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人。其生卒年代大致为前372年—前289年。他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体系，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孟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惨烈。当时策辩之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游说君王，都企图让君王接受其主张，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孟子也周游列国，大力宣扬自己的仁政学说，却始终不得志。于是在晚年回到家乡，退居讲学，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一

孟子幼年丧父。其母仉（zhǎng）氏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东汉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中称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东汉应劭《风俗通》也说孟子“受业于子思”。唐代韩愈《送王秀序》认为孟子思想得之于子思，子思得之于曾子。

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游说诸侯，宣传他的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孟子的记载极尽简易，述其生平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二，“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由《孟子》一书可知，孟子游说的对象主要是齐、魏和滕三国的君王，另外还包括宋、邹、鲁等诸侯国。

他第一次到齐国，应是齐威王在位时。《孟子》一书记载了孟子在齐的两件事，一是与名气不大、传言不孝的匡章交游，一是回答了陈臻的问题。

宋王偃声称要兴仁政，孟子于是离开齐国赴宋国。《孟子》记述孟子在宋的事情，有《孟子·滕文公》中的三章，共“兴仁”“荐贤”“征税”三事。

《史记·宋世家》记宋王偃乃淫逸酒色之徒，而《孟子·滕文公》载万章问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与《史记》所记不同。孟子观察到宋王偃身边尽是谗佞之臣，曾向宋国大夫戴不胜提出应该为宋王建设向善的环境。孟子离开宋国返回邹国，是因他认为宋王偃无贤臣而导致朝政污浊，根本不可能实施仁政。

孟子回到邹国时，正值邹、鲁两国发生冲突，邹国百姓眼看官吏们纷纷战死，却漠然旁观。邹穆公为此征求孟子的看法。孟子告诉穆公，邹国官吏平时作威作福，根本不关心百姓的疾苦；因此当发生危难的时候，百姓自然也不可能为君王献身。孟子此言惹怒穆公，于是离开邹国前往鲁国。鲁平公刚刚即位，任用孟子学生乐正克掌管政事。因平公宠臣臧仓诋毁，平公不用孟子。孟子慨叹，离开鲁国，到了滕国。

孟子在宋国的时候，曾两次见到滕国太子即后来的滕文公，主要谈性善的问题。滕文公接受了孟子的思想，继位之后推行仁政，实施礼制，兴办学校；贤君善国，声名远播。孟子在滕国，向滕文公详细阐明其仁政学说中的经济主张，包括行井田、什一之税，论述小国事大国应秉持的原则，与农学家派的陈相辩论，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自滕国前往魏国时已年逾七十。在魏国，他多次向梁惠王阐述其仁政学说。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即位。孟子与之接触后很失望，于是离开魏国，重返齐国，居稷下学宫，齐宣王给予大夫职位。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大谈仁政。后齐、燕两国发生战事，宣王在这一事件中没有接受孟子的建议，导致齐国大败。孟子便辞去大夫之职，返回邹国。

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在游历齐、魏诸国，确定其仁政主张不会被诸侯接受之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一说法为后世采信。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孟子去齐，又绝粮于邹薛，因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叙诗书、仲尼之义，作书内外十一篇。”我们接受司马迁的说法，《孟子》一书是孟子在周游列国而始终不得志之后，于晚年退居讲学时与弟子共同完成的。孟子去世后由弟子编定成书。

下面择要介绍另外三种观点。

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认为：“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世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证《孟子》一书系出自孟子之手。宋代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一致性上论证《孟子》为孟子自作：“《论语》多门人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非是自下笔，安得如是否？”“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辑可就。”

清代焦循《孟子正义》指出：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言《论语》乃诸弟子集善言而编成集，故称《论语》而不曰《孔子》；《孟子》则为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清代阎若璩注意到《孟子》没有像《论语》一样记述孔子形容举止的文字，证明此书为孟子自著。《孟子生卒年月考》：“《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细；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出处耳。”晚清魏源亦从同样的角度加以证明，《孟子年表考》：“七篇中无述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集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唐代韩愈提出《孟子》乃万章、公孙之徒在孟子死后所记述。唐代张籍予以附合。宋人苏辙亦表示赞同。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首次对这一观点作了证明。他说：“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汇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卒，中间七十年矣，王因称之叟，彼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清代崔述《孟子事实录》从另外两个方面作了论证：“《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疑义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皆与事理未合，若孟子自著，不应疏忽如是。”“七篇中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陈子、高子等，不称子者无之，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为‘子’。细玩此书，盖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也都不以子称之。”清人周广业《孟子出处实地考》注意到：“此书叙述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集自一人之手。”

