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文最初为德文，标题为“
Versuch einer Darstellung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orie
”。1912年9月由埃德尔（M.D.Eder）医生和夫人以及玛丽·莫泽尔（Mary Moltzer）小姐译成英文，以“精神分析理论”为题在纽约福尔德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医学院进行系列演讲。德语文本发表在《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年鉴》（
Jahrbuch fr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n
）（威尼斯和莱比锡）第五卷（1913：同年作为单行本印行）；英文版分五期发表在《精神分析评论》（纽约）上：第一卷（1913/1914）第1-4期和第二卷（1915）第1期。后来在《神经核精神疾病专题丛书》第19卷（纽约，1915）中再版。在最后一章中对一个儿童的分析在之前以及以“
ber Psyschoanalyse beim Kinde”为题提交给1911年8月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教育会大学，并在“会议材料”（布鲁塞尔，1912）中印发，见第二辑，第332～343页。】
【德语文本的第二个版本——没有作根本性改动——于1955年出版（苏黎世）。本文就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的，同时参照了先前的英文版本。】
【1913年和1955年的德文版本的文本没有分章节，但在作者的要求下，最初被分成九篇（通过对手稿的查对确定）演讲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这种编排方式与先前的英文版本不同，后来被分成十篇演讲；那里所引用的章节标题除了进行一些改动外一般被予以保留。原稿后来加了很多重要性段落，德文版加进了这些段落，先前的英文版本中都省略掉了。在本文中，这些段落都加上了尖括号〈〉。——英编者】
在这些演讲中，我试图调和我的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与现存的理论——或者不如说与通向这一理论的进路——之间的冲突。它实际上是概括我对我尊敬的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多年的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指导原则的态度的一个尝试。既然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相联系，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为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的谴责的一个受害者，有人也许会非常惊讶地问道，我怎么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明确我的理论立场。当差不多10年前我清楚地意识到弗洛伊德已经超越精神病理学现象的当代知识——尤其是复杂精神活动心理学——的界线多么大的距离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条件进行任何真正的批评。我不具备——出于他们的无知和无能——认为自己有理由进行“批评的”反驳的那些学者的勇气。我认为，在敢于进行批评之前，一个人必须首先谦虚地在该领域工作多年。当然一直不乏不成熟和肤浅的批评的不幸结果。然而，绝大多数的批评者甚至对自己的愤慨和技术上的无知懵然不觉。精神分析继续不受干扰地兴旺发展，不为周围嘈杂的不科学的喋喋不休感到烦恼。众所周知，这棵树已经极其壮大，不仅仅是在一个半球，而是在欧洲和美洲同样如此。冠冕堂皇的批评不会比《浮士德》中的“臀部见鬼者”（Proktophantasmist）获得更大的成功，他在“瓦卜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中悲叹道：
真荒谬！你还想待在这儿？
马上消失吧！你已经被通过解释消除了。
批评者们忘记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分权利，而这对精神分析也适用。我们不会犯我们对手的错误，既不会忽略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存在权利。但这使我们背上了在正确事实知识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公正批评的义务。在我看来，精神分析需要这种内在的考量。
有人错误地提出，我的态度标志着精神分析运动的一个“分裂”。这样的分裂只能是与信仰方面有关。而精神分析则与知识和日新月异的阐述有关。我将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准则作为我的指导原则：“你必须发挥每一个词实际的现金价值，使它在你的经验之流内部起作用。这样，比起一个解决方案来，它显得更像是更多工作的一个程序，尤其是所存在的现实的变化方式的一个暗示。这样，理论就变成工具，而不是我们可以仰仗的未解之谜的答案。我们并不依赖它们，而是要继续前行，并且间或地在它们的帮助下再一次地改造自然。”
按照同样的方式，我的批评并不从学术争论出发，而是从我在这一领域10年来的认真工作中所得到的经历出发。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无法与弗洛伊德非凡的经历和洞察相比，然而在我看来，我的一些阐述确实比弗洛伊德的相关阐述更恰当地表达了被观察到的事实。无论如何，我在我的教学工作中发现，我在这些演讲中所提出的这些观点，为我在努力使学生们对精神分析有所理解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实际上，我决不认为一个谨慎和有节制的批评是“变节”或者分裂；相反，我因此希望推动精神分析运动不断地开花结果，并为缺乏实践经验或者被某些理论成见所妨碍、一直不能掌握这一方法的那些人，开辟一条通往精神分析知识宝库的道路。
我必须要感谢我来自纽约的朋友史密斯·伊利·杰利夫（Smith Ely Jelliffe）博士——他亲切地邀请我参加在纽约福尔德海姆大学开办的附设课程——使我有机会进行这些演讲。这九篇演讲是在1912年9月所作的。我还必须为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的格雷戈里（Gregory）博士在我的临床示范中所提供的帮助致以最大的谢意。
只是在1912年春天，在我为这些演讲所进行的准备之后，我才在那一年的夏天看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论神经的特性》（ Uber den nervosen Charakter ）这本书。我承认，他和我在很多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这里不是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地方。而应放到别的地方去讨论。
C.G.荣格
苏黎世, 1912年秋
自从本书第一版于1913年面世，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大量的事情已经发生，完全不可能对这样的一本书再进行修订，并使它切合目前的发展，因为它来源于久远过去的年代和知识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它是科学努力的漫漫长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因此应该保持原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回想起在一个刚刚发现的领土——即使在今天，它也没有被设立确定的界线——上进行的探索的不断变化的阶段，由此为整个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我让这本书按原样重印，不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动。
C.G.荣格
1954年10月
在当前，进行有关精神分析的演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该研究的整个领域提出了当今科学所要面对的——对此我完全确信——极为困难的问题这一事实。即使我们把这一主要事实放到一边，仍然存在着极大地干扰对内容的表述的其他严重困难。我无法为诸位提供一个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精心构建的一致公认和大功告成的学说。尽管已经耗费了巨大的努力，精神分析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也不能为大家从头开始，描述它的发展历程，因为在贵国，已有——就像通常那样，献身于进步事业的——大量杰出的解释者和教师在崇尚科学的人中间传播较为普通的精神分析的知识。除此之外，这一运动的真正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弗洛伊德，也已经在贵国作过演讲，并且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权威的说明。我本人也已经非常荣幸地在美国进行过有关情结理论的实验基础以及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的演讲。
鉴于这种情形，我想诸位将很容易理解我害怕重复业已被说过或者业已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的东西。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困难是，在与精神分析的本质有关的许多部分盛行着非常令人奇怪的误解。有时候，很难想像这些错误的观念究竟是些什么。但有时，它们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人们会感到惊讶，一个具有科学背景的人，居然会得出如此偏离事实的观念。显然，没有必要在这里举出这些奇谈怪论的例子。我们最好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讨论根据其本质会导致错误理解的那些精神分析问题。
尽管之前已经多次被指出，许多人看起来仍然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那些只读过布鲁尔和弗洛伊德所著的第一本书《癔症研究》（
Studies on Hysteria
）
的人仍然相信，根据精神分析，癔症和一般的神经官能症源于儿童早期的一个所谓的创伤。他们继续毫无意义地抨击这一理论，却没有意识到，早在15年前它就被抛弃，并被代之以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这一变化对于精神分析的技术和理论的整个发展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为了不至于用迄今为止已经众所周知的个案史来使诸位感到厌烦，我将满足于参照布鲁尔和弗洛伊德的那本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个案，我假设诸位已经通过该书的英文译本对它们有所了解。在那里，你们将读到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ClarkUniversity）的演讲中援引的布鲁尔的那个案例，
并且会发现，癔症症状并不是像先前所假设的那样，来源于某种未知的解剖学的根源，而是来源于被称为精神创伤或者心理伤害的某种具有高度情感色彩的心理体验。我相信，现如今，每一个谨慎和认真的癔症观察者，都能够根据他本人的经验确信，这些特别令人痛苦和苦恼的事件事实上确实往往构成该疾病的根源。这一真理早已被老一辈的医生所知晓。
然而，据我所知，实际上是沙可（Charcot）——很可能受佩奇（Page）的“神经干扰”理论的影响
——第一个对这一观察作了理论上的运用。沙可根据自己使用新的催眠术的经验得知，癔症症状可以被暗示所引发，也可因暗示而消失。他相信，这种现象可以在那些越来越普遍的由意外事故所导致的癔症的个案中观察到。在某种意义上，创伤干扰可以比作催眠的状态，因为它所引发的情感会暂时地导致意志的完全麻痹，在此期间，创伤会被作为一个自我暗示而被确定。
这一观念为一个心理起因理论打下了基础。留给后来的病因学研究的任务便是去查明，同样的机制或者一个类似的机制是否存在于非创伤性癔症的案例中。我们的癔症病因学知识的这一空白为布鲁尔和弗洛伊德的发现所填补。他们表明，即使在被认为不具有创伤条件的普通癔症的案例中，仍然可以发现同样的创伤因素，并且看起来还具有病因学作用。所以，弗洛伊德——他本人便是沙可的学生——很自然地将这一发现视为对沙可观点的一个确证。因此，根据那一时期的临床经验——主要是由弗洛伊德——建立起来的理论便被打上了一个创伤病因学的烙印。它由此被恰当地称为创伤理论。
除了弗洛伊德对癔症症状分析的那非常令人称羡的彻底性，这一理论的新进展便是对自我暗示概念的抛弃，而这正是先前理论的动力性因素。它被由干扰所产生的心理和心理物理学后果的一个更为详尽的概念所取代。干扰或者创伤引发了一种兴奋，在正常情况下，它因得到表达而被消除（得到宣泄）。然而，在癔症中，创伤并没有得到完全宣泄，这导致了一种“兴奋停滞”或者“自觉情感阻滞”。一直潜在的兴奋的能量通过转换机制被转变为身体的症状。根据这一观点，治疗的任务便是舒缓累积的兴奋，由此从症状中释放被压抑和被转变的情感。因此，它被恰当地称为“清洁”或者“净化”疗法，其目的便是“宣泄”被阻滞的情感。精神分析的这一阶段由此便与症状密切相关，人们分析症状，或者从症状入手开展分析工作，这与今天所采用的精神分析技术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净化疗法及其奠基于其上的理论已经被其他的专业人士——只要他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所接受，并且还在各类教科书中时见好评。
尽管正如任何一个癔症案例所证明的那样，就事实而言，布鲁尔和弗洛伊德的发现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人们仍可针对创伤理论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布鲁尔和弗洛伊德的方法清楚地表明明显地伴随着先前的创伤情境而来的必然的心理后果，以及实际症状和创伤经历之间的追溯关联。人们仍然提出了关于创伤的病因学意义的一些疑问。首先，对任何了解癔症的人来说，认为某种非常复杂的神经症可以与过去的事件，也就是说与患者倾向中的某种因素相关联的假设，看起来必然是很可疑的。如今流行的做法是，认为所有的心理变异并不具有非遗传性来源，而是遗传兼并的结果，并且在本质上并不由患者的心理及其所处环境所决定。但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对事实而言并不公正。我们很清楚在寻找结核病的病因时如何持守中道。无疑存在着一些结核病的案例，在其中，该疾病的病菌由于遗传的原因在幼儿期就已经开始增殖了，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患者也难逃厄运。但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些案例，在其中并不存在遗传缺陷和禀赋，然而一次致命的传染引发了它。在神经症中也同样如此，对它们而言，事情不会与一般的病理学研究有多么不同。一种坚持禀性的极端理论和一种坚持环境的极端理论同样是错误的。
尽管创伤理论给予禀性以突出的地位，甚至坚持某个过去的创伤是神经症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拥有杰出经验意识的弗洛伊德已经发现，并且在同布鲁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中说明了与“环境理论”而不是“禀性理论”更为相似的某些因素，尽管它们的理论意义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弗洛伊德将他的这些观察归结为一个即将远远超越创伤理论限制的概念。他称这一概念为“压抑”（repression）。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用“压抑”意指某种机制，借助它，一个意识内容被排挤到意识之外的一个领域。我们称这一领域为无意识，并将其定义为意识不到的心理要素。压抑概念建立在反复观察的基础之上，神经症患者看起来具有如此彻底地遗忘重大经历和思想的能力，以至于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相信它们从未存在。这样的观察非常普遍，并且为所有真正深入患者心理的人所熟知。
由于弗洛伊德和布鲁尔合著的《癔症研究》的发表，人们发现需要一些特殊的程序来从意识中唤起长久以来被忘记的创伤经历。我只想顺带提一下，这一事实本身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愿假设如此重要的事情会被忘记。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经常有人反对说，借助催眠唤醒的回忆仅仅是“猜测”，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这一质疑被确证，那也一定没有依据据此在原则上否定压抑，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客观地证明被压抑的记忆实际存在的案例。除了大量的此类证据之外，我们还可能通过联想测试来实验地展示这一现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令人惊异的事实，即与带有情感色彩的情节相联系的联想更不容易被记住，并且经常地被遗忘。由于我的这些实验一直没有被验证，这一发现也同测试一起被否决了。仅仅在最近，克拉佩林学校的魏尔海姆·彼得斯（Wilhelm Peters）才能够肯定我先前的观察，证明“痛苦的经历很少被正确地复现”。
这样，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压抑概念建立在一个牢固的经验基础之上。但是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其他需要讨论的东西。我们可能会问，压抑是不是由于个体的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或者回忆是否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你们将会发现意识具有压抑任何痛苦事物倾向的存在的绝好证据。所有精神分析家都知道，大量的案例清楚地表明，在过去的某一特定时刻，患者绝对不愿意再去想被压抑的内容。一位患者曾经告诉我的话很具有代表性：“我已把它放到一边了（Je l’ai mis de c
t）”。在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还存在着一些案例，在其中，即使通过最细致的检查也不能表明存在着“回避”或者有意识的压抑的蛛丝马迹，看起来就仿佛压抑的过程更具有悄无声息地消失的性质，或者甚至是压抑仿佛被在下面运作的某种力量拉下表面。第一种类型的患者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是精神发育完好的个体，看起来对自己的情感他们仅仅受到了某种特殊的怯懦的摆布。但是在第二类患者当中，你会发现一些案例，表明在他们中存在着一个更为严重的精神发育迟缓，因为在这里，压抑过程更应当被比作一个自动机制。这一区别可以同前面讨论过的、与禀性和环境的相对重要性有关的问题联系起来看。第一类案例中的许多因素看起来有赖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在后一种类型当中，禀性看起来占据主导地位。治疗对哪一种类型更为有效，就变得非常清楚。
正如我所强调的，压抑概念包含着一种在本质上与创伤理论截然对立的因素。例如，在弗洛伊德分析的露茜·R小姐案例中我们看到
，具有病因学意义的因素并不在于创伤场景，而在于患者没有充分的准备去接受强加给她的那些观点。当我们思考《神经症研究短篇论文选集》（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
）——在这本书中，
[1]
弗洛伊德的经验迫使他认为幼儿期的某些创伤事件是神经症的源头——当中的这后一种说明时，我们得到了压抑概念和创伤概念之间不一致的一种强烈印象。压抑概念包含了一种环境的病因学理论的因素，而创伤概念是一种禀性理论。
一开始，神经症理论完全沿着创伤概念的路线发展。在后来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后期生活的创伤经历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有效性，因为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禀性的基础上它们的效果才是可以设想的。很明显，这个难题一定要被解决。在寻求癔症症状的根源时，弗洛伊德发现，分析工作导向了儿童期，联系纽带从当下回溯，直到遥远的过去。链条的最后一环很有可能迷失在最早的幼儿期的迷雾之中。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回忆显现了某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性欲场景，它们无疑与导致神经症的那些后续事件有关。要了解这些场景的性质，就必须参考弗洛伊德的著作，以及已被出版的那些大量的分析。
于是就出现了儿童期性欲创伤理论，该理论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不仅仅因为它违背了一般的创伤理论，而且因为它还尤其违背了人们对性欲的认识。首先，儿童可能具有性欲，以及性欲思想可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观念激起了极大的愤慨。其次，癔症具有一个性欲基础的可能性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而且癔症或者是一种子宫反射神经症，或者源于缺乏性欲满足这种没有结果的观点刚刚被放弃。因此，弗洛伊德的观察的有效性便很自然地备受质疑。如果这些批评将自己限于问题本身，而不加诸道德上的义愤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展开一场心平气和的讨论。例如，在德国，这种攻击方式就使弗洛伊德的理论完全无法获得任何信任。一旦触及性欲问题，就引起了普遍的抵制和非常傲慢的鄙视。但事实上，只有一个问题是有待解决的：弗洛伊德的观察是否是真实的？对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只有这一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想他的观察乍看仿佛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先天地认为它们是错误的从而鄙视它们。无论在哪里进行一次真正诚实和彻底的检验，除了它总是一个真正的创伤情境问题这一原初的假设，弗洛伊德所建立的心理关联的存在都绝对地被证实了。
随着经验的积累，弗洛伊德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神经症性欲理论的最初说明。他无法再坚持自己原来关于性欲创伤的绝对实在性的观点。那些具有明显性欲特征的说法，儿童的性伤害，以及儿童期不成熟的性行为，在后来被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真实的。你也许倾向于拥有与那些批评同样的怀疑，即弗洛伊德分析研究的结果因此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些断言是由一些江湖医生或者其他没有资格的人所宣扬的，那么这一假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认真读过弗洛伊德这一时期的著作，并且曾经试着像弗洛伊德那样深入了解患者心理的人，都会知道将一个新手所犯的粗浅错误归于像弗洛伊德这样才智非凡的人头上是多么的不公正。这样的含沙射影的批评只能反过来使提出它们的那些人名誉扫地。从那时起，人们就已经在通过采取一切办法杜绝假设的情况下来对患者进行检查，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心理关联在原则上仍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由此被迫假定，许多幼儿期创伤具有一种纯粹的幻想性质，实际上仅仅是幻想，而其他的一些则确实具有客观实在性。
正由于这一乍看来具有某种程度的迷惑性的发现，儿童期性欲创伤的病因学意义最终丧失，因为现在看起来，创伤是否真的发生完全不相干。经验向我们表明，幻想可以在效果上与真正的创伤同样具有创伤性。构成对这点的反对，每位治疗癔症的医生都能够回想起一些强烈的创伤性印象确实促成了某个神经症的案例。这一观察仅仅在表面上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幼儿期创伤的非实在性相矛盾。我们很清楚，有更多的人在儿童期或者成年期经历过创伤却没有患神经症。因此，创伤——其他东西也一样——并不具有绝对的病因学意义，并且它会逐渐消失，而没有任何持续的影响。根据这一简单的思考，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即要使创伤真的发挥作用，个体必须具有某种非常明确的内在禀性条件加以配合。而这种内在禀性条件不应被理解为我们知之甚少的隐秘的遗传禀赋，而应理解为在创伤性时刻达至顶点从而变得非常明显的一种心理发展。
我现在将通过一个具体例子向大家表明创伤及其心理预备的性质。这是一个关于一位年轻妇女的例子，她在受到一次突然的惊吓后患上了严重的癔症。
在参加过一次夜间聚会之后，她和几个同伴在午夜时分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一辆马车从背后全速朝她们驶来。其他人都让开了路，只有她，仿佛被恐惧的魔咒镇住了似的，仍旧待在路中央，在马的前面跑。车夫甩着响鞭并且高声喝骂，但是这都没有用，她跑完了全程，直到路的尽头——一座桥。在那里，她的力气用光了，如果不是路边人的阻止，为了避免被马践踏，她会在绝望中跳到河里。而正是这同一位妇女，曾经恰巧在1905年1月22日那个血腥的日子待在圣彼得堡，就住在士兵们的弹雨所血洗的那条街上。她周围的所有人都倒在地上，非死即伤。然而她却非常冷静，并且头脑清醒，她窥见了通向一座院子的一扇门，并穿过它逃到了另一条街上。这些恐怖的时刻并没有使她过于激动。事后她感觉非常好，实际上比平时还要好得多。
这种对明显的干扰没有反应的案例时常可见。因此，这必然说明创伤的强度本身具有非常小的病因意义，一切都取决于特殊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了解“禀性”的钥匙。于是我们就要问自己：什么是马车场景的特殊环境？患者的恐惧始于马的快步跑蹄声，某一瞬间在她看来这预示着某种可怕的厄运——她的死，或者同样恐怖的某种东西，在下一时刻她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意识。
真正的干扰明显来自马。患者以一种如此令人难以解释的方式对这一很平常的事故做出反应的禀性因而很可能就是由于马对她来说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猜测，她曾经因为马出了一次危险的事故。实际上，后来发现确实如此。在大约七岁的时候，她曾经和一个车夫一起驾车出行，突然，马受惊了，朝一个深深的河谷的陡峭河岸疯狂地疾驰而去。车夫跳下马车，并且喊她也照做，但她实在是太恐惧了，以至于无法下定决心。然而，最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终于设法跳了下去，而马和马车则在深深的河谷摔得粉碎。这一事件将给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无须多说。然而，这并没有解释为何在后来的某一天，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危害的刺激会引发如此失去理智的反应。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后来的症状具有一个儿童期的前奏。其病理机制仍然是未知的。
这一回忆——我们在以后还将发现它的续篇
——非常清楚地表明所谓的创伤和由幻想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案例中，要从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刺激中造成如此巨大的效应，幻想就必须占据非同寻常的主导地位。最初，人们倾向于引用幼儿期的创伤作为一个解释，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很成功，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创伤的影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为何它们恰好在这一时刻而不是其他时刻出现。患者在她的一生中无疑会有足够多的机会为一辆全速行驶的马车让开路。尽管儿童期所经历的令人难忘的事件使她预先具有某种倾向，但她早期在圣彼得堡所经历的极其危险的时刻并没有留下神经症的哪怕最微小的迹象。有关这一创伤情境的一切都有待解释，因为，从创伤理论出发，我们完全不明就里。
如果我频繁地回到创伤理论这一问题，那么我要恳请各位原谅。我并不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人——甚至是那些与精神分析密切相关的人——仍然抱着旧有的观点不放，这就给了我们那些多数从未读过，或者只是非常浮光掠影地读过我们的著作的反对者以这样的印象，即精神分析仍旧围绕着创伤理论展开。
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禀性”，通过它，一个本身无足轻重的印象能够产生这样一个病理效应？这是一个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问题，并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要看到的，它在整个神经症理论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过去的那些明显无关紧要的事件仍然具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它们能在现实生活中以一种恶魔般的和变化莫测的方式干预我们的反应。
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派及其后来的信奉者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在那些先前的创伤经历的特质中找到它们后来所造成的效果的原因。弗洛伊德走得最远：他是第一个并且是惟一一个看到某种性欲因素与创伤事件交织在一起，而患者通常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掺和要为创伤的影响负主要责任的人。儿童期的性欲无意识看来使由先前的创伤经历导致的持久延续的情意丛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阐明。该经历的真实的情感意义一直不为患者所知，也就是说没有进入意识层面，只要情感不耗尽，它就不会消失。我们或许可以将该经历的持久存在情意丛效应解释为一种“定期的暗示”（suggestion
chance），因为这同样也是无意识的，并且只在特定的时间显示自己的效应。
没有必要再给出详尽的例子来表明幼儿期性欲活动的真实特征没有被认识到了。例如，医生们注意到，直至成年期的不加掩饰的自慰也同样不为人所了解，尤其是妇女。据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推论儿童将对某些活动的特征更加没有意识，因而这些经历的真实意义甚至是在成年期也一直没有被意识到。在一些案例中，这些经历本身完全被遗忘了，或者是因为它们的性欲意义完全不为患者所知，或者是因为它们的性欲特征由于过于痛苦而未获承认，换句话说，被压抑了。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弗洛伊德观察到，创伤中混杂着性欲因素，这种混杂是典型的共存现象，具有病理学的效应。这一观察导致了幼儿性创伤理论。这一假设意味着致病经历是一个与性有关的经历。
最初，这一假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儿童在其早期生活根本没有性欲的观点所反对，因而使得这样一种病因论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对创伤理论的修正——创伤一般而言根本不是真实的，而本质上仅仅是幻想——也于事无补。相反，它帮助我们在致病经历中看到了幼儿幻想的一个积极的性欲表现。它不再是某种来自于外部的粗鄙和偶然的印象，而实际上是由儿童所创造的一个明白无误的性欲表现。如果没有其合作，具有明确性欲特征的真实创伤经历甚至不会完全发生在一个儿童身上；人们发现他自己经常为它们做准备，并且促成它们。亚伯拉罕（Abraham）提供了非常有趣并且非常有价值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它们连同许多其他的同类经验使下述观点看起来非常可能，即即使真实的创伤也经常受到儿童心理态度的帮助和支持。完全独立于精神分析的法医学也可以提供令人惊讶的类似例子来支持这一精神分析论断。
性幻想的早熟表现以及它们的创伤效应现在被视为神经症的根源。人们由此被迫承认儿童具有比他们以前所认为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的性欲。性早熟的案例长久以来在文献中就有记载，例如，一个两岁的女孩定期来月经，或者一个3岁到5岁的男孩可以勃起，因而能够和人同房。但是这些案例都是些奇闻异事。所以，当弗洛伊德开始认为儿童不仅有一般的性欲，而且甚至还有所谓的“多态——变异”的性欲时——更不用说这还是在最彻底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人们过于轻易地接受这种轻率的假设，即所有这些只不过被暗示给患者，因而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人为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
激起的不仅是反对，而且还有强烈的愤慨。我无须指出，科学的进步不是由愤慨推动的，建立在道德义愤情感的基础上的争论或许适用于道德学家——因为那是他们应该干的事——但不适用于科学家，因为后者必须受真理而不是道德情感的引导。如果事实确如弗洛伊德所说，一切愤慨都是荒谬的；而如果不是，那么愤慨也没有任何用处。关于什么是真理的判断必须只能留待观察和研究。因为这种滥施的愤慨，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除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例外——呈现了一幅有点喜剧色彩的、描绘可怜的迟钝的画面。尽管精神分析学派不幸无法从批评者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些批评者不会费神去检查我们的实际结论；尽管由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无所知，我们不能得到任何有用的建议，然而彻底地讨论现有观点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我们学派的责任。我们的意图并不是提出与之前所有理论相矛盾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而是要为科学引入一种新的观察和发现。因而我们把从我们这方面尽可能地促成意见的一致看作自己的义务。的确，我们必须放弃与所有那些盲目地反对我们的人达成共识的企图，因为那将是浪费精力，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与所有热爱科学的人和平相处。现在，我要做的便是试图概述精神分析进一步的理论发展，直至神经症的性欲理论的出现。
正如大家在上一次演讲中所听到的，看起来是神经症的根源的早熟的性幻想的发现，迫使弗洛伊德设想一个充分发展的幼儿期性欲的存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这一观察的正确性已经受到许多人的广泛质疑，他们指出，赤裸裸的错误和偏执的幻觉误导弗洛伊德和他的整个学派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我们因而被一些人视为被一种理智的流行病攫住的人。我必须承认，对这种类型的“批评”，我无法为自己辩护。至于对其余的人，我必须评论一下科学无权从关于它的某些事实尚不存在的观念出发的说法。人们至多只能说它们看起来非常不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实和更为准确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对从精神分析方法中学不到任何可靠的东西，因为这种方法本身是荒谬的说法的回答。没有人相信伽利略的望远镜，而哥伦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发现美洲大陆的。尽管就我所知这种方法可能充满错误，但这不应该妨碍它的使用。我们过去曾经利用非常不精确的工具进行了计时和地理勘察。我们一定要将对精神分析方法的反对视为一种遁词，直到我们的反对者们开始认真面对事实。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打口水仗。
