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存斗争
Struggle for Existence

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的关系——广义的生存斗争——生物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趋势——驯化动植物的迅速增加——控制生物数量增加的因素——生存斗争中动植物间的复杂关系——同种个体间和变种间生存斗争最为激烈，同属内各物种间的生存斗争也很激烈——生物之间的关系在一切关系中最为重要

达尔文老年时的画像。

在论述本章主题之前，我得先谈谈生存斗争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意义。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证明生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某种变异。诚然，我原不知关于这一点还发生过争论。对我们来说，许多可疑类型，究竟应称为物种还是亚种（或变种）并不重要，就像英国植物中有两三百个可疑类型，它们究竟应列为哪一类型并不重要一样，只要承认显著变种的存在就行了。但是，仅靠作为本书基础的个体变异和显著变种的存在，还是不能使我们理解自然界中的物种是如何产生的。各类生物之间的相互适应，它们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及单个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巧妙适应关系，何以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我们处处能看到这些巧妙的互相适应关系。首先是啄木鸟和槲寄生的关系，其次是依附于兽毛或鸟羽中的低等寄生虫，潜水甲虫的构造及靠微风吹送的带茸毛的种子的关系等等。总之巧妙的适应关系存在于生物界的一切方面。

此外我们还要问，那些被称为初期物种的变种，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明确的物种的呢？显然大多数物种间的差异，比同种内各变种间的差异要明显得多，而构成不同属的物种间的差异，又大于同属内物种间的差异，而这些种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下一章里，我将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生存斗争的存在，不论多么微小的，或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变异，只要对一个物种的个体有利，这一变异就能使这些个体在与其他生物斗争和与自然环境斗争的复杂关系中保存下去，而且这些变异一般都能遗传。由于任何物种定期产生的众多个体中，只有少数能够存活下去，所以那些遗传了有利变异的后代，就会有较多的生存机会。我把这种每一微小有利的变异能得以保存的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示与人工选择的不同。但是斯宾塞先生常用的“适者生存”的说法，使用起来同样方便而且更为准确。我们知道，利用人工选择人类能获得巨大效益，即通过积累“自然”赋予的微小变异使生物适合于人类的需要。但是，我们将要论及的自然选择，是永无止境的，其作用效果之大远远超出人力所及，两者相比，犹如人工艺术与大自然的杰作之比，其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德·康多尔（Augustin Pyrame de Candolle, 1778—1841），瑞士植物学家。

现在集中谈谈生存斗争的问题，但更详细的论述还将见诸于以后的著作。老德·康多尔和莱伊尔两位先生，曾富有哲理地详尽说明一切生物都卷入到激烈的竞争之中。曼彻斯特区的赫巴特（W. Herbert）教长以植物为例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极为精彩的论述得益于他颇深的园艺学造诣。口头上承认普遍存在着生存斗争这一真理并不难，难得的是时时把这一真理记在心中。在我看来，只有对生存斗争有深刻的认识，一个人才能对整个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包括生物的分布、稀少、繁多、绝灭及变异等事实，不致感到迷惘或误解。例如，当我们看到极为丰富的食物时，我们常欣喜地看到自然界光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者忘记了那些自由歌唱的鸟儿，在取食昆虫或植物种子时，却在不断地毁灭另一类生命；可能我们还忘记了，这些“歌唱家”们的卵或雏鸟是如何大量地被其他食肉鸟或兽所毁灭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尽管目前食物丰富，但并不是年年季季都如此。

