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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今日接读先生十九日发的那信，关于“兄”字的解释，敬闻命矣。二年受教，确不算“生疏”，师生之间，更无须乎“客气”，而仍取其“略胜一筹”者，岂先生之虚己以待人，抑社会上之一种形式，固尚有存在之价值欤？敬博一笑。但既是先生“自己制定的，沿用下来的例子”，那就不必他人多话的了。现在且说别的罢。
如果现世界的教育“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那么，性非如桮棬的我，生来崛强，难与人同的我，待到“将来”走到面前变成“现在”时，在这之间——我便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虽然将来的状态，现在尚不可知，但倘若老是这样“品性难移”，则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愤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倘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则坐坐瓜皮艇。但我绝不希望在乡村中坐电车，也不想在地球上跑到火星里去。简单一句，就是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这个“我”里还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有似细胞在人体中之逐渐变换代谢一样。这也许太不打算，过于颓废，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罢，其实我上面所说“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仍然脱不了“缴白卷”的例子。这有什么法子呢。随它去罢。
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但孙中山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姑无论“叛徒”所“叛”的对不对，而这种对待“叛徒”的方法，却实在太不高明，然而大家正深以为这是“好世界”里所应有的事。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忍得下去，听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对于这个缸，不如索性拿块大砖头来打破它，或者用铁钉钢片密封起来的好。但是相当的东西，这时还没有豫备好，可奈何！？
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假使他生于欧洲，教他在壕堑里等待敌人，他也必定不耐久候，要挺身而出的。关公止是关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个性不同，行径亦异。我同情子路之“率尔而对”，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虽则圣门中许之。但子路虽在圣门中，而仍不能改其素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结缨而死”，自然与“割不正不食”一样的“迂”得有趣，但这似乎是另一问题，我们只要明白，当然不会上当的。
在信札上得先生的指教，比读书听讲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浅薄，不能将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我相信倘有请益的时候，先生是一定不吝赐教的，只是在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虽烧符念咒也没有效，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一点光阴罢。小子惭愧则个。
你的学生 许广平上。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