三

清代方宗诚《论孟子文法》说：“凡读一书，须得其宗旨。仁义二字，是七篇宗旨。无一章一言非发挥此也。性善是仁义之原头，尊王黜伯、辨异端、崇圣学，皆是扶持仁义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孟子思想的宗旨和框架。

孟子力主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包括人的社会本性如恻隐之心、羞辱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德性，也是与生俱来的。由此引申出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人的善性需要思考和发见，需要不断修养保护，否则便可能失去其本性；二是人应当扩充和推广自身的善性，从而成为具有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君子。

孟子的性善说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先富后教”的政治理念，明确阐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他认为，仁政的核心是善待百姓，通过行仁政得到百姓的拥戴，这是君主、政权、国家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反之，权力便成为祸害百姓的罪魁。具体的政治措施包括：首先要养民、保民和教民，即让百姓有比较充足的物质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引导和教育，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其次，孟子强调要尊贤使能，使俊杰在位；减轻或免除各种赋税。孟子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真正达到政治清明、社会太平、百姓富足的目标。从提倡仁政出发，孟子反对霸道，反对以暴力取天下，反对战争。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说，认为天命决定社会上的一切。孟子的教育思想大体上也是来自孔子，主张因材施教；重视感化，即师者应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孟子在文学方面没有专门的系统论述，但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两种主张，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综观《孟子》全书，孟子围绕仁政学说，发表了诸多关于人性、社会、政治、思想、历史等问题的观点，其中多有闪耀着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光辉的精彩论断和创新思想。孟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愚腐之人，相反，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极深切的洞察和清醒的认识，并深入到权力的本质进行思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存在限制权力所需要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也缺少相关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从社会和生活的常识出发，提出仁政学说，试图以此改变权力的品质。两千多年前孟子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已是极为难能可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更是石破天惊，成为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的绝响。

孟子强调士人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强调士人的人格尊严，认为士人追求并掌握真理和大道，从而拥有了与傲慢的权力平等对视的资格。阅读《孟子》，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被孟子的浩然正气所感染。正是这种浩然之气，使他的文章显示出雄浑博大的气势。正如清代方宗诚《论孟子文法》所言：“诸子之书，理纯义正，气盛词达，奇纵变化而语不离宗，未有如《孟子》者也。”

四

就总体而言，《孟子》的体例是问答体。全书条理性较强，但又不能通篇连贯，因而需要借助于问答体。在辩论体的说理文的发展史上，《孟子》具有创始者的地位。

方宗诚《论孟子文法》曾分析《孟子》一书的结构：“七篇之中，前数篇论治体治法之文多；中数篇伤时道古之文多；末数篇直指心体、著明性善之文多。前数篇文字，多发皇气象，光焰百丈；后数篇文字，多纯粹，去孔子气象不远。盖孟子前时是在知言养气上用功，又有经世之志，故发出气象如彼。后来知世不可为，专在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上用功，故发出气象又自不同。即文辞气象亦可见古人进德无时而已也。”又说：“《孟子》之文，一段有一段之章法，一章有一章之章法，又有连数章是一章，又有连一篇是一章。章法者，所谓大营包小营也。分观合观，无所不妙。其开合纵横，虚实先后，起伏照应，线索串插，极齐整亦极变化，无非是义理精熟，一以贯之之妙。”这些论述，对今人阅读《孟子》一书，仍具有启发和参考作用。

本书秉承“读古人书”系列丛书的宗旨，选取《孟子》的经典段落，详加注释，逐句翻译，最后予以深入浅出的解说，兼顾古籍整理的专业性和普及读物的趣味性、可读性。在择取原文段落时，首先考虑应努力呈现孟子的思想宗旨和不同侧面，其次照顾到文义的自足完整。有些篇章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原文篇幅较长，但因在该章中孟子深入论述了他的仁政主张，同时充分地展示了其论辩技巧，于是离析为若干篇目分别阐释，阅读时仍宜连为一体。注释部分不避重复，以方便读者利用碎片时间将每篇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阅读；同时注意说明在特定语境下较为特殊的语用现象，以利于读者更准确细致地理解原文。

本书在写作中得到杨逢彬教授、孙玉文教授的热诚帮助，万群、王先云、雷瑭洵、许典琳、张嘉悦等诸友生对每篇文章都认真审读指正，谨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