者意识,并从而导致对不兼容内容的剧烈抑制的直接证据。患者并不想了解任何相关情况并把临界的情结当作“不会抵达的”,结果就是薄弱点的系统陷落或“抑制”以至于情感不能被宣泄。
因而,情感的阻滞不应归结于基于含糊设想的“特殊性情”,而应归结于一个可认识的动机。
综上所述,至1895年,布鲁尔-弗洛伊德的考察产生了以下结论:心因性症状起因于具有创伤后果的情绪性观念情结,有两种情况:
(1)转化为反常的躯体动觉。
(2)将情感置换为不太重要的情结。
创伤性情感不通过正常途径被宣泄而是被保留的原因,在于其内容与人格的其他部分不兼容并因此必须被抑制。
创伤性情感的内容为弗洛伊德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主题。在《癔症研究》中,尤其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中,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原初情感的性本性。尽管被布鲁尔报告的第一个病史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避开了性的因素,尽管整个病史并不仅仅包含大量性的暗示,但即使对专家而言,只有考虑了患者的性的因素,病史才变得可以理解和连贯一致。基于13个细致的分析,弗洛伊德认为有理由断定特定的癔症病因学应该到童年早期的性创伤中去寻找,并且这种创伤必定已经存在于“生殖器的实在的刺激”中。创伤最初只预备性地起作用,当旧的记忆痕迹被新生的性感觉激活后,它在青春期发挥其实在影响。因而弗洛伊德试图把一个特定性情的模糊概念解析为前青春期阶段非常明确具体的事件,那时他没有给予一个还为时尚早的天生的性情以太多重要性。
虽然布鲁尔-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获得了相当的认可(尽管有拉曼 的保证,但它们仍未成为科学的一般财富),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仍遭到普遍反对。被质疑的与其说是童年的性创伤的频率,不如说是它们对正常儿童独特的病因学意义。弗洛伊德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地发展他的观点,他只是通过分析阐明压在他身上的某些体验。他首先找到婴儿期的性场景的记忆痕迹,它们在许多情况中与现实事件非常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他进而发现:虽然创伤的保留在童年时没有特别的后果,但青春期后它们被证明是癔症症状的决定因素。弗洛伊德由此觉得必须承认创伤是实在的。
在我个人看来,他这样做是因为那时他仍持起初的观点,即癔症“由回忆致病”,因此症状的原因和动机必须到过去时光中寻找。显然这样一个病因学因素的观点必然会招致反对,尤其在那些具有癔症经验的人中间,因为医生们更习惯于在当前而不是在过去寻找癔症性神经症的驱动力。
1896年间理论立场的这一阐释只是弗洛伊德的一个转折阶段,他随后就抛弃了这一阐释。癔症中性定子的发现成为一般的性心理学领域中的广泛研究的起点。与此相似,联想过程的决定因素问题引导了他在梦心理学领域的考察。1900年他出版了对其观点和方法的发展如此重要的关于梦的基本著作。如果不完全熟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方法,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近些年提出的概念。《梦的解析》规定了弗氏理论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为了理解他当前的观点和确证他的结论,弗氏方法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事实使我更进一步深入精神分析的本性成为必要。
最初的宣泄法对应于症状并努力去揭示潜藏在它们中的创伤性影响,影响因而被提升到意识中并以正常方式宣泄,即它被剥夺了其创伤性潜能。这一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暗示——分析师是主导,而患者基本上是被动的。除了这一不便,还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例中不存在实在的创伤,并且其中所有的情感冲突好像完全来自病态的幻想活动。宣泄法对这些病例并不适合。
根据弗洛伊德1904年的说法, 早期的方法有了许多改变。所有暗示现在都被抛弃了,患者现在不再被分析师引导;他们的联想被给予最自由的支配权,因此实际上是患者引导着分析。弗洛伊德自己满足于提示并且反复指出作为结果的关联。如果一个解析是错误的,它不能被强加于患者;如果它是正确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患者的整个行为中非常清楚地表达自身。
