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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祁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石世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忙碌之间，我会时不时地想起先生。在我的心中，先生不仅是一位学术卓尔不群、风度仙风道骨的典型中国文人，更是待人诚恳、无私正派且责任感极强的为人楷模。
说起来，我与石先生共同在学院的时间有23年之久，但严格说来，跟先生面对面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先生是我在经济学院读博期间的当值院长，但因为我不是先生那个专业的学生，因此无缘在课堂上目睹先生授课的风采、聆听先生的真知灼见和谆谆教诲，这是我的遗憾，我们甚至在一起开个研讨会之类的都没有，所以直到我快毕业的时候，都没有真正见过先生一面、同先生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怀疑他未必知道我这个学生。
大约是在1992年年初，在博士毕业分配的最后时刻，我突然听说不知何故，原定让我留校的决定要撤销，并且，我还不能回到原来考博前工作的部属重点院校，而只能分回原考地的其他地方院校工作。突然间的变故把我打蒙了，完全不知究竟何故。后来有知情人士悄悄告诉我，变故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读博的第二年，一次陪导师萧灼基老师去见英国的BBC记者，在校南门上车时被人发现并反映到有关部门作为“污点”备案所致。实际上，那次是外国记者采访萧老师，萧老师让我和另一位师兄陪同，萧老师是单独去的，BBC另派了一辆车在北大南门口接我和师兄。而此事是事先经过学校外事部门的批准而安排的，并非我们的擅自行为。
在我向有关部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冒昧地去找石先生。说实话，当时心里很忐忑，因为我感觉先生都不一定认识我。到了石先生家后，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简要作了自我介绍以后，把事情的经过跟先生做了详细阐述。先生耐心听取了我的陈述后，拍案而起，说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并答应尽快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后来我又跟我爱人去向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最终经过各方的努力，我的“冤案”才得以及时“平反”。之后我顺利留校，并且一直当老师至今。
如今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当年石先生的那个举动和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却永远沉淀在了我的记忆深处，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运。想当年，我与先生素昧平生，在听了我的陈述后先生甚至都没有说一句“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而是如此地相信我这个他之前都不一定见过的学生。说实话，在当时那个背景下，为我一个穷学生“仗义执言”没有任何的个人好处，相反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在当时的敏感时期是多么得难得！不过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0年前见个外国记者（甚至还是组织同意安排的）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先生退休以后身体一直不大好，但我每次去看望先生的时候，先生言谈之中却很少谈及自己的病情和家庭情况，而是很关心学院里的发展，讨论学院面临的许多问题，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我当了院长以后去拜访先生，请老院长传授经验，先生对我说：“我非常高兴你当院长，虽然我知道当初你对从政没有兴趣才选择留校当老师，但我们就是要让没想当官的人来当院长。”先生告诉我，“我当年是从北京市委调到北大来的，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院长。但既然当了，就要好好干。”先生的话语对我的触动和激励很大。后来，哮喘使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连楼都很少下，更别说外出了。我每次去看先生的时候，先生说话都非常吃力，喘得很厉害，有时还不得不吸着氧。但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关心学院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等各方面的情况。
2012年年初，先生再次住院以后，我去西苑医院看望他，先生的状况这时已经非常糟糕了，但即使这样，先生仍然不忘学院的发展，在病榻上写下了“1977年以来主持北大经济系工作的五点体会”，托人交给了我。在这封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经济学院深厚情感的信中，先生写道：
一、和为贵。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的问题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形成的矛盾。二、百家争鸣。即现在常常讲的“兼容并包”的北大传统。1979年以来忽反左忽反右，同志们难免把这位称作“老左”、那位称为“老右”。我们认为除个别人反对改革开放外，个别人有意见也是对改革开放持不同看法，应该包容。三、宽口径、厚基础。就是希望学生学得深一些、广一些，以适应以后工作的需要。为此删去一些课程，增加一些课程，以适应不同口径的工作。四、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当前的中外现实，有条件鼓励师生去调查研究。五、党政关系好。当时“政”由陈岱老、胡代光老师负责，他们是我的老师，但对我非常尊重，我对他们敬重信任。教学工作会上决定后，他们放手让我去执行。教学上进步，主要是他们做的。丁国香作为主管党务工作的副书记，几乎包了党务工作的全部，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如系办公室主任董文俊等，对我的工作有帮助，使我能继续上课做些研究工作。我感谢这些同志。以上在1993年我卸任院长时讲过，主要是1977年至1984年任总支书记时做的事情，这次增加了内容，以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创立110年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祝北大经济学院越办越好，人才济济，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院。
石世奇（80岁）于病榻上
2012年2月1日
我给先生回信说：“看了您在病榻上写就的文字，我感动至极。您在文中所提到的五点体会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我做学生起到留校当老师，您一直是我极为敬重的先生。您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彰显了正直、善良的人格。我衷心祝愿您能战胜疾病，早日康复。让我们在百花盛开的五月，共同庆祝百年经院的盛大节日。”
然而，先生没能等到他挚爱的学院100岁生日的那一天。4月6日，先生不幸辞世。当天正好是学院大会，我正在主持会议时，办公室的老师匆匆过来告诉了我这个噩耗。我听了以后，禁不住泪流满面，即使我已经有了预感，但我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每每想到先生，我就想起诗人臧克家的这句话。先生是一面镜子，照着“它”，我不敢渎职、不敢懈怠；不敢自满、不敢骄傲。我自知很难达到先生的那个境界，但我会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做一个称职的老师，做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我想，这是我们对先生最好的怀念和告慰。
先生走了，但他永远、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2014年9月6日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