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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投资了另一家公司——昭荣。它本身是一家生丝厂商，在市场萎缩后将工厂用地改建成购物中心，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家不动产公司。昭荣当时的市值为50亿日元左右，没有银行贷款，资产总价值约500亿日元。在这些资产中，其持有的佳能公司股票市值就达到了200亿日元。此外还持有其他上市股票和多处不动产。公司规模很小，只有约40名员工，社长也多是由富士银行的常务董事或专务董事空降过去的。M&A咨询内部曾通过多个指标持续分析当时的上市企业，作为被低估的前五家，昭荣始终榜上有名。
既然没有筹集资金的必要，为什么还要保持上市呢？我一直感到不解，想为昭荣做点什么。具体来说，要么退市，要么利用闲置资产实行新的资本政策，通过股东分红等形式刺激股价上涨。为此，我和佳能公司的御手洗富士夫董事长、富士银行的负责董事专门交流过。当我问及“昭荣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还要维持上市”，得到的回应都是“是啊，为什么呢？”昭荣没有在樱花银行借款，而樱花银行是其几个百分点的股东，芙蓉集团的安田火灾和安田生命等企业也是昭荣的大股东，可这些企业和昭荣也几乎没有商业来往，似乎是从很久之前一直持股到现在。
坦率地说，我认为股票市场制度的意义就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购买上市企业的股票。我向佳能的御手洗董事长和富士银行的负责董事提出：“我想收购昭荣，请让我公开要约收购股票。”但二人均不置可否。经过公司内部的谨慎研判，我下定决心：“没错，试试看！”2000年1月，在约850日元的股价基础上，我提出溢价近20%，以1000日元的价格公开要约收购昭荣。
我因为已经向两个大股东——佳能和富士银行打好招呼，自以为不会遭到反对，但昭荣立刻发表了反对意见，这场收购因成为日本第一场敌意TOB而备受关注。一开始，我以为对于持续低迷的股票，溢价两成的TOB一定会成功，但这想法过于天真了。以佳能和富士银行为代表的芙蓉集团交叉持股，不接受任何形式的TOB。我手中的昭荣股份仅占已发行股票的6.52%。
对昭荣的TOB以失败告终。但“通商产业省原官员”一手主导日本第一场敌意TOB的噱头让我为人所知，得到了一些好评和许多人的支持。此外，2001年，当时富士银行负责企划的常务董事渡边宪二就任昭荣社长。在他走马上任之前，我们吃过一次饭。渡边先生说：“我认为你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壮大，不断提高股东利益，请务必坚持下去。”
我感到十分欣喜。之后，昭荣正式转向不动产业，股价也涨到约三倍，基金卖掉了昭荣的股票。虽然TOB失败了，但昭荣越来越接近真正的上市公司，基金也得到了投资利益。我认为，作为公司治理的推广者，基金功不可没。
在对昭荣实行TOB之后，我在富士电视台的“报道2001”节目担任嘉宾。当天的嘉宾还有之后的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阵容可谓风格迥异。那期节目的主题是“何为改革者”，主要介绍了小泉将邮政民营化的经历和我对资本市场的研究。节目录制开始后，小泉热心地讲解邮政民营化的经过，我只是在一旁发表评论。节目结束后，小泉对我说：“抱歉，刚刚一直在说我的事情，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下次有机会给我仔细讲讲。”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约一个星期后，小泉联系我，邀请我在他的后援会上讲话，我站在“改革者”这个相同的立场上参加了活动。之后像连锁反应一样，我认识了更多人，支持我的人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