当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比最初的宣泄法远为复杂并且洞察得远为深刻。其目标是将情结产生的所有虚假的联想性关系带到意识中,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它们。因此患者渐渐获得对其疾病的彻底洞见,并且也拥有了一个看待其情结的客观立场。这一方法可以被称为一种教育性方法,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患者的整个思维和感受,以至于他的人格逐渐摆脱情结的强迫并可以对它们采取一种独立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新方法与杜布瓦 的教育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杜布瓦方法的不可否认的成功主要归结于它所给予的教导改变了患者对其情结的态度。
由于完全产生于经验实践,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仍然非常模糊。通过我的联想实验,我认为自己至少获得了接近实验性考察的一些观点,尽管仍旧未克服所有的理论性困难。似乎对我而言主要的困难即在于此。如果像精神分析预设的那样,自由联想导向情结,弗洛伊德合乎逻辑地认为这一情结与起点或初始观念相关。反对这一点就好比承认在一根黄瓜和一头大象之间确立联想性关系并不困难一样。但那样就会忘记:首先,在分析中只有起点而非目标被给予;其次,意识状态不是一个直接的思维而是一个放松的注意力。有人可能会在这里反驳说:情结是被指向的要点,并且因其独立的情感色彩,它拥有一种强烈的再生倾向,以至于自发地“反叛”并且——似乎是纯偶然地——表现为和起点相关联。
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可以设想的,但实际中事情通常有所不同。事实上,情结并未自由地“起来反抗”,而是被最密集的阻抗所阻塞。“起来反抗”的往往是非常不好理解的居间联想,不管是分析师还是患者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些联想归于情结。但一旦通往情结的链条完全确立,每一单个环节的含义常常以最惊人的方式变得清楚,从而不再需要任何特别的阐释工作。具有足够的实际分析经验的人能够不断地让自己确信:在这些条件下,不单是再生的任何东西,而且往往与情结有先天联系的某些东西也不总是清楚的。一个人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想法:即使在这些联想的锁链里,或然性也被彻底地排除了。因此如果在一个并非有意做出的联想的链条中发现了一个联想关系——或曰,我们找到的情结与初始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联系起初就已经存在了;换言之,我们看作起点的观念已经被情结形成情意丛。我们因而有理由把初始观念当作情结的标志或象征。
这一观点与已为人知的心理学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一个给定时刻的心理情境不是别的,而是在其之前的所有心理事件的结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情感体验即情结,它由于上述原因具有最强的集结能力。如果你获得心理当下的任何片段,它在逻辑上包含所有先前的个体事件,情感体验根据其实际性程度占据了主导地位。每一个心理微粒都是如此,因而从每一个微粒中重构情意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并且这就是弗氏方法试图做的。在这一工作中,很可能你将遇到情意丛触手可及的情况,并且不止一个而是很多,实际上非常多,每一种情况都对应于其集结力的程度。弗洛伊德将这一事实称为多因素决定。
精神分析相应地处于已知心理事实的界限之内。这一方法极其难以应用,但可以学习,只要如勒温菲尔德正确强调的那样:在一个人确实掌握它之前需要几年紧张的练习。单只这一原因就阻止了所有对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草率批评,它还阻止了把这一方法用于精神研究机构中的大众治疗。它作为科学工具的成就只能被亲自使用它的人所判断。
弗洛伊德首先把他的方法用于对梦的考察,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它进行提炼和完善。他发现这里似乎显示出所有那些在神经症里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令人惊讶的联想性关系。我将把情绪性情结在梦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表述的象征模式作为最重要的发现来谈论。弗洛伊德赋予口头表述——我们思想的最重要元素之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词语的双重含义是情感的置换和不恰当表述的重要渠道。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它在神经症心理学中非常重要。对任何熟悉这些情况——它们也是正常人身上每天发生的事情——的人而言,“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中给出的解释无论听起来多么奇特,都不包含出乎意料的东西,而是会平稳地适合自己的一般体验。遗憾的是,我必须避免对弗洛伊德发现的繁琐讨论,并且必须将自己限于某些论点。这些最近的考察需要对弗洛伊德对癔症疾病当前观点的阅读。以我自己的经验判断,没有对《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的通彻知识,要理解《性欲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和“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是不可能的。
