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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尊敬的罗伯特·孟克斯先生邀请我“在公司治理论坛上做个演讲”，因此我得到了在纽约的公司治理大会上作为嘉宾和演讲者发表看法的机会。作为“在封闭的日本主导敌意TOB的英雄”，我受到美国投资家的热烈欢迎。在这次访问美国的四天中，我约见到了近百家基金潜在投资人的公司代表。从早餐会开始，每天都安排了单独会谈或者集体会议，无论什么场合我都热情洋溢地讲出我的理想。但或许是人们不喜欢理想主义的论调，当时没人愿意为我投资，当然他们也有可能是在观望基金的走势。第二年，我们成功地从国际知名的汇丰银行筹得资金，自那以后才渐渐地有海外资本投了进来。
从收到美国投资家的资金开始，我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日本的投资家都是因为赞同我的理念为我投资，而美国的投资家不同。在我阐述了我的理念之后，他们必定会问：“我明白你想改变日本资本市场的理念，但现实中你要怎么办？你能赚多少钱？你如何确保盈利？”“我不在乎你要如何改革日本资本市场，只要赚钱就好了。”他们的确很苛刻，在商言商，盈利的数字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我彻底明白了，2000年在美国时我的理想论调为什么没有获得共鸣。
随着和他们不断地打交道，我深刻认识到只要我的基金里有他们的钱，使其盈利就是第一使命。因此，我将“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在那以后，我经营基金时也经常会感受到来自美国投资家的压力，他们总是说：“无所谓什么理念，盈利才是你这个基金经营者的使命。”幸运的是，基金的盈利很稳定，美国投资家们又投了更多的钱进来。在2006年基金关闭（结束募资）之前，共4400亿日元的资金中有近六成来自美国的年金或大学财团的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立场和上市企业的经营者完全一样。投资家为达到利益最大化，将基金的经营委托给我，我必须接受基金投资家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