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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下面的例子：
例1-6
Don't say X.
People don't say X.
前一句是 规定式（ Prescriptive）指令，后一句是 描述式（ Descriptive）陈述，区别在于前者说明事情应该如何而后者描述事情本是怎样。“把语言学说成描述性（即非标准化）的科学是说，语言学家试图发现和记录同一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所遵循的规则，并不是强加给他们其他（即外来的）规则或正确的标准。”（Lyons,1981:47）
今天的语言学家之所以坚持这两类规则的区别，是因为传统语法在特征上非常规范。比如，不能用双重否定、不能把不定式分开等。
在18世纪，欧洲主要语言都是通过规定式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语法学家尝试为正确使用语言定下各种规则，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法上的争议。一些用法被规定为需要用心记住，要严格遵守或坚决避免，因为这是黑与白、对与错的问题。
尽管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实际的用法比权威的“标准”更有用，但我们中的有些人还是持这种态度。当需要判定一个用法在英语中是对还是错时，我们既不靠逻辑也不靠拉丁语法，这并不是说建立和规定使用规范毫无用处。“在现代社会，规范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方言会带来管理上和教育上明显的便利。”（Lyons,1981:53）但语言学作为科学的本质决定了它关注的是描述而非规定。
共时（ Synchronic）的描写取特定的时刻（通常为当下，但不唯一）作为观察点，大多数语法描述都是这种性质的。如果你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名为《现代希腊语语法》的书，这就是一本共时语法书；同样，《莎士比亚英语语法研究》是对单一过去语言的共时描写。因为语言时刻在变化，语法描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所以共时是一种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对语言学是至关重要的。（Fowler,1974:34）
索绪尔的 历时（ Diachronic）语言学是在语言的历史演化中研究语言。历史语言学也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普遍感兴趣的领域。在对印欧语系历史发展的研究之中，语言学家中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传统，导致关于拥有文字系统、占有文化优势的大多数欧洲语言的历时信息大量产生。
索绪尔用 语言（ Langue）和 言语（ Parole）来区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上（表达）的实际表现或语料。虽然言语是即时可得的语料，但语言学家的正确研究对象应该是每个社团的语言，那些由社会培养而植根于个人的词汇、语法和语音，在此基础上个人使用并理解自己的语言。
“如果我们能将所有个人头脑中的词语形象汇总起来，我们就能确定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个人的大脑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潜存在一群人的大脑中的语法系统。因为任何说话者都不可能展现语言的全部，它只有在集合体中才能完全存在。把语言和言语分开的同时，我们也把（1）社会的与个人的，（2）核心的与附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区别开来了。”（Saussure,1960:13-14）
乔姆斯基（Chomsky）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讨论过它们的根本区别。一名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规则系统的潜在意识称为他的 语言能力， 而 语言运用 指在具体场景中语言的实际运用（Chomsky,1965:3）。
作为语言使用者，我们对语言规则有天生的把握，尽管我们可能无法清晰表述，但我们的言语应用可以展示这种能力。如果你听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并描述它，你会发现讲话者并不总是遵守语法规则。即使是成熟的讲话者都会不合时宜地开口、讲话跑题或者表达不符合语法。
实际上，除一些细节之外，学龄前儿童知道所有语言规则，他们通过使用语言而学习规则。从儿童使用名词的方式可以看出，在他能够给名词定义之前他便知道名词是什么。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正常语言使用者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之间的差异。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语言运用的数据中确定语言使用者已掌握的潜在规则系统。
乔姆斯基指出，这种区别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有关；但他没有接受将语言看作语言单位的系统集合这个观点。他对语言能力的看法与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相近，认为潜在的语言能力是一个具备生成机制的系统。
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同意乔姆斯基的观点，即“语言学理论涉及的主要是在一个完全同一的言语社团中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个社团的语言”（Chomsky,1965:3）。海姆斯（Hymes,1971）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个人和社团不同的讲话方式。他发现说话者是有规律而不是随意地变换言语行为，这就有可能将语言能力的概念拓展到用来解释语言使用时人的语用能力，而不再像乔姆斯基那样把它局限在语法知识上。这种被拓展的语言能力被称作“交际能力”，其概念虽不是很清楚，但近20年来在中国的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教学中广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