广义的生存斗争

如果一棵树上的槲寄生太多，树木就会枯萎死去。

应先说明的是，作为广义和比喻使用的生存斗争不但包括生物间的相互依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生物个体的生存及成功繁殖后代的意义。在食物缺乏时，为了生存两只狗在争夺食物，可以说它们真的是在为生存而斗争。可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植物，与其说是为了生存而与干旱作斗争，不如说它们是依靠水分而生存。一株年产1000粒种子的植物，平均只有一粒种子可以开花结籽。确切地说，它在和已经遍地生长的同类和异类植物相斗争。槲寄生依附于苹果树和其他几种树木生活，说它们是在和寄主作斗争，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如果同一棵树上槲寄生太多，树木就会枯萎死去。如果同一树枝上密密缠绕着数株槲寄生幼苗，说这些幼苗在相互斗争倒更确切。因为槲寄生靠鸟类传播种子而生存，各类种子植物都得引诱鸟类前来吞食和传播它的种子。用比喻的说法，各种植物之间也在进行生存斗争。以上几种含义彼此相通，为了方便起见，我就使用了一个概括性的术语——生存斗争。

生物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趋势

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其个体数量的倾向，这必然会导致生存斗争。在自然生命周期中要产生若干卵或种子的生物，往往在生命的某一时期，某一季节，或某一年里肯定会遭受灭亡。否则，按照几何级数增加的原理，这种生物的个体，将因数量的迅速增加而无处存身。由于生产出的个体可能多于存活下来个体间的数目，那么自然界中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生存斗争：同物种内个体与个体间的斗争，或是不同物种间的斗争，或是生物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斗争。其实这正是马尔萨斯（Malthus）的学说。此学说应用于整个动植物界时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因为在自然界里，既没有人为的食物增加，也没有严谨的婚姻限制。虽然某些物种目前是在或多或少地增加个体数量，但并非所有的物种都如此，否则这世界将容纳不下它们了。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 — 1834），英国经济学家。

毫无例外，如果每一种生物都高速率地自然繁殖而不死亡的话，即便是一对生物的后代，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将地球挤满。就是生殖率低的人类，人口也可在25年内增加一倍，按这个速率计算，用不了一千年，其后代将在地球上无立足之地了。林奈（Linnaeus）曾计算过，如果一棵一年生的植物只结两颗种子（实际上没有这样少产的植物），其幼苗次年再各结两颗种子，以此类推，那么20年内就会有100万株这种植物生长着。在所有已知的动物中，大象是繁殖最慢的，我曾仔细地估算过它自然增长率的最低限度。最保守地说，假定大象寿命为100岁，自30岁起生育直到90岁为止，这期间共产6仔，（如果所有幼仔都能成活并繁殖后代的话）那么，在740~750年后，这对大象就会繁衍出1900万头后代。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单纯理论上的计算，我们还有更好的证明，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许许多多动物在接连两三个有利于生长的季节里，迅猛繁殖的记载。尤其使人惊异的是，有许多家养动物，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繁殖之快，甚至失去控制。例如，牛和马的生殖速率本来是极慢的，但是在南美洲及最近在澳洲，若不是有确实证据，其增加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植物也是如此，以引入英伦诸岛的植物为例，不到十年工夫，它们就遍布全岛而成为常见植物了。有几种植物，如拉普拉它（Laplata）的刺菜蓟（Cardoon）和高蓟（tall thistle），它们原是由欧洲大陆传入的物种，而现在它们在南美洲的广大平原上，已成为最常见的植物了，往往在数平方英里的地面上，几乎见不到其他的植物杂生。福尔克纳（Falconer）博士告诉我，自美洲被发现后，从美洲输入印度的植物现在已从科摩林角（Cape Comorin）到喜马拉雅（Himalaya）山下，遍布整个印度了。看到这些例子和其他无数类似的例子时，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因为动植物的繁殖能力会突然明显增强的结果。显然，正确的解释应该是：生存条件对它们非常有利，老、幼者皆很少死亡，几乎所有的后代都能成长而繁殖，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原理，就是对这些生物在新的地方迅猛增殖并广泛分布的简明解释。无疑，几何级数增加的后果总是惊人的。