我自然不是用“通彻知识”意指许多作者已经针对这本书所做的廉价的文字学批评,而是指对弗氏原则在精神过程中的耐心应用。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讨论只在理论领域进行,攻击和维护就都脱靶了。弗洛伊德的发现目前并不适合于一般理论的架构。目前惟一的问题是:弗洛伊德断定的联想性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不假思索的断言或否定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应当无偏见地看待事实,仔细观察弗洛伊德制定的规则。一个人也不应被性欲的闯入所阻碍,因为一般说来,你遇到许多其他极为有趣的事物,它们至少起初并未显示出任何性的迹象。例如一个完全无害却最有意义的练习是对标示联想实验中的情结的情意丛的分析,通过这个完全无害的材料的帮助,大量的弗氏现象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得到研究。对梦和癔症的分析当然更困难,并且更不适合于初学者。如果没有关于基础性工作的知识,弗洛伊德晚近的教义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并且会继续被误解。
怀着最大的疑虑,我试图谈谈弗洛伊德观点后来的发展。以下事实使我的任务尤为艰难:我们实际上只能靠两本出版物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即前面提到的《性欲三论》和“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至今还没有任何对弗洛伊德晚近的观点做系统揭示和整理的尝试。让我们先接近《性欲三论》中的论点吧。
这些文章极难理解,不仅由于人们不习惯弗洛伊德的思考方式,而且由于那些已在此特殊领域工作的人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弗氏的性欲概念不同寻常的广泛,它不仅包括正常性欲,而且包括所有的性变异,并远及性的心理衍生物领域。当弗洛伊德谈到性欲时,它决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性本能。 弗洛伊德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另一个概念是“力比多”。这一概念最初借自于libido sexualis,首先表示精神生活的性要素(只要它们是意愿性的),还有放纵的激情和欲望。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解,婴儿期的性欲是一大堆力比多应用或“投资”的可能性。正常的性目标在那一阶段还不存在,因为性器官还未充分发育,但心理机制可能已经存在了。力比多被分配于性活动的所有可能形式中,还有所有的性变异——性欲的所有变体中,如果它们被固定了,以后就会变成实在的性变异。儿童的成长发育逐渐消除了性变异倾向上的力比多投资并集中于正常性欲的成长。这一过程中释放出的投资被用作升华的驱动力,即更高的精神功能。青春期之后,正常个体抓住一个客观的性目标,他的性发育随之结束。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癔症的特点是婴儿期的性发育在艰难的条件下产生,因为与正常个体相比,他们在变异倾向上的力比多投资更不容易被丢弃,并且因而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以后生活中现实的性需要以任何形式冲击病态的人格,它的被压抑的发育在它无法以合适的方式满足需要这一事实中昭示出来,因为性需要遭遇的是一个无准备的性欲。如弗洛伊德所说,有癔症倾向的个体从童年起就带有“一点性压抑”。性兴奋(在这一词语最广泛的含义上)不是在正常性欲的范围内运行,而是被压抑并激活了最初的婴儿期性活动。这首先在具有癔症特征的幻想活动中表达出来,幻想沿着留有特定的婴儿期性活动痕迹的路线发展。如我们所知,癔症幻想是无限制的;因此,如果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心理平衡,就需要相等的压抑机制或如弗洛伊德所称的“阻抗”。如果幻想具有性的本性,那么相应的阻抗就会是害羞的和厌恶的。由于这些情感状态一般都伴随着身体表现,因此身体症状的出现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认为自己经历的一个具体病例可以比任何理论性阐述更好地揭示弗氏教义的含义,因为所有的理论性阐述都会由于主题的复杂性而听上去极为乏味。
病例是一个20岁的聪明女性所患的心理性癔症。最早的症状出现于3~4岁,那时患者开始忍住大便,直到疼痛迫使她排便。逐渐地,她开始采用以下辅助性做法:她使自己蹲坐在一只脚的后跟上,使脚后跟压在肛门上,试图用这种姿势排便。患者一直到7岁都在持续这一变异行为。弗洛伊德把这称为婴儿期肛恋变异。