即使我们的反对者们也称癔症为一种心因性疾病。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它的心理决定机制，并且勇敢地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公开，以接受公众的批评。任何不同意我们的结论的人都有发表自己关于案例的分析的自由。就我所知，还没有人这样做，至少在欧洲学界。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们没有权利未经观察和分析就否定我们的发现。我们的反对者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癔症案例，他们的案例和我们的一样是心因性的，因此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们发现心理决定机制。这并不依赖于方法。我们的反对者们只满足于攻击和诋毁我们的研究，而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
有许多批评者则更为谨慎和公正，他们承认我们进行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察，由精神分析方法所揭示的心理关联很有可能仍然是有用的，但他们仍坚持认为我们关于它们的观念全都是错的。他们说，一定不能把一些人——主要是指我们——所声称的儿童的性幻想看作真正的性功能，它们明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因为性欲的具体特征只有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才能获得。
这一反对的平和而理性的语气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印象，值得认真对待。这种反对给了所有有创见的分析者以充分的理由去进行反思。
关于这一问题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性欲概念当中的主要困难。如果我们将性欲理解为一种充分发展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一现象局限于成年期，而没有理由去谈论幼儿的性欲。但是一旦我们以这种方式来限定我们的概念，就会面对一个新的和更大的困难。那么我们该如何为所有那些在严格意义上与性欲功能有关的生物现象——例如，怀孕、分娩、自然选择、保护后代等等——命名呢？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统统属于性欲概念，尽管我们的一位杰出的同行确实曾经说过分娩不是一种性行为。但是，如果这些东西确实归属性欲概念，那么无数的心理现象也一定要包括进来，因为我们知道惊人数量的纯粹心理功能与这一领域有关。我只需提到幻想在预备和完善性欲功能过程中所发挥的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就够了。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具有高度生物学意义的性欲概念，它在包括一系列生理现象的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心理功能。借用一个陈旧但很实用的区分，我们可以将性欲等同于物种的保存本能，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自我保存本能形成对照。
从这个角度看性欲，我们就不会再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了，即大自然高度重视的物种保存的根扎得比有局限的性欲概念所允许的要深得多。只有多少有些成熟的猫才能捉老鼠，但即使非常小的猫也至少在玩捉老鼠的游戏。幼犬充满嬉戏色彩的交媾尝试在性成熟很久之前就开始了。我们有权假设人类也不能脱离这个规律。即使表面看来我们没有在受到良好教养的儿童身上发现这类东西，但是对未开化族群的儿童的观察证明，他们同样也不能违背生物法则。实际上，物种保存的生命本能在幼儿早期就开始展现，要比它在青春期完全成熟地突然从天而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况且，生殖器官在它们未来功能最微小的迹象能够被察觉之前很久就发育了。
所以，当精神分析学派谈论“性欲”时，应当将它与这种更广义的物种保存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不应当认为我们仅仅意指这个词通常所指称的身体感觉和功能。有人也许会说，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不应当称早期幼儿的这种预备现象是“性的”。但是解剖学术语都是从成熟的体系中来的，为多少有些初级阶段的东西给出专有名称的做法并不符合惯例，上述要求肯定是不合情理的。
尽管由于弗洛伊德合乎逻辑地将性欲发展的所有阶段都用性欲这一普遍名称加以命名，我们无法在他的这种性欲术语使用中发现任何错误，然而它导致了某些在我看来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问自己，性欲的最初线索回溯到儿童期有多远？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尽管性欲从一开始就暗中存在，但是它只是在一个长期的子宫之外的生活之后才显现。弗洛伊德倾向于甚至在幼儿吮吸母亲乳房的活动中也看到一种性行为。他因为这一观点受到激烈攻击，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像弗洛伊德那样假设物种的保存本能——也就是性欲——是与自我保存本能——也就是营养功能——独立存在的，因而一直进行着独特的发展的话，那么它就是合理的。但这种思考方式在我看来在生物学上是不允许的。我们不可能将假设的生命本能的两种表现或者功能模式分开，并给其中的每一个归于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如果我们根据自己所看到的来进行判断，就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即在有机自然的整个领域，生命活动在很长时间内仅仅表现为营养和生长功能。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许多生物那里很清楚地看到这点，例如蝴蝶，它们首先作为蠋度过了一个只有营养和生长功能的无性阶段。幼儿的子宫外发育阶段以及人类的子宫内发育阶段都属于生命活动的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以一切性欲功能的缺失为特征，因此，谈论幼儿表现性欲在语词上就会自相矛盾。我们最多可以问的就是，在幼儿期的生命功能当中，是否存在着某些没有营养和生长特征，因而可以命名为性欲功能的功能。弗洛伊德指出，幼儿在吮吸时得到明显的兴奋和满足，他将这些情感机制与性欲行为的情感机制相比较。这种比较使他假设吮吸行为具有一种性欲性质。只有当有人证明一种生理需要的紧张及其通过满足得到缓解是一个性欲活动时，这样一种假设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吮吸具有这种情感机制这一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此，我们只能说这种情感机制既在营养功能中也在性欲功能中被发现。如果弗洛伊德根据情感机制的类比推论出吮吸行为具有性欲性质，那么生物学经验同样也会支持将性欲行为称为一种营养功能。这样的话两方面都越了界。非常明显，吮吸行为不能被称为性欲行为。
然而，我们知道，幼儿阶段的其他一些功能明显与营养功能无关，例如吮吸手指及其大量的变体。这里才是我们问是否这类事物属于性欲领域的地方。它们并不提供营养，但会产生快感。这点毋庸置疑，然而，是否仅仅根据类比就可以把通过吮吸得到的快感称为一种性欲快感，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它同样也可以被称为一种营养快感。这后一种归类是更适当的，因为快感的形式以及得到快感的位置完全属于营养领域。被用来吮吸的手正被以这种方式来为将来的独立的进食行为作准备。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肯定就没有人会通过断言人类生命的最初表现是性欲行为来回避问题的实质。
然而，我们刚刚所抨击的说法，即在没有任何营养目的的吮吸手指的行为中发现快感，使得我们怀疑它是否真的完全属于营养领域。我们注意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所谓的坏习惯与幼儿早期的吮吸行为密切相关，例如将手指放进嘴里、啃指甲、挖鼻孔、掏耳朵，等等。我们也看到，这些坏习惯多么容易地被转变为后来的自慰。幼儿的这些习惯是自慰或者类似行为的最初阶段，因而具有一种明显的性欲特征的结论无法被否认：它完全是合法的。我曾经看到许多在这些儿童习惯和自慰行为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相互关联的案例，如果自慰发生在儿童期晚期，青春期之前，那么它只能是幼儿坏习惯的一个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就其都是从自己的身体获取快感的行为而言，从自慰行为出发推论出其他幼儿习惯具有性欲特征看起来就是自然的和可理解的。
从这里离把幼儿的吮吸归为性欲行为只有一小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弗洛伊德迈出了这一步，而你们刚刚听到我对此进行反对。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假设同时存在着两种独立的本能，那么将非常容易。这样，吮吸乳房的行为将是一种营养行为，并且同时也是一种性欲行为，是两种本能的结合。这看起来就是弗洛伊德的想法。两种本能的明显并存，或者不如说它们以饥饿和性欲冲动形式的表现，在成人的生活中也被发现。但是在幼儿阶段我们仅仅发现了营养功能，辅以快感和满足作为奖赏。只有通过一个循环论证才能讨论它的性欲特征，因为事实表明，吮吸行为而不是性欲功能最早给予了快感。获取快感绝不能被等同于性欲。如果我们认为这两种本能同时存在于幼儿那里，那么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是将从成人心理那里得到的观察结果投射到儿童心灵中。这两种本能的并存或者独立显示并没有在幼儿那里发现，因为其中的一个本能系统根本就没有发育，或者尚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如果我们采用追求快感就是与性欲有关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自相矛盾地说饥饿是一种性欲冲动，因为它也通过满足寻求快感。但是如果这样玩弄概念的话，我们就应当被迫允许我们的对手将有关饥饿的术语运用到性欲上。这种片面性在科学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指责：相反，我们必须庆幸，世间有这样勇气十足地表现极端性和片面性的人。我们应当将自己的发现归功于他们。遗憾的是，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为自己的片面性辩护。科学理论不过是关于事物可能会如何如何的一些意见。
两种本能系统的并存是一种将使问题变得更加容易的假设，但遗憾的是，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观察到的事实相违背，并且如果深究的话会导致站不住脚的结论。
在尝试解决这个矛盾之前，我必须再说一说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以及它所经历的变化。正如我在前面所解释的，明显具有创伤效应的儿童期性幻想行为的发现导致这样一个假设，即与先前所有观点相反，儿童必然具有几乎完全发展的性欲，甚至是多态-变异性欲。它的性欲看起来并不集中于生殖机能和其他性本能，而是占据儿童自己的身体，因此它也被称为自体性行为。如果它的性兴趣向外朝向另外一个人，对儿童而言这个人的性别是什么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儿童可以很容易具有“同性性欲”。代替不存在的、被局限化的性功能的，是大量所谓的坏习惯，根据这一观点，后者表现为性变异行为，因为它们与后来的性变异非常相似。
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结果，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性欲，就被分解为多个独立的冲动；并且由于人们不言自明地假设性欲起源于生殖器，弗洛伊德就提出了“性欲发生区”概念，他借此指的是口、皮肤、肛门，等等。
“性欲发生区”这个术语使我们想起了“痉挛发生区”。不管怎样，潜在的观念是一样的：正如痉挛发生区是痉挛起源的地方，性欲发生区是性欲之流的发源地。在将生殖器作为性欲的解剖学起源的说明模式基础上，性欲发生区就将不得不被设想为性欲所从出的大量的生殖器官。这一状况就是儿童的多态-变异性欲。由于与后来的性变异行为——可以这样说，它们仅仅是幼儿早期某些“性变异”兴趣的一个新版本——极为相似，“性变异”这个术语显得理由很充分。它们经常与一种或另外一种性欲发生区相关，并且引发非常具有儿童特征的那些性畸形。
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正常的、“单态的”性欲由几种性欲成分构成。首先，它分为同性性欲和异性性欲成分，其次是自体性行为成分，再次是各种性欲发生区。这种说法可以与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之前的物理学的状况相比，当时只存在着相互独立的领域的现象，其中的每一个都被认为具有一些基本性质，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并没有被恰当地理解。能量守恒定律为各种力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秩序，与此同时抛弃了那些力具有一个绝对和基本的特性的观念，并使它们成为同一能量的各种表现。同样的事情也必须发生在将性欲分解为儿童期的多态-变异性欲的做法中。
经验迫使我们假定单个成分之间存在着一个经常的转换。例如，人们越来越认为，性变异的存在是以正常的性欲为代价的，一种形式的性欲的应用的增加必然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性欲的应用的减少。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曾经度过一段为期几年的同性恋阶段，在此期间他对女孩没有任何兴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在他快到20岁时逐渐发生变化，他的性取向变得越来越正常。他开始对女孩感兴趣，并且很快克服了同性恋的残余。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时间，他有很多成功的性事。然后，他打算结婚了。但这时，他遭遇了一个严重的挫折，他所爱慕的女孩抛弃了他。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他放弃了一切结婚的念头。在此之后，他厌恶所有女性，并且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又成为了同性恋，因为年轻男性再次使他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
如果我们认为性欲是由一种固着的异性性欲和一种固着的同性性欲成分所构成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解释这个案例，因为固着成分的假设杜绝了任何形式的转换。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案例，我们必须假设性欲成分具有很大的可动性，甚至于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即一种成分几乎完全消失，而另一种成分占据了前台。如果除了位置的改变外什么也没有发生，致使同性性欲成分丧失了全部力量，进入无意识，把意识领域留给异性性欲成分，那么现代科学知识就将导致我们推论在无意识领域也会出现等价效应。我们必须将这些效应看作是对异性性欲成分的活动的抵制，也就是说，对女性的抵制。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案例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尽管有此类影响的一些隐约的痕迹存在，但它们的强度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同先前的同性性欲成分的强度相比。
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被认为如此固着的同性性欲成分如何能够消失，而不留下任何活动的痕迹，仍然是不可理解的。〈进一步说，很难设想这些转换是如何进行的。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了为后来正常的同性性欲做准备，在青春期以一种固定的和确定的形式穿过同性性欲阶段的发展过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如何解释一个渐进发展的结果，也就是与器官的成熟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现象，突然又因为受到一个印象的影响而完全被破坏，从而给一个先前的阶段让出位置？或者，如果这两种主动成分是同时并存的，那么为什么只有其中的一个起作用，而另一个则不然？有人也许会反驳说，男性的同性性欲成分实际上很容易在一个特定的刺激——也就是对其他男性的一个特殊敏感——当中表现自己。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我们在当今社会发现如此多例子的这一独特行为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我们和女性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干扰，也就是对她们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依赖。这将构成被同性性欲关系当中的“减”所抵消的“加”（当然，这并不是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人的个性的幼儿状态）〉。
因此，为这样一个情景的转变给出充分的解释，就极为必要了。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动力性假设，因为只能把这些性欲的转换看作动力的或者能量的过程。如果没有动力关系中的一个交替，我无法设想一种功能模式如何能够就这样地消失。弗洛伊德的理论考虑到这种必要性。他的关于独立的功能模式的成分的概念开始被弱化，最初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中更为明显，并最终完全被一个能量概念所取代。他为这一概念所选择的术语是力比多（libido）。
弗洛伊德已经在他的《性欲三论》中引入了力比多概念，他在那里是这样说的：
在人类和动物那里存在着性需要的事实，在生物学中用“性本能”这个假设来表达，它与营养本能——也就是饥饿——相类比。在日常语言中并没有“饥饿”这个词的对应物，但是科学用“力比多”这个词来与之相对应。
在弗洛伊德的定义中，力比多这个术语专指性需要，因此弗洛伊德用力比多所意指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理解为性需要或者性欲望。在医学中，力比多这个术语肯定是被用来指性欲望，尤其是性淫荡。但是这个词在西塞罗（Cicero）和萨卢斯特（Sallust）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的经典用法并不是这么排他的，在那里，这个词是在强烈的欲望
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我在这里指出这一事实，是因为接下来它将在我们的讨论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因为知道力比多这个术语实际上具有一个比在医学中要广泛得多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力比多这个概念——我们将试着尽可能地保留其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性欲含义——提供了我们为了解释心理情景的转换而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动力因素。这一概念使得说明正在讨论的这种现象变得容易得多。我们不再使用令人费解的同性性欲成分与异性性欲成分的更换这样的说法，我们现在可以说，力比多从它的同性性欲的运用中被逐渐撤离，并且以同样的数量转移到异性性欲的运用中了。在这个过程中，同性性欲成分几乎完全消失。它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可能性，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外行非常有理由否认其存在，就好像他们否认自己是一个谋杀者的可能性一样。力比多概念还帮助我们解释各种性欲功能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原初那些繁复的性欲成分的概念，这些繁复的性欲成分概念浸染了太多陈旧的心灵官能的哲学观念。它们的位置被力比多所占据，它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应用。先前的“成分”只提供了可能的活动模式。力比多概念就代替了分散的性欲概念，这种分散的性欲概念一个动力整体分散到很多根源之中了。缺少力比多这个概念，这些一度非常重要的成分就除了潜在的活动外什么都不是。这一概念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它为心理学实现了能量概念被引入物理学时所取得的同样的进步。正如能量守恒定律剥夺了各种力的基本特性并使得它们成为单一能量的不同表现，力比多理论剥夺了各种性欲成分作为心灵“官能”的基本意义并给予它们一个单纯的现象学价值。
这种观点是一个比成分理论好得多的对现实的反思。有了力比多理论，我们就能很容易地解释前面引用的那个年轻人的例子。他在想结婚的时刻所遭遇的挫折驱使他的力比多离开其在异性性欲模式的应用，结果便是它又采用了同性性欲的形式，从而重新诱发同性恋。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与能量守恒定律的类比非常贴切。在这两种情况中，当看到一部分能量消失时，人们都必须要问，这些能量同时在哪里再次出现了？如果将这种观点作为一个解释原则运用到人类的心理行为中，那么我们将取得最惊人的发现。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个体的心理发展的最异质的阶段都在一种能量关系中相互关联。每当我们遇见一个“有古怪想法”、病态的信念或者某种极端态度的人，就知道有太多的力比多了，而多出来的这些力比多一定是从另外某个地方来的，因而后者的力比多就过少。从这个角度看，精神分析就是一种帮助我们发现力比多过少的那些地方或者功能，并且恢复平衡的方法。这样，一个神经症的症状就必然可以被看作注入过多力比多的夸张功能。
被用于这个目的的能量是从其他某个地方取走的，精神分析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被取走能量或者能量从未被运用的地方。
在主要以力比多缺乏为特征的案例——例如情感淡漠状态——中，问题必须反过来看。在这里我们就要问，力比多哪儿去了？患者给我们的印象是没有力比多，许多医生根据外表对此进行判断。这些医生的思维方式很原始，就好像一个看到日食的野蛮人相信太阳被吞掉或者杀掉了。而太阳仅仅是被掩盖了，这些患者的情形也一样。力比多就在那里，但是患者本人看不见也摸不着。从表面看来，这里有一个力比多的缺乏。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去找出力比多存在于其中，并且患者本人无法抵达的被掩盖的地方。这个被掩盖的地方就是“非-意识”，我们也可以称它“无意识”，而不赋予其以任何神秘的含义。
精神分析教导我们，存在着非-意识的心理系统，借用与有意识的幻想的类比，它可以被描绘为无意识的幻想系统。在神经症的情感淡漠状态中，这些无意识幻想系统就是力比多的对象。我们完全注意到，当我们在谈及无意识的幻想系统时，仅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谈。我们只是用它来意指我们承认意识之外的精神存在概念，以作为一个必要的假设。我们可以借用日常的说法说，经验教导我们，存在着对力比多经济有着可觉察的影响的非-意识的精神活动。每一个精神病学家都知道的那些案例——在其中，相对突然的事件使得一个复杂的妄想体系破灭——证明，必然存在奠定基础的无意识的精神发展，因为我们无法设想这些事物的形成就像它们进入意识那样突然。
为了指出在讨论与力比多注入地点的变化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必须不仅仅要依赖意识，而且还要依赖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力比多有时候消失于其中的无意识，我已经使自己离题讨论了无意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关于因采用力比多理论而带来的进一步的结果的讨论。
弗洛伊德教导我们，并且我们也在日常的精神分析实践中看到，在儿童期的早期，作为后来正常性欲的替代，存在着在后来的生活中被称作“性变异”的许多倾向的苗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有权将一个性欲术语运用到这些倾向上。通过力比多概念的引入，我们看到，在成人那里，看起来是正常性欲的源头和起源的那些基本成分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性，并被削弱为单纯的潜能。可以这么说，它们的运行原则，它们的生命力，就是力比多。没有力比多，这些成分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弗洛伊德使得力比多具有一个明白无误的性欲内涵，也就是类似“性需要”的某种东西。人们通常假设，这个意义上的力比多只在青春期才开始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儿童具有多态-变异性欲，并且力比多激活不只一种而是几种性变异这个事实呢？如果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力比多只在青春期才开始存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幼儿早期的性变异——除非将它们看作是与成分理论相一致的“心灵官能”。除了会导致的理论混乱之外，我们还将犯违背方法论公理——即“解释原则不能增加到超出必要的程度”——的错误。
除了假设青春期之前和之后的是同样的力比多，别无他法。这样，幼儿的性变异就以与成人的性变异完全一样的方式产生。常识会反对这一点，因为很明显，儿童的性需要不可能与性成熟的人的性需要一样。然而，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妥协，并且接受弗洛伊德的说法，即尽管青春期之前和之后的力比多是相同的，但它们的强度是不同的。代替青春期之后强烈的性需要的是，在儿童期将只有一个微弱的性需要，它在强度上逐渐减弱，直到在大约第一年的时候只剩下一点痕迹。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宣称自己赞同这点。但是我们也应该不得不假设，我们在前面的演讲中讨论的广义性欲领域所涵盖的一切东西已经以微缩的形式呈现——包括所有那些精神性欲的情感表现，比如说情感需要、嫉妒，以及许多其他的情感现象——而绝不有损儿童期的神经症。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儿童的这些情感现象根本就没有给人以“微缩”的印象，相反，它们在强度上可以与一个成人的相匹敌。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儿童期的性变异显示往往比成人的更醒目，甚至看起来发展得更完全。在一个表现出类似状态的完全发展的性变异的成人那里，我们可以正确地期待正常的性欲和生物适应的其他许多重要功能的完全消失，就像通常在儿童那里所发生的一样。当一个成人的力比多没有被用于正常功能，我们就可以称他是变异的，对一个儿童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这样说：因为他尚且不知道正常的性欲功能为何物，所以是多态-变异的。
这些考虑暗示，也许力比多的数量一直是同样的，在性成熟期并未发生大量增加。很清楚，这个有些大胆的假设主要依靠能量守恒定律，根据后者，能量的数量保持不变。可以设想，只有当幼儿的力比多的辅助应用逐渐释放到一个确定的性通道并且湮灭于其中时，才达到了成熟的顶峰。目前，我们必须满足于接受这些暗示，因为接下来，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关于幼儿力比多的本性的一个批评。
我们的许多批评者不承认，幼儿力比多只是在强度上稍逊，而在本质上与成人力比多具有相同性质。成人的力比多冲动与生殖器功能相关联，儿童的则不然，或者只有一些例外的案例中才如此，这就产生了一个差别，其重要性我们一定不要低估。在我看来，这一反驳是正当的。在未成熟和充分发展的功能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差别，就好像在玩笑和认真之间，在用空包弹射击和用真枪实弹射击之间的差别一样。这将给幼儿力比多以常识所要求的无可争辩的无害特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用空包弹射击也是射击。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观念，即性欲真的存在，即使在青春期之前，一直回溯到儿童期早期，我们没有理由不称这种未成熟的性欲的种种表现是性的。
这自然没有使下述反对失效，即承认幼儿期性欲以我们描绘的形式存在，然而质疑弗洛伊德把像吮吸这样的早期幼儿现象定义为“性的”权利。我们已经讨论了可能诱使弗洛伊德过度使用性欲术语的原因。我们也提到，吮吸行为如何同样可以从营养功能的角度来设想，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实际上这种推论比弗洛伊德的观点具有更多的正当性。有人也许会反对说，这些以及类似的口欲区活动以无可置疑的性欲的面相在后来的生活中再次出现。这仅仅意味着这些活动可以在后来被用于性欲目的，但不能证明它们原来的性欲特征。因此我必须承认，我不能找到从性欲角度看待幼儿期产生快感的行为的依据，反而找到了相反的依据。在我看来——只要我还能够正确地判断这些困难的问题——从性欲的角度看，有必要将人类的生命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生命的最初几年，我称这一时期为前性欲阶段（presexualstage）。
它对应于蝴蝶的幼虫阶段，它以几乎只有营养和生长功能为特征。
第二阶段包括儿童期的后面几年直至青春期，可以称为前青春期阶段（prepubertal stage）。性欲的形成就发生在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青春期往后的成年期，可以称之为成熟期（maturity）。
最大的困难在于为前性欲阶段划定界限，我想这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得承认，关于这一问题我心里很没底。我回顾我本人关于儿童的精神分析经验——不幸的是，数量还不够多——同时参考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观察，在我看来这一阶段的界限在3～5岁，当然，因人而异。这个年龄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儿童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助的幼儿，大量重要的心理功能已经得到可靠的控制。从这个时期起，幼儿记忆缺失或者意识的间断的深深的黑暗，开始被记忆的时常延续所照亮。在这一阶段，看起来就仿佛已经向新的人格的解放和集中迈出了本质的一步。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完全可以被冠以性欲之称的兴趣和活动的最初信号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这些信号仍然具有幼儿的无害和幼稚特征。
我想我已经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性欲术语不能被应用于前性欲阶段，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刚刚获致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他问题。大家一定还记得，我们抛弃了儿童期力比多减少的问题，因为以这种方式不可能得出任何清晰的结论。我们现在重新捡起这个问题，即使仅仅为了看一看能量概念是否适合我们当前的阐述。
我们看到，根据弗洛伊德，幼儿期性欲和成熟性欲之间的差别可以通过儿童期性欲强度的减弱来说明。但是我们还有它看起来可疑的进一步的理由，即除了性欲这个例外，儿童的生命活动在强度上并不比成人的低。我们会说，不考虑性欲，情感现象和神经症候——如果有的话——完全与成人的一样强烈。而根据能量守恒的观点，它们都是力比多的表现。因此，很难相信力比多的强度能够在成熟的性欲和未成熟的性欲之间进行区分。倒不如说，其中的区别是以力比多的分布（如果这种表达是允许的）的变化为条件的。与它的医学定义相对照，与局部的性欲功能相比，儿童的力比多更多地被心理和生理性质的次级功能所占用。正因为如此，人们禁不住要从术语“力比多”中取消“性欲”这个谓语，并且删除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中给出的力比多那充满性欲内容的定义。当我们自问，在其生命的最初几年——也就是前性欲阶段——的儿童的快乐和悲伤是否惟独由性欲力比多所决定时，这种必要性就变得真的非常紧迫了。
弗洛伊德宣称自己赞赏这个建议。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迫使我预设一个前性欲阶段的理由。幼虫阶段具有营养力比多而不是性欲力比多，如果我们要保留力比多理论提供给我们的能量观点，就不得不这样说。我认为，我们除了抛弃力比多的性欲概念外别无他法，否则我们将失去力比多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量观点。很长时间以来，给与力比多概念以喘息的机会并且为它去除性欲定义的狭隘限制的需要，一直在逼迫着精神分析学派。有人不遗余力地坚持，性欲不是取其字面意义而是有更广的含义，然而究竟如何能够如此仍然是不清楚的，因而无法应对严厉的批评。
如果我不是在力比多概念的性欲定义而是在它的能量观点——多亏了它，我们才拥有了极富价值的探索原则——中看到了真正的价值，我并不是在误入歧途。我们还要感谢能量观点使我们有了动力概念和相互关联，在心灵世界的混沌中，它们对我们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们不理会那些指控我们的力比多理论是神秘主义和难以理解的批评者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我们相信自己可以使性欲力比多（libido sexualis）成为心灵生活的能量概念的工具，就是在欺骗自己；如果弗洛伊德派的许多人仍然相信他们拥有一个清楚明白和（这么说吧）具体的力比多概念，那么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概念已在远远超越任何性欲定义界限的意义上被使用。因此，当那些批评者反对说力比多理论假装自己解释了并不真正属于它的范围内的事物，他们是正确的。这真的会造成我们是在处理一个神秘实体的印象。
在我的《力比多的变形与象征》（
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这本书中，我试图提供这些越界行为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一个只考虑能量观点的一个新的力比多概念的需要。弗洛伊德本人被迫承认，当他试着一致地将能量观点运用到一个著名的早发性痴呆案例——所谓的薛伯（Schreber）案例
——时，他原来的力比多概念可能有点过于狭隘了。这一案例主要与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众所周知的问题有关，即丧失对现实的适应，一个奇特的现象就在于这些患者构建他们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幻想世界的独特倾向，同时为此目的放弃了他们对现实的适应。
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情感交流的缺失——想必大家都已经很了解，因为这是现实功能的一个明显干扰。凭借对这些患者大量的精神分析工作，我们确定，这种对现实适应的缺乏被逐渐增加的幻觉创造所补偿，以至于对患者而言梦的世界变得比外在现实更为真实。薛伯在他关于“世界的末日”的妄想中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描绘。于是，他以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式描述了现实的丧失。动力学的解释非常简单：力比多越来越多地从外在世界撤退到幻想的内在世界，并且在那里不得不创造——作为丧失的世界的一个替代品——一个所谓的现实的等价物。这么说吧，这个替代品是被一点一点地建成的，看一看这个内在世界是用什么心理材料构建的非常有趣。
用这种方式看待力比多的转移，是建立在这个术语的日常使用的基础上的，其原初的、纯粹性欲的含义很少被提及。在现实实践中，我们就是那么谈论力比多，而它是在如此平淡无奇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以至于克拉帕瑞德（Claparède）曾对我说，人们可以同样地使用“兴趣”这个词。这个术语的惯常使用已经非常自然和自发地发展成为一个惯用法，它使得简单地用力比多的撤离解释薛伯的世界末日的说法成为可能。在此之际，弗洛伊德想起了他的力比多原初的性欲定义，并且试图与在此期间悄然发生的意义的变化相妥协。在关于薛伯的论文中，他问自己，精神分析学派称为力比多和设想为“来自于情欲源泉的兴趣”的东西是否与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相一致。大家看，一旦以这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弗洛伊德设问的问题，克拉帕瑞德已经在实践中回答了。