在自然状态下，成年的植株几乎年年结种子，大多数的动物也是年年交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所有动植物都有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迅速挤满任何可以赖以生存的地方；但是，这种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会在生存的某一时期，因个体数量的减少而受到抑制。人们可能误以为大型家养动物不会遭到大量死亡的威胁。但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牲畜因供食用而被屠宰，在自然状态下也因种种原因有同样数量的牲畜死亡。

达尔文曾仔细地估算过大象自然增长率的最低限度。

有的生物每年能产上千的种子或卵，有的则极少繁殖，两者间的差距仅在于：生殖率低的生物在有利条件下，需更长时间才能布满一个地区（假设这个地区较大）。秃鹰（condor）年产两卵，鸵鸟年产20个卵，然而在同一地区秃鹰可能比鸵鸟多得多。管鼻鹱（Fulmar petrol）仅产一卵，但人们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多的鸟。一只苍蝇可产数百只卵，虱蝇（Hippobosca）仅产一卵，可这种差异并不能决定同一地区内两种生物个体的多少。有些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在数量上经常波动。对于这样的生物而言，大量产卵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食物充足时，它们的个体数量能迅速增加。但是大量产卵的真正意义，在于补偿某一生命期内个体的大量减少。对绝大多数生物来说，这个时期是生命的早期。如果一种动物能以某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卵或幼体，则少量的繁殖即可保持它的平均数量，如果卵或幼体死亡率极高，则必须多产，否则这种生物就会绝灭。假设有一种树可以活一千年，千年中只结一粒种子，假如这粒种子不会毁灭，肯定能够发芽的话，这就足以保持这种树的数量。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动植物个体的平均数量与其卵或种子的数量，仅有间接的依存关系。

在观察自然界时，我们应时时记住上述观点——每一生物都在竭尽全力地争取个体数量的增加；每一生物在生命的一定时期必须靠斗争才能存活；在每一代或每隔一定时期，生物中的幼体或衰老者难免遭受灭亡。减轻任何一种抑制生殖的作用，或是稍微减少死亡率，这一物种个体的数量就会立即大增。

抑制生物数量增加的因素

个体数量增加是每一物种的自然倾向，能控制这一自然倾向的因素很难解释清楚。那些极兴旺的物种，它们已经增加，并且今后的趋势仍将是继续大量增加。但是我们竟然不能举出任何例子，来确切说明是什么因素抑制其大量的增加。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如此无知，甚至对人类本身，我们也同样无知，尽管我们对人类的了解远远超出对任何动物的了解。曾有数位学者讨论过抑制个体数量增加的问题，我打算在将来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尤其是关于南美洲的野生动物再作详细地讨论。在此，我只提出几个要点以引起读者注意。卵以及非常幼小的动物最易受害，但并非一概如此。对于植物来说，种子所受的损害是大的，但是据我观察，在长满其他植物的土地上，新生的幼苗受到损害最大。此外，幼苗也常大量地遭受各种敌害的毁灭。我曾在一块3英尺长2英尺宽的土地上翻土除草，以便种植的新生幼苗不受其他植物的排挤。青草出苗后，我在所有的幼苗上作了记号，结果357株草中，至少有295株受伤害，主要是被蛞蝓和昆虫所毁坏的。如果让各种植物在经常刈割或经常放牧的草地上任意生长，结果较弱的植物，即使已经长成，也会逐渐被较强的植物排挤而死亡。例如，在一块割过的长4英尺宽3英尺的草地上，有自然长出的20种杂草，结果有9种因受其他繁盛植物的排挤而死亡。

食物的多少对每一物种的增加所能达到的极限，理所当然地起着控制作用。但是，一个物种个体的平均数目，往往不是取决于食物的获得情况，而是取决于被其他动物捕食的情况。所以毫无疑问，在任何大块田园里鹧鸪（partridges）、松鸡（grouse）和野兔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消灭其敌害的程度。假如在英国，今后20年内没有一只供狩猎的动物被人类射杀，而同时也不驱除它们的敌害，那么20年后，猎物的数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还少，即使现在每年有数十万只猎物被人类射杀。但与此反，还有另一种情况，例如，大象很少受到猛兽的残杀，即便是印度的老虎，也很少敢于攻击母象保护下的小象。

