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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都同意语言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但要具体说明是什么使我们的语言优于动物的“语言”却很困难。为了在种群中交配、繁殖与合作，鸟、蜜蜂之类的物种也会通过唱歌和跳舞来交流，也有需要遵守的复杂惯例。它们也在使用语言吗？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语言。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对此作过讨论，大意为：“不论一只狗叫得多么卖力，它也无法对你说明它的父母贫穷却又诚实。”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人类的语言既复杂又灵活，还可以不受临近的语境制约而创造出新的意义？一句话，是什么让它区别于其他物种使用的“语言”？那些决定了人类语言性质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定义特征（Design Features）。以下便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些特征。
这一特征由索绪尔（Saussure）最先提出，现已被广泛接受。 任意性（ Arbitrariness）是指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例如，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本书读作a /buk/，一支钢笔读作a /pen/。但是，任意性具有不同层次。
1．语素音义关系的任意性
想到拟声词，你可能会反对这个观点。拟声词就是词的发音与其所描述的声音相类似，例如汉语中的“叮咚”“轰隆”“叽里咕噜”，它们的形式似乎建立在天然基础之上。但英语和汉语描写同样声音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词。比如说，在英语中狗叫是bowwow，而在汉语中则是“汪汪汪”。
对拟声现象存在一些误解。实际上，任意性和拟声现象可以同时体现，以韦德森（Widdowson）从济慈（John Keats）的《夜莺颂》摘取的一行诗句为例：
例1-1
The murmurous haunt of flies on summer eves
（夏日黄昏嗡嗡的蝇群）
如果你大声朗读，你可能会感觉到声音与意义的联系。但这种效果并非来自嗡嗡的声音本身，因为在你建立这种联系之前，你必须知道murmurous, summer, eves这些词的意义。为了证明这一点，可试想如果我们用发音类似的词murderous代替murmurous，这样发音与飞舞的蚊子所发出的噪声之间便建立不起任何联系。“只有在明白了意义之后，你才能推断出形式是适合的。”（Widdowson,1996:6）这个观点对大量所谓的拟声词都适用。
2．句法层面上的任意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和美国功能语言学家认为在句法层面上语言是非任意的。
所谓句法学，是指依据语法规定建构句子的方法。正如我们所知，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遵循一定规则，小句的顺序和事件真实的顺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句法的任意性小于词汇，尤其是涉及真实顺序时。试比较：
例1-2
a. He came in and sat down.
b. He sat down and came in.
c. He sat down after he came in.
我们说a时，指的是动作的顺序；说b时，读者会按与实际情况相反的顺序来理解—认为也许他是坐上轮椅再进入房间；在c中因为after的帮助，我们可以调转小句的顺序。因此，功能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中最严格的任意性存在于对立的语音单位中，我们通过它们来辨别像pin和bin, fish和dish这样成对的词语。
3．任意性和规约性
那么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它们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得不看一下任意性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即 规约性（ Convention）。作为外语学习者，别人经常会告诉我们：“这是惯用法”，意味着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使你觉得它看起来或听起来有不合逻辑之处，也不可以作任何改动。任意性使语言有潜在的创造力，而规约性又使学习语言变得辛苦。对一名外语学习者来说，语言的规约性比任意性更值得注意。这也说明为什么在我们费力地记忆惯用法时，我们对语言的任意性浑然不觉，却对语言的规约性感到多少有些头痛。
“ 二层性（ Duality）是指拥有两层结构这种特性，上层结构的单位由底层结构的元素构成，每层都有自身的组合规则。”（Lyons,1981:20）
粗略地讲，话语的组成元素是本身不传达意义的语音，语音的唯一作用就是相互组合构成有意义的单位，比如词。因为底层单位是无意义的，而上层单位有明确的意义，所以我们把语音叫作底层单位，与词等上层单位相对。二层性只存在于这样的系统之中，既有元素又有它们组合所构成的单位。许多动物用特定的声音交际，它们都代表相应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层单位有意义但却无法分成更小的元素。所以我们说动物交际系统没有人类语言的这种结构特征—二层性。因此，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动物语言的交际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
讲到二层性，我们必须注意语言是有等级性的。我们听一门不懂的外语时，流利的说话者像是在用持续的语流说话。然而，没有一种语言的语流是连续不断的。为了表达离散的意义，必须要有离散的单位，要对一门新的语言解码首先要找到那些单位。最底层的单位是由众多无意义的语音组成的片段，我们称之为音节。音节是讲话时的最小单位，是成百上千词语的片段—语素的承载者，例如，前缀trans或者后缀ism。有了成千上万的词，我们就可以联系更多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组成难以计数的句子和语篇。
鲍林格（Bolinger）和希尔斯（Sears）指出，“分层—这种一级在另一级之上的方式—是‘有限手段无限使用’的具体体现，这是人类交际最显著的特征，并为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Bolinger & Sears,1981:3-4）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二层性的优势了，它使语言拥有了一种强大的能产性。大量的单位由很少数量的成分组成，如，构成成千上万的词只需一小组语音，如英语语音大约有40个左右。
运用大量的词，可以产生无穷的句子，这些句子又可以形成无穷无尽的语篇。
创造性（ Creativity）指语言的能产性，这来源于语言的二层性和递归性。语言比交通信号灯复杂得多，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可以利用语言产生新的意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词语通过新的使用方法能表达新的意思，并能立刻被没有遇到过这种用法的人所理解。这种能力正是人类语言区别于鸟儿那种只能传递有限信息的交际手段的原因之一。（Thomas & Shan,2004:7）
如果语言仅仅指一个交际系统，那么它便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众所周知，鸟、蜜蜂、蟹、蜘蛛和其他大多数生物都通过某种方式交际，只是可以传达的信息极为有限，仅为很少的几种。语言的创造力一部分来自它的二层性，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即利用二层性，说话者可以通过组合基本语言单位，无止境地生成句子，大多数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或没有听过的。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语言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有制造无穷长句的潜力。语言的递归性为这种潜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譬如，我们可以写一个下面这样的句子并把它无限扩展下去：
例1-3
He bought a book which was written by a teacher who taught in a school which was known for its graduates who...
移位性（ Displacement）是指人类语言可以让使用者在交际时用语言符号代表时间上和空间上并不可及的物体、时间或观点。因此，我们可以提及孔子或北极，虽然前者已经去世约2500年而后者位置距我们非常之远。
一旦发生关乎共同利害的事情，大多数动物都会被激发出特定的反应。例如，一只鸟的一声警告鸣叫说明有突降的危险，这样的动物处于“直接刺激控制”之下。人类语言不同于动物的交际系统，它是不受刺激控制的，我们讲什么无须由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引发。蜜蜂的舞蹈展示出少许的移位性：它能指示食物源，在它回来报告时，食物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过去的、遥远的。一只狗不能告诉人们若干天后主人在家。语言使我们能够谈及已不存在或还未出现的事物。
移位性赋予人们的概括与抽象能力使人类受益无穷。词在指称具体物体时，并不总是出现在即时、形象化的语境中。它们通常为了体现指称含义而被使用。一旦我们谈到远离现实之物，我们需要具备理解“非实体”概念的能力，如真理和美。总之，移位性给予我们心智的好处在于它使我们有可能用抽象的概念来交谈或思考。（Fowler,19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