弗洛伊德于是开始讨论精神分裂症中的现实丧失——我在我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
中也将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是否完全由于情欲兴趣的撤离，或者是否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兴趣相一致。事实是，在许多案例中，现实完全消失，以至于在这些患者那里不能发现任何心理适应的迹象（在这些状态中，现实被情结内容所取代）。因此我们被迫承认，不仅情欲兴趣而且所有一切兴趣都丧失了，与此相伴随的还有整个对现实的适应。
早些时候，在我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我试图通过使用“心理能量”这个措辞来避开这个困难，因为我不能将早发性痴呆理论建立在用性欲定义的力比多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我的经验——在那时主要是与精神病有关——不允许我同情这后一种理论：只是在后来——多亏我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领域积累的经验——我才开始意识到它关于神经症方面的部分正确性。可以肯定，在性欲意义上的力比多的非正常转移，确实在这些疾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尽管具有特征性的性欲力比多的压抑的确发生在这些神经症中，早发性痴呆如此典型的现实的丧失却从未发生。在早发性痴呆中，现实功能的丧失如此剧烈，它必定伴有其他本能力量的丧失，后者的性欲特征必须被坚决否认，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张现实感是一个性功能。此外，果真如此的话，情欲兴趣在神经症中的撤离将必然意味着一个现实的丧失，这种丧失与早发性痴呆中发生的现实性丧失相似。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事实并非如此。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关于薛伯的案例的著作中指出的——是性欲力比多的内向性导致自我的投入，可以想像，这很可能产生了现实丧失的效果。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解释丧失的心理学非常具有诱惑性。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检查能够从性欲力比多的撤离和内向性中产生的各种事物时，我们开始发现，尽管它可以产生禁欲的隐修者心理，但不能产生早发性痴呆。隐修者的整个意图是断绝一切性欲兴趣的痕迹，而这并不能被断定为早发性痴呆。
〉
这些事实使得我不可能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应用到早发性痴呆中。我还有一个看法，即根据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概念，亚伯拉罕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
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亚伯拉罕的信念——偏执狂系统或精神分裂症综合征由性欲力比多从外在世界撤离所产生——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能被确证。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清楚地表明的——单纯的力比多内向或者压抑总是导致一个神经症，而非早发性痴呆。在我看来，简单地将力比多理论移植到早发性痴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疾病表现出现实感的丧失，而这不能仅仅通过情欲兴趣的丧失来解释。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的前言中所采取的对无所不在的性欲的保留态度——尽管我认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心理机制——受到当时的力比多理论的立场的左右。它的性欲定义不允许我仅只根据一个性欲力比多理论解释功能干扰，后者就像影响性冲动的不定领域那样，也影响饥饿冲动的不定领域。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很长时间在我看来不能被运用于早发性痴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注意到我的力比多概念慢慢发生变化。取代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中所下的描述性定义，逐渐形成了一个力比多发生的定义，它使我能够用“力比多”替换“心理能量”这个措辞。我不得不告诉自己：如果现实功能如今只在很小的程度上由性欲力比多组成，而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由其他的本能力量组成，那么考虑是否——用种系发生的说法——现实功能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来源于性欲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个迂回的方法。
大致浏览一下进化史就可以看到，大量复杂的功能，如今必定被否认一切性欲的痕迹，在起源上只是繁殖本能的萌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动物王国由低向高的进化过程中，繁殖策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受精机会必需大量的配子，但是为了保证受精的成功和有效地保护幼崽，配子逐渐减少。卵细胞和精子生产数量的降低，为转向异性吸引和保护后代机制解放了大量的能量。于是我们在动物那里发现了艺术冲动的最初迹象，但是这从属于繁殖本能并且局限于生育季节。这些生物现象的原初的性欲特征随着它们固着在某个器官上或者获得功能的独立而逐渐消失。尽管音乐从根源上毫无疑问属于繁殖领域，但是将音乐和性归于同一范畴就是一个不正当和荒唐的归纳了。这种使用术语的方法相当于因为科隆大教堂主要是由石头构成的而在一本矿物学教科书中讨论它。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谈论了作为繁殖和物种保存的本能的力比多，并且一直停留在这样一种观点的限度内，即以与物种保存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相对照同样的方式将力比多与饥饿相对照。当然，这种人为的区分在自然界并不存在。在那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持续的生命驱动，一个求生意志，它通过个体的保存寻求整个物种的延续。到此为止，鉴于从外部感知的一个活动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内在的意志或者欲望的表现，我们的力比多概念与叔本华（Schopenhauer）的意志相一致。一旦我们得出这一大胆的猜测，即原本被用于生产卵子和精子的力比多现在在像筑巢这样的功能当中被固定地肌体化，并且不再用于其他用途，我们就被迫将饥饿以及所有奋争和欲望包括进这一概念。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在原则上在筑巢的欲望和食欲之间进行区分。
我想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讨论将我们引向何处。我们是在始终贯彻能量观点，将行为的能量模式作为纯粹的形式功能来对待。就好像陈旧的科学总是在谈论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这种过时的观点被能量守恒定律所取代，在心理学领域也一样，我们力图用一种被设想为是同质的能量取代协调的心理官能的相互作用。由此，我们注意到那种被证明是正当的批评，即精神分析学派是在运用一个神秘的力比多概念。
由于这个原因，我必须驱散整个精神分析学派拥有一个清楚理解和具体的力比多概念这一错觉。我认为，我们所运用的力比多概念不仅不是具体和已知的，而且是一个完全的X，是一个纯粹的假设，一个模式或者筹码，不比物理世界所知的能量有更多具体的认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对正当界限的粗暴侵犯，当我们试图将协调一致的种种力归于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力时，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我们永远不能根据光学理论来解释固体力学或者电磁现象，因为力和电磁不是光。此外，严格说来，并非物理学的一种力转变成另外一种力，而是能量改变了它的外在形式。力是现象的表现，在它们彼此之间关系之下的是假设的能量观念，当然，它完全是心理的产物，与所谓的客观现实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力图使力比多理论达到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概念成就。我们恢复力比多概念以本来的面貌，也就是一个纯粹能量的力比多，以便于我们能够根据能量设想生命活动，并且利用绝对等价物的关系取代那旧有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如果被扣上了生机论的帽子，我们也应该不为所动。我们就像远离任何其他的形而上学断言一样，远离对某一特定生命力的任何信念。力比多只是被用来作为在生命活动中表现自己，并且被主观感知为意图和欲望的能量的名称。几乎没有必要来为这种观点作辩护。它使我们与力图从能量角度理解现象世界的一个强大的观念之流保持一致。只要说我们所感知的一切只能被理解为力的一个效应就足够了。
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我们看到欲望——力比多——呈现着最为多样的形式。在儿童期早期，它最初完全以成长身体的营养本能的形式显现。随着身体的发育，接连为力比多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一个决定性和极端重要的活动领域就是性欲，它的开始显现与营养功能密切相连（大家只需考虑一下在低级动植物那里营养因素对繁殖的影响）。在性欲领域，力比多获得了一个形式，其巨大意义给了我们使用“力比多”这一模糊术语的依据。在这里，它最初以一个没有区分的、原始的力比多的形式显现，并作为导致个体当中细胞分裂、发芽等等活动的生长能量。
从这一原始的、性欲的力比多——它从一个小的有机体产生数以百万的卵细胞和精子——出发，通过对生殖力的巨大限制，发展出各种旁支，后者的功能由具体分化的力比多来维持。这一被分化的力比多现在通过被剥夺其生产卵子和精子的原初功能，并且再没有任何恢复其原初功能的可能性，而被“去性欲化”了。这样，发展的整个过程就在于，逐渐地将除了配子外什么也不生产的原始的力比多吸收到吸引异性和保护后代的次级功能当中。这一发展过程预设了一个非常不同并且复杂得多的与现实的关系，这是一个与繁殖需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真正的现实功能。换句话说，变化了的繁殖模式带来了——作为一个关联——一个相应增强的对现实的适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功能的存在完全归功于生殖的分化。我完全注意到营养功能所发挥的难以说清的巨大作用。
以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了关于最初决定现实功能的因素的一些认识。说它的推动力是一个性欲推动力，那将会犯一个根本的错误。最初，它确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性欲推动力，但即使在那时也不尽然。
将原始力比多吸收到次级功能的过程总是以“力比多注入”的形式发生的，也就是说，性欲转移了其最初的目的地，它的一部分被用于吸引异性和保护后代的机制，这些功能逐渐增加，直至种系发生的程度。性欲力比多从性欲领域向次级功能领域的这种流向，仍在继续发生（例如，马尔萨斯主义是这种自然过程在人类那里的一个继续）。每当这种活动发生而无损于个体的适应，我们就称之为“升华”；每当这一意图失败，我们就称之为“压抑”。
精神分析的描述性立场将本能——性本能是其中一种——的倍增视为部分现象，并且认为有些力比多注入非性欲本能。
发生立场则不同。它将本能的倍增视为来源于一个相对整体——力比多；它看到了部分力比多如何持续从生殖功能分离出来，将自己作为力比多流向加入新形成的功能，并最终融入其中。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正确地说，精神分裂症患者将他的力比多从外在的世界抽离，从而遭受了以幻想活动的增加为补偿的现实感的丧失。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将这种新的力比多概念加入儿童性欲理论，后者对神经症理论非常重要。我们在幼儿那里发现，力比多作为能量，作为一种生命活动，最初在营养区表现自己，在那里，在吮吸活动中，食物伴随着有节奏的运动和满足的信号被摄入。随着个体的成长和器官的发育，力比多为自己开辟了新的活动渠道。产生快感和满足感的最初的有节奏的运动模式，现在转移到其他功能区，性欲是其最终目标。相当一部分“营养力比多”不得不变成“性欲力比多”。这种转变不是在青春期非常突然地发生的，而是在儿童期逐渐形成的。为了进入性欲功能，力比多只能困难地和非常缓慢地从营养功能模式中解放自己。
就我所能判断的，在这一转变时期存在着两个不同阶段：吮吸阶段和取而代之的有节奏的活动阶段。吮吸生来属于营养功能领域，随着年龄的增长，停止了营养功能，变成一个旨在获取快感和满足而不摄取营养的有节奏的活动，它不再属于营养功能领域。这时，手作为一个辅助器官出现了。在有节奏的活动阶段——此时，离开了口欲区而转向其他区域——手作为获取快感的一个辅助器官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他的身体孔洞成为力比多兴趣的首要对象，其次是皮肤，或者它的具体部位，这是一个规律。在这些地方进行的活动——主要采取摩擦、扣、挖、拉等诸如此类的形式——遵循某种特定的节奏，并且产生快感。在这些站点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力比多继续它的漫游，直至抵达性欲区，在那里它可以为最初的自慰意图创造条件。在它的迁移过程中，力比多将营养阶段的痕迹带入了新的活动领域，这可以很好地说明在营养和性欲功能之间存在的诸多密切关联。
力比多的这种迁移发生在前性欲阶段，其独特的辨别标志就是，力比多逐渐丧失了营养本能的特征并且呈现性欲本能的特征。
所以，在这个营养阶段，我们还不能谈论一个真正的性欲力比多。
接下来，我们被迫去修正所谓的幼儿多态-变异性欲。这一时期的力比多驱动的多态，可以被解释为力比多一阶段一阶段地逐渐迁出营养功能领域，进入性欲功能领域。这样，被我们的批评者激烈抨击的“性变异”这个词可以删除，因为它给人以一种错误的印象。
当一种化学物质分解为它的元素，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元素是分解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能将不管什么元素都描述成分解的产物。性变异是一个发展的性欲被干扰的产物。但是它们决不是性欲的初始阶段，尽管在初始阶段和分解物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相似性。随着性欲的发展，它的幼儿阶段——不应该再将它们视为“变异的”，而应视为初级的或者预备性的——消解为正常性欲。力比多从它的预备位置撤离得越顺利，正常性欲的形成就越迅速和越完全。正常性欲的本质便是，所有那些尚与性无关的幼儿倾向都应该丢掉得越多越好。丢掉得越少，性欲就会变得越变异。在这里，“性变异”这个措辞完全恰当。因此，性变异中基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一个幼儿的、未充分发展的性欲状态。“多态-变异”这个表达式是从神经症心理学那里借用的，并且被逆向投射进儿童的心理，当然，把它用在那里完全不合适。
由于已经弄清了幼儿期性欲指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在第一篇演讲中开始，并且在后来又丢开不谈的关于神经症理论的讨论。我们沿着神经症理论的思路直到这一点上开始起而反对弗洛伊德的说法，即使得创伤经历具有致病效果的前定是一个与性欲有关的东西。借助我们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的思考，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性欲的前定是将如何被设想的：它是一个阻滞，是将力比多从前性欲阶段的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的一个抑制。干扰首先必须被视为一个暂时的固着：力比多在它从营养功能向性欲功能迁移的过程中在某些站点逗留了太长时间。这造成了一种不协调状态，因为预备的和（仿佛是）过时的活动在它们本应该被放弃的阶段仍然持续。这一模式可以被运用于所有的那些幼儿特征，它们在神经症中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任何有心的观察者能够忽略它们。在早发性痴呆中，幼稚病是如此醒目，以至于人们给了一个具体症状一个泄露内情的名字——hebephrenia（字面的意思是“青春期心灵”）。
然而，只是说力比多在初级阶段逗留太久，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当力比多逗留时，时间并没有静止，个体的发育正飞快地进行。生理上的成熟加大了保持幼儿活动和随着生命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随后的需要之间的不一致。这就为人格的分裂打下了基础，从而也为冲突打下了基础，后者构成神经症的真正基础。力比多越是从事延迟的活动，冲突的强度就会越大。最适于使得这一冲突表现出来的特殊经历是一个创伤或者致病的经历。
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已经表明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神经症以这种方式产生。它是一个非常符合珍妮特的观点的概念，后者把神经症归因于某种缺陷。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可以将神经症视为被阻滞的情感发展的产物，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一概念对任何倾向于有些直接地从遗传缺陷或者先天变性那里追溯神经症的起源的人来说，看起来一定是自明的。不幸的是，事情的真实状态要复杂得多。为了使大家对这些复杂性有一定的了解，我将给大家引用癔症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我希望它将向诸位表明它们在理论上是多么典型和多么至关重要。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年轻的癔症患者的案例，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她对人们可能认为会对她造成深刻印象的一个场面没有做出反应，然而却对一个非常普通的事件表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和致病的强烈反应。我们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关于创伤的病因意义的怀疑，并且更进一步地审查使创伤发挥效应的所谓的前定。审查的结果导致了刚刚提到的结论，即一个神经症的发生决不可能不是由于情感发展的阻滞。
大家现在会问，患者的情感发展是以什么方式被阻滞的？答案是，她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该世界只能被形容为具有幼儿特征。对我来说，没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对这些幻想的描述，因为，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诸位一定每天都有机会听孩子气的偏见、幻觉和神经症患者的情感要求。这些幻想的显著特征是不愿意面对严酷的现实；这里缺乏严肃，有些嬉戏的成分在里面，它有时候轻浮地假扮真正的困难，在另外的时候又小题大做，总是想些幻想的逃避现实生活的需要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马上认出儿童对现实的那种过激的心理态度，他的缺乏定位，他对不合意的责任的厌恶。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幼儿的心智，形形色色的一相情愿的幻想和幻觉就可以疯长，这就是危险产生的地方。借助这些幻觉，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陷入对世界的一个非现实的和完全不适应的境地，它迟早必然导致灾难。
如果我们沿着患者的幼儿式幻想生活回溯到最早的儿童期，我们确实会发现许多很可能为这个或那个幻想的变异提供新鲜养料的非常显著的情景，但是寻找某些致病的东西——例如她的不正常的幻想活动——可能起源于它的所谓创伤因素，将是徒劳的。存在着大量的“创伤性”情景，但它们并不存在于儿童期早期；少数被记住的儿童期早期的场景也并没有表现出创伤性，它们更像偶然的经历，一晃而过，而没有对她的幻想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最早的幻想由她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各种模糊和一知半解的印象所构成。各种各样的特别情感围绕她的父亲簇集在一起，在害怕、恐惧、反感、憎恶、爱和狂喜之间起伏不定。这一案例和其他许多癔症案例很相像，在它们当中没有能够发现创伤性病因，相反，都根源于永远地保持其幼儿特征的某一奇特的、不成熟的幻想行为。
大家会反对说，正是那个脱缰的马的场景代表了创伤，它明显是18年后的那个夜间情景的原型，当时，患者不能从马跟在她后面疾奔的路上避开，并且想跳进河里，这正符合马和马车掉下山谷的原型。从这一时刻起，她也进入了癔症的恍惚状态。但是，正如我在自己前面的演讲中试图向大家表明的，我们没有在她的幻想系统的形成中发现这种病因关联的任何迹象。尽管具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与脱缰的马有关的那个场景没有产生任何可以注意的影响就消逝了。在这个经历的后来的那些年里，也没有发现这场惊吓的任何的可辨痕迹。就好像它从未发生过。顺便插一句，也许它根本就从未发生过。没什么能够防止它仅仅是个幻想，因为在这里我只能依赖患者的陈述。
18年后，这一经历突然变得意义重大了，它的一切细节都被复制和重演。旧的理论说：先前被阻碍的情感突然强行开辟了一条通往表面的路。当我们考虑到，脱缰的马的故事甚至可能不真实时，这一假设就极不可能并且变得更加不可设想了。如果真如她所言，一个情感被深藏了许多年，然后在一个不适当的机会突然爆发，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非常可疑的是，患者总是具有通过一些久远的经历说明自己的疾病的一个明显倾向，从而巧妙地将分析者的注意从当下引向某条通向过去的错路。这条错路就是最初的精神分析理论所追随的那条。但是多亏这一错误的假设，我们拥有了对确定神经症症状的洞察，如果调查者们不是实际上受患者误导的倾向的指引而踏上了这条路，我们将永远也不会获得它。我想，只有那些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件为错误和偶然的串联的人，并且只有那些由此相信我们总是需要理性的手来指引我们的人，才能想像这条路脱离正轨，我们应当树立一个标牌禁止通行。除了对心理判断的更深洞察之外，我们还因为这一“错误”拥有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调查方法。让我们感到高兴和感激的是，弗洛伊德有勇气让自己被引入这条路。科学发展不是被这个阻碍的，而不如说是被对曾经获得的洞察的盲目固守、被权威典型的保守主义、被学者孩子气的自负和对犯错的恐惧所阻碍的。这种勇气的缺乏比诚实的错误为科学之名造成更大的伤害。关于谁对谁错的永恒争吵何时是个尽头？我们只需看一下科学的历史：曾经正确的何其多，仍旧正确的何其少！
让我们继续讨论那个案例。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如果过去的创伤不具有病因意义，那么，明显的神经症的原因显然只能到情感发展的阻滞中寻找。因此我们必须将患者关于她的癔症恍惚状态由她从马那里得到的惊吓所引起的陈述视为无效和无用的，尽管那个惊吓是她明显病情的起点。这一经历仅仅看起来是重要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一阐述对大多数其他创伤也适用。之所以说它们仅仅看起来是重要的，是因为它们为长期以来都是不正常的一个状况的表现提供了条件。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不正常的状况在于一个力比多发展的幼儿阶段的时间滞后留存。患者继续固守他们本应当在很久以前就抛弃的力比多活动形式。几乎不可能罗列出这些形式，因为它们太变化多端了。其中几乎概莫能外的最普通的一个，是以对主观愿望轻率地过高估计为特征的过度幻想活动。过度幻想活动总是力比多被错误地应用于现实的一个信号。与尽可能地被用来适应现实环境相反，它被置于幻想的应用。我们称这种状态为部分的内向，此时力比多被用来维持幻想和幻觉，而不是被用来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形。
这种情感发展的阻滞的一个通常的伴随物是父母情结。当力比多不被用于真正的适应目的的时候，它总是或多或少的是内向的。
心灵世界的实际内容由记忆——也就是来自于个体的过去的素材（除了来自现实的知觉）所构成。如果力比多部分或者全部地内向，它就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投入记忆的主要区域，其结果是，这些回忆获得了不再适当地属于它的生命力。或者几乎完全生活在过去的世界。他们与一度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很久以前就应该淡去的困难较劲。他们仍然为早就不应该具有重要性的事情感到焦虑，或者不如说是迫使自己感到焦虑。他们用（在正常情况下）一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成年人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幻想虐待和折磨自己。
在那些在幼儿阶段具有极大意义的事物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父母的人格。即使父母已经去世很长时间，并且已经丧失了——或者应当已经丧失了——全部的重要性，从那以后患者的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在场，就像他们仍然活着一样的重要。患者的爱、羡慕、阻抗、憎恨和叛逆，仍然附着于他们那被情感所变形或者被嫉妒所扭曲，并且通常与过去的事实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的肖像。正是这一事实迫使我不再去谈论“父亲”和“母亲”，而是用“无意识意象”这个术语来代替，因为这些幻想不再与真实的父亲和母亲有关，而是与他们的主观的并且通常是非常扭曲的形象有关，这些形象留下了一个影子似的，然而在患者的心里具有强有力影响的存在。
父母的无意识意象情结，也就是与父母有关的整个观念之网，为内向的力比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域。我应当顺便提一下，如果没有被注入力比多，这些情结本身只是一个影子似的存在。与在我的《词语联想研究》给出的先前的用法相一致，“情结”这个词指称一个已被注入力比多并且由它激活的观念体系。但是即使当暂时或者永远地没有被注入力比多时，这一体系仍然潜在地（in potentia）存在，随时为可能的活动做准备。
当精神分析理论仍被创伤观念所主导，并且——与这种观点相适应——倾向到过去去寻找神经症的直接原因（causa efficiens）的时候，在我们看来父母情结是——正如弗洛伊德所称的——神经症的“核心情结”（nuclearcomplex）。父母的角色看来是如此强有力的因素，所以我们倾向于将患者生活中接下来所有的并发症都怪罪到它们头上。几年前在我的“父亲在个体命运中的重要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ther in the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
这篇论文中讨论过这一点。我们再一次让自己被患者回到过去的倾向——顺着他的内向力比多的指引——牵着鼻子走。当然，这一次它不再是看起来产生致病影响的外在的、偶然的经历和事件，毋宁说它是明显来自于患者适应家庭背景状况的困难的一个心理影响。父母之间的不和睦，以及父母和儿童之间的不和谐看来尤其容易在儿童那里产生与他的个体生命之路不协调的心理事件。
在刚刚提及的那篇论文中，我引用了大量的——从关于这一主题丰富的素材当中选出——例子，它们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影响。这些明显源自父母的影响并不限于他们患有神经症的后代的无休止的反责——他们经常将自己的疾病怪罪到他们的家庭环境或者不良的抚养上面——而且甚至延伸到患者生活中的现实事件，而那里并不具有这种决定性影响。我们在儿童和原始人那里看到的生动的模仿，能够产生（尤其是那些敏感的儿童）对父母的一个特殊的内在认同，产生与他们如此相似的一个心理态度，以至于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效果甚至在细节上也很像父母的个人经历。
如果想要这方面的经验材料，我必须要求大家参考文献，但我非常乐于提醒大家，我的一位学生——埃玛·福尔斯特（Emma F
rst）博士已经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据，我已经在克拉克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推荐了她的研究。
通过对整个家庭进行联想实验，福尔斯特博士在一个家庭所有成员中确立了非常相似的反应类型。这些实验表明了，在父母和儿童之间往往存在着联想的一种无意识的一致，这只能被解释为一种强烈的模仿或者认同。这些研究结果暗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平行进化的生物倾向，它很容易解释父母和儿童的命运有时令人惊讶的相似。我们的命运是我们的心理倾向的结果，这是一个规律。
这些事实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不仅患者本人，而且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的那些理论倾向于假设神经症是父母对儿童的性格影响的结果。此外，这一假设还得到这样一些经验的支持，它们构成所有教育——也就是儿童心灵的可塑性，它通常被比作柔软的蜡——的基础，接受并保留了所有印象。我们知道，儿童期的最初印象终生与我们相伴，并且，就像不可磨灭似的，某些教育的影响可以使人们的整个一生都保持在那些界限之内。在这些情况下，在由幼儿环境的教育以及其他影响所塑造的人格和一个人自己的个体生命类型之间会爆发冲突，就毫不为奇了。这是一个所有那些提出要过一个独立的和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冲突。
由于儿童期对后来的个性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大家将很容易理解为何人们很愿意将神经症的原因直接归于幼儿环境的影响。我必须承认，我知道一些任何其他解释在我看来都更不可信的案例。确实存在这样一些父母，他们自身矛盾的本性导致他们以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以至于孩子的疾病就显得不可避免了。于是，这几乎在神经症专家那里成了一个惯例，只要有可能，就使患有神经症的儿童离开危险的家庭氛围，将他们置于更健康的影响当中，在那里，即使没有进行任何治疗，他们也比在家里成长得更好。存在着许多在儿童时期就明显患有神经症的神经症患者，因此自儿童期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被解除病患。在这些案例中，前面所总结的观点看起来大体上是令人信服的。
这种我们目前看来非常可靠的认识，被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所深化。父母-孩子关系的各个细节都进行了研究，因为正是这种关系被认为在病因学上是重要的。人们很快注意到，这些患者事实上的确部分或者全部地生活于他们的儿童期世界，尽管他们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相反，精神分析的艰巨任务是彻底地探究适应心理模式，以至于人们能够去碰幼儿误解。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惊人数量的神经症患者在还是个孩子时被宠坏。这些案例为幼稚病患者的适应心理模式提供了最好和最明显的例子。他们期待着同样的友好接纳、呵护，以及很容易到手的成功——这是父母在他们幼小时使他们习惯和适应的——开始自己的生活。即使非常有才智的患者也无法看到，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把他们的神经症和生活的混乱归因于自己一直带有幼儿的情感态度。孩子的小小世界——他的家庭环境——是大世界的原型。家庭为孩子打上的烙印越深，他在成人时在情感上就越倾向于在大世界里看到自己先前的小世界。当然，这一定不能被看作一个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相反，患者感觉到和看到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不同，并尽可能地使自己适应。也许他甚至会相信自己已完全适应，因为他或许能够在理智上理解所处的局面，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情感远远滞后于他的理智洞察。
没有必要给大家关于这一现象的具体例子了，因为我们的情感从未达到我们的洞察力的水平，这是一个日常经验。神经症患者也一样，只是强度大大地增加了。他也许会相信，除了有神经症，他是一个正常人，完全适应生活环境。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仍然——在背景当中——没有放弃某些幼儿需要，他仍然带有他永远也不能意识到的期望和幻想。他沉迷于各种自己所钟爱的幻想，他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些幻想。非常经常的情况是，它们仅仅作为情感期待、企盼、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存在。在这里，我们称它们为无意识的幻想。有时候，它们作为闪现的念头出现在意识的边缘，不料在下一时刻又消失了，所以患者无法说清自己有没有这些幻想。只是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大多数患者才学会留住和观察这些短暂易逝的念头。尽管大多数幻想一度作为闪现的念头在意识中有过片刻的停留，但是称它们是有意识的（conscious）是不行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们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幼儿幻想，它们完全是有意识的，并且能够在任何时候被再现。
无意识的幼儿幻想领域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正对象，因为看起来它为我们提供了神经症病因学的钥匙。与创伤理论完全不同，由于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理由，在这里我们被迫假设心理表现的根源要到患者的家庭史中寻找。
患者在被提问时所呈现的幻想体系大多数具有拼合性质，它们就像一篇小说或者一部戏剧那样被精心制作。尽管是被精心制作的，但它们对了解无意识只有相对较小的价值。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它们太遵守礼仪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它们已经被清除掉所有痛苦的个人细节以及所有丑陋的东西，因而变得可以摆上桌面，什么也没泄露。更具有价值和明显更有影响的幻想不是——在前面所限定的那个意义上——有意识的，因此必须被精神分析技术所抛弃。
我必须在这里处理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异议，暂不希望完全进入技术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无意识幻想仅仅是被暗示给患者的，并且只是在分析者心里存在。这一异议与那些把初学者所犯的粗浅错误强加给我们的那些人处于同等平庸的水平。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心理学经验和不懂心理学历史的才会进行这种指控。但凡对神话学有点了解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在精神分析学派所揭示的无意识幻想和神话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我们的神话学知识被暗示给患者的这种反对没有任何根据，因为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发现了幻想，并且只有在那时才熟悉了它们的神话学。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神话学是跟学医的人完全不沾边的某种东西。