气候在决定物种个体总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些周期性的极为寒冷和干旱的季节，似乎最能有效地控制生物个体数量的增加。在春季鸟巢的数量大量减少，根据这种情况，我估计在1854—1855年冬季，在我居住的这一地区，死亡的鸟类达4/5。与人类相比，这是一种巨大的死亡，因为人类在遇到最严重的传染病时，死亡率也只有1/10。气候的主要作用是使食物减少，某种食物的缺少会使赖以生存的同种或异种个体间的生存斗争加剧。即便在气候直接起作用时，如严寒到来时，首当其冲的仍是那些最弱小的或在整个冬季里获食最少的个体。当我们从南到北，或从湿地往干燥的地方旅行时，会看到有些物种逐渐减少以至趋于绝迹。由于整个旅程中气候的变化非常明显，我们常误以为物种个体减少，是由于气候直接影响的结果。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就是在某种生物非常繁盛的地方，在某些时期，这种生物也会因敌害或因争夺同一地盘与食物而遭受重大减灭，如果这些敌害或竞争者，因气候对它们稍稍有利而增加了数量，那么原来大量生存在此地的其他生物的数量就会减少。如果我们向南旅行看到的是某一物种个体数量逐渐减少，那么可以确信，那是因为别的物种处于优势而使此物种受到损害。向北旅行时也同样会看到生物数量减少的现象，但不如向南旅行时看到的情况明显，那是因为向北行进时，所有物种都在减少，竞争者也就随之减少。所以向北走或是爬上高山时，比向南走或者下山时更常见到矮小的生物，这才是有害气候直接造成的后果。在北极地区、雪山之巅或荒漠之中，生存斗争的对象几乎完全是自然环境了。

许多移植在花园里的植物可以适应当地的气候，可是它们却永远不能归化，因为它们竞争不过当地的植物，也不能抵御当地动物的侵害。由此可见，气候主要是间接地有利于其他物种，而引起对这种物种不利的后果。

如果某一物种特别适应某个环境，可能在一小块地区内大量繁殖，但这又往往引起传染病流行，至少在狩猎动物中常能发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与生存斗争无关的对生物数量限制的因素。有些传染病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可能是动物的密集造成了有利于寄生虫传播的条件。这样，寄生虫与寄主之间也存在着生存竞争。

但就另一方面说，在许多情况下，一物种个体的数量必须大大超过它们被敌害毁灭的数量，它才能得以保存。人们能够从田间收获谷物及油菜籽等，那是因为这些种子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前来觅食的鸟儿。在这食物过剩的季节里，鸟类却不能按食物的比例而大大地增加，因为到了冬天，它们的数量仍要受到限制。谁要是在花园里试种过少数几株小麦或此类植物谁就知道，在这种少量种植的情况下，要想收获种子是多么不容易。我曾尝试过，结果颗粒无收。同种生物只有保持大量的个体，才能使该物种得以保存，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界的某些奇怪现象。例如，某些稀少的植物在它们可以生存的少数地区却能异常繁盛；又如，丛生的植物在它们分布的边界地区也仍然保持丛生。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当生存条件有利于一种植物成群地生长在一起时，这种植物才能免于绝灭。还应补充说明的是，杂交的积极效果和近亲交配的不良影响，无疑在许多情况下起作用，不过在这里，我不打算详谈这几方面的情况了。