7岁时这一性变异结束了并被手淫所取代。有一次,当她父亲打她的光屁股时,她感到极度的性兴奋。后来,当她看到自己的弟弟被以同样的方式惩罚时也变得性兴奋。渐渐地她形成了对父亲的明显的不良态度。
她13岁时进入青春期,从那时起,强迫性地追随她的完全变异的幻想发展起来。这些幻想具有强迫性特征:当她坐在桌边吃饭时,从来不能不想到排便;当她看到别人吃饭时,也不能不想到同样的事,尤其当她看到她父亲时。特别是,她不能在看到父亲的手时不感到性兴奋;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再也不敢碰父亲的右手。这种情况渐渐变为她根本不能在有他人在场吃饭时不发出阵阵强迫性的笑声和厌恶的哭声,因为排便的幻想最终弥漫到她所处环境中的所有人身上。如果她受到任何纠正乃至责备,她都会以吐舌头、狂笑、厌恶的哭声和惊恐的手势作答,因为每次都有父亲惩戒她时的手的生动意象在她前面,伴随着立即转为恶意隐藏的手淫的性兴奋。
15岁时她感到和另一个人建立恋爱关系的渴望,但是所有这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病态的幻想始终把自己插在她和她最想爱的那个人中间。同时,由于她感到的憎恶,任何对她父亲关爱的表示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她的父亲已成为她婴儿期力比多转换的对象,因而阻抗特别针对他,而她的母亲却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大约这个时候她感到对她的老师的一种爱的冲动,但它又迅速屈从于同一个超强的憎恶。这种情感的隔绝对一个如此需要关爱的孩子必定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这后果不久就来了。
18岁时,她的处境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她实际上除了徘徊于深度抑郁、阵阵笑声、哭声和叫声中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了。她再也不能看别人的脸,一直垂着头,当有人触到她时,她就充满厌恶地吐出舌头。
这个简短病史证明了弗氏观点的实质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变异的婴儿期性活动——肛恋——在7岁时被手淫取代的片段。这一阶段影响肛门区的肉体惩戒的实施产生了性兴奋。我们在此获得了后来意淫发展的决定因素。青春期伴随着身心的膨胀引起幻想活动的显著增长,这控制了儿童的性活动并通过无穷的变化来调整它。这种变异的幻想必定会充当道德的异质体,可以说,在一个有些敏感的人身上,并且不得不通过防御机制,尤其是害羞和厌恶来压抑。这充分解释了所有那些厌恶、憎恨、惊叫、吐舌等的爆发。
当一般青春期的对他人的爱的渴望开始激发时,病理症状加剧,因为幻想现在恰恰最集中地针对看上去最值得爱的人。这自然引发激烈的心理冲突,这种心理充分解释了后来出现的恶化和癔症精神病的结局。
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何弗洛伊德能够说癔症患者“从小就带有一点性压抑”。由于体质的原因,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早地为性活动或准性活动做好了准备。与他们的体质性激情相应,婴儿期的印记更深、持续更久,因此后来在青春期,它们对初次实在的性幻想有集结作用。还是与他们的体质性激情相应,所有情感性冲动都比正常人的强得多。因此,为了抵消变异幻想的强度,相应强烈的羞耻感和厌恶感必定会出现。要求力比多转向爱的对象的现实的性需要形成后,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变异的幻想都被转向他。由于阻抗反对爱的对象,患者不能无压抑地把她的力比多转向他,这导致了巨大的情感冲突。她的力比多在反对防御的情感的斗争中耗尽,防御的情感变得更强大并造成症状。因此弗洛伊德能够说症状不代表别的,而是患者的性活动。
总之,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现在的癔症观点阐明如下:
(1)某些或多或少具有变异本性的早熟的性活动形成于体质性基础之上。
(2)这些活动并不首先导致癔症症状。
(3)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出现早于身体的成熟),幻想倾向于被婴儿期性幻想集结的方向。
(4)被体质性(情感性)原因强化的幻想导致与意识的其他内容不兼容的观念情结的形成,并因此主要被羞耻和厌恶所压抑。
(5)这种压抑带有力比多向爱的对象的移情,因此促成更大的情感冲突并为实际疾病的爆发提供了机会。
(6)癔症症状的产生归结于力比多反抗压抑的斗争,因此它们不代表别的,而是变异的性活动。