由于这些幻想是无意识的，患者很自然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直接去问他们这方面的问题不会有任何效果。然而，有人一遍又一遍地说，不仅有患者，还有那些所谓的正常人：“但是如果我有这样的幻想，我当然会知道它！”但是无意识的实际上指我们不知道的某种东西。这一先天判断是纯粹的经院哲学，没有理由去支持它。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有意识才是心灵的教条之上，因为我们有日常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意识只是心理功能的一部分。当我们的意识内容出现时，它们已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我们思想从包含在我们的记忆中的素材中会聚而成，这主要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因此，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被迫假设非意识心理领域的存在，即使仅仅作为一个“否定的划界概念”，就像康德的物自体（Ding an sich）。既然我们知觉到其根源不能在意识中被找到的效应，我们就被迫允许基于假设的内容进入非-意识的领域，其假定的含义是，正是由于那些效应的根源不是有意识的，所以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无意识的这一概念不能被指控为“神秘主义”。我们并不是在假装知道或者断言关于无意识中心理要素的状态的任何肯定的东西。相反，我们以一种类比的方式为我们关于意识概念的阐述提出了象征性的概念，这一术语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其价值。
如果我们接受“原则不能增加到超出必要的程度”这一公理，这一思路就是惟一可能的思路。我们于是就像谈论意识现象那样谈论无意识的效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只能企盼”的说法受到了很大的非议。这被视为一个前所未闻的形而上学断言，就像从冯·哈特曼（von Hartmann）的《无意识哲学》（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 ）中得来的一个信条的某种东西。愤慨只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这些批评者们——不自觉地——明显地从作为一个自在存在（ens per se）的无意识的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出发，并且幼稚地将自己在认识论上未澄清的观念投射给我们。对我们来说，无意识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实体，而仅仅是一个术语，我们不允许自己提出关于它的形而上学本质的任何观念。在这点上，我可不像那些不切实际的心理学家们，他们不仅完全了解心理活动在大脑当中的位置以及精神活动的心理关联，而且可以明确断言，在意识之外除了“大脑皮层中的心理活动”什么也不存在。
这种幼稚的做法不应被强加给我们。当弗洛伊德说无意识只能意愿时，他是在用象征性术语描述那些效应，它们的根源不是意识，但是从有意识的思考的角度只能被视为与意愿相类似。此外，精神分析学派意识到，关于“意愿”是否是一个适当的类比的讨论可以随时被重新讨论。任何有更好的说法的人都将会受到欢迎。我们的对手们则不然，他们只满足于否认这些现象或者其他东西的存在，如果不得不承认某些现象，他们就有意回避所有的理论阐述。这最后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理论思考。
一旦我们成功地把自己从心灵和意识相等同的教条中解放出来，由此承认意识之外的心理活动的可能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先天地——断言或者否认关于无意识的潜在性的任何东西。精神分析学派已经被指控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作断言。在我们看来，包含在文献中丰富的，也许太丰富的案例材料提供了足够的并且不止是足够的基础，然而在我们的对手看来这还不充分。就这些基础的有效性而论，关于“充分”这个词的含义一定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精神分析学派明显要求它的阐述拥有比它的对手所要求的少得多的确切证据？
原因很简单。一位修建了一座桥并且计算了它的载重量的工程师，不再需要它的承载能力的进一步证据。但是一个心存疑虑的门外汉——对一座桥是如何建起来的或者所用的材料的强度是什么没有任何概念——关于它的承载能力将要求非常不同的证据，因为他对此没有自信。主要是我们的对手们关于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极度无知，使得他们把要求定得如此之高。其次，存在着无数的理论误解：我们不可能了解它们中的每一个，并把它们全部消除。正如我们在患者那里发现了关于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目标的新的和永远令人惊骇的误解，我们的批评者们在误解中展示了取之不尽的奇思妙想。大家可以从我们关于无意识概念的讨论中看到，何种类型的错误哲学假设可以损害我们的术语。很明显，一个认为无意识是一个绝对实体的人，一定会要求完全不同类型的证据，远远超越我们的给予能力，就像我们的对手们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得不给出不死的证据，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提供堆积如山的最繁重的证据，这与要求证明一位疟疾患者身上疟原虫的存在非常不同。形而上学的期待仍然在过分地纠缠科学思考，要求按照它们的方式来看精神分析问题。
但是，为了对我们的批评者们公平起见，我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学派自身导致了大量的误解，尽管完全出于无辜。主要的根源之一，就是盛行于理论领域的混乱。尽管令人遗憾，我们没有拿得出手的理论。如果大家能在具体事例中看到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那些巨大困难，将会理解这一点。与几乎所有那些批评者相反，弗洛伊德绝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如果有人愿意深入弗洛伊德的著作，并且试着像他那样看他的那些案例，那他就必须承认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的批评者们不愿意。正如我们被反复告知的，像弗洛伊德那样看它们是“令人厌恶和使人恶心的”。但如果一个人让自己被恶心所阻碍，他如何能够学到弗洛伊德的方法的精髓？正是由于人们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使自己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适应，把它作为一个必要的研究假定来接纳，他们才得出他是一个理论家的荒谬结论。
他们很容易地假定《性欲三论》只是一个理论，是由一个玄想的大脑所发明的，一切东西都通过暗示被放入患者的头脑。但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这使得批评者很轻松，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根本没有注意“一些案例史”，精神分析家们有意识地通过它们为自己的理论陈述提供证据，而只注意理论和对技巧的阐述。精神分析在这里没有弱点——因为精神分析本质上是经验的——尽管毫无疑问地，这里是一片广大和没有充分开垦的原野，批评者们可以在这里让自己的想法尽情驰骋。在理论领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我们在开始有幸受到我们有学问的批评者们关注之前很久就意识到了这点。
在说完这些离题话之后，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所讨论的无意识幻想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除非无意识源头的效应被观察到，并且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象征来表达，没有任何人有权断言它们的存在或者确定它们的性质。惟一的问题是，事实上是否能发现顺应这一期待的效应。精神分析学派相信它已经发现了这类效应。我马上会提首要的现象：梦。
关于它可以这样说，它作为一个由一些其彼此联结不是有意识的要素共同形成的情结结构进入意识。只是在后来，通过对梦中的单个意象进行一系列的联想，我们才表明，这些意象在某些新近过去的某些记忆中有它们的起源。我们问自己：我在哪儿看过或者听过这个？然后，通过一般的联想活动，我们才想起来，梦中的某些部分被有意识地经历过，有些是昨天的，有些则更早。到现在为止，存在着普遍一致，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已经了解很长时间了。我们的了解达到了这个程度，即梦作为多少有些难以理解的一团混乱的要素呈现自己，这些要素最初不是有意识的，只是在后来通过它们的联想才被辨认。
应当补充的是，并不是梦的所有部分都具有一个可以被辨认的性质，通过它可以推论它们的意识特征；最初，它们经常并且实际上大部分是不可辨认的。只是在后来，我们才想到自己有意识地经历过梦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仅仅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就可以将梦视为无意识源头的一个产物。
探索无意识源头的技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实际上在弗洛伊德之前很久就被每一个梦的研究者所使用。我们只需试图回想起梦的组成部分来自何方就可以了。梦的阐释的精神分析技术就建立在这一简单原则的基础之上。梦的某些部分源于我们清醒的生活，源于那些——由于它们明显不重要——陷入被遗忘的状态，并且已经快要变成明显的无意识的事件。正是这些部分是“无意识观念”的效应。对这种表达也有人提出异议。自然，我们并不像我们的批评者那样具体地——更不要说生硬地——看待事物。当然，这一表达只是有意识的象征——对此我们没有一丝怀疑。但是它作为未知的心理事实的一个符号，是完全清楚的，并且很实用。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借助与意识类比来设想无意识。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发明了一个响亮而不知所云的名字就假装理解了一个事物。
因此，精神分析的解释原则极其简单，并且长久以来就为人所知。接下来的过程沿着同样的路线逻辑地进行。如果我们真的专注于一个梦——在分析学派之外显然从未有人这样做过——就会成功地发现更多关于单个的梦的组成部分的回忆。但是对其中的一些我们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找出其回忆。这些我们必须暂时放到一边〈当我说“回忆”时，我并不是仅仅指对现实经验的记忆；我还用它指充满意义的联想和关联的重现〉。这样收集起来的回忆被称为“梦的素材”。我们根据普遍被接受的科学原则处理这些素材。如果你有有待处理的实验素材，你会比较它的各个部分，并且根据它们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在梦的解析中，你会采取同样的方式；你会寻找共同的特征，无论是形式的还是内容的。
在这么做的时候，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去掉某些偏见。我观察到，初学者总是寻找某些特定的特征，然后企图将自己的期望强加给素材。我尤其在一些同行那里注意到这点，他们出于众所周知的偏见和误解一度成为精神分析的热心的反对者。如果必须要我去分析他们，那么他们还没有获得这一方法的真髓，他们在精神分析工作中通常所犯的首要错误，就是用自己事先具有的观点粗暴地干涉素材，他们不能客观地评价这些素材，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幻想加以篡改。
一旦开始了审查梦的素材的任务，你就必须不惮于任何比较。素材通常由全然不同的意象组成，有时从中很难找出比较因素（tertium comparationis）。我必须抑制自己给出具体例子的念头，因为完全不可能在一篇演讲中讨论如此浩繁的素材。然而，我将很愿意让大家注意由兰克所写的关于“解释自身的一个梦”的一篇文章。
在那里，你将看到，为了比较的目的必须要考虑多么全面的素材。
因此，在对无意识的探索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通常的做法，即通过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它经常受到反对：为什么梦竟然有无意识内容？在我看来，这一反对简直不科学到了极点。每一个心理要素都有其独特的历史。除了我有意地意指的含义，我所说的每一个句子都有历史含义，它可能最终与它的有意识的含义截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故意自相矛盾表达自己：我并不是在说我能够解释每一个单个句子的历史含义。在具有更大和更复杂的结构的例子中，这会更容易说清。我想每个人都会很清楚，除了一首诗的明显内容以外，这首诗本身在它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方面尤其带有诗人的特征。诗人仅仅在他的诗中表达了当时的情绪，文学史家将从这首诗里面和背后看到诗人从未想到的东西。文学史家的分析对诗歌素材的分析不排除可能会悄然而入的错误，它完全可以与精神分析的方法相比。
精神分析方法可以与历史分析以及一般的综合方法相比。例如，假设我们不理解在我们今天的教堂里举行的浸礼仪式的意义。牧师告诉我们：浸礼意味着一个孩子被准许进入基督教共同体。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满意。为什么要给孩子洒上水？为了理解这一仪式，我们必须从整个仪式的历史，也就是说，从相关传统的人类的记忆中，收集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中挑选出来的一份相对的素材：
1．浸礼明显是一个入会仪式，是一个祝圣。由此，我们不得不收集任何入会仪式被保留其中的所有记忆。
2．浸礼行为是用水来进行的。为弄清这一特殊形式，我们必须收集另一系列的记忆，也就是说与使用水的仪式有关的记忆。
3．受洗的人被洒水。这样，我们不得不收集新入教者在其中被洒水、被浸水等等的所有仪式。
4．所有来自迷信活动、神话学以及民间传说等等的回忆都要收集，只要它们与浸礼活动的象征有任何类似之处。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逐渐建立了浸礼活动的一个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了浸礼活动从中得以形成的各种要素；我们进一步弄清它的原初意义，与此同时开始熟悉构成宗教的基础并帮助我们理解浸礼的多重和深邃含义的神话世界。梦的解析者对梦采取同样的方法。他收集梦的每一部分——即使最为遥远的——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并试图重建梦的心理历史和它的隐含意义。通过这种专题性的阐述，我们——就像在浸礼的分析中那样——得到了对非凡精致和充满意义的无意识决定网络的一个深刻洞察，这一洞察可以合法地同对一个我们一直以一个非常肤浅和片面的方式来看待的行为的历史的理解相比。
这段题外话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一直致力于诽谤精神分析方法的所有那些人的大量误解，我感觉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关于该方法及其在科学方法论中的地位的非常笼统的说明。我并不怀疑存在着对这一方法的肤浅的和不适当的运用。但是一个明智的批评者不应当让这点贬损方法本身，就好像一个拙劣的外科医生不应被用来诽谤一般外科的价值。我同样也不怀疑，不是所有精神分析家对梦的心理学的说明都摆脱了误解和曲解。但是这主要归因于这一事实，即正是由于他在自然科学中所受到的训练——医学工作者很难对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方法有一个理智的把握，尽管他出于直觉正确地运用了它。
我所描绘的方法就是我所采用的方法，并且为它的科学性负责。在我看来，给出关于梦的建议以及直接进行对梦的解释的尝试，是绝对错误和在科学上不可接受的。这不是一个方法论的而是一个非常武断的做法，它会由于缺乏结果而使自己失败，就像所有错误的方法一样。
如果说我曾经进行通过梦的解析来说明精神分析方法的原则的尝试的话，那是因为梦是心理内容——它的构成尚无法直接理解——最清晰的例子之一。如果有人为了挂东西而用锤子钉钉子，我们可以理解这一行为的一切细节，它是直截了当的。而对浸礼行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成问题的。我们称这些其意义和目的并非直截了当的行为是象征行为，或者象征。在这个理由的基础上，我们称梦是象征的，因为它是一个其起源、意义、目的的模糊的心理产物，并且从而是无意识情意丛的最纯粹的产物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恰当地所说的，梦是通往无意识的跨越地区之路。
除了梦，无意识情意丛还有许多产物。在联想实验中，我们拥有一个精确确定无意识的影响的方法。在干扰中我们看到我称之为“情结指示”的这些效应。联想测试为实验主体所设立的任务极其简单，甚至儿童也能毫无困难地完成。尽管如此，更令人惊讶的是，有如此多的有意行为的干扰应当被记录。可以被恒常地表明构成这些干扰的原因的惟一的东西，部分是意识的，部分是情结所引发的无意识情意丛。在大多数案例中，可以毫无困难地显示这些干扰与具有情感色彩的情结之间的关联。但是为了解释这一关联，我们必须经常地求助于精神分析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问患者，他可以为被干扰的反应给出何种联想。
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了可以将我们的判断建立其上的历史素材。有人曾经反对说，这样患者就会说他想说的无论什么东西——换句话说，任何老一套的废话。我相信这一反对是建立在这一无意识的假定的基础上的，即为自己的专题收集素材的历史学家都是傻瓜，不能将真正的相似与貌似的相似以及可靠的报道与粗鲁的弄虚作假区分开。在他们的处理过程中，专业人士有办法肯定地避开拙劣的错误，而对更微妙的则持存疑的态度。对任何理解精神分析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看出哪里具有连贯性并且哪里没有，并不十分困难。另外，首先，骗人的陈述对骗人的那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其次它们很容易被辨别出是骗人的。
〈然而，还有另一个反对有待考虑，它更值得一提。人们可以问自己，是否后来产生的回忆真的是梦的基础。假设在傍晚，我读了关于一场战争的有趣说明，并在夜里梦到了巴尔干战争，然后在分析中通过联想记起了战争说明中的某些细节，即使最苛刻的批评者也将会公正地假定我的回顾联想是正确和真实的。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这是关于梦的起源的最牢不可破的假设之一。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将这一研究假设一贯地应用到与梦的所有其他部分相联系的所有剩余的联想。最终，我们只需说梦的某个要素与某个联想相联，因此与它有点关系，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关联。一位著名的批评者曾经评论说，借助精神分析解释，人们甚至可以将一个黄瓜与大象相联，这位杰出人物正是通过“黄瓜”与“大象”相联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这两个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在他的心里具有一个联想关联。一个人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和睿智的判断力才能宣称人类心灵产生完全无意义的联想。在这个例子中，只需稍微想想就可以理解该联想的意义。〉
在联想实验中，我们可以弄清正是通过情结的干预而从无意识中解放出来的那些极其强烈的效应。实验中的疏漏和差错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犯错误的原型，其中的大部分必须归因于情结的干预。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中收集了这种素材。它包括那些所谓的症状性行为——从另外一个观点看它们也可以被称为“象征行为”——和像记忆偏差、口误等等的现实的疏漏。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无意识情意丛的效应，从而为无意识领域开启了一扇扇大门。当它们逐渐累积时，我们就称它们为神经症，根据这种观点，后者看起来像一个机能障碍，并且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无意识情意丛的效应。
这样，联想实验就经常地是直接开启无意识的一种方法——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获取错误反应的广泛选择的一个技术——并进而可以被用来通过精神分析探索无意识。至少，这是它目前最可靠的运用形式。然而，很可能它将提供其他——尤其是有价值的——的事实，使我们一窥无意识的堂奥，但是我尚未充分考虑这一问题，所以谈论它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我介绍了我们的方法之后，大家可能已经对它的科学特征有了更多的信心，并将倾向于同意，被精神分析研究所揭示的幻想并非仅仅是精神分析家的武断的猜测和错觉。也许，你甚至会愿意耐心地听无意识幻想的这些产物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就它们是意识的而言，成人的幻想极其多变并且具有最强烈的个性色彩。因此不可能对它们给出普遍的描述。但是当我们通过分析进入无意识幻想的世界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幻想素材确实非常多样，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在意识领域那样找到那么多的个体特性。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更为典型的素材，它们频繁地在不同个体那里以类似的形式重复出现。不断地在这些幻想里出现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它们是在宗教和神话中被发现的那些观念的变异。这一事实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些幻想里发现了宗教和神话观念的先驱。
为了给大家充分的例证，我将不得不进行更详细的论述。要了解这些问题，我必须向大家推荐我的《转化的象征》（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这本书。在这里，我只需提到，基督教-牺牲的核心象征在无意识幻想里面扮演重要角色。威尼斯学派知道这一现象，并给它起了个难以理解的名字——“阉割情结”。该术语的这一有悖常理的使用源于威尼斯学派对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性欲问题的独特看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里对牺牲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必须满足于只给大家一个顺带的推荐，并将继续讨论无意识幻想的起源。
在儿童的无意识里——仿佛与他们周围环境相称——幻想要简单得多。多亏精神分析学派一致的努力，我们发现儿童期最常见的幻想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看起来也是最不可能适合的一个。我们都知道，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在于他的弑父娶母。这一成人生活的悲剧冲突看起来跟儿童的心灵相去甚远，儿童会遭受这种冲突在外行看来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比较因素（tertium comparationis）就在于俄狄浦斯的命运被牢牢地限制在他的父母身上。这种限制是儿童所特有的，因为成年人的命运并不限于他的父母。在那个程度上，俄狄浦斯是幼儿冲突放大到成人比例的典型。“俄狄浦斯”这个术语自然不是指按照其成人形式设想这一冲突，而是以一个适合儿童期的缩小的程度设想的。实际上，它的含义是指，儿童对爱的需求朝向它的母亲或者父亲，当达到这种程度，即这些需求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强度，以至于被选择的对象被充满妒意地保护时，我们就可以谈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这种弱化的和程度上减小的俄狄浦斯情结，不应当被理解为情感总量的减小，而应被理解为标示了儿童特有的更小份的性欲情感。为了弥补这点，儿童情感具有某种特有的强度，它以对成人的性欲情感为特征。小小的儿子会让他的妈妈全部属于自己并且摆脱他的父亲。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小孩子有时会以一种非常嫉妒的方式强行插到父母中间。在无意识里，这些企盼和意图采取了一个更具体和更激烈的形式。儿童是小的原始生物，因而很容易嗜杀——一个在无意识里更容易出现的念头，因为无意识倾向于非常激烈地表现自己。但是一般而言，儿童通常是无害的，这个看起来危险的意愿也是无害的。我之所以说“通常”，是因为我们知道儿童偶尔可以——不仅是间接地，而且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现出谋杀冲动。但是，正如儿童无法制定系统的计划，他的谋杀意图也没有那么危险。他对母亲的恋母情结也同样如此。儿童意识中的这种幻想的隐约迹象可以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所有的父母都确信自己的孩子没有俄狄浦斯情结。父母就像情人一样，通常是盲目的。如果我现在说俄狄浦斯情结首先仅仅是儿童对父母的欲望的一个模式，或者是这些欲望所引起——就像所有自私的欲望都必然会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模式，事情可能看起来就更容易被接受。
俄狄浦斯幻想的历史特别吸引人，因为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总的无意识幻想的发展。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俄狄浦斯问题是儿子的问题。但非常引人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错觉。在特定条件下，只是在相对较晚的青春期，性欲力比多才实现了——与个体性功能的发展相对应——它的最终分化。在此之前，它具有在性欲上未分化的特征，也可被命名为双性的。因此毫不奇怪，小女孩也有俄狄浦斯情结。就我们所知，儿童——无论其性别是什么——的最初的爱总是属于母亲。如果在这一阶段对母亲的爱很强烈，父亲就会作为一个竞争对手被充满妒意地排斥。当然，对儿童自身，母亲在儿童期早期这一阶段并没有值得一提的性欲的重要性，在这个程度上“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术语并不真的适合。在这一时期，母亲仍然具有保护、拥抱和养育的重要意义，由于这个原因，她是快感的一个来源。
〈还有，非常典型的是，幼儿关于母亲的“妈妈”这个词，是母亲的乳房的名称。正如布里特里斯·亨克尔（Breatrice Hinkle）博士所曾经告诉我的，对小孩子的询问引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将“母亲”定义为给食物、巧克力等等的人。我们不能断言，食物对这个年龄的孩子仅仅是性的一个象征，尽管有时在成人那里是这样。我们简单地浏览一下文明史就会发现，营养来源会产生多么大的快感。衰落的罗马帝国的盛宴可以是你想说的任何东西的表达，惟独不是被压抑的性欲的表达，因为这是那个时候的罗马人最不可能被指控的。这些无节制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某种替代物，但不是性欲的替代物；它们更其是被忽视的道德功能的替代物，我们太倾向于认为法律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人类拥有自己为自己设立的法律。〉
正如我在前面所解释的，我并不将快感（eo ipso）与性欲相等同。我们向儿童期回溯得越远，就会发现性欲在快乐感觉中所占比例越小。然而嫉妒——它也是不完全属于性欲领域的某种东西——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既然对食物的欲望与嫉妒的最初被唤醒有很大关系——我们只需想想动物就可以了。它肯定被一个萌发的情欲在相对较早的时期所加强。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一要素在力量上不断增加，以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快就采取了其经典形式。冲突在儿子那里呈现了一种更为成熟并因而更为典型的形式，而女儿则对她的父亲形成一种特殊的爱恋，与此相伴随的是对母亲相应程度的嫉妒。我们称之为“埃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众所周知，埃勒克特拉由于她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谋杀了自己的丈夫阿伽门农（Agamemnon）从而使她——埃勒克特拉——失去了她所钟爱的父亲而对之进行报复。
随着成熟程度的增加，这两个幻想情结都变得更为显著，并且只在后青春期才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这时与父母分离的问题出现了。这一阶段以我们已经提过的那个象征为特征：牺牲象征。性欲越是发展，它就越驱使个体离开他的家庭并且迫使他实现独立。但是儿童由于其整个先前的历史已经与家庭——尤其是同他的父母——密不可分，所以成长中的个体往往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在内心里使自己从他的幼儿环境中脱离出来。如果他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俄狄浦斯（或者埃勒克特拉）情结就会突然促成一个冲突，然后就会有神经症干扰的可能性。已经向性欲方面发展的力比多倾入了恋母情结的“模子”，并且产生了确证无疑是情结的——直到那时，它一直是无意识的并且多少是不发挥作用的——效应的情感和幻想。
首要的后果便是，形成强烈的对起源于现在变得活跃的情结的“不道德”冲动的抵制。这以两种方式影响意识行为。或者后果是直接的，在其中表现出对父亲的强烈抵制以及对他的母亲的一种特别深挚和依赖的态度；或者它们是非直接的，也就是说，是补偿的：取代对父亲的抵制的是明显的恭顺，与之相联的是对母亲的一种恼怒和对抗的态度。直接和补偿的后果有时候是可以轮换的。埃勒克特拉情结也同样如此。如果性欲力比多专注于这种形式，那么俄狄浦斯和埃勒克特拉冲突就会导致谋杀和乱伦。这自然并没有在正常人身上发生，也没有在所谓的“非道德的”原始人共同体中发生，否则的话人类早就灭绝了。相反，正是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熟悉的对象失去了其强烈的魅力并迫使力比多寻找新的对象；这是防止弑父母和乱伦的一个重要的规范性因素。力比多朝着家庭以外的对象的持续发展完全正常和自然，而如果力比多仍然仿佛被黏在家庭上，这就是一个不正常和致病的现象。然而，这一现象有时可以在正常人那里看到。
〈牺牲的无意识幻想——发生在青春期之后的某个时间——是幼儿情结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关于这点，我已经在我的《转化的象征》这本书中给出了一个详尽的例子。牺牲幻想意味着放弃幼儿意愿。我已在我的书中表明这点，并且同时指出宗教史中的类似之处。毫不奇怪，这一问题在宗教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宗教是适应的心理活动当中最大的帮助之一。新的心理适应模式的主要障碍是对之前的态度的固守。但是人类不能让他先前的人格和先前的兴趣对象保持不变，否则的话他的力比多就会滞留在过去，这将使他枯竭。在这里，宗教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它通过象征的桥梁引导他的力比多从幼儿对象（父母）移向过去的象征性的代表——神，由此促成从幼儿世界向成人世界的过渡。力比多是以这种方式被解放，从而用于社会目的。〉
弗洛伊德有一个特殊的乱伦情结的观念，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他从俄狄浦斯情结通常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出发，设想这是道德压抑的后果。如果我用这些话给出弗洛伊德的观点的话，很可能我并没有非常正确地表达自己。无论如何，根据他的看法，俄狄浦斯情结看起来是被压抑的，也就是说，通过意识倾向的反作用效应被排挤到无意识领域。如果儿童的发展不受抑制并且没有受到文化作用的影响的话，看起来差不多就仿佛俄狄浦斯情结会进入意识领域。
弗洛伊德称阻止俄狄浦斯情结进入意识的障碍为“乱伦障碍”（incestbarrier）。就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所了解到的，他看起来相信，乱伦障碍是由经验的倒流所形成的，它是现实的一个纠正，因为无意识追逐无穷无尽的和即刻的满足而不顾及其他。在这点上，他赞同叔本华，后者谈到盲目的世界意志的自我主义，它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一个人可以仅仅为了用他兄弟的脂肪给自己的靴子涂油而杀死他。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的乱伦障碍可以与甚至在原始人那里就可以发现的乱伦禁忌相比。他进而认为，这些禁忌是人类实际上真的渴望乱伦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甚至在原始阶段就制定法律来对付它。他因此将朝向乱伦的倾向看作一个绝对实在的性意愿，因为他称这一情结是神经症的根源-情结（root-complex）或者核心情结，并倾向于——将该情结视为一个原初情结——把心灵领域的其他许多现象以及实际上整个神经症心理学都规约为这一个情结。
有了弗洛伊德的这个新观念，让我们回到神经症病因学的问题上来。我们看到，精神分析理论是从儿童期创伤性经验出发的，这种经验后来被发现是部分或全部不真实的。结果这个理论实现了研究前沿的转变，并且在反常幻想的发展中寻求病因学上有意义的因素。在一批数目不断增长的工作者的帮助之下，对无意识的研究持续了十年时间，后来逐渐发现了大量经验材料，这些材料表明：乱伦情结是病态幻想中极端重要和用之不竭的要素。但是，他们也发现乱伦情结不是神经症人群一种独特的情结；它被证明是正常幼儿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单纯从其存在出发，我们不能告诉人们这种情结是否会导致神经症。要成为致病的因素，它必须促成一个冲突；这个情结本身是惰性的，它必须被激活并强化到爆发冲突的程度才是致病的。
这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和重要的问题。如果幼儿期“核心情结”仅仅是一个一般形式，它本身不是致病的，而需要特别地激活，那么这整个病因学问题就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只是在最早的儿童记忆中徒劳地搜寻，因为这些记忆仅仅给了我们后来冲突的一般形式，而不是实际的冲突〈说儿童期已经有冲突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儿童期的冲突不同于成年人的冲突。那些从儿童期起就受慢性神经症折磨的人现在所经受的，与他们从那时起就经受的冲突不是同一个冲突。也许神经症爆发的时候是他们作为孩子不得不第一次上学的时候。那时的冲突就是任性与义务之间的冲突，是对父母的爱与上学的必然性之间的冲突。但是，比方说，现在这个冲突则是资产阶级舒适生活的愉悦与职业生涯奋斗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它只是看起来像同一个冲突。这就好像拿破仑一世战争时期的“条顿”（Teutschen）人将自己比作那些反抗罗马人奴役的老日耳曼人一样〉。
我认为，如果在叙述这个理论的后续发展时使用那个年轻女士的例子，就能非常清楚地说明我这里所表达的意思，使我的意思清楚。她的故事你们已经在前面的讲演中听过了。大家可能会记得，在那个回想中我们发现：被马惊吓引起了对儿童期一个类似场景的回忆，在这个联系中我们讨论了创伤理论。我们发现自己必须在她夸张了的幻想中寻找真正的病理要素，这些幻想出自于她被阻滞的性心理发展。现在我们必须将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理论洞见应用于这个具体病例的发生上，如果我们想理解那个儿童期的经历是如何恰好在这个时候如此有效地会聚起来的话。
为那个夜间事件找到一个解释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那个时刻的环境作一个精确的探究。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病人当时的同伴的情况。从那里我得知她认识了一个她认为已经订婚的年轻男子；她爱他，并希望和他过幸福生活。起初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发现。但是，受最初询问的否定结果所阻止而不去研究，将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在直接方式失败的时候还是有达到目标的间接方式的。因此，让我们回到该女士一直在马前面跑的那个异常的时刻上来。我们询问她的伙伴的情况以及她刚参加过的宴会场合的类型。那是她最好朋友的一个告别聚会，这个朋友由于神经上的问题将去国外的一个疗养所。这个朋友结婚了，并且我们被告知她很快乐；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大可怀疑关于她很快乐的陈述；因为，如果她真的这样，她应该没有理由“有神经问题”，并且也不需要治疗。