生存斗争中动植物间的复杂关系

许多报道的事例都可证明，同一地区内互相斗争的生物间，存在着十分复杂和出乎预料的抑制作用和相互关系。仅举一个简单但我觉得极为有趣的例子：在斯塔福德（Staffordshire）郡我亲戚的一片土地上，我曾作过仔细的调查，那里有一大片从未开垦过的荒地，还有数百英亩性质完全相同的土地，在25年以前曾围起来种植欧洲赤松（Scotch fir）。在种植过的这片土地上，原来的土著植物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是在两块土质不同的土地上也看不到这么大的差别。和荒地比起来，这里植物的比例完全改变了，而且这里还繁茂地生长着12种荒地上没有的植物（不计草类）。植树区内昆虫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有6种在人造林带中常见的食虫鸟类在荒地上没有，而经常光顾荒地的两三种食虫鸟，在人造林中也没有见到。当初把种植区围起来是为了防止牛进去，此外并无其他任何措施，可见引进一种树竟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萨利（Surrey）的法汉姆（Farnham），我也曾清清楚楚地看到对荒地进行人工圈围作用的重要影响。在那片宽广的荒地上，原先只有远处小山顶上有几片老欧洲赤松林。在最近十年内，有人把这里大块大块的荒地围起来，结果使在围地中的欧洲赤松自行繁殖，无数的小松树长出来。在确信这些小树并非人工种植时，我对这些小松树的数量之多感到惊奇。于是我又观察了几处地方，发现在上百英亩未圈围的荒地上，除了以前种的老欧洲赤松外简直找不到一株新生的欧洲赤松。但是当我仔细观察荒地上的树干时，发现无数的树苗和幼树都被牛吃掉而长不起来。在距一片老松树数百码远的地方，我从一平方码的地面上数出了32株小松树，其中一株有26圈年轮了，但是多年来它始终不能把树干长得比荒地上的其他树木高。怪不得荒地一旦围起来，立刻就会长满生机勃勃的欧洲赤松呢。可是谁能想到，在这荒芜辽阔的地面上，牛会如此仔细而有效地搜寻欧洲赤松树苗当作自己的食物呢。

欧洲赤松（ Pinus sylvestris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牛完全控制着欧洲赤松的生存。然而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昆虫又决定着牛的生存，在这一方面，巴拉圭（Paraquay）的例子是最稀奇的了。该地从未有牛、马、狗变成野生的情况，虽然该地区的北面和南面，都有这些动物在野生状态下成群地游荡着。阿萨拉（Azara）和伦格（Rengger）曾指出，在巴拉圭有一种蝇，数量极多，而且专把卵产在刚初生动物的肚脐中。这种蝇虽多，但它们的繁殖似乎受到某种限制，可能是别的寄生昆虫吧。因此，在巴拉圭如果某种食虫鸟减少了，这些寄生昆虫就会增加，在脐中产卵的蝇就会减少，那么牛和马就会变成野生的，而这肯定又会极大地改变植物界（在南美的部分地区我确曾见过此类现象）。接下去植物的变化又会影响昆虫；而后，正如我们在斯塔福德郡看到的那样，受影响的将是食虫鸟类，以此类推，复杂关系影响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其实自然状态下动植物间的关系远比这复杂。一场又一场的生存之战此起彼伏，胜负交替，一点细微的差异就足以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但是最终各方面的势力会如此协调地达到平衡，以至于自然界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一致的面貌。可是对于这一切，人们往往知之甚少，而又喜好作过度的推测。所以在听到某一种生物绝灭时，不免感到惊奇，在不知绝灭的原因时，便用灾变来解释世界上生命的毁灭，或者编造出一些法则来测定生物寿命的长短。