弗洛伊德的观点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这一问题极其难以回答。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符合弗氏设想的病例确实存在,任何学过这一方法的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弗氏的设想是否可以用于癔症的所有形式(无论如何,儿童的癔症和心理创伤性神经症构成单独一类)。对诸如神经症学专家常常遇到的一般癔症病例,弗洛伊德断言其观点的有效性。我自己的经验比他的少得多,但也还没有发现能够质疑他的观点的东西。在我已经分析的癔症病例中,症状特别多变,但它们在其心理学结构上都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一个病例的外观经过分析后会丧失其许多趣味,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同一情结如何能够明显地产生非常牵强的和显著的症状。基于此,不能说弗洛伊德的设想只应用于某一类症状。现在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发现适用于至今还不能被确定为临床组群的无限多的癔症病例。
至于弗氏分析的详细后果,它们所遇到的激烈反对仅仅出于这一事实:自1896年以来,实际上没有人追随弗氏理论的发展。如果他对梦的分析被验证了,他的法则被遵守了,弗洛伊德最近的作品,尤其是“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将不会如此难以理解。他的这些报告惟一的不足之处是症状的明显性。公众至少能够因弗洛伊德的性象征主义而原谅他。以我的观点,他实际上是最容易追随的,因为恰恰是在这里,表达了所有种族幻想思考的神话已经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准备好了基础。我将只提及施泰因塔尔 [3] 1860年的作品,它证明了在神话记载和语言史中存在着广泛的性象征。我也记起我们的诗人的色情及其隐喻或象征的表述。没有人在考察过这些材料后还愿掩盖这一事实:在弗氏的象征主义和个体与整个民族的诗化幻想的象征之间存在着罕有的深远和重要的相似之处。弗氏象征及其阐释并非闻所未闻之物,它只是对我们精神病学家而言的不寻常之物。但这些困难不应阻碍我们更深地进入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因为正如对神经学一样,它们对精神病学也是极端重要的。
[1] [译自“Die Freud’sche Hysterietheorie”,《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 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 )(柏林),第23期(1908),第10~22页。起初是在1907年9月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第一次国际会议上的报告。阿沙芬堡也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演讲,他的论文发表于同一刊物,第22期,564页。对这一事件的说明可参见琼斯的《弗洛伊德:生平与工作》,第2卷,第125页。——英编者]
[2] [“关于癔症本质的事实与假设”(Thats chliches und Hypothetishes ber)(1890),参见布鲁尔与弗洛伊德:《癔症研究》标准版,第203页。——英编者]
[3] [海曼·施泰因塔尔(Heymann Steinthal,18231899),德国文献学家和哲学家。参见:《转化的象征》(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索引。——英编者]
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出版了关于梦的分析的多卷本著作。以下是他的考察的主要结果:
梦远非通常所认为的偶然和无意义的联想的混乱,或者像许多作者设想的只是睡觉时肉体感觉的结果,而是心理活动的自主的和有意义的产物,像其他心理功能一样可以接受系统的分析。睡觉时的器官感觉不是梦的原因;它们只扮演次要角色并只提供心灵运作所需的元素(材料)。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梦像所有复杂的心理产物一样是一个创造,一件有其动机,有其先行联想序列的作品;并且像所有思考活动一样是一个逻辑过程的成果,是多种倾向性的斗争和其中一个倾向性胜利的成果。梦境像我们所做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有意义。
人们可能反对说:所有经验的现实都反对这一理论,因为梦带给我们的不连贯和含糊的印象是声名狼藉的。弗洛伊德把混乱映像的序列称为梦的“显意”;它是弗洛伊德在其后面寻找的实质性的东西——无意识梦的内容或隐意的表面。人们可能会问什么原因导致弗洛伊德认为梦本身只是一个大厦的表面或它确实具有意义。他的设想既不基于某种教条,也不基于某个先天观念,而只是基于经验主义——所有心理(或生理)事实都不例外的一般经验。它必然有其总是作为复杂现象组合的产物的因果序列,因为任何现存的思想元素都是先前心理状态的合成并在理论上能够分析。弗洛伊德应用于梦的原则就是我们在探究人类行为的原因时常常本能地使用的同一原则。