转换了处理视角之后，我得知在她的朋友们赶上她之后把病人带回主人的房子，因为这是最近的临时庇护所。在那里她在虚脱状态下得到了周到的照顾。在这一点上，病人中断了叙述，变得很尴尬，坐立不安，并且试图转换话题。很明显某个令人不舒服的回忆突然出现了。在最顽固的抵制被克服之后出现的情况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在当晚发生了：和蔼的主人向她表达了炽烈的爱意，在女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这导致了完全可以视为令人感到不自在和苦恼的局面。表面上看，这个爱意的表白对她来说有如晴天霹雳。不过，只需一丁点批判意识我们就会很清楚：这些东西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总有其历史的。接下来几个星期的任务就是一点一滴地发掘出一段冗长的爱情故事，直到最终一幅完整的画面出现——这幅画面我勾勒如下：
在孩提时代，这个患者是个假小子，只喜欢野小子的游戏，嘲笑自己的性别并且避开所有女人气的行为方式与消遣。青春期之后，当性爱问题可能会来得太近时，她开始逃避整个社会，憎恨并且鄙视那些即使隐约地提醒她注意女性生物学命运的一切事物，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与严酷的现实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样，直到她大约24岁时，她避开了通常而言感动这个年龄女孩心灵的所有那些小小的冒险、希望与期盼。然后她认识了两个男人，他们注定要突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她身边围起那道多刺的藩篱。A先生是她最要好朋友的丈夫，而B先生是她的单身汉朋友。她喜欢他们两个。不过，很快情况就显得仿佛她喜欢B先生要更多一些。亲密的关系很快在他们之间发展起来，不久以后就开始谈订婚的可能性。通过与B先生的关系，以及通过她的朋友，她经常与A先生打交道，A先生的出现有时以最无法解释的方式干扰她，并且使她感到不安。
大约在这个时候病人参加一个大型聚会。她的朋友们也参加了。她陷入沉思并梦游般地玩起戒指来，这时戒指突然从她手指上掉下来并滚到了桌子下面。两位绅士都去寻找，结果B先生成功地找到戒指。他带着顽皮的笑容把戒指戴上她的手指并且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种奇怪而不可抗拒的情感袭上心头，她将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并将它扔出打开的窗户。可以想像，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难挨的时刻，然后她很快就带着深深的沮丧离开了聚会。
在这之后不久，所谓的机会出现了：她要在一个疗养胜地度过夏天，A夫妇也待在那里。然后A夫人开始变得明显的紧张不安，并且经常待在室内，因为她感觉身体不适。这样病人就能够单独与A先生出去散步。有一次，他们出去划船。她是如此的兴高采烈，以至于掉下了船。她不会游泳，A先生费了很大的劲才将陷入半无意识状态的她拉上船，然后吻了她。有了这次浪漫的插曲，他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为了给自己开脱，她不遗余力地让自己跟B先生联系在一起，每天都告诉自己B先生才是自己真正所爱的。很自然，这套古怪的小把戏没有逃脱嫉妒的妻子的敏锐目光。她的朋友——A夫人——猜到了这个秘密并因此备受折磨，于是她的神经只能变得更糟糕。于是，A夫人必须到国外接受治疗。
告别聚会提供了一次危险的机会。这个病人知道她的朋友和情敌将在晚上离开，并且知道A先生将独自待在房子里。当然她不是逻辑地和清楚地想到这些的，因为一些女人有一种令人惊讶的能力，她们纯粹凭借感觉而不是理智来思考，因此看起来仿佛她们从来完全没有思考过某些事情。无论如何，她整个晚上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当A夫人被簇拥到车站并且离开的时候，她感到特别不安，在回家的路上癔症的恍惚状态攫住了她。我问她：在她听到马跟在她后面跑的那一时刻，她在想什么或者感觉到什么。她的回答是：她只有一种恐慌的感觉，觉得某种可怕的东西正在逼近，而她再也无法逃脱。大家都知道，结果是她在虚脱的状态下被带回主人——A先生——的家里。
对想法幼稚的人来说，这一结果看起来非常明显。每一个外行都会说：“嗯，很清楚，她只是想以一种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回到A先生的房子。”但是心理学家将因为外行以不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而责备他，并将告诉他患者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行为动机，所以，我们不能谈论她回到A先生的房子的 意图 。当然了，存在着大量博学的心理学家，他们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理论理由来为她的行为的有目的性作辩护，这些理由是建立在将意识与心灵相等同这一教条的基础上的。但是由弗洛伊德所发起的心理学很久以前就认为，心理行为的目的意义不能根据意识动机来判断，而只能根据它们的心理结果的客观标准来判断。如今，再也没有人质疑这一点：有很多无意识的倾向，它们对个人的反抗以及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具有巨大影响。
在A先生家里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个观察。我们的患者制造了一个情感场景，A先生觉得有义务以表达爱意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根据这些最终的事件，之前的整个历史就显得是非常巧妙地恰好指向这个结局，虽然病人一直在有意识地在跟它作斗争。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所获得到的理论收获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认识，一个无意识的“意图”或倾向幕后安排了对马的恐惧，很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幼儿期关于马不可抗拒地奔向灾难的回忆。根据这整个素材，有马在其中出现的这个夜间场景——疾病的起点——看来只是一座精心构造的建筑的拱顶石。惊吓以及儿童期经历的表面上的创伤性效应仅仅是被布置好的场景，只不过以带有癔症特征的方式被布置，所以布景效果看起来几乎完全像一个现实。我们从成百上千次经验中了解到，癔症的痛苦是为了从环境中获取某些好处而被布置的。不过，这些痛苦完全是真实的。病人不仅仅是认为他们有痛苦；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痛苦和那些由肌体原因所造成的痛苦一样真实，只不过它们是被幕后安排的。
为一个疾病或表面的病因布景而对回忆的这种利用，被称为力比多的退行。力比多退回到这些记忆并激活了它们，结果是一个表面的病因被伪造出来。根据旧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可能看起来似乎是马所带来的惊吓是由于之前的创伤。这两幕场景之间的相似是没有错的，并且在两者中病人的惊吓都是非常真实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的断言，因为这些断言完全与我们关于其他病人的经验相符合。神经性哮喘、歇斯底里的焦虑发作、心理性抑郁与兴奋、痛苦、痉挛等等全部都是相当真实的，任何亲身经历过心理性症状折磨的医生，都会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绝对真实。被以退行的方式重新激活的回忆，无论它们会是多么异想天开，都与对那些实际发生事件的记忆一样的真实。
正如“力比多的退行”这个术语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这个倒退模式的应用理解为向早期阶段的回归。从我们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退行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那个告别聚会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单独与男主人在一起的机会。在聚会上，患者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获取好处的念头面前退缩了，但却让自己被那些她迄今为止从不承认的欲望所征服。力比多并非被有意识地用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也从来没有被承认。结果，力比多不得不——戴着面对巨大的危险的恐慌的面具——借助无意识的手段来实现它。她在马接近之际的感受非常清楚地显示了我们的阐释：她感到仿佛某种无法避免的事情现在必须发生。
弗洛伊德所使用的一个意象很好地说明了退行的过程。力比多可以被比作一条河，当它遇到阻塞，被蓄拦起来时，就造成泛滥。如果这条河流在上游事先冲出了其他河道，那么这些河道会由于下游的拦截再次被充满。由于像以前一样被水充满，它们看起来就像真正的河道，但与此同时它们只是临时的存在。河流并不总是流回到旧的河道，这种情况的持续取决于干流堵塞时间的长短。支流纳水并不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是独立的水流，而是因为它们曾经是主河道的形成过程中的阶段或站点——流经的可能性，它们的痕迹依然存在，并且因此可以在洪水季节被再度使用。
这个比喻能够被直接应用到力比多的使用的发展上。最终的方向——主河道——在性欲的幼儿发展时期还没有被发现。相反，力比多分出分支，形成各种各样的支流，最终的形式只是逐渐才出现的。但是当河流冲挖出其主河道时，所有的支流就干涸了并失去其重要性，仅仅留下它们以前活动的痕迹。与此相似，作为一个规律，除了少量痕迹之外，儿童性欲方面的最初的演练几乎完全消失。如果在后来发生了阻塞，所拦蓄起来的力比多重新激活了旧有的渠道，那么我们恰当地说这种状态是一种新的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更早的和幼儿期的状态代表了力比多的一种正常应用，而力比多回复到幼儿期的方式就是某种反常的东西了。因此，我的观点是，弗洛伊德没有理由称幼儿期的性欲表现为“性变异”，因为一个正常的表现不应该被冠以病理术语。这种不正确的用法具有有害的后果，它使有科学素养的大众感到迷惑。这样一种术语的使用假设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所走的不正常的小径与儿童那里的表现依然是同一种现象，把从神经症心理学中获得的洞见错误地应用于正常人。
所谓的“儿童期记忆缺失”（amnesia of childhood）我只想一带而过，它也是个病理学术语的非法“逆向”应用的类似例子。记忆缺失是一种病理状况，表现为对特定意识内容的压抑，这不可能与儿童的顺行性记忆缺失是同一个东西，后者表现为无法做出有意图的记忆复现，这在原始人中也可以发现。对记忆复现的无能从一出生就有，并且可以在相当明显的生物学基础上得到理解。如果我们假定幼儿意识的这项完全不同的性质能够根据同神经症的类比而被归于性压抑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假设。神经症的记忆缺失就好像是从记忆的持续击中弹出去的一样，而儿童早期的记忆则由非-记忆的连续体中的一个个单独的岛屿所组成。这种状况无论如何都与神经症中所发现的状况是相反的，所以“记忆缺失”这一表达是绝对不正确的。就好像儿童的“多态-变态（polymorphous-perverse）”倾向一样，“儿童期记忆缺失”是从神经症心理学中推论出来的。
理论阐述中的这个错误，在所谓儿童期“性潜伏期”这一奇特的学说那里被暴露了。弗洛伊德观察到：幼儿早期的性欲表现——我称之为前性期现象——在一段时间之后消失了，并且只是在很久之后才再度出现。弗洛伊德称为“幼儿自慰”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些准性活动——据说后来作为真正的自慰活动再度出现。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生物学上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为了跟这一理论相一致，我们将不得不假定：一株植物形成一个花朵由之开始绽放的蓓蕾，花朵在完全绽放之前又缩了回去，并且又藏在蓓蕾里，以待后来以相似的形式重新出现。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是下述断言的结果，即前性期的早期幼儿活动是性现象，并且该阶段的准自慰行为是真正的自慰行为。在这里，不正确的术语使用以及性概念的无限制扩展受到了报复。由此，弗洛伊德被迫假定存在性的消失，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性潜伏期。他称之为消失的恰恰就是性的真正开始，在它之前的一切仅仅是一个预备阶段，而对这个阶段是不能被归于任何真正的性特征的。性潜伏的不可能现象就这样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解释。
潜伏期理论是关于幼儿性活动概念不正确性的一个极好例子。但是这里不存在观察的错误。相反，潜伏期的假设证明了弗洛伊德是多么准确地观察到性活动表面上的重新开始。错误出在概念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的错误存在于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有点过时的本能复多的概念。一旦我们接受两个或更多本能同时存在的观念，我们必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根据旧的预成论理论，
如果一个本能尚未显现，它便仍然潜伏（in nuce）地在场。或者——在物理学中——我们将不得不说：当一块铁从发热状态过渡到发光状态时，光早已经潜存于热中。这样的假定都违反了认知理论的要求，武断地将人类的观念投射到先验领域。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谈论一种潜伏地存在的性本能，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将被给出关于现象的一个武断的解释，而这些现象可以用其他更适当的方式进行解释。我们只能谈论营养功能的表现，只能谈论性功能等等，并且只有当该功能带着无可置疑的清晰性浮出水面的时候才能谈论。只有在铁块可见地发光时我们才能谈论它的光，而不是当铁仅仅只是发热的时候。
作为一个观察者，弗洛伊德相当清楚地看到，神经症患者的性不能够真正地与幼儿的性相比，打个比方说，这正如两岁儿童的邋遢与40岁的紧张症患者的邋遢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样。一个是正常的，另一个是极其病态的。弗洛伊德在他的《性欲三论》
中插入了一个小段落，说的是神经症性活动的幼儿形式或者完全，或者无论如何部分地由于退行。这就是说，即使在那些我们可以说它仍然是同一条幼儿式小径的案例中，这条小径的功能被退行所强化。因此，弗洛伊德承认，神经症患者的幼儿式的性欲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退行现象。情况必然如此，这已经被近年来的研究所证明，这些研究表明，与神经症者的儿童心理学有关的观察对正常人而言同样是真实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将神经症患者的幼儿式性欲的历史发展与正常人群的区分开来的，仅仅是完全不为科学评价所注意的一点点差异。显著的差异是例外。
我们越深入探讨幼儿发展的核心，就越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就像在幼儿期创伤那里一样，我们在那里很少能够发现任何有病因学意义的东西。即使带着最敏锐的眼光去搜寻他们各自的历史，我们也绝不可能发现为何生活在日耳曼土地上的人有这样一种命运，而高卢人的命运都是另外一种。在分析研究当中，我们越是远离明显的神经症阶段，我们就越不能期望发现真正的效力因（causa efficien），因为我们越是回到过去，适应不良的动力就变得越来越无力。在构造一个将神经症溯源到遥远过去原因的理论时，我们首先得遵循患者的倾向，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引诱我们远离关键性的当下时刻。因为致病冲突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当下时刻。这就好像一个国家根据过去来谴责其糟糕的政治状况；就好像19世纪的德国将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无能归因于罗马的压迫，而不是在现实的当下寻找造成其困难的原因。有效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当下，并且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消除它们的可能性。
精神分析学派的更大部分仍然在这样一个观点的魔咒的笼罩下，即幼儿性行为是神经症的必要条件。相信要找到决定神经症的幻想就必须把幼儿期历史翻个底朝天的人，不仅有纯粹出于科学目的而钻研儿童期的理论家，也有重实践的分析者。这完全是项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统计！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最重要的因素——也即当下的冲突及其要求——被他们所遗忘。在我们一直描述的这个案例中，如果我们在最早的儿童期寻找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任何导致癔症发作的动力。那些回忆只决定形式，而动力因素则来源于当下，仅对实际当下的意义的洞察就给出了真正的理解。
在这里这样说也许并非不合时宜，即我决不是因为数不清的误解而指责弗洛伊德个人。我非常了解，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弗洛伊德总是只发表暂时性的阐述，肯定不会赋予它们以永恒价值。但是同样肯定的是，有科学素养的大众倾向于从中弄出一个教义，一个一方盲目坚持而另一方激烈攻击的体系。我只能说，某些一般观点已经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形成，对它们这两方面的态度都太过武断。这些观点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严格公理，它们的存在在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我们知道，事物在新观念的创造者心里要远比在追随者心里更灵活和更有弹性。不拥有他那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并且用教条式的忠诚来弥补这一缺陷的人，与他们的对手一样，抱着死的文字不放，因为他们无法把握其活生生的内容。因此，我的言论更少针对弗洛伊德，我知道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神经症理论的最终走向，而更多的是针对他的大众的，他们还在继续争论他的观点。
根据上述说法，很清楚，只有当我们理解一个神经症历史中的每一个独立要素都服务于一个目的，我们才能获得对它的洞察。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我们的案例的先前历史当中的某一特定的要素是致病的，并且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何它被选作一个象征。通过退行概念，这一理论从儿童期经历的重要性的狭隘模式中被解放出来，并且现实冲突——在经验证明的基础上——要求隐含地属于它的重要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弗洛伊德本人正确地认识到，经验不允许我们专门到过去寻找神经症的原因，并在他的《性欲三论》中引入了退行的概念。这样，如果回忆主要是由于退行的激活而重新变得有效力这一点是真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回忆的表面上的决定效应仅仅能够被追溯到力比多的退行。
正如大家已经听到的，弗洛伊德本人在《性欲三论》中给我们的理解是：神经症患者性欲幼稚症主要是由于退行。这一陈述应当受到比在这本书里多得多的重视（实际上，弗洛伊德确实在后期著作中给了它应有的重视）。关键是，力比多的退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剥夺了儿童期经验的病因学意义。总之，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都显得非常奇怪的是：俄狄浦斯或埃勒克特拉情结会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实际上这些情结存在于每个人，甚至是那些从来不认识父母而由养父母抚养大的人那里。我分析过这种类型的案例，并且发现乱伦情结在他们那里就像在其他患者那里具有同样的发展程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比起一个纯粹退行性幻想的形成，乱伦情结的现实性要少得多，由它所导致的冲突必定被归结到对幼儿态度的一个时间错位的固守，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乱伦意愿，后者只是退行性幻想的一个幌子。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当儿童期经历被力比多的退行变得有意义时，它们对神经症才是有意义的。它的必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明，即既非幼儿性创伤也非存在于每个人那里的乱伦情结导致了癔症。只有当乱伦情结被退行激活时，神经症才发生。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力比多会变得退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退行由以产生的那些条件。在跟患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给出如下的例子：一个试图要攀登某座山峰的登山者，偶尔会遇到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比如一个陡峭的岩石立面，要攀登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徒劳地寻找别的道路之后，该登山者会折回来，遗憾地放弃要攀登这座山峰的念头。他会对自己说：“克服这个困难并不在我能力所及范围内，因此我会爬一座更加容易攀登的山峰。”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对力比多的通常利用：在遇到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之后，登山者往回走并利用自己不能完成其原初目标的力比多来攀登另一座山峰。
现在让我们设想，对该登山者的身体能力而言，这个岩石立面并不是真的不可攀登的，而是他由于纯粹的怯懦而从这个困难前面退缩了。这样的话，就有以下两种可能性：
1．该登山者会由于自己的怯懦而苦恼，并且准备在另一个场合来证明自己不是那么胆小，或者他可能会怯懦地承认自己永远都不应去进行大胆的登山活动。无论如何，他会承认自己的精神能力是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的。这样，他就会将自己不能完成其原初目标的力比多用在自我批评上、利用在发展出一个计划上，通过该计划，他以自己的精神能力仍可以认识到自己想要爬一座山的愿望。
2．第二种可能性是该登山者并不承认自己的怯懦，他干脆宣称自己的身体不能够攀登这个岩石立面。尽管他若有足够的勇气就可以完全明白，这个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但他宁可欺骗自己。这就造成了一种心理情景，这种心理情景对我们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实际上，该登山者完全明白他的身体条件是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也完全明白自己仅仅是不具备做到这一点的精神能力。但他把这种想法撇在一边，这是因为这种想法并不令人愉快。他是如此的自以为是，以致不能够承认自己的怯懦。他夸大自己的勇气，宁愿宣称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不是自己的勇气不足。他以这种方式陷入了与自己的矛盾之中：在一方面，他对这种情况有一种正确的评价；在另一方面，他向自己隐瞒了这种评价，把它隐藏在自己勇气的幻觉背后。他压抑了自己正确的洞见，并试图把自己的主观幻觉加诸于现实之上。这种矛盾的后果就是，他的力比多发生了分裂，并且这分裂的两部分相互间对立起来。他使自己想要爬山的愿望跟该座山是不可攀登的这样一种想法发生了冲突，后者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出来并加以武断地论证的。他的退缩，不是因为真实的不可能性，而是因为由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人为障碍。他陷入了与自己的分裂之中。从这个时刻起，他经受着内在的冲突。一会儿是对自己怯懦的认识占上风，一会儿是挑衅与自傲占上风。在这两种情形中，他的力比多都忙于一场无用的内耗，而他也不能够开始任何新的事业。他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要爬山的愿望，这是因为，他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估量完全步入了歧途。他的效率降低了，他不能够完全适应了，总之，他变成了一名神经症患者。面临困难而退却的力比多既没有导致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导致一场不惜任何代价去克服困难的拼死斗争；它仅仅被用来维系这种廉价的伪装：攀登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英雄式的勇气都毫无用处。
这种反应被称为幼儿的（infantile）。不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而是在身外之物上寻找错误，并把自己的主观偏见强加于事物之上，这是孩子的典型特征，也通常是幼稚心灵的典型特征。
这样看来，该登山者是以一种幼儿期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他以具有孩子心灵特征的适应模式来替代每一种登山者的适应态度。那就是我们所谓的退行的含义。他的力比多从它所不能够超越的障碍中撤退出来，并用一种幼稚性的幻觉来替代了真实的行动。
这样一些情形是神经症治疗中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只想提醒你们注意所有那些突然突发癔症的年轻女孩，她们患病是由于必须得在那个时候决定订婚还是不订婚。我将举一对姐妹的案例作为例子。这对姐妹在这么多年来只分开过一年。她们无论在才能上还是在性格上都非常相似。她们拥有同样的教育，在有着同样父母亲影响的同样环境中长大。姐妹俩在表面上都是健康的，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显著的神经症症状。细心的观察者可能会发现，姐姐比妹妹更受父母疼爱。父母对姐姐的青睐要归于姐姐表现出来的特别的敏感（sensitiveness）。姐姐比妹妹需要更多的温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比妹妹更为早熟与友善。除此之外，她还表现出轻微的幼稚特性——正是那些东西，由于它们的矛盾性与轻微的不平衡特征，使得一个人变得特别迷人。不足为奇，父亲与母亲都在大女儿身上得到了很多乐趣。
当这姐妹俩到了适婚年龄，她们认识了两名年轻男子，因此她们结婚的可能性就很快逼近了。就像在通常的情形中一样，在这条道路上会存在着某些困难。姐妹俩都非常年轻，都涉世未深。这两名男子也都相当年轻，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途；他们都只是刚刚开始职业生涯，不过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年轻人。这两个女孩生活在可以让她们拥有做出某些期盼之权利的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对她们两人的婚姻是否合适的怀疑就是可被允许的。此外，姐妹俩都对她们未来的丈夫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他们的爱都并不是很确信。由此就有许多犹豫与疑心。值得注意的是，姐姐经常会对自己所有决定表现出更大的摇摆。由于这些犹豫，两个年轻男人都有一些痛苦的记忆，他们自然都会迫切要求一种明确答复。在这样一些时刻，姐姐比妹妹表现出更多的激动。有几次，姐姐还哭着去找自己的妈妈，哀叹自己的不确定。妹妹则更为决断，接受了她的求婚者，结束了这种不确定情形。这样，妹妹克服了自己的困难，此后的事情进展便顺利起来。
当那位姐姐的倾慕者一听说妹妹已经允诺了她的求婚者，就跑到姐姐那边，激情爆发地请求她最终接受自己。他那激烈的行为刺激了或不如说是吓坏了姐姐，尽管她在实际上是倾向于步自己妹妹后尘的。她以一种傲慢的或不如说是简慢的方式来答复他。他回之以强烈的责备，这就使得她回复得更加尖酸辛辣。到最后，就是一幅令人泫然泪下的场景，他生气地回去了。在家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母亲，母亲则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这个女孩显然不是适合他的那个人，他最好选择别人。这场争吵使得姐姐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他。对她而言，离开自己深爱的父母，跟随这个男人投入一个未知的命运，突然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事情最后走得很远，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从那时起，姐姐变得忧悒起来；她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对自己妹妹极大嫉妒的迹象，但既不会看清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在嫉妒。她与父母亲之间的快乐关系也瓦解掉了。代替先前孩子气的温存的是，她摆出一副脾气很坏的样子，这种样子有时候就会导致强烈的易怒，然后就是长达几周的抑郁。当妹妹庆祝自己的婚礼时，姐姐由于神经性肠道黏膜炎而去了一家很远的休养所。这个病的病史我就不继续说了，它发展成了一种普通的癔症。
在对这个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性问题上有着很强的阻抗。这种阻抗可归结为许多其存在不会被患者所承认的有悖常情的幻想。为这位年轻女孩所未曾料到的这些不合常情的幻想可能会来自哪里呢？该问题引起了这样一个发现：有一次，那时她还是一个8岁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在街上面对着一个裸露症患者。她惊恐得吓呆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幅可怕的图像总是在梦中追逐着她。当时她妹妹跟她在一起。从患者跟我说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那个晚上，她梦见了一个穿着灰外套的男人，开始在她面前做着那个裸露症患者所做过的那些事情。她害怕得哭醒过来。
她对灰外套的第一个联想是她父亲的一件外套，父亲在她6岁那年跟她一起远足的时候穿过这件外套。毫无疑问，这个梦把父亲跟裸露症患者联系起来了。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有什么原因。在她与父亲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可能会引发这样一种联想的事情？这个问题遇到了患者强烈的阻抗，但它不会不对她产生干扰。在下一场治疗面谈中，她再现出了一些很早的回忆，在这些回忆中，她看到了父亲脱光衣服；并且还有一天，她来到我这里，非常迟疑而颤抖地告诉我，她有一个极为令人讨厌的意象，这个意象非常清楚。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突然再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并且看到父亲以一种猥亵的态度站在她床前。这个故事一点点地、断断续续地被讲完，显然带着很强烈的内心斗争。于是，接下来就是无法控制的悲叹：一位父亲对自己孩子做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是多么令人恐惧啊。
她父亲真的做这件事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是一个幻想，很可能是在分析过程中出于同样的对因果性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这种对因果性的需要曾经误使分析师认为癔症仅仅是由这样一些印象导致的。
在我看来，这个案例极好地例示出了退行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出了先前理论错误的根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两姐妹之间原来仅仅有着很小的不同，但从她们订婚的那个时刻起，她们的道路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她们现在似乎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个精神健旺、享受生活，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女孩，愿意顺从女性的自然需求；而另一个阴郁沮丧、脾气暴躁，充满怨恨与尖酸，不愿意付出努力来过一种有理性的生活，自我本位、喜欢吵架、人人生厌。只有当妹妹成功地克服了订婚期困难，而姐姐却没有克服之后，这种显著的差别才会出现。对两人而言，命运如系悬丝。妹妹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平和、更为决断，她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找到正确的词。而姐姐则更受溺爱、更为敏感，因此更容易被自己的情感所影响，这样她就不能找到正确的词，也没有勇气牺牲掉自己的自尊在事后收拾局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一个很小的原因招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在起初，姐妹俩的情形是完全相同的。姐姐更多的敏感使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会导致这样不幸后果的敏感源自何处呢？分析显示，存在着一种具有幼儿式和幻想特征的、获得非同寻常的充分发展的性活动，进而言之，这种性活动具有与父亲乱伦幻想的特征。既然在患者身上这些幻想已长时间地存在并活跃着，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对敏感问题有一种非常快捷而简单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个女孩如此敏感：她完全封闭在自己的幻想中，并对父亲有一种秘密的依赖。在这些情形下，如果她愿意爱上其他男人并与之结婚就是一个奇迹了。
我们遵循对因果性的需要，越是追溯得接近这些幻想发展的源头，分析的困难就变得越大，也即，“抵制”就变得越大，就像我们称呼的那样。最后，我们获得了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个已经被证明为不可能的猥亵行为。这个场景恰恰具有后期幻想形式的典型特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些“抵制”，不是——至少在分析的这个阶段——看作对痛苦回忆之有意认识的防卫，而是看作针对这种幻想之建构的斗争。
你们会惊奇地问我：不过，是什么迫使患者编造这样一种幻想的呢？你们甚至会倾向于认为，是分析师迫使患者捏造出这种幻想的，否则的话，她永远都不会产生出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我不惮怀疑，在一些案例中，分析师需要找到一个原因，尤其是在创伤理论的影响之下更是如此，并迫使患者虚构出这样一种幻想。然而，假如分析师不遵循患者的思维路线，由此参与进我们称之为退行的力比多倒退运动的话，他自己就永远不能得到这个理论。分析师只是得出了它的逻辑结论，而这是患者所害怕得出的，这个逻辑结论就是退行、力比多的回撤，这种回撤带来了这种活动所蕴涵的所有后果。
这样，在追溯力比多退行过程中，分析并不总是正好沿着历史发展所标记的那条道路行进的，而经常是沿着后来形成的幻想的道路行进的，这种幻想仅仅部分地奠基于以前的事实。在我们的案例中，事件也仅仅是部分真实的，而这些事件也仅仅在事后才获得其丰富意义，而那时力比多已经退行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力比多抓住了某段回忆，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被精心改造并加以变形的，这是因为，任何被力比多接触到的事物都会重新复活，以戏剧般的形式，变得系统化起来。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些材料的很大部分最多只有在后来才会变得有意义，在那时，退行的力比多会抓住摆在其道路上的任何合适的东西，把它们全都转变成幻想。因此，幻想跟随着力比多退行运动的脚步，在最后回到父亲那里，并给他披戴上所有的幼儿期性愿望。尽管人们曾有这样的说法：天堂般的黄金时代存在于过去！
