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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虽各自独立，却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东西方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些早期思考甚至非常相似。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需求也大增，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以“清华路径”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中国学者的研究通过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在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国家间的冲突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古人经常思考和讨论国家间的关系。中国先秦时期的先贤著作中就有了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在我国目前版图内曾存在着许多诸侯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不完全相同，但也是一种国家间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国家间关系的类型之一。在《管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国语》《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和论述。
例子：
《管子·霸言》提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讲的是国家的国际地位变化具有相对性，即一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败。没有他国的衰败，一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
《荀子·王制》提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这是讲争取人心、争取盟友和兼并土地这三种战略会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战略结果，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记载了烛之武劝秦穆公不要帮助晋国攻打郑国。他对秦穆公讲：“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说，由于郑国与晋国相邻而与秦国相隔，郑国被灭后必然归晋国所有而不会归秦国，那么晋国实力的增加实际上等于秦国相对实力的下降。烛之武以国际政治中的实力相对性原理说服了秦穆公放弃助晋攻郑的政策。
欧洲古代的城邦国家、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欧洲先哲们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和思想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和基础。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者们是美欧学者，他们熟悉并理解欧洲古代国家间关系的思想，而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的此类思想。在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把希腊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史实和评论记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至今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冲突仍参考该书的观点。到了近代，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著的《利维坦》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观点，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提出了“战争不能避免而只能推迟”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萌芽。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是最早的国际法著作。该书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永久和平》都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趣的是，中国与欧洲在17世纪之前联系很少，但两种不同文明下的先贤们却对国家间关系有着很多相似的认识。这也许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是客观不变的，因此无论人们的文化背景有什么差别，只要他们深入其中，所发现的国际关系本质都是一样的。
例子：
烛之武和马基雅弗利两人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而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谁使另一人强大，谁便是摧毁自己”的观点，与烛之武的“邻之厚，君之薄也”的思想认识极其相似。至今，这种相对实力的思想观念仍是国家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分析大国实力关系的认识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初。美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在至今形成的几个主要学派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美国学者。
首先兴起的是理想主义学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于1918年发表的“十四点”讲话。理想主义主要从应然而非实然的角度看待国际问题，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至少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的。理想主义还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世界政府这样的组织来避免国家间的战争。理想主义为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其自身却没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大发展。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行为主义推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他于2006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将古典现实主义发展为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2001年）中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笔者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和现代中国实力》（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 Modern Chinese Power ）和2015年出版的《世界权力的转移》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是现实主义流派的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超越民族国家》（1964年）是自由主义中的功能主义著作，为其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则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被称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9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其代表性著作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年）。
进入21世纪后，除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之外，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格兰学派（English School，被误译为“英国学派”）、批判理论都有所发展。英格兰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Barry Buzan），其代表著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2000年）。表1-3是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总结。
表1-3 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流派
与欧美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从介绍国外理论的阶段进入理论创新的主动阶段，尽管学界关于研究范式和“中国学派”的问题尚未取得共识，但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推广，基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和历史经验的理论创新已经取得了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外交工作的研究，媒体负责关于国际时事的报道和评论，国际关系作为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更谈不上学科发展。1964年我国政府开始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又全面停顿。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才在中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分两方面：一是政府机构从事政策研究，二是学术界介绍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以后关于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越来越多，且速度越来越快。从80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开始模仿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张季良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概论》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国际关系教材。同年8月，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三个方面有了新发展。其一，科学研究方法得到了推广。清华大学率先开设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课程，之后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逐渐增加。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杂志社专门组织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研讨会，会上主张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之间开展了一场辩论。这场争论比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类似的争论大约晚了40年。随着研究者方法意识的增强，有实证检验的研究性论文数量逐渐增多。
其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主动寻找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再是消极等待美国学者发现问题后再参与研究。2005年创刊的《国际政治科学》是中国第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术杂志。为了有效地解释学术困惑，中国青年学者开始主动地创造新的理论框架，而不再局限于使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原理。
理论创新型研究占全部理论研究成果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学科某阶段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据统计，11种中国国际关系学期刊在2008—2011年所发表的理论研究性论文共463篇，其中有65篇是创新性论文，占总数的14%。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平均每写10篇理论研究性的论文，就会出现大约1.4篇创新性论文。考虑到统计的全部样本中包括了书评等原本不以创新为目的的论文类型，因此实际的创新比例应该还高于这个数字。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正在步入理论创新阶段。
其三，借鉴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趋势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去汲取营养。这表现为对先秦思想的整理和介绍以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为案例发展新的理论。进入21世纪后，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理先秦有关国家间关系的政治思想，第二阶段是运用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分析他们的思想，第三阶段是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和东亚历史创造新的理论。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努力所取得的创新成就在国际上得到了同行们的关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学者的著作，名为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 Modern Chinese Power ，成为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本土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该书的理论思想被称为“道义现实主义”。
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学派”的争论一方面反映出一些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希望摆脱西方的理论束缚，创建中国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国的政治思想开始对世界产生影响。
但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能否建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存疑的。首先，理论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智慧财富，具有超越国界的普世性。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探寻人类在国际交往互动中的一般性规律，而规律的客观普遍性决定了阐释规律的理论也是普遍的。一国学者发现的规律是无法不被与之敌对的国家所使用的。从学术上讲，一个理论流派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该学派的学者们具有共识性的假定。假定是理论推演的逻辑起点。如果缺乏共同的逻辑起点，就难以在学派内部实现理论知识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其国内存在很多从不同逻辑起点出发，演绎出完全对立结论的理论。这些对立理论的存在，使以国家命名的学派无法成立。
“中国学派”难创建，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无法进行理论创新并形成学术流派。目前，国内外同行认可的“清华路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探索。“清华路径”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东亚地区的历史经验，解释中国崛起带来的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的国际关系新现象。基于“清华路径”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个新理论流派。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与道义相关的政治领导类型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取向，将政治领导视为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变化的自变量，将实力作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和道义发挥作用的基础。在发展现实主义理论的同时，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还为中国崛起提出了王道的崛起战略。
中国要做一个王道国家
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很多，但它们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却不同。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里，现实主义理论在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以及国际新闻评论中有重要影响。2001年“9·11”事件后，国际反恐缓解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这使现实主义的影响力下降。2010年美国实施防范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后，现实主义学派重新恢复影响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主导影响力，是因为其对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容易理解，与人们的客观生活经验有较强的一致性。
自由主义理论在政策、学术、教学、新闻四方面的影响力仅次于现实主义，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其影响力可能大于现实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目前其影响力仍大于现实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关系中双赢的机会较大，国家容易达成合作，因此自由主义关于如何实现国际合作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方面，其影响力明显小于现实主义，因为这些领域中的国际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零和关系，难以达成合作。
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力始于21世纪，主要局限于大专院校的理论研究与教学。该理论对中国70后和80后的学者影响力较大。由于这派学者侧重研究理论问题，对政策研究和国际评论做得较少，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于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因此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学术界，对现实的国际政治缺乏指导性作用。建构主义具有理论性强和应用性差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范围较小。这一理论派别的学者以大专院校的“两课”教师为主，虽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被规定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但从事这门课程教学的人员很少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即使发表也多在非国际关系专业的杂志上。这派学者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较少。