他非常简单地自问:为什么这个特别的人做了这个特别的梦?他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否则因果律就瓦解了。一个儿童的梦异于一个成人的梦,正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梦异于一个文盲的梦。在梦中有某种个体性的东西:它与主体的心理性情相一致。这个心理性情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自身是我们的心理过去的结果。我们当下的思想状态依赖于我们的历史。每个人的过去都存在决定精神“情意丛”的不同价值的元素。没有引起强烈情绪的事件对我们的思想或行为影响甚小,而那些激起强烈情绪性反应的事件对我们以后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这些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记忆形成联想情结,它们不仅持久存在而且非常有力地和紧密地相互连结。一个我兴味索然的对象产生很少的联想并很快从我的认知境域中消逝。相反,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对象将唤起许多联想并使我着迷很长时间。每一个情绪都产生或多或少广泛的联想情结,我称其为“观念的情感性情结”。在研究一个个别的病例史时,我们常常发现情结发挥了最强的“集结”力量,我们据此推断在任何分析中,我们将一开始就碰到它。情结在每一个心理结构中都显现为心理性情的主要成分。例如在梦里,我们遇到情绪性成分,所有心理活动的产物首先依赖于最强的“集结”影响,这是易于理解的。
人们无须费力就可以在《浮士德》中甘泪卿的以下唱词中发现情结:
有王有王在屠勒,
钟情至死不稍减。
王妃弥留心悱恻,
赠他一只黄金盏。
隐藏的想法是甘泪卿怀疑浮士德的忠诚。这首被甘泪卿无意识地选出的歌被我们称为与隐秘想法对应的梦的材料。人们可以把这一例子运用于梦并假设甘泪卿没有歌唱而是梦到了这一浪漫史。 其中这首关于久远的老国王的爱的凄惨故事是梦的“显意”,是其“表面”。任何不了解甘泪卿的隐秘悲伤的人不会知道她为何梦到这个国王。但是我们这些知道她对浮士德的凄惨的爱这一梦的内容的人能够理解这个梦为何采用了这首歌,因为歌曲是关于国王“罕见的忠诚”的。浮士德不忠诚而甘泪卿希望他对自己的忠诚像故事里的国王对王妃那样。她的梦——其实是她的歌——以一种伪装的形式表达了她的灵魂的热望。我们在此触及情感性情结的本性;它总是一个愿望和相对的阻抗的问题。我们的生命花费在为实现我们的愿望而进行的斗争上: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源于对某物应不应该发生的愿望。
我们为此工作,我们为此思考。如果我们不能在事实上实现一个愿望,我们在幻想中实现它。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民的宗教和哲学体系都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据。不朽的想法即使在哲学的伪装下也不过是一个愿望,哲学只是外表,就像甘泪卿的歌声只是一个外部形式,一块蒙在她的悲伤之上的美丽面纱。梦代表她的愿望的实现。弗洛伊德说每一个梦都代表一个被压抑愿望的实现。
把我们的阐述更进一步,我们发现在梦中浮士德被国王所置换。一个转变发生了。浮士德变成了久远的老国王;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浮士德的人格被一个中性的、传说中的人物所置换。国王是一个类推联想,是浮士德的象征,是甘泪卿的“猜疑”。我们可以问这种安排的意图是什么,或曰,甘泪卿为何间接地梦到这一想法,她为何不清楚地并且毫不含糊地考虑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很容易回答:甘泪卿的悲伤包含了一个谁也不愿细想的想法;它会令人太痛苦。她对浮士德忠诚的怀疑被压抑并被扳倒。这怀疑又以一个忧伤故事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个故事虽然实现了她的愿望,但并不伴随着快乐的感受。弗洛伊德说形成梦的内容的愿望从来不是人们自己公开承认的期望,而是因其伤害性特征被压抑的期望;由于它们被清醒状态的意识的反思排斥,所以间接地在梦中浮现。
如果我们看一下圣徒们的生活,那么这一推理就毫不令人吃惊。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被圣凯瑟琳(St.Catherine)压抑的、间接地重新出现在她在天界的婚姻幻境中的感受,并且看到或多或少象征性地在圣徒的幻境和诱惑中展示自身的愿望是什么。如我们所知,癔症性的梦和正常的梦各自的梦游症意识之间差别甚小,正如癔症患者和正常人各自的智性生活之间差别甚小一样。