正如我们所知，由分析所引出的幻想材料只有在事后才会变得有意义，我们并不能使用这种材料去解释神经症的发作；我们应当是在一个圆圈中不断地运动。神经症的关键时刻不仅在于这样的时刻，即当这女孩和男子两人都乐意和解时；而且还在于当患者不合时宜的敏感，或者也有那男子的敏感，让机会从旁边溜走的时刻。
有人可能会说——精神分析学派倾向于这种观点——严重敏感产生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历史，正是这种心理历史使得这种敏感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心理性神经症中，敏感总是一种与自身不相协调的症状、一种在两种相反倾向之间相互斗争的症状，这些倾向中的每一种都有着其心理前史，在我们的案例中，在患者危急性敏感根源处的特殊抵制，在事实上是历史地围绕着某些幼儿性活动而产生的，也是围绕着所谓的创伤期经验而产生的——这些事情很可能会在性活动上投下阴影。倘若患者的妹妹不是经历恰恰同样多的同类事情——包括裸露症患者——而没有遭遇同样的后果，并且没有得神经症的话，这一点看起来是非常可信的。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得设想患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了这些事情，或许比她妹妹更为激烈与持久，早年儿童期的事件最终可能会对她而言更具有意义。如果这在如此显著的程度上是正确的话，那么即使在那时，某些激烈后果本来一定应该被注意到。但跟在妹妹那里一样，在青年时代的后期，患者的早年儿童期事件也同样被克服并加以处理了。这样，对那种严重敏感，还可以设想另一种推测，也就是说，这种过于敏感并不是源于她特殊的神经症前史，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小孩子的细心观察者们甚至在他们的幼儿早期都可以侦察到任何不寻常的敏感。有一次，我分析了一位癔症患者，她给了我一封她母亲在她两岁时写的信。她母亲是这样写她和她妹妹的：她——患者——总是一个友善的、有进取心的孩子，而她的妹妹却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些困难。前者在后来的生活中得了癔症；而另一个则得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这些可以追溯至儿童早期的深远差异不能被归结为偶然发生的事件，而必须被看成是天生的。根据这种立场，我们不能宣称我们患者特殊的病前史应归究为她在关键时刻的敏感；更为正确的说法是，这种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且自然地在任何不平常的情形中强烈地表露出自身。
这种过度的敏感经常会丰富一个人的个性，并且会比缺乏敏感对一个人的性格赋予更多魅力。只有当发生困难和出现异常情形的时候，优势就常常会转变成一种非常大的不利之处，因为在那时，平静的考虑被不合时宜的情感所干扰。尽管没有什么比如下情况更加错误的了：把这种过度的敏感完全看成一种病理性格的组成部分。如果事实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把人性的一小半看成是病理性的了。然而，假如这种敏感对个体而言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后果，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不再能被看成是完全正常的。
像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当我们把这两种关于心理前史意义的观点加以尖锐对比时，我们就被迫进入这种矛盾之中。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某种天生的敏感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病前史，一种体验幼儿期事件的特殊方式，这些事件自身并非没有对孩子的世界观发展产生影响。与强烈印象有密切关系的那些事件，不可能不在敏感的人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就结束了。其中一些事件会终生都起着作用，并且这样一些事件可以对一个人的整个心理发展都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性领域的猥亵与幻灭经历尤其会对一个敏感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造成惊吓，以至于仅仅想到性就会产生巨大的抵制。
正如创伤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从这样一些案例中得知，我们太过容易倾向于把一个人的全部或至少非常大的一部分归结为偶然事件。旧的创伤理论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世界首先是一种主观现象。我们从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中所得到的印象也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活动。印象是无条件地加诸于我们身上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自身的易感性体质是印象由以产生的条件。一个力比多被阻塞的人，通常完全不同于一个其力比多在大量活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人，前者要比后者拥有生动得多的印象。一个无论如何都是敏感的人，会从一个事件中得到深刻的印象，而同样这个事件则会使一个不敏感的人得到普通印象。
这样，除了偶然事件的印象之外，我们还必须严肃考虑主观条件。我们先前的反思，尤其是我们对实际案例的讨论，已经表明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就是退行。正如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退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如此给人深刻印象，以致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把偶然发生事件的影响单独归结为退行机制。毫无疑问，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其中所有事情都是戏剧化的，其中甚至创伤经验也是纯粹的想像之虚构，其中很少的真实事件是在后来被幻想的精心设计所完全扭曲了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神经症案例，在其中先前经验的情感价值没有被力比多的退行活动所增强，并且甚至当幼儿期发展的广阔领域似乎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的时候（比如与父母的关系），赋予它们以这种价值的几乎总是一种退行活动。
通常地，真理总是持守中道。病前史的确具有一种决定性价值，这是被退行活动所加强了的。有时是病前史的创伤意义更重要，有时仅仅是其退行意义更重要。这些考虑自然地必须同样被应用于幼儿期性经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些案例，在其中粗暴的性经验投到性活动上的阴影提供说明，并使得后来对性的抵制变得完全是可理解的（我顺便要指出，性以外的恐怖印象也可以留下一种永久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一种对现实的犹豫态度）。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创伤性效力的真实事件不在场的地方——就像在绝大部分神经症中的案例一样——退行机制居于支配地位。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我们在判断创伤的潜在影响上并没有标准，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相对的概念。这种反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在普通人身上确定有着这样一种标准。对一个普通人很可能会造成强烈而持久印象的那些事情，也一定可被认为同样对神经症患者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我们不能把普通人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决定性意义归于通常情况下会消失并被忘掉的那些印象。在绝大部分案例中，某些事件具有一种未曾预料的创伤性影响；我们会在这些案例中尽最大可能来寻找一种退行活动，也即，一种次生的幻想编造活动。某种被提及的印象在童年期出现得越早，其真实性就越是令人怀疑。我们在文明人身上发现，他们具有使得独特印象回复到记忆中的能力；而原始人与动物并不具有任何这样的能力。非常小的孩子几乎不像大一点的孩子那样能够感受印象。心理能力更高阶段的发展是印象感受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一个患者把自己儿童期的某些有印象经验放置得越早，那么这种经验就越可能是一种幻想经验和退行经验。更深刻的印象只能寄希望于从儿童后期的经验中找到。无论如何，我们通常都必须把退行意义归结为幼儿早期的事件，也即，追溯至5岁之前。退行活动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时也可以起着压倒性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一定不能赋予偶然发生的事件以太小的意义。在神经症的后期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事件与退行活动一起形成了一个恶循环：从生活中撤退出来导致退行，而退行加强了对生活的抵制。
〈在继续我们进一步的论证之前，我们必须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应当把什么样的目的论意义归给退行幻想。我们可能会满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些幻想仅仅是真实行为的替代品，因此并无更深层含义。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精神分析理论倾向于从幻想（幻觉、偏见等等）中去了解神经症原因，这是因为它们的特征会暴露一种倾向，该倾向总是与合理的行动直接相反。实际上，通常看来仿佛患者真正地使用自己的病前史，只是为了用来证明他不能合理地行动；于是分析师像其他人一样，会很容易倾向于同情患者（也即，无意识地把自己等同于患者），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患者的论证构造了一个真正的病因。在其他案例中，幻想具有更多令人惊奇的理想特征，它用美丽而虚幻的幻觉来取代了未加掩饰的现实。在这里，总是会出现一种多少有些显而易见的妄自尊大，它巧妙地补偿了患者的懒惰与慎思上的无能。不过，明确的性幻想经常会非常清楚地揭示出它们的目标，即这使得患者习惯于自己性命运的思想，从而帮助他去克服抵制。
如果我们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即神经症是一种自我治疗的不成功的尝试，那么我们就必须也接受幻想的双重特征：在一方面，它是一种产生抵制的病理倾向；在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有益的预备倾向。对一个正常人而言，当其力比多被障碍阻塞的时候，这种力比多会迫使他进入一种内省状态，并促使他开始反思。而对一个处于相同条件下的神经症患者而言，也会产生一种内省，这种内省是带着加强的幻想活动的。不过，这个神经症患者会沉溺于此，因为他更喜欢容易一些的幼儿期适应模式。他并不明白，他是在用一种暂时性的好处来交换一种永久性的好处，这样就会不利于自己。同样地，倘若市民管理机构忽略所有那些麻烦的公共卫生预防，这是更为容易、更为便利的，但当流行病来临时，这种疏忽的罪愆就会招致激烈的报复。因此，如果神经症患者要求得到所有的幼儿期缓解方式，他必须也要接受其后果。如果他不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这些后果就会突然降临到他头上。
否认神经症患者明显的病理性幻想具有任何目的论价值，这通常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它们是精神化的第一步，是去寻找新的适应方法的初次摸索性尝试。神经症患者退回到幼儿期水平，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退行与停滞，而且还意味着发现一种新的生活计划的可能性。因此，退行恰恰在事实上是创造行为的基本条件。我必须再一次地向你们推荐我那本一再被引用的书《转化的象征》。〉
借助于退行的概念，精神分析很可能做出了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不仅神经症起源的早期模式被推翻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被修改，而且实际的冲突第一次得到了其合适的评价。
在前面女士与马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症状的戏剧化表现只有当其被看成是实际冲突的表达时才能被理解。在这里，精神分析理论与联想实验结果联系起来了，我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中谈到了这一点。当对一位患有神经症的人进行联想实验时，这种实验会给予我们一些指示，这些指示可以用来确定这个人实际生活中的冲突，我们把这种冲突称作情结。这些情结仅仅包含着那些使得患者跟他自身不相调和的那些问题与困难。通常地，我们会发现一种爱的冲突具有这种非常明显的特征。从联想实验的立场看的神经症，与从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立场看的神经症，两者显得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从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立场看，神经症似乎是一种其根源来自于最早的幼儿期，并且与正常精神结构相比过度发展的形式；而从联想实验的立场看来，神经症似乎是一种对实际冲突的反应，自然它可以在普通人中被经常性地发现，而且无须太多困难就可以被他们解决。然而，神经症患者则停留在冲突的控制之中，他们的神经症看来或多或少地是他被冲突所固着住的后果。因此，我们可以说，联想实验的结果强有力地辩护了退行理论。
借助于早期的、“历史的”神经症概念，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强烈父母情结的神经症患者会在自己适应生活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困难。但今天，我们知道普通人也恰恰具有相同的情结，他们在原则上也会像神经症患者一样经历同样的心理发展道路，因此，我们不再能够用某些幻想系统的发展来解释神经症了。现在，真正的解释方式是展望的方式。我们不再去追问患者是否具有父亲情结或母亲情结，或是让其依赖父母亲的无意识乱伦幻想。这是因为在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这样。相信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这样，这是一种错误。我们宁可这样来追问：患者不想去完成的那个任务是什么呢？他试图要回避的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一个人总是试着去让自己完全适应生活中的环境，那么他的力比多总是会被正确而适当地利用。如果不是那样的时候，那么他的力比多就会被阻塞而产生退行综合征。不能满足适应要求，或是神经症患者从困难中退缩回来，这实际上是每个有机体在面临一个新的适应努力时都会产生的犹豫〈在这一点上，对动物的训练提供了有教益的例子，并且在许多案例中，这样一种解释在原因上是充分的。从这种立场出发，早期解释模式，由于坚持认为神经症患者的抵制应归因于其被幻想所束缚，似乎是不正确的。不过，仅仅把我们的立场立足于原则，则是非常片面的。即使幻想常常是次生的，也还是存在着被幻想的束缚。神经症患者之被幻想（幻觉、偏见等等）束缚，作为一种习性，逐渐地从自早年儿童期就有的障碍的无数退行活动中发展出来。所有这些都会慢慢演变为一种有规则的习惯，这种习惯为每个研究神经症的学生所熟知：我们都知道，那些患者利用他们的神经症来作为逃避困难与推卸责任的借口。他们习惯性的逃避产生出了一种心灵的习惯，这种心灵习惯使得他们认为如下之事是理所当然的，即他们应当靠他们的幻想来过日子，而不是靠满足令人不舒服的义务与责任来过日子。相比正常人，对神经症患者而言，这种被幻想的束缚使得现实似乎更缺乏现实性、更缺乏价值、更缺乏乐趣。正如我在早年解释过的那样，幻想性偏见与幻想性抵制有时候也可能会从那些根本未曾注意过的经验中产生，也就是说，从那些并非有意去追求失望或类似之物的经验中产生〉。
神经症的最终与最深的根源似乎是先天性敏感，
这种先天性敏感甚至会给还在妈妈怀里的幼儿带来困难，这种困难是以不必要的兴奋与抵制的形式出现的。由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神经症表面上的病因，在许多案例中，实际上仅仅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幻想、回忆等等诸如此类的清单，它们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并且是由患者在并没有用于生物适应的力比多所创造的。因此，那些声称的具有病因意义的幻想，似乎仅仅就是对现实适应失败的替代性结构形式、伪装以及任意性解释。上述从现实与退行开始而一头栽入幻想的恶循环，自然地是非常容易产生仿佛是决定性因果关系的幻觉的，分析师与患者都会相信这种幻觉。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只是作为“可使罪行减轻的行为”（mitigating circumstances）而插入这种机制的。然而，它们真实而有效的存在必须得到承认。
我必须得承认，那些批评者是部分地正确的，因为他们从精神分析案例史的阅读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它们全是幻想的、人为的。不过，他们把人为的幻想产物与可怕而牵强的象征系统归于分析师的暗示与多产的想像力，而不是归于其患者的无与伦比的更为多产的幻想能力，则是错误的。在精神分析案例史的幻想性材料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人为的东西，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患者主动的创造能力。当然，当批评者们说，他们的神经症患者们没有那样的幻想，那他们也不是错得那么离谱。我根本不怀疑，他们的绝大部分患者是完全无意识地拥有幻想的。当在无意识中的时候，一个幻想只有在它对意识起着某种可被证明的效果时才是“真实的”，比如说以梦的形式。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怀着明明白白的良心而说：它不是真实的。因此，如果有谁没注意到无意识幻想对意识的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效果，或是没有进行一个彻底的、在技术上无懈可击的对梦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地完全忽略掉其患者的幻想。这样，当我们听到这种经常重复的反对意见时，我们就会倾向于付之一笑。
不过，我们必须得承认在其中有着某些真理。患者的退行倾向，由精神分析师在其对无意识幻想活动的探索中的注意而得到加强，甚至在分析期间还会继续进行发明与创造。既然患者感觉到他的退行趋向由于受到分析师的关注而得以加强，并比以前制造出甚至更多的幻想来，那么人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活动在分析情境中会得到大大加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批评者们经常评论说，对神经症的一次尽责治疗恰恰应当是向着精神分析所采用的相反方向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把患者从其不健康的幻想中解救出来，并把他再一次带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正是治疗的首要任务。
当然，精神分析师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知道，把神经症患者从他们的幻想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分析师可以陪患者走多远。作为医学界从业者，除非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我们自然永远都不应该梦想着去偏好一种受到所有权威攻击的困难而复杂的方法，而不去选择一种简单、清晰、容易的方法。我完全通晓催眠暗示与杜波依斯（Dubois）的劝导方法，但我并不会去使用它们，这是因为，相比较而言，它们并不是那么有效。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会直接使用“意志的改造”（r
ducation de la volont），这是因为精神分析会给我更好的效果。
然而，如果我们确实要使用精神分析，那么我们就必须附和我们患者的退行性幻想。在对症状进行评估方面，精神分析要比通常的心理治疗程式拥有一种远为宽广的前景。所有这些都开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神经症完全是一种病理性的结构形式。在迄今为止的整个神经病学中，没有人曾想过要在神经症中找到一种治愈的企图，或由此赋予神经症结构形式以一种非常特殊的目的论意义。但是，像每种疾病一样，神经症也只是一种在发病原因与正常功能之间的一个折中。现代医学不再把发烧看成是疾病本身，而是看成有机体的一种有目的的反应。同样地，精神分析并不认为神经症是反自然的，并不认为神经症本身就是病态的，而是认为神经症是具有意义和具有目的的。
从这种看法出发，精神分析对待神经症的态度就是探究式和期待式的。在所有的情形中，精神分析都会克制住不去对症状价值进行判断，而相反地是试图去理解在那样的症状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够以比如说像消除癌症那样相同的方式来消除神经症，那么我们在同时就是消除了大量的有用能量。我们挽救了这种能量，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追问这些症状的意义、通过附和患者的退行活动，来使得这种能量为推进恢复的目标服务。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本质的人，对理解当分析师进入其患者的“有害”幻想中时是怎样实现治疗效果的，当然会有一些困难。不仅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而且还有患者自己，都对这样一种方法的治疗价值有些疑虑，因为这种方法恰恰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患者之被指责为无价值的、应受非难的东西上，也即患者的幻想上。患者们总是会告诉你们，他们以前的医生会禁止他们对自己的幻想有任何关注，并且解释说，只有当他们暂时地从这种可怕的灾难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很好地考虑自身。自然地，当治疗使得他们回到他们一向要试图去逃避的地方时，他们会怀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对这种反对意见可以作如下答复：它完全取决于患者对待其幻想的态度。迄今为止，患者的幻想都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不由自主的活动。正如我们所说，患者迷失在他的梦里面了。甚至他所谓的“沉思”也只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幻想。精神分析对患者所要求的表面上看来是同一件事情；况且，那些拥有非常肤浅的精神分析知识的人，会把这种消极的梦跟现在这里所要求的态度混淆起来。精神分析所要求患者的，恰恰是患者以前经常做的事情的反面。患者就像一个失足落入水中而沉下去的人，而精神分析则想让他表现得像个潜水者。在这里没有纯粹的运气，使得他恰恰正好掉在那个地方。水里有着沉没的宝藏，但只有潜水者才能把它带到水面上来。
也就是说，当患者从一个理性的立场来对它们进行判断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幻想看成是无价值的和无意义的。然而在实际上，这些幻想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只是由于它们确实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它们就是那些沉没的宝藏，只能被潜水者重新获得；也就是说，患者必须要跟自己以往习惯相反，现在必须要有意地把注意力转到自己的内在生活中去。他原先梦见的那些地方，他必须在现在去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思考它们。这种新的思考自身的方法，跟他以前的心灵状态有着同样多的类同之处，正如一个潜水者与一个溺水者拥有同样多的类同之处一样。他以前的强迫性冲动现在获得了意义与目标，它变成了工作。得到分析师协助的患者，使自己沉入自己的幻想之中，不是为了使自己迷失在其中，而是一点一点地打捞它们，把它们带到天日之下。这样，他就获得了一种看待其内心生活客观的有利位置，并且现在就可以与他原先感到畏惧与憎恨的东西打交道了。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所有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原则。
在以往，由于患病，患者部分地或整个地游离于生活之外。这样，他就忽略了自己关于社会成就或关于自己纯粹的人的任务的许多义务。倘若他想要再一次变得好起来，那么他就必须回到对这些义务的履行上来。作为警告，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里的“义务”不可理解为一般性的伦理公设，而应当理解为对患者自身的义务，我在这里说的“义务”并不是指利己主义的兴趣——这是因为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存在，这个事实个人主义者们太容易忘掉。一个正常的人，对分享一种共同的德行，要比拥有一种个人的罪恶会感到远为舒服，而不管这种个人的罪恶有多么诱人。如果某人让自己受到这种特殊兴趣的蛊惑，那么他必定已经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了，或者是一名另类的不正常的人了。
神经症患者从自己的责任面前退缩，并且他的力比多至少部分地逃避现实所设定的任务。这样，他的力比多就会变得内向起来，而朝向他的内在生活。由于没有做出过去任何解决现实困难的尝试，因此患者的力比多就会遵循着退行路线，这样，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现实。神经症患者会无意识地——经常也是有意识地——宁愿生活在自己的梦里或幻想里面。为了把患者带回现实、为了让患者去履行其必需的任务，精神分析会沿着同样“错误”的退行轨迹而继续下去，这些退行轨迹是由患者的力比多所开辟的；这样，分析乍看起来仿佛是支持患者的这种病态倾向的。不过，精神分析沿着幻想的错误轨迹，是为了将力比多——幻想中有价值的部分——恢复到意识中去，并将力比多应用于目前的义务。只有把无意识幻想以及附着于这些幻想上的力比多唤起，才能做到这一点。假如并没有力比多灌注其中，那么我们可以安全地让这些无意识幻想停留于它们自身影子般的存在。仅仅由于已经开始分析这样一个事实，患者就会不可避免地在其退行性趋势中感觉到惯性，这样，他们会在不断增强的抵制中，将分析师的关注引导到自己的无意识阴影世界的深处。
这就让人很容易理解，每一位作为正常人的分析师，都会在自身中感觉到对患者退行性趋势的很大抵制，就仿佛他已非常确信，这种趋势是病理性的。作为医生，分析师会相信自己在如下之事上做得相当正确，即不去进入其患者的幻想之中。他排斥这一趋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看到某些人完全把主动权交给这样一些幻想、发现只有自己才是重要的，并且不停地赞赏着自己，这实在是令人厌恶的。何况，对正常人的审美感而言，通常的神经症幻想都是令人极度不舒服的，如果不是完全令人厌恶的话。当然，精神分析师必须要把所有的审美价值判断放到一边，就像其他每一位医生那样，真正想要帮助他的患者。他一定不能对着肮脏工作发抖。自然地，有大量的患者在生理上患有疾病，并且他们确实通过运用食物疗法或暗示疗法等普通的身体治疗方法而得以康复，而无须更进一步的探查与彻底的治疗。然而，对严重的案例而言，它们只有通过基于恰当的探查与对疾病通盘的了解的一次治疗才能获得助益。迄今为止，我们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这种类型的一般性方法：在轻微的案例中，它们是无害的；相反，它们经常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不过，有许多患者被证明不适用于这些方法。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东西有所助益的话，那它就是精神分析，但这并不是说精神分析是包治百病的。包治百病是一种只来自于恶意批评的讥笑。我们很清楚，精神分析在某些案例中是无效的。正如每个人都会知道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够包治百病。
分析的“灌水”工作会一点点地把肮脏的材料从污泥中弄出来，但这种材料首先必须得到清理，之后我们才可以认识到它的价值。肮脏的幻想是没有价值的，可以把它们扔到一边，但附着于其上的力比多是有价值的，并且这种力比多在清理工作完成后就又一次会变得有用了。对职业的精神分析师以及每一位专门医师而言，有时似乎幻想本身就有着自己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力比多有价值。但这些幻想的价值跟患者没有什么关系。对分析师而言，这些幻想仅仅具有科学价值，正如外科医师可能会特别地有兴趣想知道脓里面是有葡萄球菌还是有链球菌一样。事实上对患者而言这些都是没什么分别的；而对分析师来说，他最好隐藏自己的这种科学兴趣，以免患者试图从自己的幻想中获取更多的快乐。归于这些幻想的病因意义——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解释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为什么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对各种各样的幻想的广泛讨论占用了那么多的篇幅。人们一旦知道，在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对幻想最初的估测就会被逐渐消磨掉，而在其中发现病因意义的企图也将会被逐渐消磨掉。对案例史的彻底讨论也将永远不会穷尽这片汪洋。在理论上，每个案例中的幻想都是不可穷尽的。
然而，在大部分案例中，幻想的制造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停止。但人们一定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幻想的可能性已被穷尽：幻想停止制造仅仅意味着力比多不再退行。当力比多抓住了生活的现实化，并被用于对必要任务的解决上，这时，退行活动就达到了终点。在一些案例中，不管是为了图自己的快乐也好还是由于分析师的错误预期也好，患者不停地制造着无穷无尽的幻想，这些案例不在少数。分析师的这样一些预期错误是很容易发生在新手身上的，这是因为，由于不了解精神分析案例史，他们就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在所谓的幻想的病因意义上，并且坚持不懈地竭力从患者过去的幼儿期经验中搜寻更多的幻想来，徒劳地盼望从中找到神经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不明白，解决办法就在于行动、就在于对生命中必需职责的履行。有人也许会反对，神经症完全归因于患者不能够去完成这些任务，并且，通过分析无意识，治疗师应当使得患者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至少提供给患者这样做的方法。
这么说吧，这种反对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得对其加以补充，即仅仅当患者真实地意识到——不仅仅在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的学理上，而且在细节上意识到——他必须得去履行的任务时，这种反对意见才是有效的。尽管由于他们的智力，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的一般性义务，并且也仅仅或许是奋斗得太辛苦而难以满足现行道德中的规则，然而，缺乏这样的一种知识，正是神经症患者的典型特征。但是恰恰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就对自己那些无比重要的义务知道得更少，有时甚至根本不知道。因此，盲目地跟随着患者走在退行之路上，并出于一种不合时宜的对病因的兴趣而把患者推回到其幼儿期幻想中，这样做是不够的。我经常会收到受困于一场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们的信：“我的分析师认为我在什么地方有一种幼儿期创伤，或是有一种我仍在压抑着的幻想。”除了那些在其中猜测碰巧会正确的案例，我在其他的一些案例中也看到过中断，这种中断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导致的：被分析所调动起来的力比多，又一次沉落到缺乏被运用的深渊之中。这种情况可归结为：分析师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患者的幼儿期幻想上，并且没有看到患者必须完成的适应任务。结果就是，由于没有机会进一步活动，力比多总是再一次地沉回去。
有许多患者，完全从自身出发，非常迅速地发现生命中的任务，并非常迅速地停止制造退行幻想，这是因为，他们更喜欢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是生活在幻想中。遗憾的是，并非所有患者都这样。许多患者无限期地或许是永远地推迟履行其生命中的任务，并且宁愿去进行他们无用的神经症梦想。我必须还得再一次加以强调，关于这里的“梦想”，我们并不是指一种意识现象。
根据这些事实以及这些洞见，精神分析的特征在这些年当中得到了改变。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精神分析是一种外科手术，它把异质部分即阻塞情感的情感从心灵中去除；在其第二阶段，精神分析就是一种历史方法，它试图探究神经症的一切细节，并试图将之追溯至其最初的开端。
毫无疑问，移情方法的存在不仅要归功于一种强烈的科学兴趣，还要归功于分析师个人的“移情作用”（empathy），其踪迹可以在精神分析案例材料中被清楚地看到。由于这种个人感觉，弗洛伊德才能够在其中发现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存在。尽管在以前，这种作用是在创伤性情感的释放中被找到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分析所揭露出来的幻想都跟分析师本人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把这种过程称为移情，这是因为，患者把先前附着于父母记忆意象之上的幻想都转移到分析师身上了。移情并不限于纯粹的理智领域，而是，投注于幻想的力比多，跟幻想一起落在了分析师身上。所有那些围绕着父母意象而丛生的性幻想，如今都围绕着分析师而丛生。并且，患者对这一点认识得越少，他所依附于分析师的无意识就会越强。
这个发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对患者而言，移情具有重要的生物学价值。他给予现实的力比多越少，他的幻想就会越夸张，而他跟世界的割裂就会越深。神经症患者的典型症状就是他们与现实的失常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缩减了适应。对分析师的移情建起了一座桥，患者可以通过这座桥从其家庭中逃离而进入现实。他现在可以从其幼儿期情景中抽出身来，进入成人世界之中。因为对他而言，分析师代表着一部分家庭外世界。
在另一方面，移情也是治疗过程中的一种有力障碍，这是因为，患者把本应代表一部分家庭外世界的分析师同化为自己的父母，这样，他所新获得之物的有利条件就会受到损害。他越是能够客观地看待分析师、把分析师看成可以认为的任何其他个体，那么移情的好处就会越多。而他越是不能够客观地看待分析师，他越是把分析师同化为父亲意象，那么移情的好处就会越少，而移情会产生的伤害也就越大。患者仅仅通过准父母个体的加入扩展了家庭的规模。他自己就像以前一样，仍然停留在幼儿期情景中，因此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幼儿期情意丛。照这样，移情的所有优势都会失去。
有一些患者以极大的兴趣跟着分析走，但却不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进展：尽管他们神经症所有先前的历史记录，甚至其最黑暗的角落，似乎都已被揭示出来，但他们制造出来的幻想却格外多。受到历史观点影响的分析师会很容易陷于混乱状态，他们会问自己：在这个案例中还有什么需要加以分析的吗？这些仅正是我以前在心里所想的案例，在那时候，我说，这不再是一个分析历史材料的问题，而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一个克服幼儿期态度的问题。历史分析会一遍遍地表明，患者有着一种对分析师的幼儿期态度，但这种分析不会告诉我们怎样去改变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移情的这种严重缺点是每个案例都会具有的。我们已逐渐证明了，即使从科学的观点看，迄今为止所讨论的那部分精神分析是格外的有趣和有价值的，然而其重要性在实际上可能远远不如接下去所要讲的东西，也即对移情本身的分析。