达尔文党豪思故居的花园。

我想再举一例，以证明在自然分类上相距甚远的动植物，是如何由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的花园里，昆虫从不造访一种外来的墨西哥半边莲（ Lobelia fulgens ）。结果，因这植物的构造奇异，它在我们的花园里就不能结籽，以后我还会有机会再来说明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兰科植物都需要昆虫传授花粉才能受精。试验中，我发现三色堇（heartsease, Viola tricolor）的受精，必须靠野蜂（humble bees）完成，因为别的蜂不去采这种花粉。我还发现某些三叶草（clovor）的受精也离不开蜂来传播花粉。例如，白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s ）的20串花序可结2290颗种子，但另外20串花序被遮盖住，不让蜂类接触，于是一颗种子也不结。又如，100串红三叶草（ Trifolium pratense ）可结种子2700颗，而遮盖起来同样多的花序也是一籽不结。只有野蜂会来光顾红三叶草，因为别的蜂压不倒它的花瓣而采不到它的花粉。有人以为蛾类也可能使三叶草受精，但我怀疑此事，因为蛾的重量，不能把三叶草花瓣压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很有把握地推论，如果整个属的野蜂在英国绝迹或变得非常稀少，三色堇和红三叶草也会相应变少甚至绝迹。在任何地方，野蜂的数量与田鼠的多寡关系密切，因为田鼠会毁坏蜂房和蜂窝。纽曼（Newman）上校对野蜂的习性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认为英国有2/3以上的野蜂窝是被田鼠毁坏的。谁都知道田鼠的数目取决于猫的数目，因此纽曼上校说：“在村庄和城镇附近发现的野蜂窝比别的地方多，我认为那是因为大量的猫消灭了田鼠的缘故。”因此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一个地区有大量的猫，通过猫对田鼠，接着又是对蜂的干预作用，就可以知道这一地区内某些花的数量是多少。

达尔文党豪思故居的温室。

每一物种的兴衰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都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作用。一般说来，其中有一种或数种因素的制约作用最大，但一个物种的平均数量甚至能否生存，则是由所有因素综合决定的。有时候，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区，受到的制约作用也极不相同。当我们看到河岸上繁茂的树木及灌木丛时，常会以为它们的种类和数量比例纯属偶然。其实，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谁都听说过，在美洲一片森林被砍伐以后，那里会长出不同的植物群落。但是，看看美国南部的古代印第安废墟吧！当初那里的树木一定会被完全清除过，可是现在，废墟上生长着的美丽植物与周围原始森林中的植物，在物种的多样性和数量比例方面完全一致。在过去悠悠岁月中，在那些年年播撒成千种子的树木之间，昆虫之间有激烈的生存斗争；在昆虫、蜗牛、小动物与鸷鸟猛兽之间也有激烈的生存斗争！一切生物都力求繁殖，而它们又彼此相食，有的吃树，吃它们的种子和幼苗，有的吃那些刚长出地面会影响树木生长的其他植物。如果我们将一把羽毛扔向空中，羽毛会依一定法则散落到地上。要弄清楚每支羽毛应落在何方，这的确是个难题。但是这个难题与数百年来动植物间是如何作用，以致最终决定了古印第安废墟上今日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比例的问题相比较，那可就显得简单多了。

在亲缘关系上相距很远的生物之间一般会出现某种依存关系，如寄生生物与寄主之间的关系；但严格地说，远缘生物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生存斗争，如蝗虫和食草动物之间的关系。不过，最激烈的生存斗争几乎总是发生于同种的个体之间，因为它们生存于同一地区，需要同样的食物，遭受同样的威胁。同一物种内各变种间的斗争几乎也同样激烈，而且有时短期内即见分晓。例如，把小麦的几个变种混合后播种在一块土地上，然后把它们的种子再混合播种在一起，结果那些最适合该地区土质和气候的变种或繁殖力最强的变种就会结籽最多，数年后就会战胜并取代其他变种。即使在极为相似的变种间情况也是如此。如，混合种植的不同颜色的芳香豌豆（sweet peas）必须分别收获，再按一定比例混合后进行播种，否则较弱的变种会逐渐减少以致消失。绵羊变种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据说某一种山地绵羊会使另一种山地绵羊饿死，所以它们不能放养在一起。在合养不同变种的医用蚂蟥（Medicinal leech）时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如果让家养的动植物在自然状态下去自由竞争，每年也不按一定比例把种子或幼体保存下来，那么六年后这个混合群体（阻止杂交）中的各种动植物，能否完全保持原来的体力、体质及习性和原来的数量比例呢？恐怕很难。