自然地,如果我们问某人他为何做了某某梦,梦里表达的隐秘想法是什么,他不能告诉我们。他会说因为他晚上吃得太多了;因为他仰卧着睡;因为他那天或那天前看到或听到过这个——总之,我们可以在许多关于梦的科学书籍中读到的所有东西。但他不知道并且不能知道梦的内容,因为,依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梦的内容由于其太不为人喜而被压抑。因此,如果任何人严肃地确告我们:他从未在自己的梦里找到弗洛伊德所说的任何东西,我们会忍不住发笑;因为他正尽力去看不可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梦掩饰了被压抑的情结以防止它们被认出。通过把浮士德换成屠勒王,甘泪卿使境况不伤害人。弗洛伊德把这个阻止被压抑的想法清楚地显示自身的机制称为审查员。审查员不是别的,而是在白天也阻止我们顺着推理的线索达到目的的阻抗。只有当想法被伪装得连做梦者认不出时,审查员才允许它通过。当我们试图告知做梦者他的梦后面的想法时,他总会以反对他的被压抑的情结的同一阻抗反对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自问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如果要登堂入室,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如何透过梦的显意得到它后面真实的、隐秘的想法?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例子并假设甘泪卿是一个向我咨询一个令人不快的梦的癔症患者。另外我假设对她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浪费时间问她问题,因为原则上揭示这些隐私的伤感必定会激起最强烈的阻抗。我宁愿实施一个我所谓的“联想实验”, 它将给我展示她的整个爱情故事(她隐秘的怀孕等等)。结论很容易得出,并且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梦的内容传达给她。但是我们应更谨慎地操作。
例如,我会问她:是谁不像屠勒王那样忠诚,或者是谁应当像他那样忠诚?这个问题将很快地昭示事情的境况。在像这样的不复杂的病例中,梦的阐释或分析仅限于一些简单问题。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案例。他涉及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我只知道他住在殖民地并且当时正好在欧洲休假。在一次面谈中他提到一个给他深刻印象的梦。两年前他梦到他在一个野外的、荒凉的地方,并且看见在一块石头上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用双手蒙着自己的脸的男人。突然,他在一个同样穿着黑衣服的女人出现并试图阻止他时走向悬崖。他拉着那个女人投入深渊。做梦者随着一声惊叫醒过来。
那个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境地并拖着一个女人去死的男人是谁?这一问题深深触动了做梦者,而那个人就是做梦者自己。两年前他在一个穿越一片岩石嶙峋的不毛之地的探险之旅中,他的探险队被当地的野蛮土著无情地追击,他们在晚上发起攻击并导致几名探险队员丧生。他之所以参加这一极度危险的旅程是因为那时生命对他毫无价值。他参与冒险时所拥有的感受就是他在赌命。他的绝望的原因是什么呢?数年前他生活于一个气候恶劣的国家,当他两年半前到欧洲休假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他们相爱了并且女孩子想嫁给他。然而他知道自己将不得不回到非常危险的热带气候中去,他不想带一个女人去那里并让她几乎去送死。因此,经过使他陷入深刻绝望的漫长的道德斗争后,他解除了婚约。正是在那样一种思想状态下他开始了自己的危险之旅。对梦的分析并未到此结束,因为愿望的满足还不明显。但是由于我引用这个梦只是为了证明基本情结的发现,所以分析的结局对我们并不重要。
这一案例中,做梦者是一个坦率和勇敢的人。如果少一点点坦率,或者他对我有任何不安或不信任的感受,他都不会承认这个情结。有的人甚至还会郑重地声明这个梦没有任何意义,并且我的问题完全跑题了。在这些情况中阻抗太强大了,并且情结不能被直接从底层提升到一般意识中。一般来说阻抗都是这样,以至于如果没有极丰富的经验,一个直接的询问会毫无结果。通过创造“精神分析方法”,弗洛伊德为我们解决或克服顽强的阻抗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工具。
这一方法以下述方式实施:人们选择梦中某个特别突出的片段,然后就附属于梦的联想向主体提问。他被指引着坦率地谈论任何进入他的思想的与梦的这一部分有关的东西,并尽可能地消除任何批评。批评不是别的,而是起作用的审查员;它是反对情结的阻抗并往往抑制最重要的情结。
因而主体应当毫不留意地全盘说出来到他脑子里的所有东西。这起初往往是困难的,尤其在一个其注意力没有被压制到消除审查员抑制作用的内省式考查中。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强烈的阻抗正是针对自己的。下面的例子展示了一个针对强烈阻抗的分析的经过。
一个我对其私生活毫无所知的绅士告诉我下面的梦:“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小屋里,坐在教皇庇护十世旁边的桌上,使我吃惊的是:教皇的容貌远比现实中的清秀。我发现,在我们房间的旁边,有一个放置着一张华丽桌子的大单元,里面有一群穿着晚礼服的女士们。忽然我觉得想小便就出去了。回来后又觉得要小便;我又出去了,这种事发生了几次,最后我醒了并想去小便。”