在我详细讨论分析的这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之前，我应该先来关注一下精神分析的初始阶段与某种文明机制之间的平行关系。在这儿，我指的是宗教的忏悔机制。
对拥有为自己所忧虑地掩藏着和猜疑地保护着的个人秘密的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怀有秘密更让他感到孤独，更能让他感觉到隔离于其他人友情之外的了。往往正是这种“有罪的”思想与行为使得他们相互疏离。在这里，忏悔有时会具有一种真正的弥补作用。在忏悔之后经常会出现的巨大解脱感，可以归结为该迷途羔羊被人类共同体重新接纳。他那难以承受的道德孤立感与道德隔离感消失了。这就是忏悔的主要心理价值。
然而除此之外，忏悔还有其他的后果：通过将倾诉者的秘密及处于其下的所有无意识幻想加以转移，一条道德纽带会在患者与其告解神甫（fatherconfessor）之间形成。我们称之为“移情关系”。任何具备精神分析经验的人都会知道，当患者能够把自己的秘密向分析师进行忏悔时，分析师的个人意义将会得到多么大的增强。这也很可能是教会（Church）想要的一种效果。迄今为止，大部分人性不仅需要教导，而且希望得到指引和监护，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教会设于忏悔上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佩戴着这种父权标识的牧师，变成了可靠的领导者，其羊群的牧羊人。他就是告解神甫，而其教区的成员也就成了他的悔罪的孩子。
因此，牧师与教会就代表了父母，并且借助于此，他们把个体从与家庭的联结中解放出来。于是，牧师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个体，由一个自然高贵的灵魂，以及一种精神教养来匹配它；忏悔机制可以被称赞为一种社会保护与教育的杰出方法，在事实上，它也在150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的教育任务。只要中世纪教会知晓怎样去保卫艺术与科学——其在扮演这一角色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对世俗利益的大度宽容——忏悔是一种极好的教育机制。不过，一旦教会被证实不能够维持其在智识领域的领导地位——精神僵化所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它就至少在得到高度发展的那些人身上失去了其教育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高度发展的那些人不愿意被信条或教条所指引，他们想要的是理解。因此，如果他们把任何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扔在一边，这是并不令人奇怪的；而宗教象征是最难以理解的，因此通常也是最让人着迷的东西。积极的信仰所要求的智识的牺牲，是一种侵害，是高度发展的那些个体的良知所加以反抗的东西。
假如分析师具有发号施令的个性，并且在各方面都能够指导其患者的责任感，是一位“父亲式人物”，那么，就分析而言，可能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对分析师的移情与依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具有明确治疗效果的充分目标。但一位现代的心智上得到充分发展的人，能够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努力去控制自己，并且还能够在道德上自立。他想要把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由其他人来掌舵是太久了。他想要去理解，换句话说，他想要作为一个成人。被他人引导或操纵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这不再适用于今天的有智识人群了；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时代精神要求他们自己行使道德自律。精神分析必须认真对待这种要求，由此必须拒绝患者要得到不断的支配与指导的要求。分析师太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缺点所在了，不会相信自己能够扮演父亲的角色来进行指导。他最高的野心仅仅在于：教育自己的患者在人格上自立，并且把他们从与自己幼儿式局限的无意识联结中解放出来。因此，他就必须去分析移情，这是一项未曾由牧师做过的工作。通过分析，依赖于分析师的无意识——有时候是意识——被割断了，而患者则开始走向独立。至少这一点，是治疗的目标所在
。
移情把各种各样的困难带进了分析师与患者的关系之中，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分析师总是或多或少地被家庭所同化。分析的第一部分，即发现情结，是相当容易的，这一点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乐意吐露使自己痛苦的秘密。在最后，能够找到人愿意去理解地倾听他的所有这些事情，而这在以往是没有人愿意去听的，患者就会对此特别满意。对患者则言，被人所理解，并有一位医生能够不管怎样都决心去理解自己，而且他还似乎会通过所有曲折的方法来乐意去跟随自己，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令人愉快的感觉。有一些患者甚至会对此进行一个特殊的“测试”，这是一位分析师必须加以探究的问题：如果分析师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去探究该问题，或如果他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他就不是一位好的分析师。对所有那些贪得无厌地要求“理解”的孤苦灵魂，被理解的感觉是特别甜美的。
对具有这样一种亲切性情的患者而言，分析的初始阶段总是相当简单的。治疗效果常常是相当好的，并且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显得很容易达到。由于这个原因，这样的治疗效果可能会诱使新手沉醉于治疗的乐观主义与分析的肤浅，而这种状态，是跟其工作所要求的严肃性与特殊困难并不相干的。精神分析中最可鄙的事情就是吹嘘治疗成功，因为精神分析师非常清楚，治疗效果在根本上极为依赖于合作本性以及患者本人的配合。精神分析师可以合理地得意于自己对神经症本质与结构之不断深化的洞见，这是一种完全超越该领域所有以往知识的洞见。然而，迄今为止的精神分析出版物却不能够免于有时精神分析会发生错误的指控。有一些技术性出版物会给予缺乏了解的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精神分析是一种或多或少聪明的伎俩，会产生种种奇怪的结果。
分析的第一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试图去理解，并且经常以这种方式来舒缓患者的感觉，是这些治疗的幻觉产生的原因。在分析之初可能会出现的进展自然不是治疗的真正效果，而通常仅仅是暂时的缓和，这种缓和对移情过程非常有助益。在对移情的最初抵制被克服之后，就是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理想状态。他自己不需要做出任何努力，就有人怀着罕见和特别的理解的渴望与他早早相遇，后者不会让自己感到厌烦和对任何事情生气，尽管患者有时会竭力用自己任性且幼稚的挑衅来激怒分析师。这种忍耐足以化解最强烈的抵制，这样，患者就不再犹豫，把分析师看成是其家庭偶像中的一员，也即，把分析师纳入自己的幼儿期情景中。
与此同时，患者满足了另一个需要，也即，他获得了一种家庭外的关系，并由此满足了一种生物要求。这样，患者从移情关系中获得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一个被期望赠与他以全心全意的充满爱意的关切的个体，在此程度上等同于其父母亲；但在另一方面，这个个体是处于其家庭之外的，因此可以帮助他履行极其重要且困难的义务，同时又不会对他自己造成哪怕一丁点儿危险。此时，除此之外，这种获得还加上了一种显著的治疗效果，由于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患者于是增强了自己的信念，即他所新找到的境遇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做出判断，即他一点也不愿意放弃所有这些好处。如果由他支配的话，他宁愿永远跟分析师保持联合。因此，他现在开始制造出许多幻想，来说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被达到的。情欲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并被加以夸张地使用，以展示出他们之间分离的不可能性。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当分析师试图打破这种移情关系的时候，患者会制造出最顽固的抵制。
然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正如对每个人而言也都一样，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家庭外关系的获得是一种生命义务，而这种义务直到那时他还根本没有去履行，或是以一种非常有限的方式去履行。在这一点上，我必须积极地去反对人们经常能听到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一种家庭外关系总是意味着一种性关系〈在许多情形中，人们会喜欢说：恰恰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令人特别喜爱的神经症误解，即对待世界的正确态度是在对性的沉溺中被发现的。在这方面，精神分析文献也不能免于错误的表述：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些出版物，除了错误的表述之外我们是从中得不到任何其他结论的。不过，这种误解要比精神分析更为古老，因此就不能任由它来攻击精神分析。有经验的医师很清楚地知道这种建议，我也有多名患者是根据这一指示而行动的。但如果有一位精神分析师这样建议的话，他就是犯了跟他的患者同样的错误，即相信自己的性幻想来自被禁锢的（pent-up）（“被压抑的”，repressed）性欲。倘若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处方自然就是有益的。但问题根本不是来自被压抑的性欲，而是来自退行的力比多，由于它逃避了现实任务，并竭力退回到幼儿期水平，因此夸大了幻想〉。如果我们在各方面都支持这种退行趋势，那么我们就只是强化了这种幼儿期态度，这种幼儿期态度使得神经症患者遭受折磨。患者必须要学会更高的适应，这种适应是生活对成熟的、文明的人们的要求。那些有着坚决倾向更往下沉的人，会继续下沉：他们对此不需要精神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小心，我们不能走向相反的极端想法，即精神分析仅仅制造出异常人格。精神分析是处于传统道德之外的，暂时它不应当拥护普遍的道德规范。它仅仅是，并且应当仅仅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能给予个体的倾向以喘息余地，并可以发展它们，使它们与人格的其余部分相和谐。它应当是一种生物学方法，其目标是把最高的主体福利与最有价值的生物表现联合起来。由于人不仅仅是个体，而且还是社会的成员，这两种内在于人类本性之中的倾向是永远不能被分开的，否则的话，一方就会屈从于另一方，而不会给他带来严重的伤害。
接受分析的患者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会在最后变成自己真正所是的那个人，跟自己相和谐，既不好也不坏，就仿佛他处于自然状态。精神分析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教育的方法，如果我们所指的教育的含义是一种修剪艺术，这种艺术把一棵树修剪成一个非常美丽的艺术造型。不过，那些拥有更高教育观念的人，会称赞那种栽培树的方法，这种栽培方法会达到树本身自然成长条件的最完美境地。我们太过屈服于那种荒谬的畏惧：即我们在根本上是非常不可理喻的存在，并且如果每个人都呈现出他真正所是的那个样子，那将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社会灾难。在今天，许多人把“人就是其实际所是”（manas he really is）仅仅用来意指人类之中永恒的不满、无政府主义以及贪婪等成分，而全然忘记了这同样的人类也建立起了那些牢固树立的文明形式，这些文明形式拥有比所有无政府主义潜流更大的强度与稳定性〈强化自己的社会人格，这是人类之存在的根本条件之一。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人性将不复存在。我们在神经症患者的心灵中所遇到的那种自私自利与桀骜不驯，并非“人就是其实际所是”，而是一种幼儿期扭曲。实际上，正常的人是“有教养和有道德的”[civic-minded and moral]；他创造了自己的律法并去观察它们，不足因为它们是从外面加诸于自身的——那是一种孩子气的错觉——而是因为，比起无秩序与无律法来，他们更喜欢律法与秩序〉。
为了解除移情，我们必须要跟那些强力作斗争，这些强力不仅仅是神经症患者的，而且对普通人而言也具有普遍意义。为了设法让患者打破移情关系，我们会要求患者去做一些很少，或是从未要求一般人去做的事情，也即，患者应当完全战胜自己。只有某些宗教是这么要求个体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分析的第二个阶段变得异常困难。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认为他人的爱给了自己提出要求的权利，这是孩子们的一种习惯性偏见。幼儿期的爱的观念是从他人那儿得到礼物。患者们是根据这个定义来提出要求的，因此表现得跟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大多数普通人幼儿式的贪婪仅仅由于如下情况而不能达到很高的一个程度：他们对生命义务的履行，为履行这种义务而提供力比多，以及还由于缺乏某种性情而使得他们不能倾向于做出充满激情的举动。神经症患者的基本困难在于：患者不是以自己的特别方式来使自己去适应生活，那需要一种很高程度的自我约束；而是，他会做出幼儿期要求，然后开始讨价还价。分析师几乎不会倾向于顺从患者对他个人提出的要求，而是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分析师会试着以妥协来赎买自己的自由。比如，分析师可能会抛出道德自由的暗示，倘若这种道德自由转变成一条道德准则，那它就会带来文明水平的普遍降低。但以这种方式，患者仅仅沉到了更低的层次，仅仅变得较差而已。它最终也根本不是一个文明的问题，而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分析师通过提供所声称的其他好处，来从限制自己的移情状态中赎出一条路来。如此具有诱惑性地提供那些好处是和患者真正的利益相悖的，那样的话，患者就永远都不能从自己幼儿式贪婪与懒惰中解脱出来。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让他从这些状态中解脱出来。
就跟正常人一样，神经症患者必须得证明自己是可以理性地生活的。事实上，他必须要比一个普通人做得更多，他必须放弃自己幼儿期倾向中的一大部分，这是没有人要求一个普通人去做的。
患者总是要通过找寻特殊的冒险经历，来试图让自己确信：继续以一种幼儿式方式来生活是可行的。如果分析师试图去阻止他们这样做，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一些经验是人们必须要去经历的，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无可替代的。对患者而言，这样的经验常常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在任何阶段的分析都不如这个阶段的分析更为清楚地显示出，一切都取决于分析师对自己分析得多透彻。如果分析师自己具有一种幼儿期类型的欲望，而该欲望他还对之并无意识，那么他将永远不能够让他的患者看到这种危险。为了找到对治愈方案的确证——或者其反面，在分析过程始终，聪明的患者会超越分析表面而去深入分析师的灵魂，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通过最精细的分析，要阻止患者本能地去接管分析师用以处理生活中问题的方式，也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这是因为，个性所教授的东西，要比充满智慧的大厚书教授得更多。为了隐藏自己的人格，而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的所有伪装，都是全无用处的：分析师迟早会遇到一名患者，该患者会揭穿分析师的虚张声势。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自己职业的分析师，会面临精神分析原理在自己身上得到检验的无情必然性。他将会惊讶地看到，多少表面上看来的技术性困难就这样消失不见。请注意，我现在讲的不是分析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发掘情结的阶段；而是讲的分析的最后阶段，这个格外难以处理的阶段是跟解除移情有关的。
我以前经常发现，新手们会把移情看成是一种完全不正常的、必须对之加以“反击”的现象。这种做法极其错误。首先，我们必须把移情仅仅看成是一种对社会纽带的歪曲，一种对社会纽带性欲化的歪曲模仿，而该种纽带把人类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还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这种纽带是所有可设想的社会因素中最具价值的；就患者而言，完全拒绝这些社会伸出的友爱之手，会是一种可悲的错误。清洗掉他们的退行成分，他们的幼儿式性主义，是非常必需的。倘若清洗得以完成，那么移情就会变成一种最便利的适应手段。
惟一的危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在于，分析师的那些未被识别出的幼儿期要求，可能会混同于患者类似的要求。分析师只有通过经受一场由另一位分析师主持的严格分析后，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分析师才能学会去理解分析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在自己的精神中去体验它会是什么感觉。每位聪明的分析师都会立即明白，这一点一定会大大地有助于其患者的利益。有一些分析师相信，他们可以进行一场自我分析。那是明希豪森[Munchausen]的心理学，而他们必定会继续被困住。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治疗学上的有效因素之一，就是让自己去经受他人的客观判断。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不管任何事物与任何人，而保持不加判断状态。所有的分析师，如果他想要帮助自己的患者变得在社会方面成熟起来，具有独立的人格，那么他就必须放弃所有的孤立主义策略与自我意淫的骗人把戏。
我知道，我也有一点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这就是当我把以下这点看成是一个自明的要求：精神分析师必须以合适的方式来履行自己对生命的义务。如果分析师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未被使用的力比多会自动地袭击他的患者，并最终歪曲整个分析。那些不成熟且无能力的人，他们自己患有神经症，自顾尚且不暇，通常都只能从分析中得出毫无价值的东西。举例是讨厌的事情[Exempla sunt odiosa]！愚人手里的良药永远意味着毒药与死亡。正如我们对一位外科医生所要求的那样，除了他的技术知识之外，还要有一只灵敏而熟练的手、勇气、注意力的集中，以及做出决策的魄力；因此，在把患者托付给一位分析师之前，我们必须要求他经过了对他本人的人格的严格和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我甚至还会说，精神分析技术的获得与实践，不仅预设了一项特殊的心理禀赋，而且还在一开始就预设了对自己性格之塑造的真切关注。〉
解除移情的技术跟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技术相同。患者利用从分析师的人格那里撤回的力比多来做什么，这个问题自然地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对新手的危险也是巨大的，这是因为他倾向于暗示或给出建议。对患者而言，分析师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为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也是致命的。就像在精神分析的任何地方一样，在这个重要的关节点，我们必须让患者及其冲动来带头，即使前进的道路看起来是错误的。错误同真理一样重要，它也是生命过程的一个条件。
在这个隐藏了大量暗礁与浅滩分析的第二阶段，我们可以把其中的大部分都归功于梦。在分析刚开始的时候，梦主要帮助我们发现幻想；但在这个阶段，梦通常是力比多之使用的极有价值的向导。在通过历史材料与充满意愿的倾向来决定显现之梦的内容方面，弗洛伊德的工作在极大地扩展我们相关的知识方面奠定了基础。他向我们说明，梦是怎样通往大量的潜意识材料的，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沉在阈限之下的记忆。与他在纯粹历史方法上的天才相一致的是，弗洛伊德的治疗程序主要是分析的。尽管这种方法无可置疑地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也不应该排他性地采用这种立场，这是因为，一种片面的历史性视角是不能够充分地考虑梦的目的论意义的[这一点尤为马德（Maeder）所强调
]。如果我们只从其历史决定因素的角度来考虑它的话，无意识思维就不能够被很好地刻画出来。出于全面的评价需要，我们必须同样无可置疑地去考虑其目的论意义或预测意义。如果我们追溯英国国会（English Parliament）的历史至其开端处，无疑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历史发展以及它目前形式由以决定的方式达成一个极好的理解。不过，那将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其预测功能的事情，也即，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它在现在以及将来必须要完成的任务的事情。
对梦而言，这一点也是同样正确的，梦的预测功能仅仅在所有时代与所有种族的迷信中体现其价值。这一观点是相当真实的。无须臆测性地说梦具有先知般的预见，下述之事仍然是可能的：即我们可以在梦的潜意识材料中发现未来事件的潜意识联结，它们之所以是潜意识的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成为意识所必需的那种清晰程度。在这里，我所考虑的是我们有时候对未来所拥有的那些隐约预感，这种预感仅仅是事件的非常微弱的、潜意识的联结，其客观价值我们仍没能够认识到。
借助于梦的那些目的论成分，患者的未来倾向可以得到详细阐述。如果这项工作成功的话，那么患者就可穿越治疗，穿越半幼儿式移情关系，而进入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他内心仔细准备好了的，是他自己所选择的，并且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宣称要托付于它的。
很容易理解的是，精神分析永远不能用于多科性诊疗工作。它一定会总是被极少数人所使用，这些人由于他们天生的在教育上与心理学上的能力，对这种职业拥有一种特有的才华与特别的爱好。正如并不是每位医生都能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精神分析师的。这种工作主要的心理学性质，会使得医学行业对之的全面掌握变得非常困难。科学的其他分支迟早会掌握这种方法，或者是由于实践方面的理由，或者是出于理论兴趣。只要正统的科学把精神分析作为纯粹的胡说而排除在一般性讨论之外，若是其他部门在医学行业之前学会掌握这些材料，我们对此不会感到惊奇。精神分析似乎更像是一种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一种人文科学领域内位于第一等级的启发原则。
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探索心理疾病的方法来加以示范应用，是苏黎世学派（Zurich school）的主要工作。比如，精神分析对早发性痴呆（DementiaPraecox）的研究，使我们对这种著名疾病的心理结构有了极有价值的洞见。如果要深入讨论这些研究的结果，恐怕会使我离题万里。关于这种疾病的心理决定因素的理论，其本身便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领域；并且，如果我要讨论早发性痴呆的象征问题，我将不得不把一大堆材料摆在你们面前，我不会指望在这些讲座的框架内展开这些材料，因为它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概览。
早发性痴呆问题变得极其复杂，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在近年来对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的渗透，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人类学象征系统的深刻洞见。那些熟悉梦和早发性痴呆的象征系统的人，会被在现代个体中发现的象征与人类历史中所发现象征之间的对应原则震惊。最令人吃惊的是民族文化学象征与精神分裂症象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心理学与神话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我不可能详细阐述我关于早发性痴呆的观点。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必须控制对精神分析在神话学与比较宗教学方面研究成果的讨论。目前，这些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在族群个体的象征系统之间发现了广泛的对应性。我们仍然不能看清楚，这种民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y）会开启多么广阔的前景。不过，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期望，精神分析对潜意识过程本性的研究会被神话学研究极大地丰富和深化。
在上述讲稿中，我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为你们提供对精神分析性质的一般性说明方面。对方法与理论的详细讨论，则要求大量的案例材料；而对这些案例材料的展示性说明，则会减弱对整体的全面看法。不过，为了让你们对精神分析治疗实际过程有一些概念，我已决定向你们展示对一个11岁女孩的相当简短的分析。这个案例是由我的助手玛丽·莫尔茨（Mary Moltzer）小姐分析的。我必须预先对该案例加以评论，即正如一个个体并不比其他所有人更为典型一样，这个案例在篇幅和进程上只是一次普通的精神分析。对普遍有效规则的抽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精神分析中这么困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最好别搞出太多公式性表述。我们切不可忘记，尽管在冲突与情结方面有着很多的一致性，但每一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案例都要求分析师的个人兴趣，并且在每个案例中分析进程都会是不同的。
因此，在下面的这个案例中，我仅仅会提供给你们心灵之无限多样世界中的一小部分，向你们展示所谓的命运心血来潮地散步于一个人生活当中的所有那些明显怪诞和任意的乖僻之处。拒绝提供任何更多有趣的精神分析细节，这并不是我的意图所在；因为我不想给你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精神分析是一种严格的形式化的方法。探索者对科学性的要求，促使他总是去寻找规则与范畴，用来捕捉所有活生生的事物的最具活性部分。在另一方面，分析师与观察者必须抛开公式与规则，让那活生生的现实以其无规则的丰富性来作用于自己。因此，我将会试图去把这个案例以其自然状态呈现出来；并且我希望我将会成功地向你们显示：一场分析的实际进展，与从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可能会对之做出的预期，是多么的不同。
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个成长于良好家庭的聪明的11岁女孩的案例。
病史如下：这个女孩由于突发性恶心与头痛而不得不离开学校几次，并不得不躺在床上。在早上，她有时会拒绝起床，并拒绝去上学。她经常做噩梦，变得喜怒无常，经常撒谎。她母亲过来向我咨询，我告诉她，这些症状可能是神经症的征兆，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隐藏在这些症状的背后，而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去问这孩子。这种猜测并不是武断的，因为每一位专注的观察者都会知道，如果孩子们像这样不安和坏脾气的话，那么一定有某些事情在困扰着他们。
这个孩子当时向她母亲坦白了如下事情。她有一位特别挚爱喜欢的老师，她对他异常着迷。在上个学期，她把功课落下了，并且认为自己在这位老师心目中的位置降低了。于是她开始在他课上感觉不舒服。她不仅觉得她的老师疏远了她，甚至还对他有相当的敌意。她把自己所有的友情都倾注到了一个可怜男孩身上，她经常把带到学校去的面包跟他分享。现在她还给他钱，这样他就可以自己买面包吃了。有一次，在跟这男孩的一次交谈中，她取笑了她的老师，称他为山羊。男孩对她越来越依恋，并认为自己有权利从她那儿偶尔索取一次贡品，要她呈上一点钱。这样，她开始害怕男孩会告诉老师说她曾称呼他为山羊，于是她向他承诺，如果他发誓永远不会跟老师说那些事情的话，她就给他两个法郎。从那时起，男孩就开始勒索她：他威胁她给他钱，并且在上学路上烦扰她，跟她要钱。她绝望了。她的几次得病都跟这件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这件事情作为坦白的结果得到解决之后，她心灵的宁静仍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得到恢复。
正如我在前面的讲稿中所提到的那样，与一个痛苦事件的单纯关系总是会具有非常有利的治疗效果。通常这种治疗效果并不持久，尽管偶尔它可能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自然地，这样一种坦白远不是一场治疗，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有许多神经科专家相信，一场分析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广义的一次联想回溯或坦白忏悔。
不久以后，这女孩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咳嗽，整整一天没去学校。之后一天，她回到了学校，整天都在校，感觉非常良好。在第三天，咳嗽又回来了，伴随着左边身子疼痛、发烧与呕吐。她的体温有103华氏度，医生担心是肺炎。但第四天，一切症状又全部消失了。她感觉非常好，没有发烧或恶心的痕迹。
不过，我们的小患者仍然不停地哭着，不愿起床。事件的这一奇怪过程中，我猜测这个孩子得了严重的神经症，于是我建议进行分析性治疗。
这个小女孩看起来非常紧张和拘束，不时地发出不愉快的强迫性笑声。
我们先让她谈谈，若被允许待在床上的话会感觉怎么样。她告诉我们，她将会特别愉快，因为始终有人陪她。每个人都会来看她，尤其是，她会向妈妈读一本书，书里的故事是：一位王子病了，只有当他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他才能痊愈；而他的愿望是这样的，允许他的小朋友，一个可怜男孩，待在他身边。
这个故事与她自己小小的爱情故事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关系，以及它跟她生病之间的联系，都给她指出来了；于是她就开始哭泣，说她要去跟其他孩子们一起玩，否则他们就走了。我们让她去玩，她去了，但立即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们向她解释：她之所以去玩，不是因为担心小玩伴们要走了才去玩的，而是因为抵制治疗才想去玩的。
在第二次分析面谈中，女孩看起来不那么焦虑与羞怯了。谈话被引向那位老师而展开，但女孩太困窘而不愿去谈论他。最后她羞红着脸承认自己非常喜欢他。我们要让她清楚知道的是：她不需要为此感到害羞；相反，她的爱慕是一种保证，保证她会在他的课上全力以赴。“那么我可以喜欢他了？”小患者喜形于色地问道。
这个解释保证这孩子在选择爱慕对象上是正当的。女孩看起来似乎害怕承认自己对老师的感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容易加以解释的。在前文中，我们假定力比多要抓住一个家庭外个体作为对象时是异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它仍然发现自身陷于一个乱伦束缚中——这事实上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可信的观念——力比多是很难从中抽身的。在另一方面，必须要加以强调的是，她的力比多激烈地占有了那个可怜男孩，而这男孩也是家庭之外的某个人；如此一来，困难就不可能存在于把力比多转移到一个家庭外对象上，而是存在于一些其他的情形。她对老师的爱慕对她而言是一项更困难的任务，它对她的要求远远多于她爱那个男孩对她的要求，因为后者对她而言并不要求她付出更多的道德努力。分析中所做出的暗示——爱慕会使她全力以赴——会使孩子回到真正的任务，即去适应老师。
然而，倘若力比多从一个必要的任务面前退却，它如此这般恰恰是由于人性懒惰的原因，这种现象不仅在孩子身上，而且在原始人与动物身上尤其显著。原始人的惯性与懒惰是不去做出努力来适应的主要原因。力比多不被用于该目的，于是它便淤塞了；于是它就会不可避免地退行到以前的适应对象或适应模式中。结果就是，乱伦情结被明显地激活了。力比多就会从难以获得的，且要求付出如此多努力的对象中撤出，继而转向更容易些的对象，最后转到最容易的对象，即幼儿期幻想上，这些幻想于是就会被精心制作成真正的乱伦幻想。事实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存在着一种对心理适应的干扰，我们就总是会发现一种这类幻想的过度发展一定会被同样地设想为一种退行现象，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也就是说，乱伦幻想是次生的，它并不具有因果的重要性，而首要的原因就是人类本性中对一切努力的抵制。相应地，从某项任务撤回不能用某人喜欢乱伦关系这样的说法来解释，而应说他回陷到乱伦关系是为了避免付出努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不得不说，抵制去进行有意识的努力，与对乱伦关系的偏爱是一回事。既然不仅原始人，而且还有动物都非常不喜欢所有的有意努力，并且都沉溺于完全的懒惰，直到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行动，那么这种说法就显然是胡说了。无论是在原始人还是在动物的情形中，我们都不能断言说，对乱伦关系的偏爱是其厌恶做出适应努力的原因；这是因为，尤其是在动物的情形中，完全不可能存在乱伦关系的问题。
与众不同的是，这孩子表现出高兴的情形，并不是出于为了老师而全力以赴的前景，而是出于被允许去爱慕老师的前景。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最适合她了。她的如释重负来自于她对老师的爱慕被认为是正当的确认——甚至首先都不用做出任何特殊的努力。
于是接下来的谈话就转到恐吓的事情上了，她又一次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她曾试图去撬开她的储钱罐；由于没能成功，她就试图从她妈妈那儿偷钥匙。她还坦白了另外一件事情：她曾取笑过老师，因为他对其他女孩要比对她更好。但确实她在他的课上变得更加糟糕了，尤其是在算术课上。每当她有什么不理解的，又都不敢去问老师，因为她害怕会失去老师对她的尊重。这样，她不断出错，落在后面，并且真的失去了老师的尊重。结果就是，她与老师陷入了一个非常令人不满意的状态。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她班上的一个女孩由于患病被送回了家。不久以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她的身上。她以这种方式来试图逃离她不再喜爱的学校。失去了老师的尊重，在一方面就导致她开始侮辱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就使得她陷入与那个小男孩的事情中去，而这显然就是作为她失去同老师的关系的补偿。现在对她做出的解释就是一个简单的暗示：倘若她通过及时提问来努力解释他的课，就会使老师的印象大为改善。我要补充的是，这个暗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从那时起，这个小女孩变成了最好的学生，不再逃算术课了。