同种个体间和变种间生存斗争最为激烈

同属的物种之间在构造上总是相似的，而且一般说来（虽不绝对如此）在习性和体质上也是相似的，因此它们之间的生存斗争比异属物种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例如，近来在美国的一些地方，一种燕子分布范围的扩大使另一种燕子数量减少。又如，在苏格兰一些地方，近来吃槲寄生果实的槲鸫（Missel thrush）数量增加，结果引起欧歌鸫（Song thrush）数量的减少。我们常听说由于气候的极端不同，一种鼠会代替另外一种鼠。在俄罗斯，亚洲小蟑螂（cockroach）入境之后，到处驱赶原有的同属大蟑螂；在澳洲，蜜蜂的引进，很快就使当地的无刺小蜂绝迹；一种野芥菜（charlock）能取代另一种芥菜等等。由此我们已能隐约感悟到，在自然生态中，地位相近的近缘物种间生存斗争非常激烈的原因，可是我们还不能确切地阐明，为什么在生存大战中一个物种能战胜另一物种。

槲鸫（ Turdus viscivorus ）

欧歌鸫（ Turdus philomelos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推论，即每一生物的构造都与其他生物的构造有着必然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依靠这种关系它才能与其他生物争夺食物或住所，或是避开它们的捕食，或是捕食它物。虎牙、虎爪的构造，以及依附在虎毛上的寄生虫的足和爪的构造，都能说明这个问题。蒲公英美丽的带茸毛的种子和水生甲虫（waterbeetle）扁平的带缨毛的足，初看起来只与空气和水有关系，但实际上带茸毛种子的好处，是在陆地已长满其他植物的情况下，可以更广远地传播开去，落到植物稀少的土地上繁衍。水生甲虫足的构造非常适合潜水，使它能和其他水生昆虫竞争，使它能猎取食物并逃避其他动物的捕食。

初看起来，许多植物种子中贮藏的养料与其他植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像豌豆、蚕豆这类的种子，即便被播种在茂密的草丛中，从种子里也能长出茁壮的幼苗。这使人想到种子里养料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幼苗生长，使幼苗能和周围繁茂的其他植物竞争。

蒲公英（ Taraxacum spp.）美丽的带绒毛的种子，其好处是在陆地已长满其他植物的情况下，可以更远地传播开去，落到植物稀少的土地上繁衍。

观察一下某种生长在其分布范围的中间地带的植物，为什么它的数量不能增加到两倍或四倍呢？据我们所知，这种植物完全有能力分布到其他一些稍热、稍冷、稍潮湿或稍干燥的地方去，因为它能适应一些稍热、稍冷、稍潮湿或稍干燥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容易理解，假如要使这种植物有增加个体数量的能力，就必须使它形成若干优势，使它可以压倒竞争对手，或有能够对付吃它的动物的本领。假如在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带，这种植物因气候而发生了体质上的变化，当然这对它数量的增加是有利的。但是有理由相信，能分布过远的动植物只是极少数，因为绝大多数都要被严酷的气候所毁灭。也许没有达到生存范围的极限，如在北极地区或在荒漠的边缘时，生存斗争是不会停止的。但即使在极冷或极干旱的地方，也有少数物种之间，或者同种的个体之间，为了争得更温暖或更潮湿一些的生存环境而发生彼此的争斗。

可见一种植物或动物，如果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进入新的竞争行列，即便气候不变，其生活条件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要使一种植物的总体数量在新的地方有所增加，就得用新的方法来改进它，而不能用在它原产地使用过的方法。必须设法使这一植物具有优势条件，使它能对付一系列新竞争者和敌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