做梦者是非常聪明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自然地认为梦是由膀胱的不适引起的。实际上,这一类的梦总是被如此解释。
他强烈反对这个梦里存在任何重大的个体意义的因素。梦的表面确实不太明晰并且我也不能了解梦后面隐藏着什么。我的第一个推论是做梦者有强烈的阻抗,因为他不遗余力地主张梦毫无意义。
结果,我没有冒昧地提出这一唐突的问题:为什么你把自己和教皇相比?我只是问他那些被他和“教皇”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观念。分析进行如下:
教皇。“教皇高贵地生活……”(一首著名的学生歌曲)注意这位绅士31岁而且未婚。
坐在教皇旁边。“正如我坐在一位伊斯兰教酋长旁边,我在阿拉伯时是他的客人。酋长也是一种教皇。”
教皇是独身主义者,穆斯林是一夫多妻。梦后面的观念似乎清楚了:
“我像教皇一样是独身的,但我想像穆斯林那样有许多妻子。”我对这些推测保持沉默。
那个房间和放置着桌子的单元。“它们是我表兄房子里的单元,我在那里参加了他两周前举办的一个大宴会。”
穿晚礼服的女士们。“宴会上有许多女士,我表兄的女儿们,到结婚年龄的女孩子们。”
他在此停住了:他没有更多的联想。被当作精神压抑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总会证实一个人偶然发现了激起强烈阻抗的联想这一结论。我问:
“这些女人们呢?”“哦,没什么;最近其中一个在F地。她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她离开时我和姐姐一起陪她去车站。”
另一个压抑:我通过这个问题帮他说出:
“又发生了什么?”“哦!我正在想[这个想法显然已经被审查员压制了]我给姐姐说了些使我们发笑的东西,但我完全忘了说的什么。”
不管他如何诚挚地努力去回忆,记起来所说的话在起初还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们有了一个由压抑引起的遗忘的一般例子。突然他想起来了: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个和我们打招呼的并且我似乎认识的绅士。过了一会儿我问姐姐,那位绅士是不是[对我表兄的女儿]有意思的那位?”
(她现在和这位绅士订婚了,并且我必须补充说这位表兄家非常富有并且这位做梦者对表兄的女儿也有意思,但他太迟了。)
在表兄家里就餐。“我一会儿要去参加两个朋友的婚礼。”
教皇的容貌。“鼻子特别有型并稍微带点钩。”
谁有像那样的一个鼻子?(笑)“一个那时我特别感兴趣的年轻女子。”
关于教皇的脸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吗?“对,他的嘴。是一张非常有形的嘴。(笑)另一个打动我的女人有一张像那一样的嘴。”
这个材料足以阐明这个梦的大部分。“教皇”是被弗洛伊德称为“凝缩”的好例子。它首先象征做梦者(独身生活),其次是多妻的酋长的变形。然后他是在宴会上坐在做梦者旁边的人,即一位或两位女士——实际上,吸引做梦者的两位女士。
但这个材料是如何与小便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以这种方式阐明情境:
“当你想小便的时候正参加一个婚礼并有年轻女士在场吧?”“是的,我有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这非常令人不快。我大约11岁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在教堂里我坐在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旁边,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想去小便。但我强忍着直到忍不住了。我尿湿了裤子。”
结婚和想小便的联想在这件事上挂起了钩。我不会继续这个还没有在此结束的分析,以免这篇论文变得太长了。但所说的已经足以显示分析的技巧与程序。显然给读者一个关于这些新观点的全面的概览是不可能的。精神分析方法不仅在梦的理解上,而且在对癔症和最重要的精神疾病的理解上带给我们的启发是重大的。
到处应用的精神分析方法已经在德国带来可观的文献。我相信对这一方法的研究不仅对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而且对心理学家都极为重要。推荐下列著作:一般心理学方面: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和“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神经学方面:布鲁尔和弗洛伊德:《癔症研究》;弗洛伊德:“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精神病学方面:《早发性痴呆心理学》。梅德(Maeoler)在《心理学档案》里的文章也对弗洛伊德的观念做了很好的概括。
[1] [用法文写就。菲利普·玛利特译自《心理学年报》( Ann e psychologique )(巴黎),第15期(1909),第160~167页,R.F.C.胡尔修订。——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