在那个敲诈故事中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它的强迫性以及它所表明的女孩的自由感的缺乏。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任何人一旦允许其力比多从一项必需的任务面前退却，它就会自行其事，并且无视主体的抗议，选择自己的目标，顽固地追逐它们。因此，一个过着懒惰而消极的生活的人古怪地屈从于力比多的强制，也即屈从于各种各样的畏惧和不由自主的约束，是很常见的事情。原始人的畏惧与迷信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佳证明，而且我们自己的文明史，尤其是古代文明，同样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力比多的无所事事使它变得无法驾驭。但我们一定不要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强制努力永久地把自己从力比多的强制下解救出来。我们仅仅能够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来有意识地为力比多规定任务；其他率性而为的任务是由力比多自身所选择的，因为这些任务是力比多的命运之所在。如果这些任务被免除，那么即使最勤勉的生活也一无所获，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人类本性的所有情形。无数过劳引发的神经衰弱症都可追溯至这个原因，这是因为，在内在冲突中完成的工作会导致神经疲惫不堪。
女孩讲了一个她在5岁时做过的梦，这个梦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说：“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梦。”我愿意在这里补充一下，这类梦具有非常特别的意味。一个梦自发地滞留在记忆中的时间越长，归之于这个梦的重要性就越大。梦是这样的：
我跟我弟弟在树林里寻找草莓。后来一只狼出现了，它向我扑了过来。我逃上了一个楼梯，狼在后面追着我。我掉下来了，狼咬住了我的腿。我在极度恐惧中醒了过来。
在我们开始着手分析小女孩给予我们的联想之前，我会试着去对梦的可能内容形成一个主观看法，然后去看看我们的结论是如何与孩子给出的联想相比较的。梦的开头使我们想起那个著名的小红帽童话，这个故事当然是每个孩子都知道的。狼先吃了祖母，然后变成了她的样子，随后吃了小红帽。但猎人杀死了狼，把它的肚子剖开，于是小红帽就安安全全地、完好无损地跳了出来。
这一主题可以在全世界的无数神话里找到，它也是《圣经》里约拿故事的主题。直接处于其背后的含义是星相神话学式的：太阳在晚上被海怪吃掉了，在早上又生了出来。当然，整个星相神话学归根到底就是心理——无意识心理——投射到了天空里而已；因为神话以前从未、现在也从来不会是有意地创造的，它们产生于人类的无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各个种族之间的神话形式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或同一性，即使这些种族从一开始就在空间上彼此分开。比如，这个观点就可以解释十字架象征的非同寻常的分布，这种分布完全独立于基督教，美洲就提供了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例子。我们不可能去设想，神话仅仅是为了解释气象或天文过程而被创造出来的；和梦一样，神话首先是无意识冲动的显现。这些无意识冲动是被无意识中退行的力比多所激活的。那暴露出来的材料自然地就是幼儿期材料——与乱伦情结有关的那些幻想。因此，在所有这些所谓的太阳神话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关于生殖、生育以及乱伦关系的幼儿看法。小红帽童话中的幻想是，母亲必须吃下像孩子一样的某个东西，而孩子是通过剖开母亲身体才能得以出生。这种幻想是最普通不过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
从这些一般性的心理学考虑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孩子在这个梦中曾试图去说明生殖与生育的问题。至于狼，我们或许必须得把它视为父亲的象征。这是因为，孩子会无意识地把任何侵犯母亲的行为都归给父亲。这个主题也是基于关于对母亲的侵犯的无数神话之上的。关于神话的对应，我想要提请你们注意博阿斯的工作
[2]
，这项工作收集了一些极其动人的美洲印第安传奇故事；还有弗罗贝纽斯（Frobenius）的书，《太阳神的年代》（Das Zeitalter des Sonnengottes）；最后还有亚伯拉罕（Abraham）、兰克（Rank）、里克林（Riklin）、琼斯（Jones）、弗洛伊德、马德（Maeder）、希尔伯特（Silberer），以及斯皮尔赖因（Spielrein）等人的工作，
还有我自己在《转化的象征》中所做的探索性研究。
我在这里给出了一些理论性理由，但自然地这些理由并不会构成治疗的部分，在经过这些一般性反思之后，我们将继续来看看这孩子关于她的梦跟我们说了些什么。不用说，她被允许按照她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讲述梦，而不会以任何方式被影响。她从咬腿那地方讲起，并且解释说，有一次一位女士告诉她，她曾被鹳咬了，然后就有了小孩，她还仍可向人展示那被鹳咬过的地方。在瑞士，这种说法是广泛传播的性交与生育系统的一个变种。在这里，在我们的解释与孩子的联想过程之间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对应。因为她在完全未受影响下所做的第一次联想，回到了我们刚才在理论基础上所推断的那个问题上。我知道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所发表的无数案例确实是在未受影响下做出的，但它们不能够取消我们的批评者们所做的争辩，他们会说我们把自己的解释暗示给患者。这个案例也将不会使那些人信服，那些人把新手的拙劣错误——或者更糟糕的，弄虚作假——归咎于我们。
在进行了这第一次联想之后，这名小患者被问到狼让她想到了什么。她回答道：“我想到了发怒时的爸爸。”这一点也与我们的理论思考完全吻合。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些思考显然是为了这一目标做出的，因此它们缺乏普遍有效性。我认为，一旦人们具备了必要的精神分析与神话学知识，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就会消失。一条假设的有效性只有在正确知识的基础上才能被了解，否则的话就根本不会被了解。
第一次联想以鹳替代了狼：而现在对狼的联想给我们带来了对父亲的联想。在通俗的神话故事中，鹳代表的是父亲，因为父亲会带来孩子。在童话（在其中狼是母亲）与梦（在其中狼是父亲）之间的明显矛盾，对于梦或做梦者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们对之可以不用做详细的解释。我在一本书
里已经讨论过这个双性象征的问题。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在战神之子罗穆卢斯和瑞摩斯（Romulus and Remus）的传说中，两种动物即乌皮库斯（Picus）与狼，都被提升到了父母亲的位置。
因此，她在梦中对狼的畏惧就是对父亲的畏惧。这个做梦者解释说，她害怕她父亲，这是因为他对她非常严厉。他还告诉她，只有当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时，我们才会做梦。于是她问她的父亲：“但妈妈做错了什么呢？她经常做噩梦。”
有一次，她父亲打了她几下，因为她吮自己的手指。不过她不管父亲的禁止，继续吮手指。或许这就是她做过的错事？很难这么说，这是因为吮手指仅仅是一个很不符合她的年龄的幼儿期习惯，在她那个年纪很少对这种事情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更多的是为了激怒父亲，这样他就会通过打她来进行惩罚。通过这种方式，她纾解了她对一桩未供认的且更为严重的“罪过”的良心：真相是，她曾劝诱过一些跟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进行相互手淫。
正是由于这些对性的兴趣，她才害怕她父亲。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她曾在5岁的时候就做过狼的梦。在那时候，她还没有做出这些性行为。因此，对她跟其他女孩子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最多只能把它看成是她目前对父亲害怕的一个原因，而不能解释她以前的畏惧。不过，我们可以指望它是某个类似的事情，与刚才提到的被禁止的行为的心理相联系的某种无意识性企盼。比起成人来，对孩子而言，这种行为的特征与道德评价自然地是远为无意识的。为了理解什么事情使得这孩子这么早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必须得询问，在她5岁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年她弟弟出生了。因此，即使在那时她就畏惧父亲。刚才已经讨论过的联想向我们展示出了她的性兴趣与她的畏惧之间的明明白白的联系。
至于性，它的本性与快乐的积极感觉相联系；性的问题是以畏惧的形式出现在关于狼的梦中，明显是由于那代表着道德教育的坏爸爸。因此，那个梦就是性问题第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显现，显然是受到了最近弟弟出生的刺激，我们知道，在那时所有这些问题就开始变得公开化了。不过，由于性问题处处都联系着某些快乐的生理感觉的历史，而教育则把它们贬低为“坏习惯”，很明显，它只有以道德罪行与道德畏惧的伪装形式才能显露自身。
这一解释，尽管看起来很可信，但在我看来是肤浅的，不充分。这样我们就以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即教育会引发神经症，而把全部的困难都归结为道德教育。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有些没有受过道德教育的人也会患神经症，也会遭受病态畏惧。此外，道德法则不仅仅是一条必须去抵制的罪恶，而且是从人类内心最隐秘的需要中诞生出来的一种必需品。道德法则只是人类支配与控制自身的一种内在禀赋的外在显示。驯化与文明化的冲动遗失在人类进化史的暗淡而无底的深渊之中，并且永远也不能被看成是从外部施加的律法的后果。人类自身遵从其本能创造出了这些律法。倘若我们只考虑道德教育的影响，我们将永远不会理解孩子对性问题畏惧与压抑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深地藏匿于人类本性之中，也可能藏匿于自然与文明的悲剧性冲突，或是个体意识与集体感受的悲剧性冲突之中。
自然地，给这个女孩一个对该问题的更高的哲学视角的观念，将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的话，显然不会有哪怕最轻微的效果。只要消除她的对生命生殖感兴趣是错误的这种念头，就足够了。因此，她对繁殖问题投注了多少快乐与好奇，以及她那无根由的畏惧如何只是快乐转到了自身的对立面，对她而言也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她的手淫事件受到宽容的理解，并且讨论被限制在把她的注意力引向她行为的无目的性上去。与此同时，她了解到，她的性活动是其好奇心的一个主要出口，她可以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满足这种好奇心的。她对父亲的强烈恐惧表达了一种同样强烈的期盼，后者由于弟弟的出生而与繁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解释证明她的好奇心是非常正当的。借助于此，一大部分道德冲突被消除了。
这个小女孩现在更加和善，也更加愿意相信别人。她先前的强迫行为与不自然举止已完全消失了。她给我们讲述了在第三次分析面谈后做的一个梦。梦是这样的：
我变得像教堂尖顶那么高，能够看到每幢房子里面。在我的脚边是一些非常小的孩子，就像花儿一样小。一位警察走了过来，我跟他说：“如果你胆敢有任何评论，说我什么坏话，我就会夺过你的剑，砍掉你的头”。
在对该梦的分析中，她做了以下的评论：“我想要长得比爸爸更高，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不得不服从我了。”她立即把警察与她父亲联想到了一起，她父亲是位军人，当然会有一把剑。很明显，这个梦满足了她的愿望。她若成为教堂尖顶的话，就会比她父亲大得多；如果他胆敢做出评论，他就会被砍掉脑袋。这个梦也满足了孩子要变“大”的自然愿望，也即长大成人的愿望，以及有小孩子们在她脚边玩耍的愿望。在这个梦里，她克服了对父亲的畏惧，从这一点上，我们会期望她在人格自由与安全感方面会得到重要加强。
在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梦看成是梦具有补偿意义与目的论功能的一个明显例子。这样一个梦必定会给予做梦者以自己人格价值得到提升的感觉，而这对其人格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象征不能被孩子的意识清楚把握，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象征的情感影响力并不依赖于意识理解。它更多的是一个直觉知识的问题，从这个根源处，所有的宗教象征才获得其效验。在那里，意识理解是不需要的，这些宗教象征通过直觉来影响信徒的心灵。
这个女孩讲述了她同时做的梦，梦是这样的：
我跟全家人都站在屋顶上面。这所房子位于山谷背侧的窗户亮得就像火烧一样。冉冉升起的太阳从它们上面反射过来。突然，我看到这所房子在我们街道拐角的一侧真的着火了。火烧得越来越近了，烧着了我们的房子。我冲到街上，我妈妈在我后面扔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拉起围裙兜住，在这些东西中，她扔给我一个洋娃娃。我看到我们房子上的石块都着火了，但木块却没烧起来。
对这个梦的分析显得特别的困难，因此不得不扩展成两次会谈。要把这个梦所展示出来的所有材料都加以描述一番，则会让我走得太远：我将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最重要的方面。最显著的联想是从这样一个特别的意象开始的，即这所房子上的石块着火了，而木头却没有。有时候，尤其在更长些的梦里，把最明显的意象加以最先的分析，这是值得去做的。这不是一条一般性法则，但它或许在这里可以由为简短起见的实用需要作借口。
“这一点很奇怪，就像在童话里一样。”这位小患者这样说着这个意象。借助于例子，我们告诉她，童话总是有一个意义的。“但不是所有的童话都这样的，”她抗议道，“比如睡美人的童话，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向她解释，睡美人必须要在魔法睡眠中等上100年，直到她可以被解救为止。只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且他可以大胆地打破多刺的树篱，才能够解救她。因此，在获得内心所渴望的东西之前，人们常常必须等待很长时间。
这一解释适合这孩子的理解力，而在另一方面，它也与该童话主题的来历完全吻合。睡美人的童话与古时候的春天与丰产神话有着明显的联系，并且在同时包含了一个问题，该问题与相当早熟的11岁小女孩的心理状况具有显著的紧密联系。它属于一整套传说故事，在其中，由恶龙所护卫的处女被一位英雄救了出来。在此我不想着手去对该神话作解释，我要强调的是其天文学的或星相神话学的成分，它们在《埃达》（Edda）
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大地，它以处女的形式，被冬天囚禁了起来，并且被冰雪所覆盖。年轻的春天的太阳，是一位炽热的英雄，融化开了她囚禁的冰封，而她则很久以来一直在等着她的拯救者。
小女孩给出的联想仅仅是作为一个没有含义的童话的例子而被选择的，而不是对着火房子这个梦中意象的直接联想。对此，她仅仅做出了这样的议论：“这一点很奇怪，就像在童话里一样。”她这么说是指不可能，也就是说石头燃烧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就像一个童话一样。既然童话确实具有很丰富的意义，那么，她被给出的解释向她表明，“不可能”与“就像童话一样”仅仅是部分地等同的。尽管这个特别的童话是偶然地被提及的，似乎与这个梦无关，但当该梦被拿来分析时，由于它仿佛是碰巧地出现的，因此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无意识恰恰是由这个例子而得以显露，这不可能仅仅是偶然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为那种时刻的那种情景中所特有的。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必须得留意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事件，这是因为，在心理学中并不存在无意义的偶然事件，我们一般都会倾向于假定这种事件是纯粹偶然的。从我们的批评者那里，你们可能会常常听到这种反对意见，但对一颗真正的科学心灵而言，世上只存在因果联系，而不存在偶然事件。该小女孩选择睡美人作为她的例子，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即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原因使她做出这一选择。这个原因就是，她把自己比作睡美人，或是将自己跟睡美人部分地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在这女孩的心灵中有一个情结，这个情结在睡美人主题中找到了它的表达方式。对这个女孩的解释考虑了这种推论。
不过，该女孩对童话有含义的说法不是非常满意，她仍然怀疑这一点。她进一步提出了白雪公主童话作为不可理解的童话的例子。白雪公主被封在玻璃棺里躺着，处于死亡的沉睡之中。不难了解，白雪公主属于同样的睡美人神话套式。它包含着甚至更为清晰的季节神话暗示。女孩选择的这个神话材料指示了一种与大地的直觉的比较，大地被冬天的寒冷禁锢着，并等待着春天的太阳来解放它。
第二个例子确证了第一个例子以及我们所做出的解释。尽管它强调了第一个例子中的含义，但我们很难坚持认为第二个例子受到了先前的解释的暗示。这小女孩把白雪公主作为童话之无意义的另一个例子，这样一个事实就证明了她并没有认识到白雪公主与睡美人之间的相同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白雪公主与睡美人都来自同一个无意识根源，也就是说，来自于同对将要来临事件的期待有关的一个情结。这些事件或许可以精确地跟大地的神话相比较：大地从冬天的囚禁中解放出来，春天太阳的光照使它变得丰产。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从古时候起，使大地丰产的春天太阳是跟公牛的象征联系在一起的，公牛这种动物体现了最强大的生殖能力。尽管我们还不能看到这些洞见与这个梦之间的联系，但我们将紧紧抓住已经获得的东西，并推进我们的分析。
下一个梦中意象显示小女孩用她的围裙兜住洋娃娃。她的第一个联想告诉我们，她在梦中的态度与梦中的所有情景都让她想起了她所知道的一幅画，一只鹳飞过一个村庄，而小女孩们则站在街上，张开她们的围裙，向鹳喊着，让它给她们一个小孩。她补充说，她自己很久以来都一直想要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自发地给出的这个材料，明显地与我们所讨论过的神话主题有联系。显然，该梦事实上与觉醒的生殖本能这同一个问题相关。当然，所有的这些联系都没跟这女孩提起过。
于是突然地，在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就进入了下一个联想：“当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躺在街上，一辆自行车从我肚子上辗过。”这个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它变成了一个记忆错误。这种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了解到，在学校里，小女孩们经常互相交叉地躺压住对方的身体，并且还相互用腿踩踏。
任何人，只要他读过弗洛伊德跟我本人所发表的对儿童的分析，
就会在这个孩子气的游戏中辨认出同样基本的踩踏主题，我们认为这个主题一定含有性的意味。这个观点在我们的早期工作中得到证明，也在我们的小患者的下一个联想中得到证实：“我更想要一个真实的小孩，而不是一个玩具娃娃。”
所有这些由关于鹳的幻想所引出的非常值得关注的材料，都暗示着一个幼儿性看法的典型开端，而在同时也向我们表明围绕该女孩幻想的关键之处。
这个践踏或踩踏的主题可以在神话学中找到，这可能会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我已经在自己论述力比多的书
中证明过这一点。在这个梦里对这些幼儿期幻想的使用，与对骑自行车人的记忆错误，以及在睡美人主题中所表现出来的紧张期盼，都表明了这个女孩的内在兴趣是萦绕于某些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她的力比多被生殖问题所吸引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她在学校兴趣减退，以致她落下功课的原因。这个问题如何使得十二三岁的女孩这么着迷，我可以用一个特别的例子来加以阐明，它发表于“对谣言心理学的一点贡献”
中。这就是在孩子中间猥亵谈话的原因，也是性启蒙时相互试探的原因，它们自然地会被证明是非常下流的，并且经常会毁败孩子对善的想象。即使最小心的保护也不能阻止他们有一天去发现这个巨大的秘密，而且很可能是以最肮脏的方式。对孩子而言，干干净净地在恰当的时候来学习这些生命中的事实，将会是一件好得多的事情，这样他们就无须通过他们的玩伴以这种丑陋的方式来进行启蒙了。
这样一些迹象以及其他一些迹象都表明，是时候对她进行一定程度的性启蒙了。小女孩专注地听着接下去的谈话，然后非常严肃地问道：“那这样的话我就真的不能有个小孩了？”这个问题引发了一段对性成熟的解释。
一开始，小女孩就谈到，她完全理解为什么对她而言还不可能有个孩子；她因此就杜绝了所有这类想法。但这次，她没有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情况是这样的，她向她的老师撒谎了。她上学迟到了，告诉老师说她跟她父亲去某个地方了，因此上学晚了。事实却是，她太懒了，没能按时起床。她撒了个谎，是因为她害怕承认事实后会失去老师的喜爱。这个突然发生的道德缺陷需要加以解释。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一种突然的和显著的弱点只有在如下情形中才会出现：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从分析中得出在那个时刻必然得出的结论，而仍然向其他的可能性敞开着大门。在我们的案例中，这就意味着，尽管分析似乎已把力比多带到了表面，若这样的话就使得人格完善得以发生；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种适应并没有发生，而力比多也滑回到它的退行老路上了。
第八次分析面谈证明了事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患者在她对性的观念上保留了一个重要证据，而这个证据是跟分析师对性成熟的解释相矛盾的。她没有提到在学校中正流传的这样一个谣言，即一个11岁女孩跟她同样年龄的男孩有了一个小孩。这个谣言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它是一个幻想，满足了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的隐秘愿望。谣言总是以这种方式来开始传播的，就像我试图在论述谣言心理学的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传播无意识幻想，并且通过这一功能，它们的梦和神话相当。这个谣言给她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她无须等待下去，她在11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有个小孩了。在所接受的谣言与分析师的解释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对后者的抵制，结果就是，分析师的解释立即就被贬低了。与此同时，所有其他的知识与教导都失败了，引发了瞬间的怀疑与不确信。于是，力比多回到了原先的道路上并变得退行了。这个时刻就是故态复萌的时刻。
这次面谈对于她性问题的来历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最初出现的是一个重要的梦的片段：
我跟其他孩子在一块林中空地上，这块空地四周都是漂亮的杉树。天开始下起雨来，还有电闪雷鸣，天黑了下来。于是我就突然看到了空中有一只鹳。
在我们开始分析这个梦之前，我必须指出这个梦跟某些神话观念的对应之处。任何人，只要熟悉阿德尔伯特·库恩（Adalbert Kuhn）与施泰因塔尔（Steinthal）的作品，也就是亚伯拉罕最近注意到的那些作品，他就一点儿也不会奇怪雷暴与鹳之间的怪异关联。既然在古代，雷暴具有使大地受孕这一活动的含义，就是天父跟地母同房，在这里，电闪接替了长着翅膀的阳具的角色。飞行的鹳恰恰就是同样一种东西，即长着翅膀的阳具，每个孩子都会知道它的性心理含义。然而，雷暴的性心理含义却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当然我们的小患者也不知道。考虑到先前描述过的整个心理丛，鹳无疑地一定会被赋予性心理的解释。将雷暴与鹳联系起来，并且就像鹳那样具有性心理的含义，这样一个事实似乎一开始难以令人接受。不过，一旦我们记起精神分析研究已经揭示出了在无意识的心理产物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纯粹神话关联，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即两个意象之间的性心理联系也出现在了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验中得知，那些曾经产生出神话表述的无意识层面，仍然在现代个体中活跃着，仍然没有停止它们的生产活动。只是它们的产物仅仅局限于梦以及神经症与精神症的症候上，这是因为现实的纠正功能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太强大了，它阻止了这些产物被投射到真实世界中去。
回到对梦的分析上来：引向这一意象之核心的联想，是从一场雷暴中的雨的观念开始的。女孩实际的话是这样的：“我想到了水——我舅舅是淹死在水中的——像那样在黑暗中陷在水里肯定是非常可怕的——但是难道小孩不会淹死在水中吗？它会喝肚子里的水吗？好奇怪啊，当我生病了的时候，妈妈就会把我的水交给医生。我想他是要把什么东西跟它混在一起吧，比如说糖浆，小孩就是从那里面生长的，而妈妈就得喝这种东西。”
从这条联想线索，我们毫无疑问很清楚地看到，这女孩通过雷暴中的雨特别地把性心理观念跟受孕联系起来了。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话与我们今天的个体幻想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系列联想在象征性联系上是如此的丰富，以致可以为它们写一整篇专题论文。小女孩自己聪明地把溺死象征解释为一种受孕幻想，这是一种很久以前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所做出的解释。
第十次分析面谈从该女孩对受孕以及生育的幼儿看法的自发性描述开始，而这在现在可以被当成是已经得到解决的事情而略过。女孩以前总是认为男人的尿进入女人的身体里面，胎儿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这样，孩子从一开始就是在水中也就是在尿中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的，尿是和着医生的糖浆而被喝下去的，孩子是长在脑袋里的，然后脑袋就会裂开以帮助孩子成长，因此人们就戴着帽子掩饰这一点。她画了点东西阐明这件事情，说明孩子是如何从脑袋里生出来的。这个观念是非常古老的，也是高度神话式的。我只需提醒你们注意雅典娜（Pallas Athene）的出生，她是从她父亲的脑袋里生出来的。尿的受精含义也是神话式的：我们可以在《犁俱吠陀》的“楼陀罗之歌”（Rudra songs of the Rig-veda）中找到极好的证据。
我还应当指出一些她妈妈确证的事情，在分析之前很早的时候，有一次小女孩声称看到了儿童玩偶盒在弟弟脑袋上跳舞——这是一个幻想，可以很好地作为这种生育观念的起源。
小女孩画的这张图画与在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人（Bataks of Sumatra）中发现的某些人工作品具有令人惊讶的密切关系。它们被称为魔棒（magicwands）或先人柱（ancestor-columns），是由一个叠着一个的雕像组成的。巴塔克人自己对这些先人柱的解释一般被认为是胡说，但这些解释却与这个仍然陷于幼儿期的孩子的心智惊人的一致。巴塔克人声称，这些一层层的塑像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由于他们犯有乱伦，因此在快要被一条蛇咬死的时候被另一条蛇缠住了。这种解释跟我们小患者的猜想是非常相似的，这是因为，就像我们从第一个梦中所看到的那样，她的性幻想也是围绕着她父亲出现的。在这里，就像跟巴塔克人一样，初始情形也是乱伦关系。
第三个版本是这样一个看法，小孩是在肠道里生长的。这种版本具有它自身的症候现象学，它完全跟弗洛伊德的理论相一致。女孩根据她的幻想认为孩子们是“呕吐出来的”，很频繁地试图诱发恶心与呕吐。她还为了让小孩出来，在盥洗室里进行经常性的挤推练习。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在神经症出现的最重要症状是那些恶心与呕吐的症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们的分析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致现在可以把该案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一番回顾了。我们发现，复杂的情感过程隐藏在神经症症状背后，它们无疑是跟这些症状相联系的。如果我们可以冒险从这些有限的材料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重建神经症过程如下。
随着青春期的一步步逼近，这女孩的力比多在她体内产生出了一种对现实的情感而非客观的态度。她发展出了一种对老师的迷恋，这种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的感性放任，显然要比这样一种爱慕实际要求做出的不断增长的努力的念头起着更大的作用。就这样，她的注意力开始减退，她的功课也一落千丈。这种情形颠覆了她先前与老师的良好关系。他开始变得没有耐心；而她也由于被家里条件所过度要求，变得充满怨恨，而不是试着去提高她的成绩。因此，她的力比多从老师与功课转到了对可怜男孩的典型的强迫性依赖上，而这男孩则尽可能地剥削她。这是因为，当一个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自己的力比多从一个必需的任务中撤离出来，未被利用的（所谓“压抑的”）力比多就会挑起内部或外部各种事端——也就是以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强加到他身上的种种症状。在这些情形下，女孩对上学的抵制抓住最可能获得的机会，这种机会马上以如下的形式出现了：另一个女孩由于生病而被送回家。我们的患者适时照搬。
一旦离开学校，她的幻想之路就打开了。由于力比多的退行，制造症状的幻想在真正的热切中被唤醒了，并且获得了它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因为在先前，它们从来没有扮演过这么重要的角色。而现在，它们拥有了极其重要的内容，仿佛它们自身就是力比多退行的真正原因。可以这样说，女孩根据其编织幻想的天性，在老师身上更多地看到的是她父亲，于是就产生了对老师的乱伦抵制。正如我在前面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更简单和更可能的猜测是，要假定这一点，则是更为简单、更为可能的。对她而言，把老师看成父亲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既然她宁愿沿着青春期的秘密推动走下去，而不是服从于学校和老师，那么她就让自己的力比多选上了那个小男孩；而正如我们在分析中所看到的那样，她从那个小男孩身上许诺给自己某些秘密的利益。即使分析证明，她确实由于父亲意象的移情而对老师产生乱伦抵制，这些抵制也只不过是一些次生的被夸大的幻想。在任何情况下，主要的推动者都会是懒惰或方便，或者以更为科学性的语言来说，最少抵制原则。
〈我认为有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假定——我只是顺便在此指出——对性活动过程以及对其用以说明退行至幼儿期幻想的未知性质的兴趣，并不总是完全合理的。这是因为，我们甚至可以在成年人身上发现同样的退行性幻想，而这些成年人已对性有长时间的完全了解，并且在这里也并没有合理的原因。我也有一种印象，即年轻人在被分析的时候，经常试图维持他们所声称的无知状态，而不顾已有性启蒙的事实，这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适应任务上。尽管我毫不怀疑孩子们确实是在利用他们真实或假装的无知，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得强调，年轻人有权利获得性启蒙。正如我在以前所说的那样，对许多孩子来说，如果性启蒙是在家里得体地得以完成的话，那会有显而易见的好处。
通过分析，如下之事变得清楚了，即独立于孩子生命发展进程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退行性的活动插了进来，正是这个退行性活动引发了神经症，即与自身的分裂。〉沿着这个退行性趋向，分析发现了一种对性的热切好奇，它围绕着某些相当明确的问题而活动。一旦孩子得到性启蒙而从错误的幼儿期幻想的负荷中解脱出来，那么被陷进这个幻想之迷宫的力比多，就会再一次变得有用起来。这也使她看清了她自己对真实世界的态度，以及她洞察自己真实的潜能。结果就是，她可以以一种客观而批判的方式来看到自己不成熟的、青春期的幻想，并且能够放弃这些幻想以及所有其他不可能的愿望，将她的力比多用于一个积极的目标，用于她的学业和获取老师的好感。分析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灵上的宁静以及在学业上的明显进步：因为老师自己确认了，这小女孩马上就变成了他班上最好的学生。
〈在原则上，这场分析跟对成年人的分析并无不同。在对成年人的分析中，只有性启蒙的问题不会加以讨论，但它的位置会被某种非常相似的事物所代替，也就是说，对他早年对待现实态度的幼稚症的启蒙，以及如何获得一个更为合理的态度。分析是一种经过改进的苏格拉底接生术[Socratic maieutics]的技巧，它并不害怕踏上神经症幻想的最晦暗的道路。〉
我希望，借助于这个非常浓缩的例子，我已成功地教给你们一些洞察，这些洞察不仅仅是对治疗的实际过程的，也是对技巧的困难的，而且还是对人类精神的美好及其无穷问题的。我在前面着重强调了某些与神话的对应性，这是为了指出精神分析洞见可能会带来的某些应用之处。与此同时，我想要指出的是这一发现的含意。在孩子心灵中，神话要素占据明显优势地位，这给了我们以一个清楚的线索，即个体心灵是从早年儿童期的“无个性心灵”（collective mind）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因此这样就产生了关于完美知识状态是在个体存在之前还是之后出现的古老争论。
〈我们在孩子那儿发现的这些神话关联，也可以在早发性痴呆与梦中遇到。它们为比较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片广阔而富饶的领域。这些探索所要达到的远景目标就是解释心灵的种系发生，心灵像身体一样，通过了无数的变形而获得了它目前的形式。仿佛心灵仍然拥有残遗器官，可以在其他的精神变体与某些病理情形中被发现发挥完全的作用。〉
有了这些线索，我现在达到了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也至少概述出了那些洞见与工作假设，它们限定我目前以及将来工作的性质〈我已经尽力提出了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偏离了弗洛伊德的假设，它们不是作为相反的主张而被提出的，而是作为对弗洛伊德已经引入科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有机发展的阐明而被提出的。通过如下方式来扰乱科学的进程，这是不合适的：采用有可能最相矛盾的立场，使用全然不同的术语——那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的特权；而且即使他们还发现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后不得不从孤独的显赫位置降下来，并且再一次地参与到观念在其中得以衡量的普通经验的缓慢进程中去。我也希望，我的批评者们不会再一次责难我是无中生有地设计出我的假设。假如没有数百次经验向我显示：我的观点是完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那么我是不会冒险去推翻已经存在的观点的。在任何科学工作的结果上，是不应该抱以非常大的希望的：不过，如果我的工作应该有一些读者的话，那么我希望它可以澄清种种误解，可以消除种种障碍，这些误解与障碍横亘在对精神分析进行更好理解的道路上。我的工作当然不是缺乏精神分析经验的一种替代品。任何人想要在这些问题上有发言权，那么他就必须始终透彻地研究他的案例，就像精神分析学派所做的那样〉。
[1] [到1912年，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研究短篇论文选集》（ Sammlungen Kleiner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 ）已经出版了两卷，它们分别是在1906年和1909年出版的（1913年出版了另一卷）。这些卷本的内容译成英文，重新编排为英文版《论文集》（1924年及其后），在标准版本中又做了重新编排，这里不一一说明。——英编者]
[2] [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1858-1942）；特别参见他的《印第安传说》（ Indianische Sagen ）（1895）。——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